中国有着悠久的重史传统，是史学发达最早的国度之一。

史学起于记事①，逐渐衍为资治之具，殷周王室已设立史官，“掌官书以赞治”②，此后历代相沿。中国的史书，从最早的文献汇编《尚书》算起，三千年间连绵不辍，代有佳篇，其间涌现从《春秋》到《正续通鉴》一类贯通古今的编年史，从《史记》到《清史稿》一类列朝相袭的纪传体史书，从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到《清史纪事本末》一类以事为纲，按事类编纂的纪事本末体史书，“十通”与“会要”一类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，中国史学不仅以记载史事详明、真切著称于世，而且力图“述往事，思来者”，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考之行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”③，试图将“历史——现实——未来”

勾连一气，为后来者提供经验教训。因此，中国史家不限于记事，还致力于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。这种历史哲学的沉思，散见于各类典籍，集成专书而且脍炙人口者，当推置于我们案头的《史通》和《文史通义》。

唐人刘知几（661—721）所著《史通》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，是对唐以前千余年间史学成就的一次取精用宏的总结。其内篇三十六篇，论史书源流、体例和编纂方法，外篇十三篇，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。作者

肯定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：

史之为用，其利甚博。乃生人之急务，为国家之要道。有国有家者，其可阙之哉！

又畅论史家三长——史才、史学、史识，其中尤重史识，倡导“不掩恶，不虚美”的实录、直书精神，“爱而知其丑，憎而知其善”，反对“妄生穿凿，轻究本原”。由这一评史标准，作者赞扬《左传》与《齐志》，称“左氏之义有三长”，“王劭《齐志》多记当时鄙言”；又批评被尊为经典的《春秋》“真伪莫分，是非相乱”，并指出《尚。书》、《论语》中的不实之载，显示了一种“疑古惑经”的批评精神。

清人章学诚（1738—1801）所著《文史通义》，是继《史通》之后又一部史学评论专书。作者详论“六经皆史说”，又在刘知几“史家三长”之外强调“史德”，也即“著书者之心术”，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，做到“善恶褒贬，务求公正”的一种品德。该书还讨论各类史体的发展演变及其得失长短，提倡史学经世，反对专务繁琐考证和空谈义理，对清代盛行的汉学和宋学都有所批评。该书总结前人修纂方志的经验，提出修志义例和理论，建立方志学，并将其列为史学的一支重要方面军。

《史通》和《文史通义》均出版过多种单行本，而二书并刊则以岳麓书社这一版本为首例。从事点校的三位青年学人桑士显、吴琦、董煊都有相当的文史功力，他们的劳作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方便。不幸的是，桑君竟在而立之年病故，他参与点校的两部史学名著的合刊本，正是对这位热情有为的早逝学者的纪念。

①《说文》：“史，记事者也，从义诗中。中，正也。”

②《周礼。天官冢宰》。

③《史记。太吏公自序》。

冯天瑜

1993年1月27日于武昌中国有着悠久的重史传统，是史学发达最早的国度之一。

史学起于记事①，逐渐衍为资治之具，殷周王室已设立史官，“掌官书以赞治”②，此后历代相沿。中国的史书，从最早的文献汇编《尚书》算起，三千年间连绵不辍，代有佳篇，其间涌现从《春秋》到《正续通鉴》一类贯通古今的编年史，从《史记》到《清史稿》一类列朝相袭的纪传体史书，从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到《清史纪事本末》一类以事为纲，按事类编纂的纪事本末体史书，“十通”与“会要”一类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，中国史学不仅以记载史事详明、真切著称于世，而且力图“述往事，思来者”，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考之行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”③，试图将“历史——现实——未来”

勾连一气，为后来者提供经验教训。因此，中国史家不限于记事，还致力于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。这种历史哲学的沉思，散见于各类典籍，集成专书而且脍炙人口者，当推置于我们案头的《史通》和《文史通义》。

唐人刘知几（661—721）所著《史通》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，是对唐以前千余年间史学成就的一次取精用宏的总结。其内篇三十六篇，论史书源流、体例和编纂方法，外篇十三篇，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。作者

肯定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：

史之为用，其利甚博。乃生人之急务，为国家之要道。有国有家者，其可阙之哉！

又畅论史家三长——史才、史学、史识，其中尤重史识，倡导“不掩恶，不虚美”的实录、直书精神，“爱而知其丑，憎而知其善”，反对“妄生穿凿，轻究本原”。由这一评史标准，作者赞扬《左传》与《齐志》，称“左氏之义有三长”，“王劭《齐志》多记当时鄙言”；又批评被尊为经典的《春秋》“真伪莫分，是非相乱”，并指出《尚。书》、《论语》中的不实之载，显示了一种“疑古惑经”的批评精神。

清人章学诚（1738—1801）所著《文史通义》，是继《史通》之后又一部史学评论专书。作者详论“六经皆史说”，又在刘知几“史家三长”之外强调“史德”，也即“著书者之心术”，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，做到“善恶褒贬，务求公正”的一种品德。该书还讨论各类史体的发展演变及其得失长短，提倡史学经世，反对专务繁琐考证和空谈义理，对清代盛行的汉学和宋学都有所批评。该书总结前人修纂方志的经验，提出修志义例和理论，建立方志学，并将其列为史学的一支重要方面军。

《史通》和《文史通义》均出版过多种单行本，而二书并刊则以岳麓书社这一版本为首例。从事点校的三位青年学人桑士显、吴琦、董煊都有相当的文史功力，他们的劳作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方便。不幸的是，桑君竟在而立之年病故，他参与点校的两部史学名著的合刊本，正是对这位热情有为的早逝学者的纪念。

①《说文》：“史，记事者也，从义诗中。中，正也。”

②《周礼。天官冢宰》。

③《史记。太吏公自序》。

冯天瑜

1993年1月27日于武昌 【目录】

　　长安二年武后临朝第十九年，至此十六改元。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，寻迁左史，于门下撰起居注。会转中书舍人，暂停史任，俄兼领其职。今上即位，除著作郎、太子中允、率更令，其兼旧脱“兼”字。修史皆如故。兼修史，以领职言，脱“兼”字则非。又属大驾还京，以留后在东旧脱“东”字。都。无儿，驿征入京，专知史事，仍迁秘书少监。自惟历事二主，从宦一作“官”两京，遍居司籍之曹，久处载言之职。昔马融三入东观，汉代称荣；张华再典史官，晋朝称美。嗟予小子，兼而有之。是用职思旧误作“司”。其优，不遑启处。尝以载削余暇，商榷一作“确”。史篇，下笔不休，遂盈筐箧。于是区分类聚，编而次之。

昔汉世诸儒，集论经传，定之于白虎观，因名曰《白虎通》。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，故便以《史通》为目。且汉求司马迁后，封为史通子，是知史之称通，其来自久。博采众议，爱定兹名。凡为廿卷，列之如左，合若干言。

旧注：除所阙篇，凡八万三千三百五十二字，注五千四百九十八字。于时岁次庚戌，景龙四年中宗元，是时复辟六年矣，仲春之月也。

史通–内篇　卷一

史通–内篇　卷二

　　表历第七

盖谱之建名，起于周代；一作“氏”。表之所作，因谱象形。故桓君山有云：“太史公《三代世表》，旁行邪通“斜”。上，并效周谱。”此其证欤？

夫以表为文，用述时事，施彼谱牒，旧本作“历”容或可取，载诸史传，未见其宜。何则？《易》以六爻穷变化，《经》《春秋》。以一字成褒贬，《传》包五始，《诗》含六义。故知文尚简要，语恶烦芜，何必款曲重沓，方称周备。

观一作“睹”。马迁《史记》则不然矣。一作“夫”，属下句。天子有本纪，诸侯有世家，公卿以下有列传；至于祖孙昭穆，年月职官，各在其篇，具有其说，用相考核，居然可知。而重列之以表，成其烦费，岂非谬乎？且表次在篇第，编诸卷轴，得之不为益，失之不为损。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，越至世家，表在一有“乎”字。其间，缄而不视，语其无用，可胜道哉！

既而班、《东》二史，原注：《东》谓《东观汉记》。各相祖述，迷而不悟，无异逐狂。必曲为铨择，强加引进，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。何者？当春秋、战国之时，天下无主，群雄错峙，各自年世。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，则诸国分年，一时尽见。如两汉御历，四海成家，公卿既为臣子，王侯才比郡县，何用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！

又有甚于斯者。异哉，班氏之《人表》也！区别九品，网罗千载，论世则异时，语姓则他族，自可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使善恶相从，先后为次，何藉而为表乎？且其书上自庖牺，下穷羸氏，不言汉事，而编入《汉书》；鸠居鹊巢，茑施松上，附生疣赘，不知翦截，何断而为限乎？一脱“乎”字。

至法盛书载中兴，改表为注，名目虽巧，芜累亦多。当晋氏播迁，南据扬、越，魏宗勃起，北雄燕、代；其间诸伪，十有六家，不附正朔，自相君长。一作“臣”。崔鸿著表，颇有甄明，比于《史》、《汉》群篇，其要为切者矣。

若诸子小说，编年杂记，如韦昭《洞纪》、陶弘景《帝代年历》。旧作“帝王历”。皆因表而作，用成其书。既非国史之流，故存而不述。

书志第八夫刑法、礼乐、风土、山川，求诸文籍，出于《三礼》。及班、马著史，别裁书志。考其所记，多效《礼经》。且纪一讹“记”。传之外，有所不尽，只字片文，于斯备录。语其通博，信作者之渊海也。

原夫司马迁曰书，班固曰志，蔡邕曰意，旧作“《东观》曰记”，非。华峤曰典，张勃曰录，何法盛曰说。名目虽异，体统不殊。亦犹楚谓之一无“之”字。梼杌，晋谓之乘，鲁谓之春秋，其义一也。

于其编目，旧作“次”，非。则有前曰《平准》，《史记》中名。后云《食货》；《汉书》改名。古号《河渠》，《史记》中名。今称《沟洫》；《汉书》改名，析《郊祀》《汉书》中名。为《宗庙》，《后汉》有此篇名，然非总类名，分《礼乐》《汉书》中名，为《威仪》；《隋志》之礼名《礼仪》。《悬象》《魏书》作《天象》。出于《天文》，《汉书》中初名。《郡国》《后汉》改名。生于《地理》。《汉书》中初名。如斯变革，不可胜计，或名非而物是，或小异而大同。但作者爱奇，耻于仍旧，必寻源讨本，其归一揆也。

若乃《五行》、《艺文》，班补子长之阙；八书中无此也，《百官》、《舆服》，谢谢承。拾孟坚之遗。班有《百官》，无《舆服》也。王隐后来，加以《瑞异》；隐书无考，《新晋书》删去。《宋书》有《符瑞》。魏收晚进，弘以《释老》。《魏。志》末篇。斯则自我作故，出乎胸臆，求诸历代，不过一二者焉。

大抵志之为篇，其流十五六家而已。其间则有妄入编次，虚张部帙，而积习已久，不悟其非。亦有事应可书，宜别际一有“篇”字。题，而古来作者曾未觉察。今略陈其义，列于下云。此下或注“已上总序”，或注“书志序”，皆非原文，可删也。中后同。

夫两曜百星，丽于玄象，非如九州万国，废置无恒。故海田可变，而景纬无易。古之天犹今之天也，今之天即古之天也，必欲刊之国史，施于何代不可也？

但《史记》包括所及，区域指世代言。绵长，故书有《天官》，读者竟忘其误，榷而为论，未见其宜。班固因循，复以天文作志，志无汉事而隶入《汉书》，寻篇考限，睹其乖越者矣。降及有晋，迄于隋氏，或地止一隅，或年才二世，而彼苍列志，其篇倍多，流宕忘归，不知纪极。方于《汉史》，又孟坚之罪人也。

窃以国史所书，宜述当时之事。必为志而论天象也，但载其时彗孛氛祲，薄食晦明，裨灶、梓慎之所占，京房、李郃之所候。至如一作“于”。荧惑退舍，宋公延龄，中台告诉，晋相速祸，星集颍川而贤人聚，月犯少微而处士亡，如斯之类，志之可也。若乃体分濛澒，色著青苍，丹曦、日也。素魄月也。之躔次，黄道、日行之道，紫宫紫微宫垣。之分野，既不顶于人事，辄编之于策书，故曰刊之国史，施于何代不可也。其间唯有袁山松、著《后汉书》。沈约、著《宋书》。萧子显、著《南齐书》。魏收著《魏书》。等数家，颇觉其非，不遵旧例。凡所记录，多合事宜。寸有所长，贤于班、马远矣。

伏羲已降，文籍始备；逮于战国，其书五车，传之无穷，是曰不朽。夫古之所制，我有何力，而班《汉》定其流别，编为《艺文志》。论其妄载，事等上篇。《续汉》已还，祖述不暇。夫前志已录，而后志仍书，篇目如旧，频烦互出，何异以水济水，谁能饮之者乎？

且《汉书》之志天文、艺文也，盖欲广列篇名，示存书体而已；文字既少，披阅易周，故虽乖节文，而未甚秽累。既而后来继述，其流日广。天文则星占、月会、浑图、浑天。周髀盖天之流，艺文则四部、《七录》、《中经》、秘阁之辈，莫不各逾三箧，自成一家。史臣所书，宜其辍简。而近世有著《隋书》者，乃广包众作，勒成二志，骋其繁富，百倍前修。非唯循覆车而重轨，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。

但自史之立志，非复一门，其理有不安，多从沿革。唯艺文一体，古今是同，详求厥义，未见其可。愚谓凡撰志者，宜除此篇；必不能去，当变其体。近者宋孝王《关东风俗传》赤有《坟籍志》，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，雠校之司。所列书名，唯取当时撰者。习兹楷则，庶免讥嫌。语曰：“虽有丝麻，无弃营蒯。”于宋生得之矣。

夫灾祥之作，以表吉凶。此理昭昭，不易诬也。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，鲸鲵死而彗星出，河变应于千年，山崩由于朽壤。又语曰：“太岁在西，旧作“丑”，误。乞浆得酒；太岁在酉，贩妻鬻子。”皆贴气数说，则知吉凶递代，如盈缩循环，此乃关诸天道，不复系乎人事。

且周王决疑，龟焦蓍折，宋皇誓众，竿坏幡亡，枭止凉一作“梁”，一作“京”，并非。师之营，鵩集贾生之舍。斯皆妖灾著象，而福禄来钟，愚智不能知，晦明莫之测也。然而古之国史，闻异则书，未必皆审其休咎，详其美恶也。故诸侯相赴，有异不为灾，见于《春秋》，其事非一。

洎汉兴，儒者乃考《洪范》以释阴阳。其事也如江壁传于郑客，一作“谷”，误。远应始皇；卧柳植于上林，近符宣帝。门枢白发，元后之祥，桂树一作“梓柱”。黄雀，新都之谶。举夫一二，良有可称。至于蜚蜮蝝螽，震食崩坼，陨霜雨雹，大水无冰，其所证明，实皆迂阔。故当春秋之世，其在于鲁也，如有旱雩钟侯，螟口伤苗之属；是时或秦人归襚，或毛伯赐命，或滕、邾入朝，或晋、楚来聘。皆持此恒事，应彼咎征，吴或作“旻”。穹垂谪，厥罚安在？探赜索隐，其可略诸。

且史之记载，难以周悉。近者宋氏，年唯五纪，地止江、淮，书满百篇，号为繁富。作者犹广之以《拾遗》，加之以《语录》。况彼《春秋》之所记也，二百四十年行事，夷夏之国尽书，而《经传集解》杜预注本。卷才三十。

则知其言一无“言”字，所略，盖亦多矣。而汉代儒者，罗灾眚于二百年外，讨符会于三十卷中，安知事有不应于人，应而人旧作“人而”。失其事？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兆者哉！

若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说，谓王札子之作乱，在彼成年；原注：《春秋》成公元年二月，无冰。董仲舒以为其时王札子杀召伯、毛伯。案今《春秋经》，札子杀毛伯事在宣十五年，非成公时。夏征舒之构逆，当夫昭代；原注：《春秋》昭公九年，陈灾。董仲舒以为楚庄王为陈讨夏征舒，因灭陈，陈之臣子毒恨，故致火灾。案楚庄王之灭陈，在宣十一年，如昭九年所灭者，乃楚灵王时。且庄王卒，恭王立，恭王卒，康王立；康王卒，夹敖立；夹敖卒，灵王立。相去凡五世。楚庄作霸，荆国始僭称王；原注：《春秋》桓公三年，日有食之，既。京房《易传》以为后楚庄称王，兼地千里。案自武王始僭号，历文、成、穆三王，始至于庄，然则楚之称王已四世矣，何得言庄始称哉！

又鲁桓薨后，世历庄、闵、釐、文、宣，凡五君而楚作霸，安有桓三年日食而应之邪？高宗谅阴，毫都实生桑谷。原注：《书序》曰：“伊陟相太戊，毫有桑谷共生。”刘向以为殷道衰，高宗承弊而起，尽谅阴之哀，天下应之。

既获显荣，怠于政事，而国将危亡，故桑谷之异见。案太戊崩，其后嗣有仲丁、河亶甲、祖乙、盘庚，凡历五世，始至武丁，即高宗是也。桑谷自太戊时生，非高宗事。高宗又本不都于毫。晋悼临国，六卿专政，以君事臣；原注：董仲舒以为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戍朔，日有食之，时宿在毕，晋国象也。

晋厉公诛四大夫，四大夫欲杀厉公。后莫敢责大夫，六卿遂相与比周专晋，国君还事之。案《春秋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，日食，非是六月。鲁僖末年，三桓世官，杀嫡立庶。原注：《春秋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，陨霜，不杀革。

刘向以为是时公子遂专权，三桓始世官，向又曰：嗣君微，失秉事之象也。

又釐公二十九年秋，大雨雹。刘向以为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，专权自恣，至于杀君，故阴胁阳之象见。釐公不悟，遂终专权。后二年，杀子赤，立宣公。

案此事乃文公末世，不是釐公时也。遂即东门襄仲。赤，文公太子，即恶也。

斯皆不凭章句，直取胸怀。或以前为后，以虚为实；移的就箭，曲取相谐；掩耳盗钟，自云无觉。讵知后生可畏，来者难诬者邪！

又品藻群流，题目庶类，谓莒为大国，菽为强草，口著青一作“素”。

色，疑脱偶句四字。负穒非中国之虫，原注：《春秋》严公二十九年，有蜰.刘歆以为蜰，负蠜也。刘向以为非中国所有。南越盛暑，男女同川浴，淫风所生。是时严公取齐淫女为夫人，既入，淫于两叔，故蜰至。案负蠜，中国所生，不独出南越。鸜鹆为夷狄之鸟。原注：《春秋》昭公二十五年，鸜鹆来巢。刘向以为夷狄之禽。案鸜鹆，中国皆有，唯不逾济水耳。事见《周官》。

如斯诡妄，不可殚论。而班固就加纂次，曾靡铨择，因以五行编而为志，不亦惑乎？

且每有叙一灾，推一怪，董、京之说，前后相反；向、歆之解，父子不同。原注：桓公三年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鲁、宋杀君，易许田。

刘歆以为晋曲沃庄伯杀晋侯。京房以为后楚庄称王，兼地千里也。又：庄公七年夜中星陨如雨。刘向以为夜中者，即中国也。刘歆以为昼象中国，夜象夷狄。刘向又以为蜮生南越。刘歆以为盛暑域所生，非自越来也。遂乃双载其文，两存厥理。言无准的，事益烦费，岂所谓撮其机要，收彼菁华者哉！

自汉中兴已还，迄于宋、齐，其间司马彪、《续汉书》。臧荣绪、《晋书》。沈约、《宋书》。萧子显《齐书》。相承载笔，竞志五行。虽未能尽善，而大较多实。何者？如彪之徒，皆自以名惭汉儒，才劣班史，凡所辩论，务守常途。既动遵绳墨，故理绝河汉。兼以古书从略，求征应者难该；近史尚繁，考祥符者易洽。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，后进所以事反一讹作“不”。精审也。

然则天道辽远，裨灶焉知？日蚀不常，文伯所对。至如梓慎之占星象，赵达之明风角，单飏识魏祚于黄龙，董养征晋乱于苍鸟，一作“鹅”。斯皆肇彰先觉，取验将来，言必有中，语无虚发。苟志之竹帛，其谁曰不然。若乃前事已往，后来追证，课彼虚说，成此游词，多见其老生常谈，徒烦翰墨者矣。

子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”又曰：“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”又曰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或作“智”。也。”

鸣呼！世之作者，其鉴之哉！谈何容易，驷不及舌，无为强著一书，一作“言”。受嗤千载也。

或以为天文、艺文，虽非《汉书》所宜取，而可一作“有”。广闻见，难为删削也。对曰：苟事非其限，而越理成旧讹作“来”。“来”、“成”二字，行草相类也。书，自可触类而长，于何不录？又有要于此者，今可得而言焉。夫圆首方足，一作“趾”。含灵受气，吉凶形于相皃，古“貌”字。贵贱彰于骨法，生人之所欲知也；四支六府，痾瘵所缠，苟详其孔穴，则砭的无误，此养生之尤急也。且身备并列，身谓人形，名谓天象。亲疏自明，岂可近昧形骸，而远求辰象！既天文有志，何不为人形志乎？茫茫九州，言语各异，大汉依班史所称。輶轩之使，译导而通，足以验风俗之不同，示皇威之广被，且事当炎运，尤相关涉，《尔雅》释物，非无往例。既艺文有志，何不为方言志乎？但班固缀孙卿之词以序《刑法》，探孟轲之语用裁《食货》，《五行》出刘向《洪范》，《艺文》取刘歆《七略》，因人成事，其目遂多。

至若许负《相经》、扬雄《方言》，并当时所重，见传流俗。若加以二志，幸有其书，何独舍诸？深所未晓。

历观众史，诸志列名，或前略而后详，或古无而今有。虽递补所阙，各自以为工，榷而论之，皆未得其最。

盖可以为志者，其道有三焉：一曰都邑志，二曰氏族志，三曰方物志。

何者？京邑翼翼，四方是则。千门万户，长安。兆庶仰其威神；虎踞龙蹯，建邺。帝王表其尊极。兼复土阶卑室，好约者所以安人；阿房、未央，穷奢者由其败国。此则其恶可以诫世，其善可以劝后者也。且宫阙制度，朝廷轨仪，前王所为，后王取则。故齐府高齐。肇建，诵魏都以立宫；代国元魏初，国号代。初迁，写吴京而树阙。故知经始之义，卜揆之功，经百王而不易，无一日而可废也。至如一作“于”。两汉之都咸、洛、咸阳、洛阳。晋、宋之宅金陵，魏徙伊、瀍，齐居漳、滏，邺都。隋氏二世，分置两都，此并规模宏远，名号非一。凡为国史者，宜各撰部邑志，列于舆服之上。

金石、草木、缟纻、丝枲之流，鸟兽、虫鱼、齿革、羽毛之类，或百蛮攸税，或万国是供；《夏书》则编于《禹贡》，《周书》则托于《王会》。

亦有图形九牧之鼎，《左》宣三年。列状四荒之经。《山海经》。观之者擅其博闻，学此二字一本倒刊。之者骋其多识。自汉氏拓境，无国不宾，则有邛竹传节，口酱流味，大宛献一作“输”。其善马，条支致其巨雀。爱及魏、晋，迄于周、隋，咸亦遐迩来王，任土作贡。异物归于计吏，奇名显于职方。

凡为国史者，宜各撰方物志，列于食货之首。

帝王苗裔，公侯子孙，余庆所钟，百世无绝。能言吾祖，郯子见师于孔公；不识其先，籍谈取诮于姬后。故周撰《世本》，式辨诸宗：楚置三闾，实掌王族。逮乎晚叶，谱学尤烦。用之于官，可以品藻土庶；施之于国，可以甄别华夷，自刘、曹受命，雍、豫为宅，世胄相承，子孙蕃衍。及永嘉东渡，流寓扬、越：代氏南迁，革夷从夏。于是中朝江左，一作“右”。南北混淆；华壤边民，虏汉相杂。隋有天下，文轨大同，江外，南兼陈氏。山东，东并高齐。人物殷凑。其间高门素一作“贵”。族，非复一家；郡正州曹，旧作“都”。世掌其任。凡为国史者，宜各撰氏族志，列于百官之下。

盖自都邑以降，氏族而住，实为志者所宜先，而诸史竟无其录。如休文《宋籍》，广以《符瑞》；伯起《魏篇》，加之《释老》，徒以不急为务，曾何足云。惟此数条，粗加商略，得失利害，从可知矣。庶夫后来作者，择其善而行之。

或问曰：子以都邑、氏族、方物宜名纂一作“缵”。次，以志名篇，夫史之有志，多凭旧说，苟世无其录，则阙而不编，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。对曰：案帝王建国，本无恒所，作者记事，亦在相时。远则汉有《三辅典》，近则隋有《东都记》。并记一统之都。于南则有宋《南徐州记》、《晋宫阙名》，记南朝。于北则有《洛阳伽蓝记》、《邺都故事》。记北朝。盖都邑之事，尽在是矣。谱牒之作，盛于中古。汉有赵岐《三辅决录》，晋有挚虞《族姓旧作“姓族”。记》；记一统世族。江左有两王《百家谱》，记南族。中原有《方司殿疑当作“选”。格》。记北族。盖氏族之事，尽在是矣。自沈莹著《临海水土》，周处撰《阳羡风土》，旧作“土风”。二老举其始作。厥类众多，谅非一族。是以《地理》为书，陆澄集而难尽；《水经》加注，郦元编而不穷。总括续撰。盖方物之事，尽在是矣。凡此诸书，代不乏作，必聚而为志，奚患无文？譬夫涉海求鱼，登山采木，至于鳞介修短，柯条巨细，盖在择之而已。苟为鱼人、匠者，何虑山海之贫罄哉？

　　论赞第九《春秋左氏传》每有发论，假君子以称之。二传云公羊子、谷梁子，《史记》云太史公。既而班固曰赞，苟悦曰论，《东观》曰序，谢承曰诠，陈寿曰评，王隐曰议，问法盛曰述，扬雄曰撰，句末的，详注中。刘昺曰奏，袁宏、裴子野自显姓名，皇甫谧、葛洪列其所号。玄晏先生、抱朴子。史官所撰，通称史臣。其名万殊，其义一揆。必取便于时者，则总归论赞旧讹作“著”。焉。一脱“赞”字，一无“焉”字。夫论者一失此三字。所以辩疑惑，释凝滞。若愚智共了，固无俟商榷。

丘明“君子曰”者，其义实在于斯。谓非每传皆有，司马迁始或讹作“殆”，限以篇终，各书一论。必理有非要，则强生其父，史论之烦，实萌于此。篇必有论，自《史记》始。夫拟《春秋》成史，持论尤当从“犹”义。宜阔略。

其有本无疑事，辄设论以裁之，此皆私徇笔端，苟炫文彩，嘉辞美句，寄诸简册。岂知史书之大体，载削之指归者哉？

必寻其得失，考其异同，子长淡泊一作“薄”。无味，承祚偄一作“懦”。缓不切，贤才间出，隔世同科。盂坚辞惟温雅，理多惬当；其尤美者，有典诰之风，翩翩奕奕，良可咏也。仲豫荀悦字。义理虽长，失在繁富。自兹以降，流宕忘返，大抵皆华多于实，理少于文，鼓其雄辞，夸其俪事。必择其善者，则干宝、范晔、裴子野是其最也，沈约、臧荣绪、萧子显抑其次也，就繁俪中所取如此，非以为准的也。孙安国都无足采，习凿齿时有可观。若袁彦伯宏字。之务饰玄言，谢灵运之虚张高论，玉卮无当，曾何足云！王劭志在简直，言兼鄙野，苟得其理，遂忘其文。观过知仁，一作“人”。斯之谓矣。大唐修《晋书》，作者皆当代词人，远弃史、班，近宗徐、庾。夫以饰彼轻薄之句，而编为史籍之文，无异加粉黛于壮夫，服绮纨于高士者矣。

史之有论也，盖欲事无重出，谓补传所无。文省旧作“省文”，下同。可知。谓单词已足。如太史公曰：观张良貌如美妇人；旧有“耳”字。项羽重瞳，岂舜苗裔。此则别加他语，以补书中，所谓事无重出者也。又如班固赞曰：石建之浣衣，此句旧作“万石君之为父浣衣”，非。君子非之；杨王孙裸葬，贤于秦始皇远矣。此则片言如约，而诸义甚备，所谓文省可知者旧脱“者”字。也。及后来赞语之作，多录纪传之言，其有所异，唯加文饰而已，至于甚者，则天子操行，具诸纪末，继以论曰，接武前修，纪论不殊，徒为再列。

马迁《自一无“自”字。序传》后，历写诸篇，各叙其意。在《自序》之后，文仍散体。既而班固变为诗体，号之曰述。在《叙传》之后，文皆四言。范晔改彼述名，呼之以赞。寻述赞为例，篇有一章，分缀自此始。事多者则约之一有“以”字，下同。使少，理寡一作“小”。者则张之令大，名实多爽，详略不同。且欲观人之善恶，史之褒贬，盖无假于此也。一无“也”字。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，使其条贯有序，历然可阅。蔚宗《后书》，实同班氏，乃各附本事，书于卷未，篇目相离，断绝失次。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，如萧、子显。李百药。《南、北齐史》旧脱“齐”字。大唐新修《晋史》，皆依范《书》误本，篇终有赞。夫每卷立论，其烦已多，而嗣论以赞，为黩弥甚。亦犹文士制碑，序终而续以铭曰：释氏演法，义尽而宣以偈言。苟撰史若斯，难以议夫简要者矣。

至若与夺乖宜，是非失中，如班固之深排贾谊，范晔之虚美隗嚣，陈寿谓诸葛不逮管、萧，魏收称尔朱可方伊、霍；或言伤其实，或拟非其伦，必备加击难，则五车难尽。故略陈梗概，一言以蔽之。

序例第十孔安国有云：序者，所以叙一作“序”。作者之意也。窃以《书》列典谟，《诗》含比兴，若不先叙其意，难以曲得其情。故每篇有序，敷畅厥义。

即《书》序、《诗》小序。降逮《史》、《汉》，以记事为宗，至于表志杂传，亦时复立序。文兼史体，状若子书，然可与诰誓相参，风雅齐列矣。

迨华峤《后汉》，多同班氏。如《刘平》、《江革》等传，其序先言孝道，次述一作“入”。毛义养亲。此则前汉王贡传体，其篇以四皓为始也。峤言辞简质，叙致温雅，味其宗旨，亦孟坚之亚欤？

爱洎范晔，始革其流，遗弃史才，矜炫文彩。后来所作，他皆若斯。于是迁、固之道忽诸，微婉之风替矣。若乃《后妃》、《列女》、《文苑》、《儒林》，凡此之流，范氏莫不列序。夫前史所有，而我书独无，世之作者，以为耻愧。故上自《晋》、《宋》，下及《陈》、《隋》，每书必序，课成其数。盖为史之道，以古传今，古既有之，今问为者？滥觞肇迹，容或可观，累屋重架，无乃太甚。譬夫一作“如”。方朔始为《客难》，续以《宾戏》、班固作。《解嘲》；扬雄作。枚乘首唱《七发》，加以《七章》、《七辩》。音辞虽异，旨趣皆同。此乃读者所厌闻，老生之恒说也。

夫史之有例，犹国之有法。国一有“之”字，下同。无法，则上下靡定；史无例，则是非莫准。昔夫子修经，始发凡例；左氏立传，显其区域。科条一辨，彪炳可观。降及战国，迄乎有晋，年逾五百，史不乏才，虽其体屡变，而斯文终绝。唯令升干宝字。先觉，远述丘明，重立凡例，勒成《晋纪》。

邓粲、孙盛已下，遂一作“遽”。蹑其踪。史例中兴，于斯为盛。若沈《宋》沈约《宋书》。之志序，萧《齐》子显《齐书》。之序录，虽皆以序为名，其实例也。必定其臧否，征其善恶，干宝、范晔，理切而多功，邓粲、道鸾，词烦而寡要，子显虽文伤蹇踬，而义甚优长。斯一二家，皆序例之美者。

夫事不师古，匪说攸闻，苟模楷曩贤，理非可讳。而魏收作例，全取蔚宗，贪天之功以为已力，异夫范依叔一作“政”，非。骏，华峤字。班习子长。攘诀公行，不岂不也。陷穿窬之罪也？

盖凡例既立，当与纪传相符。案皇旧作“唐”，非。朝《晋书》例云：“凡天子庙号，唯书于卷末。”依检孝武崩后，竟不言庙曰烈宗。又案百药《齐书》例云：“人有本字行者，今并书其名。”依检如高慎、斛律光之徒，多所仍旧，谓之仲密明月。此并非言之难，行之难也。又一作“及”。《晋》、《齐》史例皆云：“坤道卑柔，中宫不可为纪，今一作“今”。编同列传，以戒牝鸡之晨。”窃惟录皇后者既为传体，自不可加以纪名。二史之以后为传，虽云允惬，而解释非理，成其偶中。所谓画蛇而加足，反失杯中之酒也。

至于题目失据，褒贬多违，斯并散在诸篇，此可得而略矣。

题目第十一上古之书有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，其次有春秋、尚书、梼杌、志如“志曰丧祭从先祖”之“志”。乘。自汉已下，其流渐繁，大抵史名多以书、记、纪、略为主。后生祖述，各从所好，沿革相因，循环递习。盖区域有限，莫逾于此焉。

至孙盛有《魏氏春秋》，孔衍有《汉魏一脱“魏”字，一误作“隋”。尚书》，陈寿、王劭曰志，何之元、刘璠曰典。此又好奇厌俗，习旧捐新，虽得稽古之宜，未达从时之义。

榷而论之，其编年月一多“日”字。者谓之纪，荀、袁《汉纪》之类。

列纪或作“记”，非。传者谓之书；《前、后汉书》之类。取顺于时，斯为最也。夫名以定体，为实之宾，苟失其途，有乖至理。案吕、陆二氏，吕不韦、陆贾。各著一书，唯次篇章，不系时月，此乃子书杂记，而皆号曰春秋。

鱼豢、姚察著魏、梁二史，巨细毕载，芜累甚多，而俱榜之以略，考名责实，奚其爽一作“丧”。欤！

若乃史传杂篇，区分类聚，随事立号，谅无恒规。如马迁撰皇后传，而以外戚命章。案外戚凭皇后以得名，犹宗室因天子而显称，若编皇后而曰外戚传，则书天子而曰宗室纪，可乎，班固撰《人表》，以古今为目。寻其所载也，皆自秦而往，非汉之事。古诚有之，今则安在？子长《史记》别创八书，孟坚既以汉为书，不可更标书号，改书为志，义在互文。而何氏《中兴》《晋中兴书》。易志为记，此则贵于革旧，未见其能取新。

夫战争方殷，雄雌未决，则有不奉正朔，自相君长；必国史为传，宜别立科条。至如陈、项诸雄，寄编一作“篇”。汉籍：董、袁群贼，附列《魏志》。既同臣子之例，孰辨彼此之殊？唯《东观》以平林、下江诸人列为载记。顾一作“赖”，非。后来作者，莫之遵效。逮《新晋》《晋书》唐初新定，故曰《新晋》，始以十六国主持一作“特”。载记表名，可谓择善而行，巧于师古者矣。

观夫旧史列传，题卷靡恒。文少者则具出姓名，若司马相如、东方朔是也；字烦者唯书姓氏，若毋将、盖、陈、卫、诸葛传是也；必人多面姓同者，则结定其数，若二袁、四张、二公孙传是也。如此标格，足为详审。

至范晔举例，始全录姓名。历短行于卷中，丛细字于际外；其子孙附出者，注于祖先之下；乃类俗之文案孔目、药草经方，烦碎之至，孰过于此？

窃一作“切”。以《周易》六爻，义存象内；《春秋》万国，事具传中，读者研寻，篇终自晓，何必开帙解带，便令昭然满目也。

自兹已降，多师蔚宗。魏收因之，则又甚矣。其有魏世邻国编于魏史者，于其人姓名之上，又列之以邦域，申之以职官；至如江东帝主旧讹“王”。则云僭晋司马睿、岛夷刘裕；河西酋长则云私署一讹“置”。凉州牧张实、私署凉王李皓。并见《魏书》目录。此皆篇中所具，又于卷首具列。必如收意，使其撰《两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，题诸盗贼传，亦当云僭西楚霸王一脱此二字，项羽、伪宁朔王隗嚣。自余陈涉、张步、刘璋、袁术，其位号皆一一别作“一二”。具言，无所不尽者一无“者”字。也。

盖法令滋章，古人所慎。若范、魏之裁篇目，可谓滋章之甚者乎？苟忘彼大体，好兹小数，难与议夫“婉而成章”，“一字以为褒贬”者矣。

断限第十二夫书之立约，其来尚矣。如尼父之定《虞书》也，以舜为始，而云“粤若稽古帝尧”；丘明之传鲁史也，以隐为先，而云“惠公元妃盂子”。此皆正其疆里，开其首端。因有沿革，遂相交互，事势当然，非为滥轶也。过此已往，可谓狂简不知所裁者焉。

夫一作“又”。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若《汉书》之立表志，班传除沿袭《史记》二、三篇外，皆无越限，故单言表志。其殆侵官离局或作“扃”。者乎？考其滥觞所出，起于司马氏。案马《记》以史制名，班《书》持汉标目。《史记》者，载数千年之事，无所不容；《汉书》者，纪十二帝之时，有限斯极。固既分迁之记，判其去取，纪传所存，唯留汉日；或作“目”，非。表志所录，乃尽牺年，举一反三，岂宜或作“不”，误。若是？胶柱调瑟，不亦谬欤！但固之踳驳，既往不谏，而后之作者，咸习其迷。一作“途”。《宋史》则上括魏朝，曹魏。《隋书》则仰包梁代。求其所书之事，得十一于千百。一成其例，莫之敢移；永言其理，可为叹息！

当魏武乘时拨乱，电扫群雄，锋镝之一无“之”字，下同。所交，网罗之所及者，盖唯二袁、刘、刘表。吕而已。若一作“至”，旧讹作“各”。进鸩行弑，燃脐就戮，总关王室，谓汉。不涉霸图，谓曹。而陈寿《国志》引居传首。夫汉之一有“有”字，下同。董卓，犹秦之赵高，昔车令中车府令。之诛，既不列于《汉史》，何太师卓目为太师。之毙，遂独刊于《魏书》乎？兼复臧洪、陶谦、刘虞、孙公孙。瓒生于季末，自相吞噬。其于曹氏也，非唯理异犬牙，固亦事同风马；汉典所具，而魏册仍编，岂非流宕忘归，迷而不悟者也？

亦有一代之史，上下相交，若已见它记，则无宜重述。故子婴降沛，其详取验于《秦纪》；伯符孙策字。死汉，其事断入于《吴书》。沈录金行，上羁刘主；魏刊水运，下列高王。唯蜀与齐各有国史，越次而载，孰曰攸宜？

自五胡称制，四海殊宅。江左既承正朔，斥彼魏胡，一作“朝”，非。胡兼五胡言也，故氏、羌有录，索虏成传。魏本出于杂种，窃亦自号真君。魏太武元太平真君。其史党附本朝，思欲凌驾一作“架”。前作，遂乃南笼典午，传收东普，北吞诸伪，匈奴、羯、徒河、氐、羌等。

比于群盗，尽入传中。但当有晋元、明二帝。之时，中原秦、氐符、羌姚。赵匈刘、羯石。之代，并在魏前。元氏膜拜稽首，自同臣妾，其时尚微。

而反列之于传，何厚颜之甚邪！又张、实。李雄。诸姓，据有凉、蜀，其于魏也，校年则前后不接，论地则参商有殊，何预魏氏而横加编载？

夫《尚书》者，七经之冠冕，百氏之襟袖。凡学者必先精此书，次览群籍。譬夫行不由径，作“路”字训。非所闻焉。修国史者，若旁采异闻，用成博物，斯则可矣。如班《书。地理志》，首旧有“遂”字。全写《禹贡》一篇。降为后书，持续前史。盖以水济水，床上施床，徒有其烦，竟无其用，岂非惑乎？昔春秋诸国，赋诗见意，《左氏》所载，唯录旧有“其”字，章名。如地理为书，论自古风俗，至于夏世，宜云《禹贡》已详，何必重述古文，益其辞费也？

若夷狄本系，四字截句。旧作“係”，非。种落所兴。北貊起自淳维，南蛮出于槃亦作“盘”。瓠，高句丽以鳖桥获济，吐谷浑因马斗徙居。诸如此说，一多“者”字。求之历代，何书不有？而作之一无“之”字。者曾不知前撰已著，一多“而”字。后修宜辍，遂乃百世相传，一字无改。盖骈指在手，不加力于千钧；附赘居身，非广形于七尺。为史之体，有若干斯，苟滥引它事，丰其部帙，以此称博，异乎吾党一有“之”字。所闻。

陆士衡有云：“虽有爱而必捐。”语见《文赋》。善哉斯言，可谓达作者之致矣。夫能明彼断限，定其折中，历选自古，唯萧子显近诸。然必谓都无其累，则吾未之一无“之”字。许也。

编次第十三昔《尚书》记言，《春秋》记事，以日月为远近，年世为前后；用使阅之者，雁行鱼贯，皎然可寻。至马迁始错综成篇，区分类聚。班固踵武，仍加祖述。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，名目相违，朱紫以之混淆；冠履于焉颠倒，盖可碍而言者矣。

寻子长之列传也，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。至于龟策异物，不类肖形：而辄与黔首同科，俱谓之传，不其怪乎？且龟策所记，全为志体，向若与八书齐列，而定以书名，庶几物得其朋，同声相应者矣。

孟坚每一姓有传，多附出一作“出附”。余亲。一讹作“观”。其事迹尤异者，则分入它部。故博陆、去病，昆弟非复一篇；外戚、元后，妇姑分为二录。至如元王高祖八弟交。受封于楚，至孙戊而亡。案其行事，所载甚寡，而能独载疑当作“成”。一卷者，实由向、歆之助耳。但交封汉始，地启列藩；向居刘末，职才卿士。昭穆既疏。家国又别。适使分楚王子孙于高、惠之世，与荆、高祖从父兄。代当作“赵”，高祖子。并编；析刘向父子于元、成之间，与王、王言。京京房。共列。方于诸传，不亦类乎？

又自古王室虽微，天命未改，故台名逃责，古通“债”。尚曰一作“书”。周王君未系颈，且云秦国。况神玺在握，火德犹存，而居摄王莽年。建年，不编《平纪》之末；孺子主祭，咸书《莽传》之中。遂令汉余数岁，湮没无睹，求之正朔，不亦厚诬。

当汉氏之中兴也，更始升坛改元，寒暑三易。世祖称臣北面，诚节不亏。

既而兵败长安，祚归高邑，兄亡亡谓失位，弟及，历数相承。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，登文叔于纪首，事等跻僖，位先不窋。夫《东观》秉笔，容或诌于当时；后来所修，理当刊革者也。

盖逐兔争捷，瞻乌靡定，群雄僭盗，为我驱除。是以史传所分，真伪有别；陈胜、项籍见编于高祖之后，隗嚣、孙公孙。述不列于光武之前。而陈寿《蜀书》首标二牧，谓益州牧，即焉、璋也。次列先主，以继焉、璋，岂以蜀是伪朝，遂乃不遵恒例。但鹏、鷃一也，何大小之异哉？

《春秋》嗣子谅闇未逾年而废者，既不成君，故不别加篇目。是以鲁公十二，恶、视不预其流。及秦之子婴，汉之昌邑，咸亦因胡亥而得记，附孝昭而获闻。而吴均《齐春秋》乃以郁林为纪，事不师古，何滋章之甚与！

观梁、唐二朝，撰《齐》、《隋》两史，东昏齐废帝。犹在，而遽列和年；炀帝未终，而已编恭纪。原其意旨，岂不以和为梁主所立，恭乃唐氏所承，所以黜永元东昏元。而尊中兴，和帝元。显义宁恭帝元。而隐大业。炀帝元。苟欲取悦当代，遂乃轻侮前朝。行之一时，庶叶权道；播之千载，宁一作“未”。为格言！

寻夫本纪所书，资传乃显；一作“列传仍显”。表志异体，不必一误作“必不”。相涉。旧史以表志之帙介于纪传之间，降及蔚宗，肇加厘革，沈、魏继作，相与因循。今止《魏书》志编传后，范、沈二书，后人易置矣。既而子显《齐书》、颖达《隋史》，不依范例，重遵班法。盖择善而行，何有远近；闻义不徙，是吾忧也。

若乃先黄、老而后《六经》，《史记》。后外戚而先夷狄；《汉书》。

老子与韩非并列，《史记》。贾诩将荀或同编；《魏志》。《孙弘公孙弘。

传赞》，宜居《武》、《宣》旧作“宣武”，不合。《纪》末；宗庙迭毁，枉入《玄成传》终。一作“中”。并《汉书》。如斯舛谬，不可胜纪。今略其尤甚者耳，故不复一一而详之。

称谓第十四孔子曰：“唯名不可以假人。”又曰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。一衍“云云”二字。“必也正名乎！”是知名人折中，君子所急。况复列之篇籍，传之不朽者邪！昔夫子修《春秋》，吴、楚称王而仍旧曰子。此则褒贬之大体，为前修之楷式也。

马迁撰《史记》，项羽僭盗而纪之曰王，此则真伪莫分，为后来所惑者乎。自兹已降，讹谬相因，名讳所施，轻重莫等。至如更始中兴汉室，光武所臣，虽事业不成，而历数终在。班、范二史皆以刘玄为目，不其慢乎？

古者二国争盟，晋、楚并称侯伯；七雄力战，齐、秦俱曰帝王。其间虽胜负有殊，大小不类，未闻势穷者即为匹庶，力屈者乃成寇贼也。二脱“也”字。至于近古则不然。当汉氏云亡，天下鼎峙，论王道则曹逆而刘顺，语国祚则魏促而吴长。但以地处函夏，人传正朔，度长絜短，魏实居多。二方之于上国，或作“若方之于七国”，非。亦犹秦缪、楚庄，与文、襄比魏于晋、宋。而并霸。原注：蜀昭烈主可比秦缪公，吴大帝可比楚庄王。逮作者之书事也，乃没吴、蜀号谥，呼权、备姓名；原注：谓鱼豢、孙盛等。方于魏邦，悬隔顿尔，惩恶劝善，其义安归。

续以金行版荡，戎、羯称制，统言五胡。各有国家，实同王者。晋世臣子党附君亲，嫉彼乱华；比诸群盗。此皆苟徇私忿，忘夫至公；自非坦怀爱憎，无以定其得失。至萧方等始存诸国名谥，僭帝者皆你之以王。此则赵犹人君，武灵王，加以主一作“王”，非。号；杞用夷礼，贬同子爵。变通其理，事在合宜，小道可观，见于萧氏者矣。

古者天子庙号，祖有功而宗有德，始自三代，迄于两汉，名实相允，今古共传。降及曹氏，祖名多滥，必无惭德，犹言必欲加之。其唯武王。谓庙号止可及操。故陈寿《国志》独呼武曰祖，至于文、明，但称帝而已。自晋已还，窃号者非一。如成、旧作“康”，非。穆两帝，刘、萧二明，或作“朝”，误。梁简文兄弟，原注：兼言孝元帝也。齐北齐。武成昆季，原注：兼文宣、孝昭也。斯或承家之僻王，或亡国之庸主；不谥灵缪，为幸已多，犹曰祖宗，孰云其可？而史臣载削，曾无辨明，每有所书，必存庙号，何以申劝沮之义，杜渝一作“偷”。滥之源者乎？

又位乃人臣，迹参王者；如周之亶父、季历，晋之仲达、师、昭，追尊建名，比诸天子可也。必若当涂曹魏。所出，宦官携养，帝号徒加，人望不惬。故《国志》所录，无异匹夫，应书其人，直云皇之祖考而已。至如元氏，元魏。起于边一作“沙”。朔，其君乃一部之酋长耳。道武追崇所及，凡二十八君。自开辟已来，未之有也。而《魏书。序纪》，首卷篇名。袭其虚号，生则一少“则”字，下同。谓之帝，死则谓之崩，何异沐猴而冠，腐鼠称璞者矣！

夫历观自古，称谓不同，缘情而作，本无定准。至若诸侯无谥者，战国已上谓之今王；天子见黜者，汉、魏已后谓之少帝。周衰有共和之相，楚弑旧作“煞”。有郏敖之主，赵佗而曰尉佗，英布而曰鲸布，豪杰则平林、新市，寇贼则黄巾、巨鹿张角。赤眉；琅邪樊崇等。园、绮友朋，共云四皓；奋、建父子，都称万石。凡此诸名，今本失此四字。皆出旧多“于”字。当代，史臣编录，无复张弛。盖取叶随时，不藉稽古。及后来作者，一作“所作”。颇慕一作“纂”。斯流，亦时采新名，列一作“务”。成篇题。原注：音第。若王《晋》王隐《晋书》。之《十士》、《寒俊》，沈《宋》沈约《宋书》。之《二凶》、《索虏》，即其事也。唯魏收远不师古，近非因俗，自我作故，无所宪章。其撰《魏一脱“魏”字，书》也，乃以平阳王为出帝，魏孝武西入关，依宇文故。司马氏为僭晋，桓、刘已下，通曰岛夷。夫其制齐则轻抑关右，宇文。党魏则深诬江外，即晋、宋。爱憎出于方寸，与夺由其笔端，语必不经，名惟骇物。昔汉世原涉大修坟墓，乃开道立表，署曰南阳阡，欲以继迹京兆，齐声曹尹，一误作“伊”。而人莫之肯从，但云原氏阡而已。故知事非允当，难以遵行。如收之苟立诡名，不依故实，虽一讹作“难”。复刊诸竹帛，终罕一作“靡”。传于讽诵也。

抑又闻之，帝王受命，历数相承，虽旧君已没，而致敬无改，岂可等之凡庶，便书之以名者乎？近代文章，实同儿戏。有天子而称讳者，若姬满、刘庄汉明帝。之类是也；有匹夫而不名者，若步兵、彭泽之类是也。史论之言，埋当雅正。如班述班史名赞为述。之叙圣卿董贤。也，而曰董公惟亮；范赞之言季孟隗嚣。也，至一讹“止”，一脱去。曰隗王得士。习谈汉主，则谓昭烈为玄德。原注：习氏《汉晋春秋》以蜀为正统，其编目叙事皆谓蜀先主为昭烈皇帝，至于论中语则呼为玄德。裴引魏室，则目文帝为曹丕。夫以淫董贤。乱隗嚣。之臣，忽一作“总”。隐其讳；正朔之后，反一作“乃”。呼其名。意好奇而辄为，文逐韵而便作，原注：班固《哀纪述》曰：“宛娈董公，惟亮天功。”《隗嚣公孙述传。赞》曰：“公孙习吏，隗王得士。”

用舍之道，其例无恒。但近代为史，通多此失。上才犹且一作“其”。若是，而况中庸者乎？今略举一隅，以存标格云尔。

　　采撰第十五子曰：“吾犹及史之阙文。”是知史文有阙，其来尚矣。自非博雅君子，何以补其遗逸者哉？盖珍裘以众腋成温，广厦以群材合构。自古探穴藏山之士，怀铅握椠之客，何尝不征求异说，采摭群言，然后能成一家，传诸不朽。

观夫丘明受旧作“授”，误。经立传，广包诸国，盖当时有《周志》、《晋乘》、《郑书》、《楚杌》等篇，遂乃聚而编之，混成一录。向使专凭鲁策，独询孔氏，问以能殚见洽闻，若斯之博也？马迁《史记》，采《世本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。至班固《汉书》，则全同太史。自太初已后，又杂引刘氏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、《七略》之辞。此并当代雅言，事无邪僻，故能取信一时，擅名千载。

但中世作者，其流日烦，虽国有册书，杀青不暇；而百家诸子，私存撰录，寸有所长，实广闻见。其失之者，则有苟出异端，虚益新事，至如禹生启石，伊产空桑，海客乘槎以登汉，嫦娥窃药以奔月。如斯踳驳，不可殚论，固难以汙南、董之片简，霑班、华一作“晔”，非。之寸札。而嵇康《高士传》，好聚七国寓言；玄晏皇甫谧。《帝王纪》，多采《六经》图谶；引书之误，其萌一多“始”字。于此矣。

至范哗增损东汉一代，自谓无惭良直。而王乔凫履，出于《风俗通》；应劭撰。左慈羊鸣，传于《抱朴子》。葛洪撰。朱紫不别，秽莫大焉。沈氏著书，好诬先代，于晋则故造奇说，在宋则多出谤言，前史所载，已讥其谬矣。而魏收党附北朝，尤苦南国，尤苦，谓污蔑之。承其诡妄，重以加诸；一作“重加诬语”。遂云一多“司”字。马睿出于牛金，原注：王劭曰：沈约《晋书》造奇说云，琅琊国姓牛者，与夏侯妃私通，生中宗，因远叙宣帝以毒酒杀牛金，符证其状。收承此言，乃云：司马睿，晋将牛金子也。宋孝王曰：收以睿为金子，计其年，全不相干。案前史尚如此误，况后史编录者耶？刘骏上淫路氏，原注：沈约《宋书》曰：孝武于路太后处寝息，时人多有异议。《魏书》因云骏烝其母路氏，丑声播于瓯、越也。可谓助桀为虐，幸人之灾。寻其生绝胤嗣，死遭剖斫，一讹作“割断”。盖亦阴过之一无“之”字。所致也。

晋世杂书，谅非一族，若《语林》、裴荣撰。《世说》、《幽明录》、刘义庆撰。《搜神记》干宝撰。之徒，其所载或恢谐小辩，或神鬼怪物。其事非圣，扬雄所不观；其言乱神，宣尼所不语。皇旧作“唐”。朝新或作“所”。撰《晋史》，多采以为书。夫以干宝、邓粲之所粪除，王隐、虞预之所糠粃，持一作“以”。为逸史，用补前传，此何异魏朝之撰《皇览》，梁世之修《遍略》，务多为美，聚博为功，虽取说于一无“于”字，下同。小人，终见嗤于君子矣。

夫郡国之记，谱谍之书，务欲矜其州里，夸其氏族。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，明其真伪者乎？至如江东“五俊”，始自《会稽典录》；郡国记也。颍川“八龙”，出于《荀氏家传》；谱谍书也。而修晋、汉史者，皆征彼虚誉，定为实录。苟不别加研核，何以详其是非？

又讹言难信，传闻多失。至如曾参杀人，不疑盗嫂，翟义不死，诸葛犹存：此皆得之于行路，传之于众口，倘无明白，其谁曰王本《注》：疑脱“不”字。然。故蜀相薨于渭滨，《晋书》称呕血而死；魏君崩于马圈，《齐史》云中矢而亡：沈炯骂一作“荐”。书，河北以为王伟；魏收草檄，关西谓之邢邵。夫同说一事，而分为两家，盖言之者彼此有殊，故书之者是非无定。

况古今路阻，视听壤隔，而谈者或以前为后，或以有为无，泾、渭一乱，莫之能辨，而后来穿凿，喜出异同，不凭国史，别讯流俗。及其记事也，则有师旷将轩辕并世，公明与方朔同时；承前后言。尧有八眉，夔唯一足；乌白马角，救燕丹而免祸；犬吠鸡鸣，逐刘安以高蹈。承有无言。此之乖滥，往往有旃。

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，街谈巷议之损实。观夫子长之撰《史记》也，殷、周已往，采彼家人；安国孙盛。之述《阳秋》也，梁、益旧事，访诸故老。夫以刍荛鄙说，刊为竹帛正言，而辄欲与《五经》方驾，《三志》竞爽，斯亦难矣。呜呼！逝者不作，冥漠九泉；毁誉所加，远诬千载。异辞疑事，学者宜善思之。

载文第十六夫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；观乎国风，以察兴亡。是知文之为用，远矣大矣。若乃宣、僖善政，其美载于周诗；怀、襄不道，其恶存乎楚赋。读者不以吉甫、奚斯为谄，屈平、宋玉为谤者，何也？盖不虚美，不隐恶故也。

是则文之将史，其流一焉，固可以方驾南、董，俱称良直者矣。

爱洎中叶，文体大变。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，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；一多“故作者”三字。譬如一作“以”。女工之有绮縠，音乐之有郑、卫。盖语曰：不作无益害有益。至如史氏所书，固当以正为主。是以虞帝思理，夏后失御，《尚书》载其元首、禽荒之歌；郑庄至孝，二字谬许。晋献不明，《春秋》录其大隧、狐裘之什。其理谠而切，其文简而要，足以惩恶劝善，观风察俗者矣。若马卿之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，扬雄之《甘泉》、《羽猎》，班固《两都》，马融《广成》，喻过其体，词没其义，繁华而一无“而”字，下同。失实，流宕而忘返，无裨劝奖，有长奸诈。而前后《史》、《汉》皆书诸一脱“诸”字，列传，不其谬乎！

且汉代词赋，虽云虚矫，自余它文，大抵犹实。至于魏、晋已下，则讹谬雷同。榷而论之，其失有五：一曰虚设，二曰厚颜，三曰假手，四曰自戾，五曰一概。何者？昔一无“昔”字。大道为公，以能而授，故尧咨尔舜，舜以命禹。自曹、马已降，其取之也则不然。若乃上出禅书，下陈让表，其间劝进殷勤，敦谕重沓，迹实同于莽、卓，言乃类于虞、夏。且始自纳陛，迄于登坛；彤弓卢矢，新君膺九命之锡；白马侯服，旧主蒙一作“加”。三恪之礼。徒有其文，竟无其事。此一脱“此”字。所谓虚设也。

古者两军为敌，二国争雄，自相称述，言无所隐。何者？国之得丧，句，以兵形胜负言。如日月之蚀焉，非由饰词矫说所能掩蔽也。逮于近古则不然。

一有“至如”二字。曹公叹蜀主之英略，曰“刘备吾俦”；周帝美齐宣之强盛，云“高欢不死”。或移都以避其锋，或斫一作“断”。冰以防其渡。及其申诰誓，降移檄，便称其智昏菽麦，识昧玄黄，列宅建都若鹪鹩之巢苇，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。并当时诰檄中语。此所谓厚颜也。

古者国有一脱此二字。诏命，皆人主所为，故汉光武时，第五伦为督铸钱掾，见诏书而叹曰“此圣主也，一见决矣”。至于近古则不然。凡有诏敕，皆责成群下。但使朝多文士，国富辞人，肆其笔端，何事不录。是以每发玺诰，下纶言，申恻隐之渥恩，叙忧勤之至意。其君虽有反道败德，唯顽与暴，观其政令，则辛、癸不如；读其诏诰，则勋、华再出。此所谓假手也。

盖一无“盖”字。天子无戏言，苟言之有失，则取尤天下。故汉光武谓庞萌“可以托六尺之孤”，及闻其叛也，乃谢百官曰：诸君得无笑朕乎？是知褒贬之言，哲王所惧。至于近古则不然。凡百具寮，王公卿士，始有褒崇，则谓其珪璋特达，善无可加；旋有贬黜，则比诸旧脱“诸”字斗筲下一作“不”。才，罪不容责。夫同为一士之行，同取一君之言，愚智生于倏忽，是非变于俄顷，帝心不一，皇鉴无恒。此所谓自戾也。

夫国有否泰，世有污隆，作者形言，本元定准。故观猗与之颂，而验有殷方兴；睹《鱼藻》之刺，而知宗周将殒。至于近代一作“古”。则不然。

夫谈主上之圣明，则君尽三、五；述宰相之英伟，则人皆二八。国止方隅，而言并吞六合；一作“国”，非。福不盈口，或讹作“时”。而称感致百灵。

虽人事屡改，而文理无易，故善之与恶，其说不殊，欲令观者，畴为难的？

此所谓一概也。

于是考兹五失，以寻文义，虽事皆形似，而言必凭虚。夫镂冰为壁，不可得而一无此二字，下同。用也；画地为饼，不可得而食也。是以行之于世，则上下相蒙；传之于后，则示一作“世”。人不信。而世之作者，恒一作“复”不之一作“知”。察，聚彼虚说，编而次之，创自起居，起居注。成于国史；连章疏一作“毕”。录，一字无废，非复史书，更成文集。

若乃历一作“类”。选众作，求其秽累，王沈、鱼豢，是其甚焉；裴子野、何之元，抑其次也。陈寿、干宝，颇从简约，犹时载浮讹，罔一作“本”。尽机要。唯王劭撰《齐》、《隋》二史，其所取也，文皆诣一作“谙”。实，理多可信；至于悠悠饰词，皆不之取。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，捐华摭实之义也。

盖山有木，工则度之。况举世文章，岂无其选，但苦作者书之不恐当有“皆可”二字。读耳。至如诗有韦孟《讽谏》，赋有赵壹《嫉邪》；篇上中下分篇，故曰“篇”。则贾谊《过秦》，论则班彪《王命》；张华述箴于女史，张载题铭于剑阁；诸葛表主以出师，王昶书字旧作“家”，误。以诫子；刘向、谷永之上疏，晁错、李固之对策；荀伯子之弹文，此所取未允，其人好讦沽直。山巨源之启事：此皆言成轨则，为世龟镜。求诸历代，往往而有。

苟书之竹帛，持以一作“之”。不刊，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，其事可与《五经》齐列。古犹今也，何远近之有哉？

昔夫子修《春秋》，别是非，申黜陟，而贼臣逆子惧。凡今之一无“之”字。为史而载文也，苟能拨浮华，采贞一作“真”。实，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，闻义而知徙矣。此乃禁淫之堤防，持雅之管辖，凡为载削昔，可不务乎？

补注第十七昔《诗》、《书》既成，而毛、孔立传。传之时义，以训诂为主，亦犹《春秋》之传，配经而行也。降及中古，始名传曰注。盖传者转也，转授于无穷；注者流也，流通而靡绝。进一作“惟”。此二名，其归一揆。如韩、戴、服、郑，钻仰《六经》，裴、李、应、晋，训解《三史》，开导后学，发明先义，古今传授，是曰儒宗。儒宗者，即训诂为主之意，是注家正体也。

既而史传小书，人物杂记，若挚虞一作“赵岐”。之《三辅决录》，陈寿之《季汉辅臣》，周处之《阳羡风土》，旧二字倒。常璩之《华阳士女》；文言美辞列于章句，委曲叙事存于纫书。此之注释，异夫儒士者矣。

次有好事之子，思广异闻，而才短力微，不能自达，庶凭骥尾，千里绝群，遂乃掇众史之异辞，补前书之所阅。若裴松之《三国志》，陆澄、刘昭《两汉书》，刘彤《晋纪》，刘孝标《世说》之类是也。

亦有躬为史臣，手自刊补，虽志存该博，而才阙伦叙，除烦则意有所吝，毕载则言有所妨，遂乃定彼榛楛，列为子注。注列行中，如子从母。若萧大圜《淮海乱离志》，羊炫之《洛阳伽蓝记》，宋孝王《关东风俗传》，王劭《齐志》之类是也。

榷其得失，求其利害，少期松之字。集注《国志》，以广承祚所遗，而喜聚异同，不加刊定，恣其击难，坐长烦芜。观其书成表献，自比蜜蜂兼采，但甘苦不分，难以味同萍实者矣。陆澄所注班史，多引司马迁之书，若此缺一言，彼增半句，皆采摘成注，标为异说，有昏耳目，难为披一作“搜”。览。窃惟范晔之删《后汉》也，简而且周，疏而不漏，盖云备矣。而刘昭采其所捐，以为补注，言尽非要，事皆不急。譬夫人有吐果之核，弃药之滓，而愚者乃重加捃拾，洁以登荐，持此为工，多见其无识也。孝标善于攻缪，博而且精，固以“已”通。察及泉鱼，辨穷河豕。嗟乎！以峻之才识，足堪远大，而不能探赜彪、峤，网罗班、马，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，锐思于流俗短书；可谓劳而无功，费而无当者矣。自兹已降，其失逾甚。若萧、羊旧误“杨”。之琐杂，王、宋之鄙碎，言殊拣金，事比鸡肋，异体同病，焉可胜言。大抵撰史加注者，或因人成事，依文设训者。或自我作故，另出意见者。

记录无限，规检不存，难以成一家之格言，千载之楷则。凡诸作者，可不详之？

至若郑玄、王肃，述《五经》而各异，何休、马融，论《三传》而竞爽。

欲加商榷，其流实繁。斯则义涉儒家，言非史氏，今并不书于此焉。

因习第十八盖闻三王各异礼，五帝不同乐，故传称因俗，《易》贵随时。况史书者，记事之言耳。夫事有贸迁，而言无变革，此所谓胶柱而调瑟，刻船以求剑也。

古者诸侯曰薨，卿大夫曰卒。故《左氏传》称楚邓曼曰：“王薨于行，国之福也。”庄四。又郑子产曰：文、襄之泊，君薨，大夫吊。昭三。即其证也。案夫子修《春秋》，实用斯义。而诸国皆卒，鲁独称薨者，此略外别内之旨也。马迁《史记》西伯已下，与诸列国王侯，谓诸世家。凡有薨者，同加卒称，此岂略外别内邪？何贬薨而书卒也？

盖著鲁史者，不谓其邦为鲁国；撰周书者，不呼其上一作“王”。曰周王。如《史记》者，事总古今，势无主客，故言及汉祖，多为汉王，斯亦未为累也。班氏既分裂《史记》，定名《汉书》，至于述高祖为公、王之时，皆不除沛、汉之字。凡有异方降款者，以归汉为文。肇自班《书》，首为此失；迄于仲豫，荀悦字。仍踵厥非。积习相传，曾无先觉者矣。

又《史记。陈涉世家》，称其子孙至今血食。《汉书》复有《涉传》，乃具载迁文。案迁之言今，实孝武之世也；固之言今，当孝明之世也。事出百年，语同一理。即如是，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？斯必不然。《汉书》又云：“严君平既卒，蜀人至今称之。”皇甫谧全录斯语，载于《高士传》。

夫孟坚、士安，年代悬隔，至今之说，岂可同云？夫班之习马，其非既如彼；谧之承固，其失又如此。迷而不悟，奚其甚乎？

何法盛《中兴书。刘隗一作“魏”，误。录》，称其议狱事具《刑法志》，依捡志内，了无其说。既而臧氏荣绪。《晋书》、梁朝《通史》，于大连刘隗字。之传，并有斯言，志亦无文，传仍一讹作“乃”。虚述。此又不精之咎，同于玄晏也。

寻班、马之为一无”为”字。列传，皆具编其人姓名；如行状尤相以者，则共归一称，若《刺客》、《日者》、《儒林》、《循吏》是也。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，列姓名于卷中，卷中，谓传中也。而犹于列传之下，注为列女、高隐等目。苟姓名既书，题目又显，是则一脱“则”。邓禹、寇恂之首，当署为公辅者矣；岑彭、吴汉之前，当标为将帅者矣。触类而长，实繁其徒，何止列女、孝子、高隐、独行而已。

魏收著书，标榜南国；桓、刘诸族，咸曰岛夷。是则自江而东，尽为卉服之地。至于《刘昶》、《沈文秀》等传，叙其爵里，则不异诸华。原注：刘昶等传皆云：丹徒县人也。《沈文秀》等传则云：吴兴武康人。岂有君臣共国，父子同姓，阖闾、季札，便致土凤之殊；二句顶父子。孙策、虞翻，乃成夷夏之隔。二句顶君臣。求诸往例，所未闻也。

当晋宅江、淮，实膺正朔，嫉彼群雄，称为僭盗。故阮氏孝绪。《七录》，以田、范、裴、段诸记，刘、石、苻、旧作“符”。姚等书，别创一名，题为“伪史”。及隋氏受命，海内为家，国靡爱憎，人无彼我；而世有撰《隋书。经籍志》者，其流别群书，还依一作“同”。阮《录》。案国之有伪，其来尚矣。如杜宇作帝，勾践称王，孙权建鼎峙之业，萧察为附庸之王：而扬雄撰《蜀纪》，子贡著《越绝》，虞裁《江表传》，蔡述《后梁史》。考斯众作，咸是伪书，自可类聚相从，合成一部，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？

夫王室将崩，霸图云构，必有忠臣义士，捐生殉节。若乃韦、耿谋诛曹武，钦、诞问罪马文，司马昭。而魏、晋史臣书之曰贼，此乃迫于当世，难以直言。至如荀济、元瑾兰摧于孝一讹作“李”。靖之末，王谦、尉迥玉折于字文之季，而李百药，刊齐史，颜师古，述隋篇，时无逼畏，事须矫在，而皆仍旧不改，谓数君为叛逆。书事如此，褒贬何施。

昔汉代有修奏记于其府者，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；既具录他文，不知改易名姓，时人谓之曰：“作奏虽工，宜去葛龚。”及邯郸氏撰《笑林》，载之以为口实。嗟乎！历观自古，此类尤多，其有宜去而不去者，岂直葛龚而已！何事于斯，独致解颐之诮也。凡为史者，苟能识事详审，措辞精密，举一隅以三隅反，告诸往而知诸来，一多“者”字。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。

邑里第十九昔《五经》、诸子，广书人物，虽氏族可验，而邑里难详。逮太史公始革兹体，凡旧作“惟”。有列传，先述本居。一作“太古”。至于国有弛张，乡有并省，随时而载，用明审实，案夏侯孝若撰《东方朔赞》云：一少“云”字。“朔字曼情，平原厌次人。魏建安中，分厌次为乐陵邵，故又为郡人焉。”

夫以身没之后，地名改易，犹复追书其事，以示后来。则知身或讹“生”，或作“在”。生之前，故宜详录者矣。

异哉！晋氏之有天下也，自洛阳荡覆，衣冠南渡，江左侨立州县，不存桑梓。由是斗牛之野，郡有青、徐；吴、越之乡，州编冀、豫。欲使南北不乱，淄、渑可分，得乎？此二字一作“其于”，属下句。系虚名于本土者，虽百代无易。二句有讹脱，文亦可省。既而天长地久，文轨大同。二句入唐。

州郡则废置无恒，名目则古今各异。而作者为人立传，指现在事。每云某所人也。其他皆取旧号，施之于今。原注：近代史为王氏传，云“琅琊临沂人”；为李氏传，曰“陇西成纪人”之类是也。非惟王、李二族久离本居，亦自当时无此郡县，皆是晋、魏已前旧名号。欲求实录，不亦难乎！

旦人无定质，旧讹作“所”。因地而化。故一无“故”字”。生于荆者，言皆成楚；居于晋者，齿便从黄。涉魏而东，已经七叶；历江而北，一作“左”。非唯一世。四句谓南北互徙，本唐而言，不蒙南渡。而犹以本国为是，此乡为非。是则孔父里于昌平，旧讹“平昌”。阴氏家于新野，而系纂微子，源承管仲，乃为齐、宋之人，非关一作“曰”。鲁、邓之士。求诸自古，其义无闻。原注：时修国史，子被配纂《李义琰传》。琰家于魏州昌乐，已经三代，因云：“义琰，魏州昌乐人也。”监修者大笑，以为深乖史体，遂依李氏旧望，改为陇西成纪人。既言不见从，故有此说。

且自世重高门，人轻寒族，口即“竞”字，或误“竟”。以姓望所出，邑里相矜。若仲远之寻郑玄，先云汝南应劭；文举之对曹操，自谓鲁国孔融是也。爰及近古，其言多伪。至于碑颂所勒，茅土定名，虚引他邦，冒为己邑。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邵，言杜则系之京邑，姓卯金者咸曰彭城，氏禾女者皆云巨鹿。原注：今有姓邴者、姓弘者，以犯国讳，皆改为李氏，如书其邑里，必曰陇西、赵郡。夫以假姓犹且如斯，则真姓者断可知矣。又今西域胡人，多有姓明及卑者，如加五等爵，或称平原公，或号东平子，为明氏出于平原，卑氏出于东平故也。夫边夷杂种，尚窃美名，则诸夏士流，固无惭德也。在诸史传，多与同风。原注：如《隋史。牛弘传》云：“安定鹑觚人也，本姓尞氏。”至它篇所引，皆谓之陇西牛弘。《唐史。谢偃传》云：本姓库汗氏，续谓陈郡谢偃，并其类也。此乃寻流俗之常谈，忘著书之旧体矣。

又近世有班秩不著一多“姓”字，非。者，始以州壤自标，若楚国龚遂、渔阳赵壹是也；至于名位既隆，则不从此列，昔萧何、邓禹、贾谊、董仲舒是也。观《周》、《隋》二史，每述王、庾诸事，高、杨数公，必云琅琊王褒，新野庾信，弘农杨素，渤海高颎，以此成言，岂曰省文，从而可知也。

　　言语第二十盖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，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，则知饰词专对，古之所重也。夫上古之世，人惟朴略，言语难晓，训释方通。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，考文则同艰而义释，若《尚书》载伊尹之一作“立”。训，皋陶之一作“夫”。谟，《洛诰》、《康诰》、《牧誓》、《泰誓》是也。周监一多“于”字。二代。郁郁乎文。大夫、行人，尤重词命，语微婉而多切，言流靡而不淫；若《春秋》载吕相绝秦，成十三。子产献捷，襄二十五。臧孙谏君纳鼎，桓二。魏绛对戮杨干襄三。是也。战国虎争，驰说云涌，人持《弄丸》之辩，家挟《飞钳》之术，剧谈者以谲诳为宗，利口者以寓言为主；若《史记》载苏秦合从，张仪连横，范雎反间以相秦，间太后、穰侯。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。连言：天下士为人排患难、解纷乱。

逮汉、魏已降，周、隋而往，世皆尚文，时无专对。运筹画策，自具于章表；献可替否，总归于笔札。宰我、子贡之道不行，苏秦、张仪之业遂废矣。假有忠言切谏，《答戏》、《解嘲》，其可称者，若朱云折槛以抗愤，张纲埋轮而献直。此下必有阙文。盖此二句所谓忠言可称者，宜有缴句，而其下又宜有“他如”等字转接也。秦宓之酬吴客。王融之答虏使，此一作“比”。之小辩，曾何足云。二句单缴酬吴答虏也。是以历选载言，一多“而“字，布诸方册，自汉已下，谓两汉之后。无足观焉。

寻夫战国已前，其一脱“其”字。言皆可讽咏，非但笔削所致，良由旧讹“用”。体质素美。何以核诸？至如“鹑贲”、“鸜鹆”，童竖之谣也；“山木”、“辅车”，时俗之谚也：“皤腹弃甲”，城者之讴也：“原田是谋”，舆人之诵也。斯皆刍词鄙句，犹能温润若此，况乎束带立朝之士，加以多闻博古之识旧作“说”。者哉！则知时人出言，史官入记，虽有讨论润色，终不失其一无“其”字。梗概者也。

夫《三传》之说，既不习作“袭”。于《尚书》；两汉之词，又多违于《战策》。足以验氓俗之递改，知岁时之不同。而后来作者，通无远识，记其当世口语，罕能从实而书；方复追效昔人，示其稽古。是以好丘明者，则偏摸与“摹”同。一作“模”。《左传》；爱子长者，则全学史公。用使周、秦言辞见于魏、晋之代，楚、汉应对行乎宋、齐之日。而伪修混沌，失彼天然，今古以之不纯，真伪由其相乱。故裴少期松之字世期，唐讳“世”作“少”，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，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。虽言似《春秋》，而事殊乖越者矣。

然自旧多“晋”字。咸、洛不守，龟鼎南迁，江左为礼乐之乡，金陵实图书之府；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，言喜风流，颠沛造次，不忘经籍。原注：若《梁史》载高祖在围中，见萧正德而谓之曰：“啜其泣矣，何嗟及矣。”

湘东王闻世子方等见杀，谓其次子方诸曰：“不有其废，君何以兴？”皆其类也。而史臣修饰，无所费功。

其于中国中原。谓北朝。则不然。何者？于斯时也，先王桑梓，翦为蛮貊，被发左衽，充牣神州。其中辩若驹支，襄十四。注见《探赜》篇。学如郯子，昭十七。注见《书志》篇，有时而遇，不可多得。而彦鸾崔鸿。修伪国诸史，收、魏收。弘牛弘，撰《魏》、《周》二旧脱“二”字。书，必讳旧作“谓”。彼夷音，变成华语；等杨由之听雀，如介葛之闻牛，斯亦可矣。

而于其间，则有妄益文彩，虚加风物，援引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宪章《史》、《汉》。遂使沮渠、北凉。乞伏，西秦。儒雅比于元封；汉武元。拓跋、元魏。宇文，北周。德音同于正始。魏文元。华而失实，过莫大蔫。

唯王、宋著书，叙元、高时事，一作“也”。王劭《齐志》、宋孝王《关东风俗传》。抗词正笔，务存直道；方言世语，由此毕彰。而今之学者，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，语伤浅俗。夫本质如此，而推过史臣；犹鉴当有“形”字。者见嫫姆多媸，而归罪于明镜也。

又世之议者，咸以北朝众作，《周史》为工。盖赏其记言之体，多同于古故也。夫以枉饰虚言，都捐实事，便号以良直，师其模楷，原注：如周太祖实名黑獭，魏本索头，故当时有童谣曰：“狐非狐，貉非貉，燋梨狗子啮断索。”又曰：“獾獾头团，河中狗子破尔菀。”又西帝下诏骂齐神武，数其罪二十。诸如此事，难可弃遗。而《周史》以为其事非雅，略而不载。

赖君懋编录，故得权闻于后。其事不传于《北齐》，因而埋没者，盖亦多矣。

是则旧误“以”。董狐、南史，举目可求；班固、华峤，比肩皆是者矣。

近有敦煌张太素、中山郎余令，并称述者，自负史才。郎著《孝德传》，张著《隋后略》。凡所撰今讹作“人”。语，皆依仿旧辞。若选言可以效古，而书其难此二字一本作“杂”字。类者，则忽而不取，料其所弃，可胜纪哉？

盖江芊骂商臣曰：“呼！役夫，宜君王废汝而立职。”《左传》文元。

汉王怒郦生曰：“竖儒，几败乃公事。”《史记。留侯世家》。单固谓杨康曰：“老奴，汝死自其分。”乐广叹卫玠曰：“谁家生得宁馨儿！”斯并当时侮嫚之词，流俗鄙俚之说。必播以唇吻，传诸讽诵；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役夫，坚儒。不失清雅，而下之两句老奴、宁馨。殊为鲁朴者，何哉？盖楚、汉世隔，事已成古；魏、晋年近，言犹类今。已古者即谓其文，犹今者乃惊其质。夫天地长久，二字一本例。风俗无恒，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

而作者皆怯书今语，勇效昔言，不其惑乎！苟记言一作“事”。则约附《五经》，载语则依凭《三史》，是春秋之俗，战国之风，亘一作“与”。两仪而并存，经千载其一作“而”。如一，奚以今来古往，质文之屡变者哉？

盖善为政者，不择人而理，故俗无精粗，咸被其化；工为史者，不选事而书，故言无美恶，尽传于后。若事皆不谬，盲必近真，庶几可与古人同居，何止得其糟粕而已。

浮词第二十一夫人枢机之发，亹亹不穷，必有徐音音在语前，故当言徐。旧作“余音”，误。足句，为其始末。是以伊、惟、夫、盖，发语之端也；徐音也。焉、哉、矣、兮，断句之助也。足句也。去之则言语不足，加之则章句获全。而史之叙事，亦有时类此。故将述晋灵公厚敛雕墙，则且以不君为称；宣二。欲云司马安四至九卿，而先以巧宦标目；所谓说事之端也。此犹语端。又书重耳伐原示信，而续以一战而霸，文之教也；僖二十七。载匈奴为偶人象郅都，令驰射莫能中，则云其见惮如此；《史记。酷吏传》。所谓论事之助也。此犹句助。

昔尼父裁经，义在褒贬，明如日月，持旧作“特”。用不刊。而史传所书，贵乎博录而已。至于本事之外，时寄抑扬，此乃得失禀于片言，是非由于一句，谈何容易，可不慎欤！但近代作者，溺于烦富，则有发言失中，去声。谓语前。加字不惬，一作“快”，非。谓语后。遂令后之览者，难以取信。盖《史记》世家有云：“赵鞅诸子，无恤最贤。”夫贤者当以仁恕为先，礼让居本。至如伪会邻国，进计行戕，俾同气女兄，摩笄引决，此则诈而安忍，贪而无亲，鲸鲵是俦，犬豕不若，《史通》每多碍眼丑句。焉得谓之贤哉！又《汉书》云：“萧何知韩信贤。”案贤者处世，夷险若一，不陨获于贫贱，不充诎于富贵。《易误作“又”。传》曰：“知进退存亡者，其唯圣人乎！”如淮阴初在仄微，堕业无行，后居荣贵，满盈速祸；躬为逆上，一作“臣”。名隶恶徒；周身之防靡闻，知足之情安在？美其善将，呼为才略则可矣，必以贤为目，不其谬乎？又云：《汉书。酷吏传》。“严延年精悍敏捷，虽子贡、冉有通于政事，不能绝也。”夫以编名《酷吏》，列号“屠伯”，而辄比孔门达者，岂其伦哉？且以春秋至汉，多历年所，必言貌取人，耳目不接，又焉知其才术相类，锱铢无爽，而云不能绝乎？

盖古之记事也，或先经张本，或后传终言，分布虽疏，错综逾密。今之记事也则不然。或隔卷异篇，遽相矛盾；或连行接句，顿成乖角。是以《齐史》之论魏收，良直邪曲，三说各异；原注：“李百药《齐书序》论魏收云：若使子孙有灵，窃恐未挹高论。至《收传。论》又云：足以入相如之室，游尼父之门。但志存实录，好抵阴私。子《尔朱畅传》又云：收受畅财贿，故为荣传多减其恶。是谓三说各异。《周书》之评太祖，宽仁好杀，二理不同。

原注：令狐德棻《周书。元伟传》称文帝不害诸元，则云：“太祖天纵宽仁，性罕猜忌。”于《本纪论》又云：“渚宫制胜，阖城拏戮，茹茹归命，尽种诛夷。虽事出权道，而用乖于德教。”是二理不同。非惟言无准的，固亦事成首鼠者矣。夫人有一言，一无“言”字。而史辞再三；良以好发芜音，不求谠理，而言之反覆，观者惑焉。

亦有开国承家，美恶昭露，皎如星汉，非靡沮所移。“靡沮”或作“磨涅”，俱未稳。此二句竟可省去。而轻事尘点，曲加粉饰。求诸近史，此颣即“累”字，或作“类”。后多有之，仿此。尤多。如《魏书》称登国以鸟名官，则云“好尚淳朴，远师少皞”；述道武结婚蕃落，则曰“招携荒服，追慕汉高”。自余所说，多类于此。案魏氏始兴边朔，少识典、坟；作俪蛮夷，抑惟秦、晋。而鸟官刨置，岂关郯子之言？髦头而偶，奚假奉春之策？

奢言无限，何其旧作“甚”。厚颜！又《周史》称元行恭因齐灭得回，庾信赠其诗曰：“虢亡垂棘反，一作“灭”，误。齐平宝鼎归。”陈周弘正来聘，在馆赠韦敻诗曰：“德星犹未动，真一作“直”，误。车讵肯来？”其为信、弘正所重如此。夫文以害意，自古而然，拟非其伦，由来尚矣。必以庾、周所作，皆为实录，则其所褒贬，非止一人，咸宜取其指归，何止采其四句而已？若乃题目不定，首尾相违，则百药、德棻是也；原注：《齐史》，李百药所撰。《周史》，令狐德棻所撰也。心挟爱憎，词多出没，则魏收、牛弘是也。原注：《魏书》，魏收所撰。《周史》载元行恭等，此本牛弘所撰也。

斯皆鉴裁非远，智识不周，而轻弄笔端，肆情高下。故弥缝虽洽，而厥迹更彰，取惑无知，见嗤有识。

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，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。案《左传》称绛父论甲子，隐言于赵孟；班《书》述楚老哭龚生，莫识其名氏。苟举斯一事，则触类可知。至嵇康、皇甫谧撰《高士记》，各一作“名”。为二叟立传，全采左、班之录，而其传论一误作“词”。云：“二叟隐德容身，不求名利，避远乱害，安于贱役。”夫探揣古意，而广足原音：子愈反。新言，此犹子建之咏三良，延年之歌秋妇。至于临穴泪下，闺中长叹，虽语多赢也。本传，而事无异说。盖凫胫虽短，续之则悲；史文虽约，增之反累。加减前哲，岂容易哉！

昔夫子断唐、虞以下迄于周，翦截浮词，撮其机要，故帝王之道，坦然明白。嗟乎！自去圣日远，史籍逾多，得夫是非，孰能刊定？假有才堪厘革，而以人废言，此绕朝所谓“勿谓秦无人，吾谋适不用”者也。语见《左传》文十三。

叙事第二十二夫史之称美者，以叙事为先。至若书功过，记善恶，文而不丽，质而非野，使人味其滋旨，怀其德音，三复忘疲，百遍无，自非作者曰圣，其孰能与于此乎？昔圣人之述作也，上自《尧典》，下终获麟，是为属词比事之言，《春秋》。疏通知远之旨。《尚书》。子夏曰：“《书》之论事也，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。”扬雄有云：“说事者莫辨乎《书》，说理者莫辨乎《春秋》。”然则意指旧作“复”，误。深奥，诰一讹“诂”。训成义，《尚书》。

微显阐幽，婉而成章；《春秋》。虽殊途异辙，亦各有差旧讹作“美”。焉。

谅以师范亿载，规模万古，为述者之冠冕，实后来之龟镜。一作“鉴”。既而马迁《史记》，班固《汉书》，继圣而作，抑其次也。故世之学者，皆先曰《五经》，次云《三史》。一有“故”字。经史之目，于此分焉。

尝试言之曰：经犹日也，史犹星也。夫杲日流景，则列星寝耀；桑榆既夕，而辰象粲然。故《史》、《汉》之文，当乎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世也；则其言浅俗，涉乎委巷，“其言”八字亦可芟。垂翅不举，懘籥无闻。如果日星寝也。逮于战国已降，去圣弥远，然后能露其锋颖，倜傥不羁。如既夕星粲也。故知人才有殊，相去若是，校其优劣，讵可同年？自汉已降，几将千载，作者相继，非复一家，求其善者，盖亦一有“无”字。几矣。夫班、马执简，既《五经》之罪人；二字过当。而《晋》、《宋》杀青，又一脱“又”字。《三史》之不若。譬夫王霸有别，粹驳相悬，才难不其甚乎！

然则作“然而”用。人之著述，虽同自一手，其间则有善恶不均，精粗非类。若《史记》之旧无“之”字。据下《汉书》偶句，当有“之”。《苏》、《张》、《蔡泽》等传，是其美者。至于《三、五本纪》、《日者》、《太仓公》、《龟策传》，固无所取焉。又《汉书》之帝纪，《陈》、《项》诸篇，是其最也。至于《淮南王》、《司马相如》、《东方朔传》，又安足道哉！其中多靡文故，然见亦过僻。岂绘事以丹素成妍，帝京以山水为助。故言媸者其史亦拙，事美者其书亦工。必时乏异闻，世无奇事，英雄不作，贤俊不生，区区碌碌，抑惟恒理；而责史臣显其良直之体，申其微婉之才，盖亦难矣。故扬子有云：“虞、夏之书，浑浑尔；商书，灏灏尔；周书，噩噩尔；下周者，其书憔悴乎？”观丘明之记事也，当桓、文作霸，晋、楚更盟，则能饰波词句，成其文雅。及王室大坏，事益纵横，则《春秋》美辞，几乎翳矣。观子长之叙事也，自周已往，言所不该，其文阔略，无复体统。洎一作“自”。秦、汉已下，条贯有伦，则焕炳可观，有足称者。至若荀悦《汉纪》，其才尽于十帝；陈寿《魏书》，其美穷于三祖。触类而长，他皆若斯。

夫识宝者稀，知音盖寡。近有裴子野《宋略》，王劭《齐志》，此二家者，并长于叙事，无愧古人。而世人一作“之”。议者皆雷同，誉裴而共诋王氏。夫江左事雅，裴笔所以专工；中原迹秽，王文由其屡鄙。且几原子野。

务饰虚辞，君懋王劭。志存实录，此美恶所以为异也。设使丘明重出，子长再生，记言于贺六浑之朝，书事于士尼干当作“侯尼于”。之代，将恐辍毫栖牍，无所施其德音。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，一概而论得失？

夫叙事之体，其流甚多，非复片言所能口缕；今辄区分类聚，定为三篇，列之于下。旧本次行有“右叙事篇序”五字，非刘氏自署也，今削之。后三条仿此。

夫国史之美者，以叙事为工；而叙事之工者，以简要一无“要”字。为主。简之时义大矣哉！历观自古，作者权舆，《尚书》发踪，所载务于寡事；《春秋》变体，其言贵于省文。斯盖浇淳殊致，前后异迹。然则作“然而”用。文约而事丰，此述作之尤美者也。始自两汉，迄乎三国，国史之父，日伤烦富。逮晋已降，流宕逾远。旧多“必”字。寻其冗句，摘其烦词，一行之间，必谬增数字；尺纸之内，恒一作“必”。虚费数行。夫聚蚊成雷，群轻折轴，况于章句不节，言词一多“言既”二字。莫限，载之兼两，曷足道哉？

盖叙事之体，其别有四：有直纪其才行者，有唯书其事迹者，有因言语而可知者，有假赞论而自见者。至如《古文尚书》称帝尧之德，标以“允恭克让”；《春秋左传》言子太叔之状，目以“美秀而文”。襄三十一。所称如此，更无他说，所谓直纪其才行者。又如《左氏》载申生为骊姬所谮，自缢而亡；僖四。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，代君而死。《汉。高纪》。此则不言其节操，而忠孝自彰，所谓唯书其事迹者。又如《尚书》称武王之罪纣也，其誓曰：“焚炙忠良，刳剔孕妇。”《左传》纪随会之论楚也，其词曰：“荜辂《传》作“路”。蓝缕，以启山林。”“其誓曰”、“其词曰”，是言语二字点眼处。此则才行事迹，莫不阙如；而言有关涉，事便显露，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。又如《史记。卫青传》后，太史公曰：“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。”《汉书。孝文纪》末，其赞曰：“吴王诈病不朝，赐以几杖。”

“太史公曰”、“赞曰”，是“赞论”二字点眼处。此则传之与纪，“传纪”二字旧倒。并所不书，而史臣发言，别出其事，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。然则才行、事迹、言语、赞论，凡此四者，皆不相须。用一省三。若兼而毕书，则其费尤广。原注：近史纪传没言人居哀毁损，则先云至性纯孝；欲言人尽夜观书，则先云笃志好学；欲言人赴敌不顾，则先云武艺绝伦；欲言人下笔成篇，则先云文章敏速。此则既述才行，又彰事迹也。如《谷梁传》云：骊姬以鸩为酒，药脯以毒。献公田来，骊姬曰：“世子已祀，故致福于君。”

君射食，骊姬跪曰：“食自外来者，不可不试也。”覆酒于地，而地坟；以脯与犬，犬毙。骊姬下堂而啼呼曰：“天乎！天乎！国，子之国也，子何迟乎为君！”又《礼祀》云：阳门之介夫死，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。晋人之觇宋者反报于晋侯曰：“阳门之介夫死，而子罕哭之哀，而民说，殆不可伐也。”

此则既书事迹，又载言语也。又近代诸史，人有行事，美恶皆已具其纪传中，续以赞论，重述前事。此则才行事迹，纪传己书，赞论又载也。但自古经史，通多此类。此九字一本混入注中。原注：《公》、《梁》、《礼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、《史记》，迄于皇家所撰《五代史》皆有之。能获免者，盖十无一二。原注：唯左丘明、裴子野、王劭无此也。

又叙事之省，其流有二焉：一曰省句，二曰省字。如一无“如”字。《左传》宋华耦来盟，称其先人得罪于宋，鲁人以为敏。夫以钝者称敏，原注：鲁人，谓钝人也。《礼记》中已有注解。则明贤达所嗤，此为省句也。《春秋经》曰：“陨石于宋五。”僖十六。夫闻之陨，视之石，数之五。加以一字太详，减其一字太略，求诸折中，简要合理，此为省字也。其有一无“有”字。反于是者，若《公羊》当作“谷梁”。称郄传作“却”。克眇，季孙行父秃，孙良夫跛，齐使跛者逆《谷梁》作“御”，下同。跛者，秃者逆秃者，眇者逆眇者。盖宜除“跛者”已下句，旧作“字”，误。但云“各以其类逆”。旧多“者”字。必事加再述，则于文殊费，此为烦句也。《汉书。张苍传》云：“年老，口中无齿。”盖于此一句之内去“年”及“口中”可矣。夫此六文成句，而三字妄加，此为烦字也。然则省句为易，省字为难，洞识此心，始可言一有“于”字。史矣。苟句尽余剩，字皆重复，史之烦芜，职由于此。

盖饵巨鱼者，垂其千钓，而得之在于一筌；捕高鸟者，张其万且，而获之由于一目。夫叙事者，或虚益散辞，广加闲说，必取其所要，不过一言一句耳。苟能同夫猎者、渔者，既执而此三字恐有讹脱文，当是广置之义。罝钓必收，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。则庶几骈枝王《注》云：诸本作“胼胝”，误。尽去，而尘垢都捐，一作“陨”。华逝而实存，滓去而渖在矣。嗟乎！

能损之又损，而玄之又玄，轮扁所不能语斤，伊挚所不能言鼎也。

夫饰言者为文，编文者为句；句积而章立，章积而篇一多“目”字。成。

篇目既分，而一家之言备矣。古者行人出境，以词令为宗；大夫应对，以言文为主。况乎列以章句，刊之竹帛，安可不励精雕饰，传诸讽诵者哉？自圣贤述作，是曰经典，句皆韶、夏，言尽琳琅，秩秩德音，洋洋盈耳。譬夫游沧海者，徒惊其浩旷；登太山者，但嗟其峻极。必摘以尤最，不知何者为先。

然章句之言，有显有晦。显也者，繁词缛说，理尽于篇中；晦也者，省字约文，事溢于句外。然则晦之将显，优劣不同，较可知矣。夫能略小存大，举重明轻，一言而巨细咸该，片一作“三”，非。语而洪纤靡漏，此皆用晦之道也。

昔古犹云“古昔”。文义，务却浮词。《虞书》云：“帝乃殂落，百姓如丧考妣。”德盛、民戴皆见。《夏书》云：“启呱呱而泣，予不子。”忧国、忘家皆见。《周书》称“前徒例戈”，“血流漂杵”。纣虐、民愤皆见。

《虞书》云：“四罪而天下威服。”凶德、公心皆见。此皆文如阔略，而语实周赡。故览之者初疑其易，而为之者一无“者”字。方觉其难，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苦旧作“斥非”，于文不顺，当是“斥苦”之讹。其说也。既而丘明受旧作“授”。经，师范尼父。夫《经》以数字包义，而《传》以一句成言，虽繁约有殊，而隐晦无异。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，则有士会为政，晋国之盗奔秦；政善可知。刑迁如归，卫国忘亡。安集可知。其款曲而言事也，则有此下诸本多讹，群注在后。犀革裹之，比及宋，手足皆见；勇闷可知。

三军之士，皆如挟纩。感悦可知。斯皆言近而旨远，辞饯而义深；虽发语已殚，而舍意未尽。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，扪毛而辨骨，睹一事于句中，反三隅于字外。晦之时义，不亦大哉！洎班、马二史，虽多谢《五经》，必求其所长，亦时值斯语。至著高祖亡萧何，如失左右手；《史记。淮阴侯传》。

倚任可知。汉兵败绩，睢水为之不流；《史记。项羽本纪》。败形可知。董生乘马，三年不知牝牡；专业可知。翟公之门，可张雀罗，凉态可知。则其例也。

自兹已降，史道陵夷，作者芜音累句，云蒸泉涌。其为文一作“史”。也，大抵编字不只，捶句皆双，修短取均，奇偶相配。故应以一言蔽之旧脱“之”字。者，辄足为二言；应以三句成文者，必分为四句。弥漫重沓，不知所裁。是以处道旧本作“承祚”，误。受责于少期，原注：《魏书。邓哀王传》曰：容貌姿美，有殊于众，故特见宠异。裴松之曰：一类之言而分以为三，亦叙属之一病也。子升取讥于君懋，原注：王劭《齐志》曰：时议恨邢子才不得掌兴魏之书，怅怏温子升，亦若此而撰《永安记》，率是支言。“支言”，旧讹“六言”。非不幸也。

盖作者言虽简略，理皆要害，故能疏而不遗，俭而无阙。譬如用奇兵者，持一当百，能全克敌之功也。若才乏俊颖，思多昏滞，费词既甚，叙事才周；亦犹售铁钱者，以两当一，方成贸迁之价也。然则《史》、《汉》已前，省要如彼；《国》、《晋》已降，原注：《国》谓《三国志》，《晋》谓《晋书》也。烦碎如此。必定其妍媸，甄其善恶。此下似有脱句。夫读古史者，明一作“阅”。其章句，皆可咏歌；对晦而言，故须求明也。“明”字胜。

观近史者，悦一作“得”。其绪言，直求事意而已。意无余蓄，惟言句可悦耳。“悦”字胜。是则一贵一贱，不言可知，无假榷扬，而其理自见矣。

昔文章既作，比兴由生；鸟鲁以媲贤愚，草木以方男女；诗人骚客，言之备矣。洎乎中代，其体稍殊，或拟记作“似”。人必以其伦，或述事多比于古。当汉氏之临天下也，君实称帝，理异殷、周；子乃封王，名非鲁、卫。

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，公辅为王臣。盘亦作“磐”。石加建侯之言，带河申俾侯之誓。旧作“称”。而史臣撰录，亦同彼文章，假托古词，翻易今语。

润色之滥，萌于此矣。

降及近古，弥见其甚。至如诸子短书，杂家小说，论逆臣则呼为问鼎，称巨寇则目以长鲸。邦国初基，皆云草昧；帝王兆迹，必号龙飞。斯并理兼讽谕，言非指斥，异乎游、夏措词，南、董显书之义也。如魏收《代元魏初国号代。史》，吴均《齐北齐录》，或牢笼一世，或苞举一家，自可申不刊之诺言，弘至公之正说。而收称刘氏纳贡，则曰“来献百牢”；均叙元日临轩，必云“朝会万国”。夫以吴征鲁赋，禹计涂山，持彼往事，用为今说，置于文章不关史册之文。则可，施于简册谓史。则否矣。一脱“矣”字。

亦有方以类聚，譬诸昔人。如王隐称诸葛亮挑战，冀一作“真”。获曹咎之利；崔鸿称慕容冲见幸，为有龙阳之姿。拈事猥亵。其事相符，言之谠矣。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恸，自东门吴已来，未之有也；李百药称王琳雅得人心，虽李将军恂恂善诱，无以加也。斯则虚引古事，妄足庸音，苟矜其学，必辨而非当者矣。此亦未允。

昔《礼记。檀弓》，工言物始。夫自我作故，首创新仪，前史所刊，后来取证。是以汉初立轊，当作“槥”。子长当作“孟坚”。所书；鲁始为髽，丘明是记。河桥可作，元凯取验于毛《诗》；男子有笄，伯支远征于《内则》。

即其事也。案裴景仁《秦记》称苻《世说。注》引裴《记》，本作“符”，坚方食，抚盘而诟：王劭《齐志》述一有“受纥”二字，一有“受”字。洛干感恩，脱帽而谢。及彦鸾崔鸿。撰以新史，重规李百药。删其旧录，乃易“抚盘”以“推案”，变“脱帽”为“免冠”。夫近世通无案食，胡俗不施冠冕；直以事不类古，改从雅言，欲令一脱“令”字。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，察古今之有异？

又自杂种称制，充牣神州，事异诸华，言多丑俗。一作“孔丑”。至如翼犍，旧有“魏”字。道武原旧作“所”，非。讳；黑獭，周文本名。而伯起革一讹“草”。以他语，德棻阙而不载。考二史，皆不讳。盖厖降、蒯瞆，字之媸也；重耳、黑臀，名之鄙也。旧皆列一讹“例”。以《三史》，传诸《五经》，未闻后进谈讲，别加刊定。况齐丘注语甚明，旧讹“愁山”。之或讹“定”。犊，彰于载谶；原注：杜台卿《齐记》载谶云：“首牛入西谷，逆犊上齐丘”也。河边之狗，著于谣咏。原注：王劭《齐志》载谣云：“獾獾头团，河中狗子破尔菀”也明如日月，难为盖藏，此而不书，何以示后？

亦有氏姓本复，减省从单，或去“万纽”而留“于”，旧讹“去方纫而留子”，又讹“去万而留千”。或止存“狄”而除”厍”。如作“存扶而除乞”亦可，旧作“存扶而除厚”，非。求诸自古，罕闻兹例。

昔夫子有云：“文胜质则史。”故知史之为务，必藉于文。自《五经》已降，《三史》而往，以文叙事，可得言焉。而今之所作，一多“者”字。有异于是。其立言也，或虚加练饰，轻事雕彩；或体兼赋颂，词类俳优。文非文，史非史，譬夫乌孙造室，杂以汉仪，而刻鹄不成，反类于鹜者也。

　　品藻第二十三盖闻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；薰莸不同器，枭鸾不比翼。若乃商臣、冒顿，南蛮、北狄，万里之殊也；伊尹、霍光，殷年、汉日，千载之隔也。而世之称悖逆则云商、冒，论忠顺则曰伊、霍者，何哉？盖厥迹相符，则虽隔越为偶，奚必差肩接一作“步”。武，方称连类者乎？

史氏自迁、固作传，始以品汇相从。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，或以人物寡鲜，求其具体必同，不可多得。是以韩非、老子，共在一篇；董卓、袁绍，无闻二录。岂非韩、老俱称述者，书有子名；《韩非子》、《老子》。袁、董并曰英雄，生当汉末。用此为断，粗得其伦。亦有厥类众夥，宜为流别，而不能定其同科，申其异品，用使兰艾相杂，朱紫不分，是谁之过欤？盖史宫之责也。

案班《书。古今人表》，仰包亿载，旁贯百家，分之以三科，定之以九等。其言甚高，其义甚惬。及至篇中所列，奚不类于其叙哉！若孔门达者，颜称殆庶，至于他子，难为等衰。通“差”。今乃先伯牛而后曾参，进仲弓而退冉有，原注：伯牛、仲弓并在第二等，曾参、冉有并在第三等。求诸折中，厥理无闻。又楚王楚武王子文王，过邓，三甥聃甥、骓甥、养甥。请一作“欲”。杀之，邓侯不许，卒亡邓国。庄六，今定邓侯入下愚之上，原注：即第七等。夫宁人负我，为善获戾，持此致尤，将何劝善？如谓小不忍，乱大谋，失于用权，故加其罪。是则三甥见几而作，决在未萌，自当高立标格，置诸云汉，何碍止与邓侯邻伍，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？原注：三甥皆在第六等。又其叙晋文之臣佐也，舟之侨为上，阳处父次之，士会为下；原注：舟之侨在第三等，阳处父在第四等，士会在第五等。其述燕丹一脱“丹”字。之宾客也，高渐离居首，荆轲亚之，秦舞阳居末。原注：高渐离在第四等，荆轲在第五等，秦舞阳在第六等。事详《史记。刺客传》。斯并是非瞀乱，善恶纷拏，或珍瓴甋而贱骐骥，或策驽骀而舍骐骥。以兹为监，欲谁欺乎？

又江充、息夫躬谗陷惑上，使祸延储后，毒及忠良。论其奸凶，过于石显远矣。而固叙之，不列佞幸。杨王孙裸葬悖礼，狂猖之徒；考其一生，更无他事，而与朱云同列，一有“仍”字。冠之传首，不其秽欤？

若乃旁求别录，侧窥杂传，诸如此谬，其累实多。案刘向《列女传》载鲁之秋胡妻者，寻其始末，了无才行可称，直以怨怼厥夫，投川而死。轻生同于古冶，殉节异于曹娥，此乃凶险之顽人，强梁之悍妇，两言罪过。辄与贞烈为伍，有乖其实者焉。又嵇康《高士传》，其所载者广矣，而颜回、蘧瑗，独不见书。盖以二子虽乐道遗荣，安贫守志，而拘忌名教，未免流俗也。

揣薄周、孔者之意。正如董仲舒、扬子云，亦钻仰四科，驰驱六籍，渐孔门之教义，服鲁国之儒风，亦是诵述礼法者。与此何殊，而并可甄录。夫回、瑗可弃，而扬、董获升，可谓识二五而不知十者一本误作“百”字。也。

爰及近代，史臣所书，求其乖失，亦往往而有。借如阳瓒效节边城，捐躯死敌，当有宋之代，抑刘、卜之徒欤？原注：刘谓刘康祖、卜谓卜天与。

而沈氏竟不别加标榜，唯寄编于《索虏》篇内。纪僧珍《南齐书》及《南史》并作“僧真”。砥节砺行，终始无瑕，而萧氏乃与群小混书，都以恩幸为目。

王頍文章不足，武艺居多，躬诣戚藩，首阶逆乱。撰隋史者如不能与枭感并列，原注：隋世皆以杨玄感为枭感。即宜附出《杨谅传》中，辄与词人共编，吉士为伍。原注：《隋书》列王頍在《文苑传》也。凡斯纂录，岂其类乎？

子曰：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；以言取人，失之宰我。”光武则受误于庞萌，曹公则见欺于张邈。事一无“事”字。列在方书，句有脱字。惟善与恶，昭然可见。不假许、郭之深鉴，裴、王之妙察，而作者存诸简牍，不能使善恶区分，故曰谁之过欤？史官之责也。夫一作“矣”。能申藻镜，一多“区”字。别流品，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，上智中庸等差有叙，则惩恶劝善，永肃将来，激浊扬清，郁为不朽者矣。

直书第二十四夫人禀五常，士兼百行，邪正有别，曲直不同。若邪曲者，人之所贱，而小人之道也；正直者，人之所贵，而君子之德也。然世多趋邪而弃正，不践君子之迹，而行由一本“由”作“曲”，又多“自陷”二字。小人者，何哉？语曰：“直如弦，死道边：曲如钩，反封侯。”故宁顺从以保吉，不违忤以受害也。况史之为务，申以劝诫，树之风声。其有贼臣逆子，淫君乱主，苟直书其事，不掩其暇，则秽迹彰于一朝，恶名被于千载。一作“古”。言之若是，吁可畏乎！

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，为于不可为之财则凶。如董狐之书法不隐，赵盾之为法受恶。彼我无忤，行之不疑，然后能成其良直，擅名今古。至若齐史之书崔拭，马迁之述汉非，韦昭仗正于吴朝，崔浩犯讳于魏国，或身膏斧钺，取笑一有“于”字，下同。当时；或书填坑窖，无闻后代。夫世事如此，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，励其匪躬之节，盖亦难矣。是以张俨发愤，私存《嘿记》之文；孙盛不平，窃撰辽东之本。以兹避祸，幸获两旧作“而”，误。全。足旧作“是”，误。以验世途之多隘，知实录之难遇耳。

然则历考前史，征诸直词，虽古人糟粕，真伪相乱，而披沙拣金，有时获宝。案金行晋。在历，史氏尤多。当宣、懿。景师。开基之始，曹、马构纷之际，或列营渭曲，见屈武侯，或发仗云台，取伤成济。陈寿、王隐咸杜口而无言，陆机、虞预各栖毫而靡述。至习凿齿，乃申以死葛走旧有“生”字。达之说，疑脱“干令升亦斥以”六字。抽戈犯跸之言。历代厚诬，一朝如一作“始”。雪。考斯人之书事，盖近古之遗直欤？次有齐孝王《风俗传》、王劭《齐志》，其叙述当时，亦务在审实。案于时河朔谓元魏。王公，箕裘未陨；邺城谓高齐。将相，薪构仍存。而二子书其所讳，曾无惮色。刚亦不吐，其斯人一本“人”字作“之谓”二字。欤？

盖烈士询名，壮夫重气，宁为兰摧玉折，不作瓦砾长存。若南、董之仗气直书，不避强御；韦、崔之肆情奋笔，无所阿容。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，而遗芳余烈，人到于今称之。与夫王沈《魏书》。假回邪以窃位，董统《燕史》，持谄媚以偷荣，贯三光而洞九泉，曾未足喻其高下也。

曲笔第二十五肇有人伦，是称家国。父父子子，君君臣臣，亲疏既辨，等差有别。盖“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”，《论语》之顺也；略外别内，掩恶扬善，《春秋》之义也。自兹已降，率由旧章。史氏有事涉君亲，必言多隐讳，虽直道不足，而名教存焉。其有舞词弄札，饰非文过，若王隐、虞预毁辱相凌，子野、休文释纷相谢。一作“射”，误。用舍由乎臆说，威福行乎笔端，斯乃作者之丑行，人伦所同疾也。亦有事每凭虚，词多乌有：或假人之美，藉为私惠；或诬人之恶，持报己仇。若王沈《魏录》滥述贬甄之诏，陆机《晋史》虚张拒葛之锋，班固受金而始书，陈寿借米而方传。此又记言之奸贼，载笔之凶人，下字忒狠。虽肆诸市朝，投畀豺虎可也。

然则史之不直，代有其收书，苟其事已彰，则今无所取。谓前人说过。

其有往贤之所未察，来者之所不知，今略广异闻，用标先觉。案《后汉书。更始传》称其懦弱也，其初即位，南面立，朝群臣，羞愧流汗，刮席不敢视。

夫以圣公身在微贱，已能结客报仇，避难绿林，名为豪杰。安有贵为人主，而反至于斯者乎？将作者曲笔阿时，独成光武之美；谀言媚主，用雪伯升之怨也。且中兴之史，出自东观，或明皇即明帚。所定，或马后攸刊；而炎祚灵长，简书莫改，遂使他姓追撰，空传伪录者矣。陈氏《国志。刘后主传》云：“蜀无史职，故灾祥靡闻。”案黄气见于种归，群鸟堕于江水；成都言有景星出，益州言无宰相气；若史官不置，此事从何一作“何从”。而书？

一多“之”字。盖由父辱受髡，故加兹谤议者也。

古者诸侯并争，胜负无恒，而他善必称，已恶不讳。逮乎近古，一作“世”。无闻至公，国自称一作“谓”。为我长，家相谓为彼短。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，见侮诸华，遂高自标举，比桑乾元魏开国处。于姬、汉之国；曲加排抑，同建邺于蛮貊之邦。夫以敌国相仇，交兵结怨，载诸移檄，用可致诬，列诸缃素，谓史。难为妄说。苟未达此义，安可言于史邪？夫史之曲笔诬书，句。不过一二，句。语其罪负，一作“负罪”。为失已多。而魏收杂以寓言，殆将过半，固以王本作“知”。仓颉已降，罕见其流，而李氏《齐书》称为实录者，何也？盖以重规李百药字。亡考未达，伯起以公辅相加，字出大名，一误作“若”。事同元叹，既无德不报，故旧多“以”字。虚美相酬。然必谓昭公知礼，吾不信也。语曰：“明其为贼，敌乃可服。”如王劭之抗词不挠，可以方驾古人。而魏收持论激扬，称其有惭正直。夫不彰其罪，谓于劭所著诸史，无所指实。而轻肆其诛，此所谓兵起无名，难为制胜者。寻此论之作，盖由君您书法不隐，取咎当时。或有假手史臣，以复私门之耻。不然，何恶直丑正，盗憎主人之甚乎！

盖霜雪交下，始见贞松之操；国家丧乱，方验忠臣之节。若汉末之董承、耿纪，曲在魏。晋初之诸葛、毋一作“母”，音贯。丘，曲在晋。齐兴而有刘秉、一讹作“康”。袁粲，曲在齐。周灭而有王谦、尉迥；曲在隋。斯皆破家殉国，视死犹生。而历代诸史，皆书之曰逆，将何以激扬名教，以劝事君者乎！古之书事也，令贼臣逆子惧；今之书事也，使忠臣义士羞。若使南、董有灵，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。

自梁、陈已降，隋、周而往，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，近古易悉，情伪可求。至如朝廷贵臣，必父祖有传，考其行事，皆子孙所为，而访波流俗，询诸故老，事有不同，言多爽实。昔秦人不死，验苻生之厚诬；蜀老犹存，知葛亮之多枉。斯则自古所叹，岂独于今哉！

盖史之为用也，记功司过，彰善瘅恶，得失一朝，荣辱千载。苟违斯法，岂曰能官。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，不闻以曲词获罪。是以隐侯沈约。《宋书》多妄，萧武梁武。知而勿尤；伯起《魏史》不平，齐宣览而无遗。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，高下在心，进不惮于公宪，退无愧于私室，欲求实录，不亦难乎？呜呼！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。篇末归到功罪失平，劝惩倒置，斯为探本深言，益透前篇寄慨隐衷。

鉴识第二十六夫人识有通塞，神有晦明，毁誉以之不同，爱憎由其各异。盖三王之受谤也，值鲁连而获申；五霸之擅名也，逢孔宣而见诋。斯则物有恒准，而鉴无定识，欲求铨核得中，其唯千载一遇乎！况史传为文，渊浩一作“源”。广博，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，致远钩深，乌一作“焉”。足以辩其利害，明其善恶。

观《左氏》之书，为传之最，而时经汉、魏，竟不列于学官，儒者皆折此一家，而盛推二《传》。夫以丘明躬为鲁史，受经仲尼，语世则并生，论才则同耻。一作“体”，非。彼二家者，师孔氏之弟子，预达者之门人，才识本殊，年代又隔，安得持彼传说，比兹亲受者乎！加以二《传》理有乖僻，言多鄙野，方诸《左氏》，不可同年。故知《膏育》、《墨守》，乃腐儒之妄述；卖饼、太官，诚智士之明鉴也。

逮《史》、《汉》继作，踵武相承。王充著书，既甲班而乙马；张辅持论，又劣固而优迁。原注：王充谓彪文义浃备，纪事详赡，观者以为甲，以太史公为乙也。张辅《名士优劣论》曰：“世人称司马迁、班固之才优劣，多以班为胜。余以为史迁叙三千年事，五十万言，班固叙二百年事，八十万言。烦省不敌，固之不如迁必矣。”然此二书，虽互有修短，递闻一作“有”。得失，而大抵同风，可为连类。张晏云：迁殁后，亡《龟策》、《日者传》，褚先生补其所一无“所”字。缺，言词鄙陋，非迁本意。案迁所撰《五帝本纪》、七十列传，称虞舜见陋，遂匿空而出；宣尼既殂，门人推奉有若。此二事又于《暗惑》篇论之。其言之鄙，又甚于兹，安得独罪褚生，而全宗马氏也？刘轨思商榷汉史，雅重班才；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，而辄编高后。案弘非刘氏，而窃养汉宫。时天下无主，一作“君”。吕宗称制，故借其岁月，寄以编年。而野鸡行事，自具《外戚》。譬夫成周成王。为孺子，史刊摄政一作“正”。之年；厉亡流彘，历纪共和之日。而周、召二公，各世家有传。句必有误，详此句当云“各有世家”。班氏式遵曩例，殊合事宜，岂谓虽浚发于巧心，反受嗤于拙目也。

刘祥撰《宋书。序一脱“序”字。录》，历说一作“序”。诸家晋史，其略云：“法盛《中兴》，荒庄草盛貌。一作“拙”。少气，王隐、徐广，沦溺罕华。”夫史之叙事也，当辩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；其文直，其事核，若斯而已可也。一作“矣”。必令同文举之含异，疑当作“末异”。等公干之有逸，如子云之含章，类长卿之飞藻；此乃绮扬绣合，雕章缛彩，欲称实录，其可得乎？以此诋诃，知其妄施弹射矣。

夫人废兴，时也；穷达，命也。而书之为用，亦复如是。盖《尚书》古文，《六一作“七”。经》之冠冕也；《春秋左氏》，三《传》之雄霸也。

而自秦至晋，年逾五百，其书隐没，不行干世。既而梅氏写献，一作“状”。杜侯训释，然后见重一时，擅名千古。若乃一无“若乃”二字，一止有“乃”字。《老经》撰于周日，《庄子》成于楚年，遭文、景而始传，值嵇、阮而方贵。若斯流者，可胜纪哉！故曰“废兴，时也；穷达，命也。”适使时无识宝，世缺知音，若《论衡》之未遇伯喈，《太玄》之不逢平子，逝将烟尽火灭，泥沉雨绝，安有殁而不朽，扬名于后世者乎！

探赜第二十七古之述者，岂徒然哉！或以取舍难明，或以是非相乱。由是《书》编典浩，宣父辨其流；《诗》列风雅，卜商通其义。夫前哲所作，后来是观，苟失其指归，则难以传授。而或有妄生穿凿，轻究本源，是乖作者之深旨，误生人之后学，其为谬也，不亦甚乎！

其夫子之刊一作“作”。鲁史，学者以为感麟而作。案子思有言：吾祖厄于陈、蔡，始作《春秋》。此四字旧脱，今补。夫以彼聿修，传诸诒厥，欲求实录，难为爽误。是一讹“事”。则义包微婉，因攫莓“莓”一作“莓”，皆误，当作“煤”。而创词；时逢西狩，乃泣麟而绝笔。传者“传者”集内凡三见，并作“儒者”，当由书佣讹“传”作“口”故，徒知其一，而未知其二；以为自反袂拭面，称吾道穷，然后追论五始，定名三叛。此岂非独学无友，孤陋寡闻之所致耶？

孙盛称《左氏春秋》书吴、楚则略，苟悦《汉纪》述匈奴则简，盖所以贱夷狄而一无“而”字。贵诸夏也。案春秋之时，诸国错峙，关梁不通，史官所书，罕能周悉。《传》本不略，此但据时势折之耳。异乎炎汉之世，四海一家，马迁乘传旧多“以”字。求自古遗文，而州郡上计，皆先集太史，若斯之备也。况彼吴、楚者，僻居南裔，地隔江山，去彼鲁邦，尤为迂阔，丘明所录，安能备诸？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，若驹支预于晋会，长狄埋于鲁门，葛卢之辨牛鸣，郯子之知鸟职，斯皆边隅小国，人品最微，犹复收其琐事，见于方册。安有主盟上国，势迫宗周，争长诸华，威陵一作“凌”。强晋，而可遗之者哉？《传》书楚事甚多，正辩在此。又荀氏著书，抄撮班史；其取事也，中外一概，夷夏皆均；非是独简一作“略”。胡乡，而偏详汉室。

盛既疑丘明之摈吴、楚，遂诬仲豫之抑匈奴，可谓强奏庸音，持为足曲者也。

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，夜光之壁不能无颣；故作者著书，或有病累。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，又更文饰其非，遂推而广之，强为其说者，盖亦多矣。

如葛洪有云：“司马迁发愤作《史记》百三十篇，伯夷居列传之首，以为善而无报也；项羽列于本纪，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。”案史之于一作“所”。书也，有其事则记，无其事则阙。寻一作“马”。迁之驰骛今古，上下数千载，春秋已往，得其遗事者，盖唯首阳之一作“山”。二子而已。然适使夷、齐生于秦代，一作“氏”。死于汉日，而乃升之传首，庸谓有情。言如此或可云发愤之故。今者考其先后，随而编次，斯则理之恒一作“常”。也，乌可怪乎？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，推为传目，若伍子胥、大夫种、盂轲、墨翟、贾谊、屈原之徒，或行仁而不遇，或尽忠而受戮；何不求其品类，简一作“同”。在一科，而乃异其篇目，各分为卷。一作“分为数卷也”。又迁之纰缪，其流甚多。夫陈胜之为世家，既云无据；项羽之称本纪，何必有凭。必谓遭彼腐刑，怨刺孝武，故书违一讹作“为”。凡例，志存激切。若先黄、老而后《六经》，进奸雄而退处士，此之乖刺，复何为乎？言此等乃为被刑而发耳，若《项纪》岂关怨刺乎？

隋内史李德林著论，称陈寿蜀人，其撰《国志》，党蜀而抑魏。刊之国史，以为格言。案曹公之创工业也，贼杀母后，幽逼主上，罪百田常，祸千王莽；文帝临戎不武，为国好奢，忍害贤良，疏忌骨肉。而寿评皆依违其事，无所措言。是未尝抑魏者。刘主地谓门地，居汉宗，仗顺而起，夷险不挠，终始无瑕。方诸帝王，可比少康、光武；以宗室言。譬以侯伯，宜辈秦缪、楚庄。以功烈言。而寿评抑其所长，攻其所短。亦不似党蜀者。是则寿之意。

以魏为正朔之国，典午攸承；蜀乃僭伪之君，中朝所嫉。故曲称曹美，而虚说刘非，安有背曹而向刘，疏魏而亲蜀也？此下旧有注，引陈寿《上诸葛集表》语，殊无取义，去之。夫无其文而有其说，不亦凭虚亡是者耶？

习凿齿之撰《汉晋春秋》，以魏为伪国者，此盖定邪正之途，明顺逆之理耳。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，故撰此书，欲以绝彼瞻乌，防兹逐鹿。历观古之学士，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。若齐冏一作“赵”。失德，《豪士》于焉作赋；贾后无道，《女史》由其一作“之”。献箴。斯皆短什小篇，可率尔此二字一作“俯”字。而就也。借讽之作，只有短篇，从无巨帙。安有变三国之体统，改五行之正朔，勒成一史，传诸千载，而藉以权济物议，此六字旧作“藉其权以济物”。取诫当时。岂非劳而无功，博而非要，与夫班彪《王命》，一向异乎？《王命论》亦止一篇，非如习书大部也。求之人情，理不当尔。理不当然也。或讹“尔”作“耳”，非。

自二京板荡，五胡称制，崔鸿鸠诸伪史，聚成《春秋》，其所列者，十有六家而已。魏收云：鸿世仕江左，故不录司马、刘、萧之书；又恐识者尤之，未敢出行于外。以上并收语，见鸿本传。案于时中原乏主，海内横流，逖彼东南，更平。为正朔。适使素王再出，南史重生，终不能别有异同，忤非其议。安得以伪或作“魏”。书无录，而犹罪归彦鸾者乎？且必以崔氏祖宦一作“官”。吴朝，故情私南国；必如是，则其先徙居广固，委质慕容，何得书彼南燕，而与群胡并列！爱憎之道，岂若是邪？且观鸿书之纪纲，皆以晋为主，亦犹班《书》之载吴、项，必系汉年；陈《志》之述孙、刘，皆宗魏世。何止独遗其事，不取其书而已哉！但伯起躬为《魏史》，传列《岛夷》，不欲使中国著书，推崇江表，所以辄假言崔志，用纾魏羞。追出诃鸿心曲。且东晋之书，宋、齐一脱此四字，之史，考其所载，几三百篇，而伪邦坟籍，仅盈百卷。若使收矫鸿之失，南北混书，斯则四分有三，事归江外。

非唯肥瘠非类，众寡不均；兼以东南国史，皆须纪传区别，兹又体统不纯，难为编次者矣。收之矫妄，其可尽言乎！

于是考众家之异说，参作者之本意，或出自胸怀，枉申探赜；此云探赜，贴论史者说。或妄加向背，辄有异同。而流俗腐儒，后来末学，习其狂狷，成其诖误，自谓见所未见，闻所未冈，铭诸舌端，以为口实。唯智者不惑，无所疑焉。

　　模拟第二十八夫述者相效，自古而然。故列御寇之言理也，则凭李叟；扬子云之草《玄》也，全师孔公。符朗《晋书》作“苻朗”。则比迹于庄周，范晔则参踪于贾谊。况史臣注记，其言浩博，若不仰范前哲，何以贻厥后来？盖模拟之体，厥途有二：一曰貌同而心异，二曰貌异而心同。

何以言之？盖古者列国命官，卿与大夫为别。必于国史所记，则卿亦呼为大夫，此《春秋》之例也。当秦有天下，地广殷、周，变诸侯为帝王，目宰辅为丞相。而谯周撰《古史考》，一脱“考”字。思欲摈抑马《记》，师仿孔《经》。其书李斯之弃市也，乃云“秦杀集内“杀”多作“煞”。其大夫李斯”。夫一脱此三字。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，以此而拟《春秋》，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

当春秋之世，列国甚多，每书他邦，皆显其号，至于鲁国，直云我而已。

如金行握纪，海内大同，君靡客主之殊，臣无彼此之异，而干宝撰《晋纪》，至于天子之葬，必云“葬我某皇帝”。且或作“但”。疑当作“时”。无二君，何我之有？以此而拟《春秋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

狄灭二国，君死城屠；齐桓行霸，兴亡继绝。《左传》云：“邢迁如归，卫国忘亡。”言上下安堵，不失旧物也。如孙皓暴虐，人不聊生，晋师是讨，后予相怨。而于宝《晋纪》云：“吴国既灭，江外忘亡。”岂江外安一作“被”。典午之善政，同归命之未灭乎？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

春秋诸国，皆用夏正；原音：征。鲁以行一作“用”。天子礼乐，故独用周家正朔。至如书“元年春王正月”者，年则鲁君之年，月则周王之月。

原注：考《竹书纪年》始达此义。而自古说《春秋》者，皆妄为解释也。如曹、马受命，躬为帝王，非是以诸侯守藩，行天子班历。而孙盛《魏》、《晋》二《阳秋》，每书年首，必云“某年春帝正月”。夫年既编帝纪，而月又列帝名。以此而拟《春秋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

五始所作，是曰《春秋》；三《传》并兴，各释经义。如《公羊传》屡云：“何以书？记某旧作“其”。事也。”此则先引《经》语，而继以释辞，势使之然，非史体也。如吴均《齐春秋》，每书灾变，亦曰：“何以书？记异也。”夫事无他议，言从己出，辄自问而自答者，岂是叙事之理者邪？以此而拟《公羊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

且《史》、《汉》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，至传内有呼字处，则于传首不据文义刊正详。旧作“已”，非。如《汉书。李陵传》称陇西任立政，此下当有“至匈奴招陵”五字，脱简也。“陵字立政曰：“少公，归易耳。’夫上下不言立政之字，而辄言“字立政曰少公”者，此省文，从可知也。至令狐德棻《周书》于《伊娄穆传》首云“伊娄穆字奴干”，既而续云太祖字之曰：“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。”夫上书其字，而下复曰字，岂是事从简易，文去重复者邪？以此而拟《汉书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

昔一本误多“谢承”二字。《家语》有云：“苍梧人娶妻而美，以让其兄，虽一多“则”字，一多“其”字。为让，非让道也。”又扬子《法言》曰：“士一脱“士”字。有姓孔字仲尼”，其文是也，其质非也。如向之诸子，所拟古作，其殆苍梧之让，姓孔一有“而”字。字仲尼者欤？盖语曰：世异则事异，事异则备异。必以先王之道，持今世之人，一作“民”。此韩子所以著《五蠹》之篇，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。世之述者，锐志于恐“矜”字之讹。奇，喜编次古文，撰叙今事，而一无“而”字。巍然自谓《五经》再生，《三史》重出，多见其无识者矣。

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。何则？其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，熔铸之象物，以此而似也。一作“彼”。其所以为似者，取其道木相会，义理玄一作“互”。同，若斯而已。亦犹孔父贱为匹夫，栖皇旧作“惶”。放逐，而能祖述尧、舜，宪章文、武，亦何必居九五之位，处南面之尊，然后谓之连类者哉！

盖《左氏》为书，叙事之最。自晋已降，景慕者多，有类效颦，弥益其丑。然求诸偶中，亦可言焉。盖君父见害，臣子所耻，义当略说，不忍斥言。

故《左传》叙恒公在齐遇害，而云“彭生乘公，公旧脱一“公”字。薨于车”。

桓十八。如干宝《晋纪》叙愍帝殁于平阳，而云：“晋人见者多哭，贼惧，帝崩。”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旧多“又”字。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

夫当时所记或未尽，则先举其始，后详其末，前后相会，隔越取同。若《左氏》成七年，郑获楚钟议以献晋，至九年，晋归钟仪于楚以求平，其类是也。至裴子野《宋略》叙索虏临江，太子劭使力土排徐湛、二字疑衍。江湛僵仆，于是始与劭有隙。其后三年，肩旧衍“徐”字。江湛旧无“湛”字。为元凶所杀事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亦一作“又”。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

凡列姓名，罕兼其字；苟前后互举，则观者自知。如《左传》上言羊斟，则下曰叔牂；一作“子减”，一止作“臧”，并误。前称子产，则次见国当作“曰”。侨，其类是也。至裴子野《宋略》亦然。何者？上书桓玄，则下云旧误作“有”。敬道；后叙殷铁，则先著景仁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

《左氏》与《论语》，忽添《论语》，是古文参错处。有叙人酬对，苟非烦词积句，但是往复唯诺而已，则连续而说，去其“对曰”、“问曰”等字。如裴子野《宋略》云：李孝伯问张畅，“卿何姓？”曰“姓张。”“张长史乎？”以此而拟《左氏》、《论语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

善人君子，四字通泛，恐有误。功业不书，见于应对，附彰其美。如《左传》称楚武王欲伐随，旧误作“隋”。熊率且比曰：“季梁在，何益！”桓六。至萧方等一脱“等”字。《三十国春秋》说朝廷闻慕容俊死，曰：“中原可图矣！”桓温曰：“慕容恪在，其忧方大！”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

夫将叙其事，必预张其本，弥缝混说，无取睠与“眷”通，回顾之义。言。如《左传》称叔辄闻日蚀而哭，昭子曰：“子一脱“子”字。叔其将死乎？”秋八月，叔辄卒。昭二十一。至王劭《齐志》称张伯德梦山上挂丝，占者曰：“其为幽州乎？”秋七月，拜为幽州刺史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

盖文虽缺略，理甚昭著，此丘明之体也。至如叙晋败于邲，先济者赏，而云：“上当作“中”。军、下军争舟，舟中之指可掬。”宣十二。夫不言攀舟恐脱“扰”字。乱，以刃断指，而但曰“舟指可掬”，则读者自睹其事矣。至王劭《齐志》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，追奔逐北，而云“夜半方归，槊血满袖。”夫不言奋槊深入，击刺甚多，而但称“槊血满袖”，则闻者亦知其义矣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

大抵作者，自魏已前，多效《三史》；从晋已降，喜学《五经》。夫史才文浅而易摸，经文意深而难拟；既难易有别，故得失亦殊。盖貌异而心同者，模拟之上也；貌同而心异者，摸拟之下也。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，不尚貌异而心同者，何哉？盖鉴识不明，嗜爱多僻，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，此子张之所以致讥于鲁矣，有叶公好龙之喻也。袁山松云：“书之为难也有五：烦而不整，一难也；俗而不典，二难也；书不实录，三难也；赏罚不中，四难也；文不胜质，五难也。”夫拟古而不类，此乃难之极者，何为独阙其目乎？呜呼！自子长以还，似皆未睹斯义。后来明达，其鉴之哉！

书事第二十九昔荀悦有云：“立典有五志焉：一曰达道义，二曰彰法式，三曰通古今，四曰著功勋，五曰表贤能。”干宝之释五志也，“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，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，忠臣、烈士、孝子、贞妇之节则书之，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，木力技艺殊异则书之。”干宝释语，不必与五志分贴。于是采二家之所议，征五志之所取，盖记言之所网罗，书事之所总括，粗得于兹矣。然必谓故无遗恨，犹恐未尽者乎？今更广以三科，用增前目：一曰叙沿革，二曰明罪恶，三曰旌怪异。何者？礼仪用舍，节文升降则书之；君臣邪僻，国家丧乱则书之；幽明感应，祸福萌兆则书之。三科，以补五志也，亦不与后文关贴。于是以此三科，参诸五志，则史氏所载，庶几无阙。求诸笔削，何莫由斯？

但自一无“自”字。古作者，鲜能无病。苟书而不法，则何以示后？盖班固之讥司马迁也，“论大道则先黄、老而后《六经》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。此其所蔽也。”又傅玄之贬班固也，“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，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，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。此其所失也。”讥马贬班，引用成语，以见作史最易招驳。勿粘看。寻班、马二史，咸擅一家，而各自弹射，递相疮痏.夫虽自卜者审，而自见为难，可谓笑他人之未工，忘己事之已拙。上智犹其若此，而况庸庸者哉！节中作顿挫。苟目或讹作“自”。前哲之指踪，校从来之所失，若王沈、孙盛之伍，伯起、德棻之流，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，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，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。其说散见诸篇之中。此其大较也。必伸以纠摘，穷其负累，虽擢发而数，庸可尽邪！子曰：“于予何诛？”于此一无“此”字。数家见之矣。

抑又闻之，怪力乱神，宣尼不语；而事鬼求福，墨生所信。故圣人于其间，若存若亡而已。若存若亡，最圆活。若吞燕卵而商生，启龙漦而周灭，厉坏门以祸晋，鬼谋社而亡曹，江使返璧于秦皇，圯桥授书于汉相，此则事关军国，理涉兴亡，有而书之，以彰灵验，可也。节中顿挫。而王隐、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，乃专访州闾细事，委巷琐言，非关军国兴亡者。聚而编之，目为鬼神传录，其事非要，其言不经。异乎《三史》之所书，《五经》之所载也。

范晔博采众书，裁成汉典；观其所取，颇有奇工。至于《方术》篇及诸蛮夷传，乃录王乔、左慈、廪君、槃亦作“盘”。瓠，言唯迂诞，事多诡越。

可谓美玉之瑕，白圭之玷。惜哉！无是可也。节中顿挫。又自魏、晋已降，著述多门，《语林》、《笑林》、《世说》、《俗说》，皆喜载调一作“槃”。谑小辩，嗤鄙异闻，在小说家，可无讥也。虽为有识所讥，颇为无知所说。

而斯风一扇，国史多同。驯而滥入国史矣。至如王思狂躁，起驱蝇而践笔，毕卓沈湎，左持螯而右杯，刘邕榜吏以膳痂，龄石戏舅而伤赘，其事芜秽，其辞猥杂。而历代正史，持为雅言。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，闻之者为之抚掌，一作“槃”。固异乎记功书过，彰善瘅恶者也。

大抵近代史笔，叙事为烦。榷而论之，其尤甚者有四。夫祥瑞者，所以发挥盛德，幽赞明王。至如凤皇来仪，嘉禾入献，秦得若雉，鲁获如麕。求诸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，上下数千载，其可得言者，盖不过一二而已。爱及近古则不然。凡祥瑞之出，非关理乱，盖主上所惑，臣下相欺，故德弥少而瑞或作“祥”。弥多，政逾劣而样或作“瑞”。逾盛。是以桓、灵受祉，比文、景而为丰；刘、石应符，比曹、马而益倍。而史官征其谬说，录彼邪言，真伪莫分，是非无别。其烦一也。

当春秋之时，诸侯力争，各擅雄伯，自相君臣。一作“长”。《经》书某使来聘，某君来朝者，盖明和好所通，盛疑“威”字之讹。德所及。此皆国之大事，不可阙如。而自《史》、《汉》已还，相承继作。至于呼韩入侍，肃慎来庭，如此之流，书之可也。若乃藩王岳牧，朝会京师，必也书之本纪，则异乎《春秋》之义。原注：若《汉书》载楚王嚣等来朝，《宋书》载檀道济等来朝之类是也。夫臣谒其君，子觐其父，抑惟恒亦作“常”。理，非复异闻。载之简策，一何辞费？其烦二也。

若乃一作“乃若”。百职一作“辟”，非。迁除，千官黜免，其可以书名本纪者，盖推槐鼎而已。故西京撰史，唯编丞相、大夫；东观著书，止列司徒、太尉。而近世自三公以下，一命已上，苟沾厚禄，莫不备书。且一人之身，兼顶数职，或加其号而阙其位，或无其实而有其名。《南》、《北》诸史以后，大抵皆然。赞唱为之口劳，题署由其力倦。具之史牍，夫何足观？其烦三也。

夫人之有传也，盖唯书其邑里而已。其有开国承家，世禄不坠，积仁累德，良弓无改，项籍之先世为楚将，《史记。项羽本纪》。石建之后廉谨相承，《史记。万石君传》。此则其事尤异，略书于传可也。其失之者，则有父官令长，子秩丞郎，声不著于一乡，行无闻于十室，而一无“而”字。乃叙其名位，一二或作“一一”。无遗。此实家谍，非关国史。其烦四也。

于是考兹四事，以观今疑当作“近”。古，足验积习忘返，流宕不归，乖作者之规模，违哲人之准的也。孔子曰：“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”其斯之谓矣。

亦有言或可记，功或可书，而纪一作“记”。阙其文，传亡其事者。何则？始自太上，迄于中古，其间文籍，可得言焉。夫以仲尼之圣也，访诸郯子，始闻少皞之官；叔向之贤也，询彼国侨，载辨黄能一作“熊”。之祟。

或八元才子，因行父而获传；见后篇元凯注。或五羖大夫，假赵良而见识。

《商君列传》。则知当时正史，流俗所行，若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之书，虞、夏、商、周春秋梼杌之记，其所缺略者多矣。

既而汲冢所述，方《五经》而有残，一作“殊”。马迁所书，比《三传》而多别，裴松补陈寿之阙，谢绰拾沈约之遗，斯又言满五车，事逾三箧者矣。

夫记事之体，欲简而且详，疏而不漏。若烦则尽取，省则多捐，此乃忘折中之宜，失均平之理。推夫博雅君子，知其利害者焉。

人物第三十夫人之生也，有贤不肖焉。若乃其恶可以诫世，其善可以示后；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，是谁之过欤？盖史官之责也。

观夫文籍肇创，史有《尚书》，知远疏通，网罗历代。至如有虞进贤，时宗元凯；夏氏中微，国传寒浞；殷之亡也，是生飞廉、恶来；周之兴也，实有散宜、闳夭。若斯人者，或为恶纵暴，其罪滔天；或累仁积德，其名盖世。虽时淳俗质，言约义简，此而不载，阙孰甚焉。

洎夫子修《春秋》，记二百年行事，《三传》并作，史道勃兴。若秦之由余、百里奚，越之范蠡、大夫种，鲁之曹沫、公仪休，齐之宁戚、田穰苴，斯并命代亦作“世”。大才，挺生杰出。或陈力就列，功冠一时；或杀身成仁，声闻四海。苟师其德业，可以治国字人；慕其风范，可以激贪励俗。此而不书，无乃太简。

又子长著《史记》也，驰骛穷古今，上下数千载。至如皋陶、伊尹、傅说、仲山甫之流，并列经浩，名存子史，功烈尤显，事迹居多。盍各采而编之，以为列传之始，而断以夷、齐居首，何龌龊之甚乎？其言与《探赜》篇不相顾。既而孟坚勒成《汉书》，牢笼一代，至于人伦大事，亦云备矣。其间若薄昭、杨仆、颜驷、史岑之徒，其一脱“其”字。事所以见遗者，盖略小而存大耳。夫虽逐麋之犬，不复顾兔，而鸡肋是弃，能无惜乎？当三国异朝，两晋殊宅，若元则、仲景，时才重于许、洛；何桢、许询，文雅高于扬、豫。而陈寿《国志》、王隐《晋史》，广列诸传，而遗此不编。此亦网漏吞舟，过为迂阔者。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，如秦嘉妻徐氏，动合礼仪，言成规矩，毁形不嫁，哀恸伤生，此则才德兼美者也；董祀妻蔡氏，载诞胡子，受辱虏廷，文词有余，节概不足，此则言行相乖者也。至蔚宗《后汉》，传标《列女》，徐淑不齿，而蔡琰见书。欲使彤管所载，将安准的？

裴几原删略宋史，时称简要。至如张袆阴受君命，戕贼零陵，乃守旧作“宗”，道一作“通”。不移，饮鸩而绝。虽古之鉏麑义烈，宣二。何以加诸？鲍昭文宗学府，驰名海内，方于汉代褒、朔之流。事皆阙如，何以申其褒奖？

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，其一有“有”字。书名竹帛者，盖唯记善而已。

故太史公有云：“自获麟以来，四百余年，明主一无“明主”二字。贤君、忠臣死义之士，废而不载，余甚惧焉。”即其义也。至如四凶列于《尚书》，三叛见于《春秋》，西汉之纪江充、石显，东京之载梁冀、董卓，此皆干纪乱常，存灭兴亡所系。一本此三句中“干”作“千”，无“乱”字、“灭”字。既有关时政，故不可阙书。

但近史所刊，有异于是。至如不才之子，群小之徒，或阴情丑行，或素餐尸禄，其恶不足以曝扬，其罪不足以惩戒，莫不搜其鄙事，聚而为录，不其秽乎？抑又闻之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；而斗筲之才，何足算也。若《汉》传之有傅宽、靳歙，《蜀志》之有许慈，《宋书》之虞丘进，《魏史》之王宪，若斯数子者，或才非拔萃，或行不逸群，徒以片善取知，微功见识，阙之不足为少，书之唯益其累。而史臣皆责其谱状，征其爵里，课虚成有，裁为列传，不亦烦乎？

语曰：“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”故贤良可记，而简牍无闻，斯乃察所不该，谓明不能遍。理无足咎。至若愚智毕载，妍媸靡择，此则燕石妄珍，齐竽混吹者矣。夫名刊史册，自古攸难；事列《春秋》，哲人所重。

笔削之士，其慎之哉！

　　核才第三十一夫史才之难，其难甚矣。《晋令》云：“国史之任，委之著作，每著作郎初至，必撰名臣传一人。”斯盖察其所由，苟非其才，则不可叨居史任。

历观古之作者，若蔡邕、刘峻、一本峻独不书名而书字，非。徐陵、刘炫之徒，各自谓长于著书，达于史体；然观一无“观”字。侏儒一节，而他事可知。案伯喈于朔方旧误作“方朔”，或误作“方翔”。上书，谓宜广班氏《天文志》。夫《天文》之于《汉史》，实附赘之尤甚者也。必欲申以掎摭，但当锄而去之，安可仍其过失，而益其芜累？亦奚异观河倾之患，而不遏以堤防，方欲疏而导之，用速怀襄之害。述史如此，将非练达者欤？孝标持论谈一作“析”。理，诚为绝伦。而《自叙》一篇，过为烦碎；《山栖》一志，直论一作“是”。文章。句恐有讹字。谅难以偶迹迁、固，比肩陈、范者也。

孝穆在齐，有志一有“于”字。梁史，及还江左，一有“而”字。书竟不成。

嗟乎！以徐公文体，而施诸史传，亦犹灞上儿戏，异乎真将军，幸而量力不为，可谓自卜者审矣。光伯以洪儒硕学，而迍邅不遇。观一无“观”字。其锐情自叙，欲以垂示将来，而言皆浅俗，理无要害。岂所谓“诵《诗》三百，虽多，亦奚以为”者乎！

昔尼父有言：“文胜质则史。”盖史者当时之文也。然扑散淳销，时移世异，文之与史，较一作“皎”。然异辙。故以张衡之文，而不闲于史；以陈寿之史，而不习于文。其有赋述《两都》，诗裁《八咏》，而能编次汉册，勒成宋典。若斯人者，其流几何？

是以略观近代，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。其为式也，罗含、谢客宛为歌颂之文，萧绎、江淹直一作“究”。成铭赞之序，“序”字似当作“笔”。温子升尤工一作“喜”。复语，卢思道雅好丽作“俪”字用。词，江总猖獗以沉迷，庾信轻薄而流宕。此其大较也。然向之数子所撰者，盖不过偏记杂说，小卷短书而已；犹且乖滥踳驳，一至于斯。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，弥纶一代，使其始未圆备，表里无咎，盖亦难矣。

但自世重文藻，词宗丽淫，于是沮诵失路，灵均当轴。每当有“值”字。西省虚职，东观伫才，凡所拜授，必推文士。遂使握管怀铅，多无铨综之识；旧讹作“职”。连章累牍，罕逢微婉之言。而举俗共以为能，一作“共为能事”。当时莫之敢侮。假令其一无“其“字。间有术同彪、峤，才若班、荀，怀独见之明，负不刊之业，而皆取窘于流俗，见嗤于朋党。遂乃哺糟歠醨，俯同妄作，披褐怀玉，无由自陈。此管仲所谓“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，害霸之道”者也。一无“也”字。

昔傅玄或作“毅”，非。有云：一脱“云”字。“观孟坚《汉书》，实命代奇作。及与陈宗、尹敏、杜抚、马严撰中兴纪传，其文曾不足观，岂拘于时乎？不然，何不类之甚者也。是后刘珍、朱穆、卢植、杨彪之徒，又继而成之，岂亦各拘于时，而不得自尽乎？何其益陋也。”以上并傅玄语。嗟乎！拘时之患，其来尚矣。斯则自古一有“之”字。所叹，岂独当今者哉！一无“当”字、“者”字。

序传第三十二盖作者自叙，其流出于中古乎？一无“乎”字。案屈原《离骚经》，其首章上陈氏族，下列祖考；先述厥生，次显名字。自叙发迹，实基于此。降及司马相如，始以自叙为传。然其所叙者，但记自少及长，立身行事而已。逮于祖先所出，则蔑尔无闻。至马迁，又征三闾之故事，放读“仿”。文园之近作，模楷二家，勒成一卷。于是扬雄遵其旧辙，班固酌其余波，自叙之篇，实烦于代。虽属辞有异，而兹体无易。

寻马迁《史记》，上自轩辕，下穷汉武，疆宇修阔，道路绵长。故其自叙始于氏出重黎，终于身为太史。虽上下驰骋，终不越《史记》之年。班固《汉书》，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。其自叙也，则远征令尹，起楚文王之世；近录《宾戏》，当汉明帝之朝。苞括所及，一作“闻”。逾于本书远矣。而后来叙传，非止一家，竟学孟坚，从风而靡。施于家谍，一作“谱”。犹或可通，列于国史，多一作“每”。见其失者矣。

然自叙之为义也，苟能隐己之短，称其所长，斯言不谬，即为实录。而相如自序，乃旧讹“及”。记其容游临邛，窃妻卓氏，以《春秋》所讳，持为美谈。虽事或非虚，而理无可取。载之于传，不其愧乎！又王充《论衡》之《自纪》也，述其父祖不肖，为州闾所鄙，而已答以瞽顽舜神，鲧恶禹圣。

夫自叙而言家世，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，苟无其人，阙之可也。至若盛矜于己，而厚辱其先，此何异证父攘羊，学子名母？必责以名教，实三千之罪人也。

夫自媒自炫，士女之丑行。然则人奠我知，君子不旧作“所”，误。耻。

案孔氏《论语》有云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”，“不如某之好学也。”又曰：“吾每自一依经作“日三”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”又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”又曰：“吾之先一依经作“昔者吾”。友，尝从事于斯矣。”则圣达之旧无“之”字。立言也，时亦扬露己才，或托讽以见其情，或选与“巽”通。辞以显其迹，终不盱衡自伐，攘袂公言。且命诸门人“各言一作“见”。尔志，”由也不让，见嗤无礼。历观扬雄已降，其自叙也，始以夸尚为宗。至魏文帝、傅玄、陶梅、恐误，或当作“梅陶”。葛洪之徒，则又逾于此者矣。何则？身兼片善，行有微能，皆剖析具言，一二必载。岂所谓宪章前圣，谦以自牧者欤？

又近古人伦，喜称阀阅。其荜门寒族，百代无闻，而骍角挺生，一朝暴贵，无不迫述本系，妄承先哲。至若仪父、振铎，并为曹氏之初；淳维、当作“始均”。李陵，俱称拓拔之始。河内旧讹作“南”。马祖，迁、彪之说不同；吴兴沈先，约、炯“先约炯”一作“约先后”，非。之言一作“序”。有异。斯皆不因真律，无假宁楹，直据经史，自成矛盾。则知扬姓之寓西蜀，班门之雄朔野，或胄纂伯侨，或家传熊绎，恐自我作故，旧作“古”。失之弥远者矣。盖谄祭非鬼，神所不歆；致敬他亲，人斯悖德。凡为叙传，宜详此理。不知则阙，亦何伤乎？

烦省第三十三昔荀卿有云：远略近详。旧作“录远略近”，误。则知史之详略不均，其为辨旧作“患”，误。者久矣。及干令升《史议》，历诋诸家，而独归美《左传》，云：“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，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，靡有孑遗。

斯盖立言之高标，著作之良模也。”并《史议》原文。又张世伟著《班马优劣论》，云：“迁叙三千年事，五十万言；固叙二百四十年事，八十万言。是班不如马也。”并《优劣论》原文。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，咸以左氏为得，史公为次，孟坚为甚。“甚”旧作“非”。恐误。自魏、晋已还，年祚转促，而为其国史，亦不减班《书》。此则后来逾烦，其失弥甚者矣。

余以为近史芜累，诚则有诸，亦犹古“由”通。古今不同，势使之然也。

辄求其本意，略而论之。何者？当春秋之时，诸侯力争，各闭境相拒，关梁不通。其有一讹“言”。吉凶大事，见知于他国者，或因假道而方闻，或以通一作“同”。盟而始赴。苟异于是，则无得而称。鲁史所书，实用此道。

至如秦、燕之据有西北。楚、越之大启东南，地僻界一作“远”，非。于诸戎，人罕通于上国。故载其行事，多有阙如。且其书自宣、成以前，三纪而成一卷；至昭、襄已下，数年而一作“各”。占一篇。是知国阻隔者，记载一作“事”。不详，年浅近者，撰录多备。原注：杜预《释例》云：文公已上六公，书日者二百四十九。宣公已下亦六公，书日者四百三十二。计年数略同，而日数加倍，此亦久远遗落，不与近同也。是则传者注书已先觉之矣。此一作“左”。丘明随闻见而成传，何有故为简约者哉！

及汉氏一作“时”。之有天下也，普天率土，无思不服。会计之吏，岁奏于阙廷；輶轩之使，月一作“日”。驰于郡国。作者居府于京兆，“府”字旧讹在“京兆”下。征事于四方。用使夷夏必闻，远近无隔。故汉氏之史，所以倍增于《春秋》也。

降及东京，作者弥众。至如名邦大都，地富才良，高门甲族，代一作“世”。多髦俊。邑老乡贤，竞为别录；家牒宗谱，各成私传。于是笔削所采，闻见益多。此中兴之史，即《后汉书》也。所以又广于《前汉》也。

夫英贤所出，何国而无？书之则与日月长悬，不书则与烟尘永灭。是以谢承尤一作“周”。悉江左，京洛事缺于三吴；陈寿偏委悉也。一作“安”，非。蜀中，巴、梁语详于二或作“一”，非。国。《蜀志》最短，何以云然？

恐兼寿所撰《益部耆旧传》而言。如宋、齐受命，梁、陈握纪；或地比《禹贡》一州，或年方秦氏二世。大地之偏小，年之窘迫，适使作者采访易洽，巨细无遗，耆旧可询，隐讳咸露。此小国之史，所以不减于大邦也。

夫论史之烦省者，一无“者”字。但当要一作“求”。其事有妄载，苦于榛芜，言有阙书，伤于简略，斯则可矣。必量世事之厚薄，限篇弟以多少，理则不然。且必谓丘明为省也，若介葛辨牺于牛鸣，叔孙志梦于天压，楚人教晋以拔筛，城者讴华以弃甲。此而毕书，岂得谓之省邪？且必谓《汉书》为烦也，若武帝乞浆于柏父，陈平献计于天山，长沙戏舞以请地，杨仆怙宠而移关。此而不录，岂得谓之烦邪？由斯而言，则史之烦省不中，衷也，不衷于一也。从可知矣。

又古今有殊，浇淳不等。帝尧则天称大，《书》惟一篇；周武观兵孟津，言成三誓；伏羲止画八卦，文王加以《系辞》。俱为大圣，行事若一，其丰俭不类，悬隔如斯。必以古方今，持彼喻此，如蚩尤、黄帝交战阪泉，施于春秋，则城濮、鄢陵之事也。有穷篡夏，少康中兴，施于两汉，则王莽、光武之事也。夫差既灭，句践霸世，施于东晋，则桓玄、宋祖之事也。张仪、马错为秦开蜀，施于三国，则邓艾、钟会之事也。而往之所载，其简如彼；后一作”今”，非。之所书，其审如此。若使同后来于往世，“同后来”旧作“后来同”，误。限一概以成书，将恐学者必诟其疏遗，尤其率略者矣。

而议者苟嗤沈、萧之所记，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，事倍于孙、习；皆有《晋史》。华、谢之所编，皆《后汉书》。语烦于班、马，此四句旧木杂乱不成语，录见篇后。不亦谬乎！故曰：“论史之烦省者，但当求其事有妄载，言有阙书，斯则可矣。必量世事之厚薄，限篇第以多少，理则不然”，其斯之谓也。

　　杂述第三十四在昔旧作“昔在”。三坟、五典、春秋、梼杌，即当作“皆”。上代帝王之书，中古诸侯之记，行诸历代，以为格言。其余外传，则神农尝药，厥有《本草》；夏禹敷土，实著《山经》；《世本》辨姓，著自周室；《家语》载言，传诸孔氏。是知偏记、小说，自成一家。而能与正史参行，其所由来尚矣。

爱及近古，斯道渐烦。史氏流别，殊途并骛。榷而为论，其流有十焉：一曰偏纪，一作“记”，后同。二曰小录，三曰逸事，四曰琐言，五曰郡书，六曰家史，七曰别传，八曰杂记，九曰地理书，十曰都邑簿。

夫皇王受命，有始有卒，作者著述，详略难均。有权记当时，不终一代，若陆贾《楚汉春秋》、乐资《山阳一有“公”字，一以偶句从删。载记》、王韶本名韶之。《晋安陆当作“帝”。纪》、姚最旧脱“最“字。《梁昭旧脱“昭”字后略》。此之谓偏纪者也。

普天率土，人物弘多，求其行事，罕能周悉。则有独举所知，编为短部。

若戴逵《竹林名士》、王粲《汉末英雄》、萧世诚《怀旧志》、卢子行《知己传》。此之谓小录者也。

国史之任，记事记言，视听不该，必有遗逸。于是好奇之士，补其所亡。若和峤《汲冢纪年》、葛洪《西京杂记》、顾协《琐语》、谢绰《拾遗》。此之谓逸事者也。

街谈巷议，时有可观，小说厄言，犹贤于已。故好事君子，无所弃诸。若刘义庆《世说》、裴荣期《语林》、孔思尚《语录》、阳玠松或作“松玠”。《谈薮》。此之谓琐言者也。

汝、颖奇士，江、汉英灵，人物所生，载光郡国。故乡人学者，编而记之。若圈称《陈留耆旧》、周斐一作“裴”。《汝南先贤》、陈寿《益部耆旧》、虞预《会稽典录》。此之谓郡书者也。

高门华胄，奕世载德，才子承家，思显父母。由是纪其先烈，贻厥后来，若扬雄《家谍》、殷敬《世传》、《孙氏谱记》、《陆宗系历》。此之谓家史者也。

贤士贞女，类聚区分，虽百行殊途，而同归于善。则有取其所好，各为之录，若刘向《列女》、梁鸿《逸民》、二字恐误，当云“高士”。赵采《忠臣》、徐广《孝子》。此之谓别传者也。

阴阳为炭，造化为工，流形赋象，于何不育。求其怪物，有广异闻。若祖台本名台之。《志怪》、干宝《搜神》、刘义庆《幽明》、刘敬叔《异苑》。此之谓杂记者也。

九州土字，万国山川，物产殊宜，风化异俗。如各志其本国，足以明此一方。若盛弘之《荆州记》、常璩《华阳国志》、辛氏《三秦》、罗含《湘中》。此之谓地理书者也。

帝王桑梓，列圣遗尘，经始之制，不恒厥所。苟能书其轨则，可以龟镜将来，若潘岳《关中》、陆机《洛阳》、《三辅黄图》、《建康宫殿》。此之谓都邑簿者也。

大抵偏纪、小录之书，皆记即日当时之事，求诸国史，最为实录。然皆言多鄙朴，事罕圆备，终不能成其不刊，永播来叶，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。逸事者，皆前史所遗，后人所记，求诸异说，为益实多。及妄者为之，则苟载传闻，而无铨择。由是真伪不别，是非相乱。如郭子横之《洞冥》，王子年之《拾遗》，全构虚词，用惊愚俗。此其为弊之甚者也。琐言者，多载当时辨对，流俗嘲谑。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，谈话者将为口实。及蔽者为之，则有诋讦相戏，施诸祖宗，亵狎鄙言，出自床第，莫不升之纪录，用为雅言，固以无益风规，有伤名教者矣。郡书者，矜其乡贤，美其邦族；施于本国，颇得流行；置于他方，罕闻爱异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，刘昺或作“炳”，非。之该博，而能传诸不朽，见美来裔者，盖无几焉。家史者，事惟三族，言止一门，正可行于室家，难以播于邦国。且箕裘不堕，则其录犹一作“虽”，非。存；苟薪构已亡，则斯文亦丧者矣。别传者，不出胸臆，非由机杼，徒以博采前史，聚而成书。其有足以新言，加之别说者，盖不过十一而已。如寡闻末学之流，则深所嘉尚；至于探幽索隐之士，则无所取材。杂记者，若论神仙之道，则服食炼或作“练”。气，可以益寿延年；语魑魅之途，则福善祸淫，可以惩恶劝善，斯则可矣。及谬者为之，则苟谈怪异，务述妖邪，求诸弘益，其义无取。地理书者，若朱赣所采，浃于九州；阚駰所书，殚于四国。斯则言皆雅正，事无偏党者矣。其有异于此者，则人自以为乐土，家自以为名都，竞美所居，谈过其实。又城池旧迹，山水得名，皆传诸委巷，用为故实，鄙哉！都邑薄者，如宫阙、一作“闱”。陵庙、街廛、郭邑，辨其规模，明其制度，斯则可矣。及愚者为之，则烦而且滥，博而无限。一有“故”字，或作“于”字，疑皆衍。论榱栋则尺寸皆书，记草木则根株必数，务求详审，持此为能。一讹“论”。遂使学者观之，瞀乱而难纪也。于是考兹十品，征彼百家，则史之杂名，其流尽于此矣。至于期间碍失纷糅，善恶相兼，既难为口缕，故粗陈梗概。且同自郐，无足讥焉。

又案子之将史，本为二说。然一脱“然”字。如《吕氏》、《淮南》、《玄晏》、《抱朴》，凡此诸子，多以叙事为宗，举而论之，抑亦史之杂也，但以名目有异，不复编于此科。

盖语曰：“众一作“聚”。星之明，不如一月之光。”历观自古，作者著述多矣。虽复门千户万，波委云集。而冒皆琐碎，事必从残。固难以接光尘于《五传》，并辉烈于《三史》。古人以比玉屑满箧，良有旨哉！然则作“然而”用。萏荛之言，明王一作“主”。必择；葑菲之体，诗人不弃。故学者有当作“欲”。博闻旧事，多识其恐当作“奇”。物，若不窥别录，不讨异书，专治周、孔之章句，直守迁、固之纪传，亦何能自致于此乎？且夫子有云：“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”，“知之次也”。苟如是，则书有非圣，言多不经，学者博闻，盖在择之而已。

辨职第三十五夫设官分职，伫绩课能，欲使上无虚授，一作“称”。下无虚受，其难矣哉！昔汉文帝幸诸将营，而目周亚夫为真将军。嗟乎！必于史职求真，“求真”二字，或作“求其若之”，一作“求其若此”。斯乃特一无“特”字。为难遇者矣。

史之为务，厥途有三焉。何则？彰善贬恶，不避强御，若晋之董狐，齐之南史，此其上也。秉直者。编次勒成，郁为不朽，若鲁之丘明，汉之子长，此其次也。勒巨册者。高才博学，名重一时，若周之史佚，楚之倚相，此其下也。徒多闻者。苟三者并阙，复何为者哉？

昔鲁叟之修《春秋》也，不藉三桓之势；汉臣之著《史记》也，无假七贵之权。而近古每有撰述，必以大臣居首。案《晋起居注》载康帝诏，盛称著述任重，理藉亲贤，或误“览”。遂以武陵王领秘书监。寻武陵才非河献，河间献王。识异淮南，而辄以彼藩翰，董斯邦籍，求诸称职，无闻焉尔。既而齐撰礼书，旧作“国史”。和士开总知；唐修《本草》，徐世绩监统。夫使辟阳、长信，影和士开。指马、郑旧作“南、董”，亦因国史相承而误。之前，周勃、张飞，影徐世绩。弹压桐、雷之右，斯亦怪矣。

大抵监史为难，斯乃尤之尤一少“之尤”二字。者。若使直若南史，才若马迁，精勤不懈若扬子云，谙识故事若应仲远，兼斯具美，督彼群才，使夫一无“夫”字。载言记事，藉为模楷，搦管操觚，归其仪一作“准”。的，斯则可矣。但今之从政则不然，凡屠斯职者，必恩幸贵臣，凡庸贱品，饱食安步，坐啸画诺，若斯而已矣。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，则亦不知恶之为恶。

故凡所引进，皆非其才，或以势利见升，或以干祈取一作“致”。擢。遂使当官效用，江左以不乐为谣；拜职辨名，洛中以不闲为说。言之可为大噱，一作“笑”。可为长叹也。

曾试论之，世之从仕者，若使之为将也，而才无韬略；使之为吏也，而术靡循良；使之属文也，而匪闲于辞赋；使之讲学也，而不习于经典。斯则负乘致寇，悔吝旋及。虽五尺童儿，犹知调笑者矣。唯夫修史者则不然，或当官卒岁，竟无刊述，而人莫之省一作“知”。也；或辄不自揆，轻弄笔端，而人莫之见也。两“人”字仍带领局者。由斯而言，彼史曹者，崇扃峻字，深附九重，虽地处禁中，而人同方外。可以养拙，可以藏愚，绣衣直指所不能绳，强项申威所不能及。斯固素餐一作“食”。之窟宅，尸禄之渊薮也。

凡有国有家者，问事于斯职哉！

昔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，子曰：“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”又语云：“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”观历代之置史臣，有同嬉戏。而竟不废其职者，盖存夫爱礼，吝彼典刑者乎！

昔丘明之修传也，以避时难；子长之立记也，藏于名山；班固之成书也，出自家庭；陈寿之草一作“为”。志也，创于私室。然则古来贤俊，立言垂后，何必身居廨宇，迹参僚属，而后成其事乎？是以深识之上，知其若斯，退居清静，杜门不出，成其一家，独断而已。岂与夫冠猴献状，评议其得失者哉！

自叙第三十六予幼奉庭训，早游文学。年在纨绮，便受《古文尚书》。每苦其辞艰琐，难为讽读。虽屡逢捶挞，而其业不成。尝闻家君为诸兄讲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每废《书》而听。逮讲毕，即为诸兄说之。因窃叹曰：“若使书皆如此，吾不复怠矣。”先君奇其意，于是始授以《左氏》，期年而讲诵都毕。于时年甫十有二矣。所讲虽未能深解，而大义略举。父兄欲令博观义旧作“议”。疏，精此一经。辞以获麟已后，未见其事，乞且观余部，以广异闻。次又读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三国志》。既欲知古今沿革，历数相承。于是触类而观，不假师训。自汉中兴已降，迄乎皇家实录，年十有七，而窥览略周。其所读书，多因假赁。虽部帙残缺，篇第有遗，至于叙事之纪纲，立言之梗概，亦粗知之矣。

但于时将求仕进，兼习揣摩，至于专心诸史，我则未暇。洎年登弱冠，射策登朝，于是思有余闲，获遂一作“遂其”。本愿。旅一作“旋”，非。游京洛，颇积岁年，公私借书，恣情披阅。至如一代之史，分为数家，其间杂记小书，又竟为异说，莫不钻研穿凿，尽其利害。加以自小观书，喜谈名理，其所悟者，皆得之襟亦作“衿”。腑，非由染习。故始在总角，读班、谢两《汉》，便怪《前书》不应有一脱“有”字。《古今人表》，《后书》宜为更始立纪。当时间者，共责以为旧脱“为”字”。童子何知，而敢轻议前哲。于是赧然自失，无辞以对。其后见《张衡》、《范晔集》，果以二史疑当作“事”。为非。其有暗合于古人者，盖不可胜纪。始知流俗之士，难与之言。凡有异同，蓄诸方寸。

及年以“已”通。过一多“而”字。立，言悟日多，常恨时无同好，可与言者。维东海徐坚，晚与之遇，相得甚欢。虽古者伯牙之识钟期，管仲之知鲍叔，牙、期、管、鲍倒用，有味。不是过也。复有永城朱敬则、沛国刘允济、义旧误作“吴”。兴薛谦光、河南元行冲、陈留吴兢、寿春裴怀古，亦以言议见许，道术相知。所有榷扬，得尽怀抱。每云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，四海之内，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。”

昔仲尼以睿圣明哲，天纵多能，睹史籍之繁文，惧览者之不一。删《诗》为三百篇，约史记以修《春秋》，赞《易》道以黜八索，述《职方》以除九丘，讨论坟、典，断自唐、虞，以迄于周。其文不刊，为后王法。自兹厥后，史籍逾多，苟非命世大才，孰能刊正其失？嗟予小子，敢当此任！其于史传也，尝欲自班、马已降，讫于姚、一脱“姚”字。李、令狐、颜、孔诸书，莫不因其旧义，普加厘革。但以无夫子之名，而辄行夫子之事，将恐致一脱“致”字。惊末一作“愚”。俗，取咎时人，徒有其劳，而莫之见赏。所以每握管叹息，迟回者久之。非欲之而不能，实能之而不敢旧作“欲”，误。也。

既朝廷有知意恐“音”字乏讹”。者，遂以载笔见推。由是三为史臣，再入东观。原注：则天朝为著作佐郎，转左史。今上初即位，又除著作。长安中，以本官兼修国史。会迁中书舍人，暂罢其任。神龙元年，又以本官兼修国史，迄今不之改。今之史馆，即古之东观也。每惟皇家受命，多历年所，史官所编，粗惟纪录。起居、实录之类则有之。至于纪传及志，则皆未有其书。长安中，一作“年”，一作“中年”。会奉诏预修《唐疑当作“国”。史》。及今上中宗。即位，又敕撰《则天大圣皇后实录》。凡所著述，尝欲行其旧议。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，每与其当有“言”字。凿枘相违，龃龉难入。故其恐当作“有”。所载削，皆与俗浮沉。虽自谓依违苟从，然犹大为史官所嫉。嗟乎！虽任当其职，而吾道不行；见用于时，而美恐当作“善”。“善志”用《左氏》邾黑肱传语。志不遂。郁怏孤愤，无以寄怀。

必寝而不言，嘿而无述，又恐没世之后，谁知予者？故退而私撰《史通》，以见其志。

昔汉世刘安著书，号曰《淮南子》。其书牢笼天地，博极古今。上自太公，下至商鞅。其错综经纬，自谓兼于数家，无遗力矣。然自《淮南》已后，作者无绝。一作“绝无”。必商榷而言，则其流又众。盖仲尼既殁，微言不行；史公著书，是非多谬。由是百家诸子，诡说异辞，务为小辨，破彼大道，故扬雄《法言》生焉。儒者之书，博而寡要，得其糟粕，失其菁华。而流俗鄙夫，贵远贱近，传兹恐当作“转滋”。牴牾，自相欺惑，故王充《论衡》生焉。民者，冥也，冥然罔知，率彼愚蒙，墙面而视。或讹音鄙句，莫究本源；或守诛胶柱，动多拘忌，故应劭《风俗通》生焉。五常异禀，百行殊执，一作“轨”。能有兼偏，知有长短。苟随才而任使，则片善不遗，必求备而后用，则举世莫可，故刘劭《人物志》生焉。夫开国承家，立身行事，一文一武，或出或处，虽贤愚壤隔，善恶区分，苟时无品藻，则理难铨一作“错”，非。综，故陆景《典语》生焉。词人属文，其体非一，譬甘辛殊味，丹素异彩，后来祖述，识昧一讹“殊”。圆通，家有诋诃，人相掎摭，故刘勰《文心》生焉。

若《史通》之为书也，盖伤当时载笔之士，其义不纯。思欲辨其指归，殚其体统。夫其书虽以史为主，而余波所及，上穷王道，下掞人伦，总括万殊，包吞千有。自《法言》已降，迄于《文心》而往，固一脱“固”字。以纳诸胸中，曾不口音虿，或误作“虿”。芥者矣。夫其为义也，有与夺焉，有褒贬焉，有鉴诫焉，一脱此四字。有讽刺焉。其为贯穿者深矣，其为网罗者密矣，其所商略者远矣，其所发明者多矣。盖谈经者恶闻服、杜之嗤，论史者憎言班、马之失。而此书多讥往哲，喜述前非，获罪于时，固其宜矣。

犹冀知音君子，时有观焉。尼父有云：“罪我者《春秋》，知我者《春秋》。”抑一脱此六字。斯之谓也。

昔梁征士刘孝标作《叙传》，其自比于冯敬通者有三。而予辄不自揆，亦窃比于扬子云者有四焉。何者？扬雄尝好雕虫小技，老而悔其少作。余幼喜诗赋，而壮都不为，耻以文士得名，期以述者自命。其似一也。扬雄草《玄》，累年不就，当时闻者，莫不哂其徒劳。余撰《史通》，亦屡移寒暑。悠悠尘俗，共以为愚。其似二也。扬雄撰《法言》，时人竟尤其妄，故作《解嘲》以酬一讹“训”。之。余著《史通》，见者亦互言其短，故作《释蒙》《唐书》本传不著。以拒之。其似三也。扬雄少为范踆、《汉书》作“逡”。刘歆所重，及闻其撰《太玄经》，则嘲以恐盖酱瓿。然刘、范之重雄者，盖贵其文彩若《长扬》、《羽猎》之流耳。如《太玄》深奥，理难“理难”一作“难以”。探赜。既绝窥逾，故加讥诮。余初好文笔，颇获誉于当时。晚谈史传，遂减价于知己。其似四也。夫才唯下劣，而迹类先贤。是用铭之于心，持一讹“特”。以自慰。

抑犹有遗恨，惧不似扬雄者有一焉。何者？雄之《玄经》始成，虽为当时所贱，而桓谭以为数百年外，其书必传。其后张衡、陆绩，果以为绝伦参圣。夫以《史通》方诸《太玄》，今之君山，即徐、坚。朱敬则。等数君是也。后来张、陆，则未之知耳。嗟乎！倘使平子不出，公纪陆绩。不生，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，烟烬俱灭，后之识者，无得而观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，泪尽而继之以血也。

　　史官建置第一夫人寓形天地，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，如白驹之过隙，发端庸浅。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，疾没世而名不闻。上起帝王，下穷匹庶，近则朝廷之士，远则山林之客，凉其于功也，名也，莫不汲汲焉，孜孜焉。夫如是者何哉？

皆以图不朽之事也。何者而称不朽乎？盖书名竹帛而已。向使世无竹帛，时阙史官，虽尧、舜之与桀，纣，伊、周之与莽、卓，夷、惠之与跖、硚，商、冒俱弑父者。之与曾、闵，但一作“俱”。一从物化，坟土未干，则善恶不分，妍媸永灭者矣。苟史官不绝，竹帛长存，则其人已亡，音成空寂，而其事如在，皎同星汉。用使后之学者，坐披囊箧，而神交万古；不出户庭，而穷览千载。见贤而恩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。若乃《春秋》成而逆子惧，南史至而贼臣书，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，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。由斯而言，则史之为用，其利甚博，乃生人之急务，为国家之要道。有国有家者，其可缺之哉！故备陈其事，编之于后。

盖史之建官，其来尚矣。昔轩辕氏受命，仓颉、沮诵实居其职。至于三代，其数渐繁。案《周官》、《礼记》，有太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左史、右史之名。太史掌国之六典，小史掌邦国之志，内史掌书王命，外史掌书使乎四方，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《曲礼》曰：“史载笔，大事书之于策，小事简牍而已。”《大戴礼》曰：“太子既冠成人，免于保傅，则有司过之史。”

《韩诗外传》云：“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，太史令也。”斯则史官之作，肇自黄帝，备于周室，名目既多，职务咸异。至于诸侯列国，亦各有史官，求其位号，一同王者。

至如孔甲、尹逸，名重夏、殷，史佚、倚相，誉高周、楚，晋则伯黡司籍，鲁则丘明受经，此并历代史臣之可得言者。降及战国，史氏无废。盖一无“盖”字。赵鞅，晋之一大夫尔，一有“犹”字。有直臣书过，操简笔于门下。田文，齐之一公子尔，每坐对宾客，侍史记于屏风。至若秦、赵二主渑池交会，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、鼓缶。此则《春秋》“君举必书”之一本“之”字重二。义也。然则作“然而”用。官虽无阙，而书尚有遗，故史臣等差，莫辨其序。案《吕氏春秋》曰：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，载其图法出奔商。商太《吕览》作“内”。史向挚依《吕览》作“向挚”。旧本作“高挚”，误。见纣迷乱，载其图法出奔周。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，亦以其图法归周。又《春秋》晋、齐太史书赵、宣二。崔襄二十五。之弑；郑公孙黑强与于盟，使太史书其名，且曰七子。昭二年，上文所引皆不书年，此三字疑衍。晋韩宣子来聘，观书于太史氏，见《易象》与《鲁春秋》，曰：“周礼尽在鲁矣。”然则诸史之任，太史其最优乎？至秦有天下，太史令胡母敬作《博学章》。此则自夏迄秦，斯职无改者矣。

汉兴之世，武帝又置太史公，位在丞相上，以司马谈为之。汉法，天下计书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。叙事如《春秋》。及谈卒，子迁嗣。迁卒，宣帝以其官为令，行太史公文书而已。寻自古太史之职，虽以一无“以”字。著述为宗，而兼掌历象、日月、阴阳、管窥天器，一作“度”。数。司马迁既殁，后之续《史记》者，若褚先生、刘向、冯商、扬雄之徒，并以别职来知史务。于是太史之署，非复记言之司。故张衡、单飏、王立、高堂隆等，其当官见称，唯知占候而已。

当王莽代汉，改置柱下五史，秩如御史。听事，侍傍记迹言行，盖效古者动则左史书之，当有“言则右史书之”六字，今缺。此其义也。

汉氏中兴，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，诏撰《光武本纪》及诸列传、载记。

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，献所作《哀牢传》，为帝所异，征诣兰台。斯则兰台之职，一有“者”字。盖当时著述之所也。自章、和已后，图籍盛于东观。

凡撰汉记，此当有“者”字。相继在乎其中，而都为旧讹“谓”。著作，任著作之务也，时未立著作之名，故“谓”字误。竟无它称。

当魏太和中，始置著作郎，职隶中书，其官即周之左史也。晋元康初，又职隶秘书，著作郎一人，谓之大著作，专掌史任，又置佐著作郎八人。宋、齐已来，以“佐”名施于“作”下。原注：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。旧事，佐郎职知博采，正郎资以草传，如正、佐有失，则秘监职思旧讹作“司”。其忧。其有才堪撰述，学综文史，虽居他官，或兼领著作。亦有虽为秘书监，而仍领著作郎者。若中朝曹魏、西晋，之华侨、陈寿、陆机、束晳，江左专称东晋。之王隐、虞预、干宝、孙盛，宋之徐爱、苏宝生，梁之沈约、裴子野，斯并史官之尤美，著作之妙选也。而齐、梁二代又置修《隋。志》作“撰”。史学士，陈氏因循，无所变革，若刘陟、一作“涉”，误。谢昊、顾野王、许善心之类是也。

至若偏隅僭国，夷狄伪朝，求其史官，亦有可言者。案《蜀志》称王崇补东观，许盖掌礼仪。又郤正为秘书郎，广求益部书籍。斯则典校无阙，属辞有所矣。而陈寿评云“蜀不置史官”者，得非厚诬诸葛乎？别有《曲笔》篇，《内篇》第二十五。言之详矣。吴归命侯旧脱“侯”字。时，有左右二国史之职，薛莹为其左，华核为其右。又周处自左国史迁东观令。以斯考察，则其班秩可知。伪汉嘉平初，刘聪年号。公师或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，撰其国君臣纪传。前凉张骏时，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，在东苑撰其国书。蜀李义门订本有“李”字，他本无。与西凉二一作“三”，非。朝记事，委之门下。

南凉主乌孤旧作“孙”，误。初定霸基，欲造国纪，以其参军郭旧作“郎”，恐讹。韶为国纪祭酒，使撰录时事。自余伪主，一讹作“事”。多置著作官，若前赵之和苞，后燕之董统是也。

元魏初称制，即有史臣，杂取他官，不恒或作“常”。厥职。故如崔浩、高闾之徒，唯知知，如御史知杂之“知”。著述，而未列名号。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，正郎二人，佐郎四人。其佐三史者，“三史”。一作“参史”，下同，未详。不过一二而已。普泰前废帝元。或讹作“晋秦”。以来。三史稍替，别置修史局，其职有六人。当代都之时，史臣每上奉王言，下询国俗，兼取工于翻译者，来直或讹“置”。史曹。及洛京之末，孝文迁洛。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，谓部人。不宜归之汉士。于是以谷纂、郭本注以纂俊易之。山伟更主文籍。凡经二十余年，其事阙而不载。斯盖犹秉夷礼，有互乡之风者焉。

高齐及周，迄于隋氏，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，谓之监修。国史自领，则近循魏代，远效江南，参杂其间，变通而已。唯周建六官，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、佐郎为下士，名谥当作“号”。虽易，而班秩不殊。如魏收之擅名河朔，高齐。柳虬之独步关右，字文周。王劭、魏澹展效于开皇之朝，诸葛颖、刘炫宣功于大业之世，亦各一时也。

暨皇家之建国也，乃别置史馆，通籍禁门。西京则与鸾渚为邻，东部则与凤池相接。而一无“而”字。馆宇华丽，酒馔丰厚，得厕其流者，实一时之美事。至咸亨年，以职司多滥，高宗喟然而称曰：“朕甚懵焉。”乃命所司曲加推择，如有居其职而阙其才者，皆不得预于修撰。原注：诏曰：“修撰国史，义存典实，自非操履忠正，识量该通，才学有闻，难堪斯任。如闻近日以来，但居此职，即知修撰，非唯编辑讹舛，亦恐泄漏史事。自今宜遣史司，精简堪修史人，灼然为众所推者，录名进内。自余虽居史职，不得辄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之事。”由是史臣拜职，多取外司，著作一曹，殆一作“始”。成虚设。此四句，即制诏中“虽居史职不得辄闻见所修”等句之意。凡有笔削，毕归于余馆。语意不甚清豁，恐有讹字。始自武德，迄乎长寿，其间若李仁实以直辞见惮，敬播以叙事椎工，许敬宗之矫妄，牛凤及之狂惑，此其善恶尤著者也。

又案《晋令》，韦名。著作郎掌起居集注，汇集而注记之。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。元魏置起居令史，每行幸宴会，则在御左右，记一作“纪”。录帝言及宾客酬对。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，多以余官兼掌。至隋，以吏部散宫及校书、正字闲于述注者修之，纳言监领其事。炀帝以为古有内史、外史，今既有著作，是外史。宜立起居。是内史。遂置起居舍人二员，职隶中书省。

如庾自直、崔浚祖、虞世南、蔡允恭等，咸居其职，时谓得人。皇家因之，又加置起居郎二员，职与舍人同。此之舍人，亦曰起居舍人。每天子临轩，侍立于玉阶之下，郎居其左，舍人居其右。人主有命，则逼阶延首而听之，退而编录，以为起居注。龙朔中，改名左史、右史。今上即位，仍从国初之号焉。高祖、太宗时，有令狐德棻、吕才、萧钧、褚遂良、上官仪；高宗、则天时，有李安期、顾胤、高智周、张太素、凌季友。斯并当时得名，朝廷所属者一无“者”字。也。夫起居注者，编次甲子之书，至于策命、章奏、封拜、薨免，莫不随事记录，言惟二字恐当作“载言”。详审。凡欲撰帝纪者，皆恐是“藉”字之讹。王本作“因”。之以成功。即依义门订本。一无“即”字。一误作“命”字。今为载笔之别曹，立言之贰职。故略述其事，附于斯篇。

又按《诗。邶风。静女》之三章，君子取其彤管。夫彤管者，女史记事规海之所执也。古者人君，外朝则有国史，内朝则有女史，内之与外，其任皆同。故晋献惑乱，骊姬夜泣，床第之私，房中之事，不得掩焉。楚昭王宴游，蔡姬对以其愿，王顾谓史：“书之，此十二字旧木无之，必是脱文。无此十二字不成语矣。蔡姬许从孤死矣。”夫宴私而有书事之册，盖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？至汉武帝时，有《禁中起居注》；明德马皇后撰《明帝起居注》。凡斯著述，似出宫中，求其职司，未闻位号。隋世王劭上疏，请依古法，复置女史之班，具录内仪，付于外省。《周礼》宫人、女史之职，掌于天官。》此疏犹存此意。文帝不许，遂不施行。

大抵自古史官，其沿革废置如此。夫仲尼修《春秋》，公羊高疑脱谷梁赤。作传。汉、魏之陆贾、鱼豢，晋、宋之张璠、范晔，虽身非史职，而私撰国书。若斯人者，有异于是，故不复详而录之。

夫为史之道，其流有二。何者？书事记言，出自当时之简；勒成删定，归于后来之笔。然则当时草创者，资乎博闻实录，若董狐、南史是也。后来经始者，贵乎俊识通才，若班固、陈寿是也。必论其事业，前后不同。然相须而成，其归一揆。本音上声。

观夫周、秦已往，史官之取人，其详不可得而闻也。至于汉、魏已降，则可得而言。然多窃虚号，有声无实。案刘、《后汉》。曹《魏志》。二史，皆当代所撰，能成其事者，盖唯刘珍、蔡邕、王沈、鱼豢之徒耳。而旧史载其同作，非止一家。如王逸、阮籍亦预其列。一讹作“例”。且叔师研寻章句，儒生之腐者也；嗣宗沉湎曲蘖，酒徒之狂者也。斯岂能错综一作“措置”。时事，裁成国典乎？

而近代趋竞之士，尤喜居于史职，至于措辞下笔者，十无一二焉。既而书成缮写，则署名同献；爵赏既行，则攘袂争受。遂使是非无准，真伪相杂。

是非真伪，指列名言。生则厚诬当时，死则致惑来代。而书之谱传，借一作“以”。为美谈；载之碑碣，增其壮观。旧本：既而自历行事，称其所长，则云“某代著某书，某年成某史。加封若干户，获赐若干段，”诸如此说，往往而有。遂使读者皆以为名实相符，功尝相副。昔魏帝有言：一脱“言”字。“舜、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。”此其旧作“则”。效欤！

　　古今正史第二《易》曰：“上古结绳以理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”儒疑当作“传”，盖指注经者。者云：伏羲氏“始画八卦，造书契，以代结绳之政，由是文籍主焉。”又曰：“优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谓之‘三坟’，言大道也；少吴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谓之‘五典’，言常道也。”《春秋传》载楚左史疑当有“倚相”二字。能读三坟、五典。《礼记》曰：“外史掌三皇、五帝之书。”由斯而言，则坟、典文义，三、五史一作“典”。策，至于春秋之时，犹大行于世。爱及后古，一作“世”。其书不传。惟唐、虞已降，可得言者。

然自尧而往，圣贤犹述，求其一二，仿佛存焉。而后来诸子，广造奇说，造唐、虞已上之说。其语不经，其书非圣。故马迁有言：“神农已前，吾不知矣。”班固亦曰：“颛顼之事，未可明也。”斯则坟、典所记，无得而称者焉。

案一无“案”字。尧、舜相承，已见坟、典；周监二代，各有书籍。至孔子讨论其义，删为《尚书》。始自唐尧，下终秦穆，其言百篇，而各为之序。属秦为不道，坑儒禁学，孔子之未孙曰一多“孔”字。惠，壁藏其书。

汉室龙兴，旁求儒雅，闻故奏博士伏胜能传其业，诏太常使掌故一本作“固”，据《汉书》作“故”。晁错受焉。时伏生年且百岁，言不可晓。口授其书，才二十九篇。自是传其学者，有欧阳氏、大小夏侯。宣帝时，复有河内女子，得《泰誓》一篇献之，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，行之于世。其篇所载年月，不与序相符会，又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孟子》所引《泰誓》不同，故汉、魏诸儒原注：谓马融、郑玄、王肃也。咸疑其缪。

《古文尚书》者，即孔惠之所藏，科斗之文字也。鲁恭王坏孔子旧宅，始得之于壁中。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，增多二十五篇。更以隶古字写之，编为四十六卷。司马迁“迁”字旧讹在“故”字下。屡访一作“采”。其事，故多有古说。安国又受诏为之训传。值武帝末，巫蛊事起，经籍道息，不获奏上，藏诸私家。刘向取校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经文，脱误甚众。至于后汉，孔氏之本遂绝。其有见于经典者，诸儒皆谓之逸书。原注：谓马融、郑玄、杜预也。王肃亦注《今文尚书》，而大与《古文》孔《传》相类，或肃私见其本而独秘之平？

晋元帝时，豫章一多“王”字。内史梅赜始以孔《传》奏上，而缺《舜典》一篇，乃取肃之《尧典》，从“慎徽”以下，分为《舜典》以续之。自是欧阳、大小夏侯家等学，马融、郑玄、王肃诸注废，而《古文》孔《传》独行，列于学官，或作“宫”，非。永为世范。

齐建武中，吴兴人姚方兴孔颖达作“方兴”。《隋书》“方”字在下。采马、王之义以造孔《传。舜典》，云于大航《隋书》作“杭”。购得，诣阙以献。举朝集议，咸以为非。原注：梁武帝时，博士议曰：孔叙称伏生误合五篇，盖文句相连，所以成合。《舜典》必有“曰若稽古”，伏生虽云昏耄，何容□□。由是遂不见用也。及江陵板荡，其文入北，中原学者，得而异之。隋学当作“博”。士刘炫遂取此一篇，列诸本第。故今人所习《尚书。舜典》，元出于姚氏者焉。

当周室微弱，诸侯力争。孔子应聘不遇，自卫而归。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，因鲁史记而一误作“所”。作《春秋》。上遵周公遗制，下明将来之法，自隐及哀一有“尽”字。十二公行事。经成以授弟子，弟子退而异言。丘明恐失其真，故论本事而为传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《春秋》所贬当世君臣，其事实皆形于传。故隐其书而不宣，所以免时难矣。

及末世，口说流行，故有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《邹》、《夹》之传。

邹氏无师，夹氏有录无书，故不显于世。汉兴，董仲舒、公孙弘并治《公羊》，其传习者有严、颜二家之学。宣帝即位，闻卫太子私好《谷梁》，乃召名儒蔡千秋、萧望之等大议殿中，因置博士。

平帝初，立《左氏》。逮于后汉，儒者数廷毁之。会博士李封卒，遂不复补。一作“用”。逮一无“逮”字。和帝元兴十一年，郑兴父子奏请重立于学官。至魏、晋，其书渐行，而二传亦废。今所用《左氏》本，即杜预所注者。

又当春秋之世，诸侯国自有史。故孔子求众家史记，而得百二十国书。

如楚之书，郑之志，鲁之春秋，魏之纪年，此其可得言者。左丘明既配经立传，又撰诸异同，号曰《外一讹“小”。传国语》，二十一篇。斯盖采书志等文，非唯鲁之史记而已。楚、汉之际，有好事者，录自古帝王、公侯、卿大夫之世，终乎秦末，号曰《世本》十五篇。春秋之后，七雄并争，秦并诸侯，则有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。汉兴，太中大夫陆贾纪录时功，一作“政”。作《楚汉春秋》九篇。

孝武之世，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，勒成一史，其意未就而卒。子迁乃述父遗志，采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，删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，据楚、汉列国旧本脱“国”字，今照班彪《略论》补。时事，上自黄帝，下讫麟止，一误作“趾”。作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，凡百三十篇，都谓之《史记》。厥协一本二字例置。《六经》异传，整齐百家杂言，藏诸名山，副在京师，以俟后圣君子。至宣帝时，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，遂宣布焉。而十篇未成，有录而已。原注：张晏《汉书。注》云：十篇，迁殁后亡失。此说非也。元、成之间，一多“会稽”二字。褚先生更补其缺，作《武帝纪》、《三王世家》，《龟策》、《日者》等传，古本脱“等”字，今本于“等传”下有“其龟策日者”五字。辞多鄙陋，非迁本意也。晋散骑常侍巴西谯周，以迁书周、秦已上或采家人诸子，不专据正经，于是作《古史考》二十五篇，皆凭旧典以纠一作“砻”。其缪。今则与《史记》并行于代焉。

《史记》所书，年止汉武。太初已《班彪传》作“以”。后，阙而不录。

其后刘向、向子歆及诸好事者，若冯商、卫衡、扬雄、史岑、梁审、肆仁、晋冯、段肃、《班固集》作“段肃”，固本传作“殷肃”。金丹、冯衍、韦融、萧奋、刘恂等相次撰续，迄于哀、平间，犹名《史记》。至建武中，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，不足以踵前史；又雄、歆褒美伪新，一作“伪褒新室”，又一本“新室”作“新莽”。误后惑众，不当垂之后代者也。于是采其旧事，旁贯异闻，作《后传》六十五篇。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，乃起元高皇，终乎王莽，十有二世，二百三十年，综其行事，上下通洽，为《汉书》纪、表、志、传百篇。其事未毕，会有上书云固私改作《史记》者，有诏京兆收系，悉录家书封上。固弟超诣阙自陈，明帝引见，言固续父所作，不敢改易旧书，帝意乃解。出固，征诣校书，受诏卒业。经二十余载，至章帝建初中乃成。

固后坐窦氏事，卒于洛阳狱。书颇散乱，莫能综理。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，奉诏校叙。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，从大家受旧作“授”。读。其八表及《天文志》等，犹未克成，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；而《古今人表》尤一无“尤”字。不类本书。始自汉末，迄平陈世，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，至于专门受业，遂一无“遂”字。与《五经》相亚。

初，汉献帝以固书文烦难省，乃诏侍中荀悦依《左氏传》体一无“体”字。删为《汉纪》三十篇，命秘书给纸笔。经五六一无“六”字。年乃就，其言简要，亦与纪旧作“本”，误。传并行。

在汉中兴，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、长陵令尹敏、司隶从事孟异《班固传》作“异”，旧木作“冀”。作《世祖本纪》，并撰功臣及新市、平林、公孙述事，作列传、载记二十八篇。

自是以来，春秋考纪此句旧本作“春秋世”三字，王本“世”字下空一字。亦以焕炳，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。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或讹作“充”。杂作记、表，名臣、节士、儒林、外戚诸传，起自建武，光武元。讫乎永初。安帝元。事业垂竟而珍、尤一作“等”。继卒。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、王子、功臣、恩泽侯表，南单于、西羌传，地理志。

至元嘉元年，桓帝无。复令太中大夫边韶、大军营司马崔实、议郎朱穆、曹寿杂作《孝穆》、《崇》二皇“孝穆”五字，传写讹脱，当作“献穆、孝崇二皇后”。及《顺烈皇后传》，又增《外戚传》入安思等后，《儒林传》入崔篆诸人。实、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《百官表》，顺帝功臣《孙程》、《郭愿》及《郑众》、《蔡伦》等传。凡百十有四篇，号曰《汉记》。

熹旧讹“嘉”。平中，熹平是灵帝改元。光禄大夫马日碑，议郎蔡邕、杨彪、卢植著作东观、接续纪传之可成者，而邕别作《朝会》、《车服》二志。后坐事徙朔方，上书求还，续成十志。本传作“十意”。会董卓作乱，大驾此二字，一本脱。西迁，史臣废弃，旧文散佚。及一无“及”字。在许都，杨彪颇存注记。至于名贤君子，自永一作“本”，误。初已下阙续。

魏黄初中，文帝元。唯著《先贤表》，故《汉一脱“汉”字。记》残缺，至晋无成，泰始中，晋武帝元。秘书丞司马彪始讨论众书，一作“说”，一作“作”。今依《彪传》。缀其所闻，起元传作“于”。光武，终于孝献。

录世十二，编年二百，通综上下，旁引传作“贯”。庶事，为纪、志、传凡八十依本传。旧作“一十三”。篇，号曰《续汉书》。又散骑常侍华峙，删定《东观记》为《汉后或作“后汉”，误。书》，帝纪十二、或讹作“三”。皇后纪二、典十、一作“十典”，又以“三谱”置“十典”上。列传七十、谱三，峤本传作“三谱序传目录”。总九十七或误作“二”。篇。其十典竟不成而卒。自斯已往，已往，犹云已上，总前而言也。旧作“后”，非。作者相继，为编年者四族，创纪传者五家。推其所长，华氏居最。而遭晋室东徙，三惟一存。所存惟三分之一也。

至宋宣城太守范晔，乃广集学徒，穷览旧籍，删烦补略，作《后汉书》，凡十纪、十志、八十列传，合为百篇。会晔以罪被收，其十志亦未成而死。

先是，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《汉氏后书》，依荀悦体，著《后汉纪》三十或误作“十三”。篇。世言汉中兴史者，唯范、袁一作“袁范”。二家而已。

魏史，黄初、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、缪袭草刨纪传，累载不成。又命侍中韦诞、应璩，秘书监一无“监”字。王沈，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，司徒右长史孙该，司隶校尉傅玄等，复共撰一作“择”。定。其后王沈独就其业，勒成《魏书》四十四卷。其书多为时讳，殊非实录。

吴大帝之季年，始命太史令丁孚、郎中项峻撰《吴书》。孚、峻一作“峻孚”俱非史才，其文不足纪录。至少帝时，更敕韦曜、周昭、薛莹、梁广、华核访求往事，相与记述。并作之中，曜、一作“推”。莹为首。当归命侯时，昭、广一作“广昭”。先亡，曜、莹徙黜，史官久阙，书遂无闻。核表请召一无“召”字。曜、莹续成前史，其后曜独终其书，定为五十五卷。

至晋受命，海内大同，著作陈寿，乃集三国史，前但述二国，此云三国者，据陈所撰书为言也。撰为《国志》，凡六十五篇。夏侯湛时亦著《魏书》，见寿所作，便坏己草而罢。及寿卒，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《国志》明乎得失，辞多劝诫，有益风化，愿垂采录。于是诏下河南尹，就家写其书。

先是，魏时京兆鱼豢私撰《魏略》，事止明帝。其后孙盛撰《魏氏春秋》，王隐撰《蜀记》，张勃撰《吴录》。异闻错出，其流最一作“甚”。多。宋文帝以《国志》载事一作“纪”。伤于简略，乃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，补注其阙。由是世一无“世”字。言《三国志》者，以裴《注》为本焉。

晋史，洛京时，著作郎陆机始撰三祖纪，佐著作郎一脱“郎”字。束皙又撰十志。会中朝丧乱，其书不存。先是，历阳令陈郡一作“留”。王铨一误作“钤”，下同。有著述才，每私录晋事旧误作“晋书”。及功臣行状，未就而卒。子隐，博学多闻，郭作“文”。受父遗业，西都事迹，多所详究。

过江为著作郎，受诏撰晋史。为其同僚虞预所诉，旧作“斥”，误。坐事免官。家贫无资，书未遂就，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镇。亮给其纸笔，由是获成，凡为《晋书》八十九卷。咸康六年，始诣阙奏上。隐虽好述作，而辞拙才钝。其书编次有序者，皆铨所修；章句混漫者，必隐所作。时尚书郎领国史干宝，亦撰《晋纪》，自宣迄愍七帝，五十三年，凡二十二卷。其书简略，直而能婉，甚为当时所称。

晋江左史，一有“官”字。自邓粲、孙盛、檀道鸾、王韶之王韶之，旧在檀道鸾上。已下，相次继作。远则偏记两帝，近则唯叙八旧作“六”，误。朝，至宋湘东太守何法盛，始撰《晋中兴书》，勒成一家，首尾该备。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、西二史，合成一书。

皇家贞观中，有诏以前后晋一脱“晋”字。史十有八家，制作虽多，未能尽善，乃敕史官更加纂录。采正典与杂或作“旧”。说数十余部，兼引伪史十六国书，为纪一讹“记”。十、志二十、列传七十、载记三十，并叙例、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。自是言晋史者，皆弃其旧本，内有编年体，并弃之矣。竟从新撰者焉。

宋史，元嘉中，文帝元。著作郎问承天草创纪传。自此以外，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补承天残缺。后又命裴松之续成国史。松之寻卒，史佐孙冲之表求别自创立，为一家之一无“之”字。言。孝建初，孝武元。又敕南台侍御史苏宝生或讹“山”，下同。续造诸传，元嘉名臣，皆其所撰。宝生被诛，大明孝武改元。六年，又命著作郎徐爱踵成前作。爱因问、孙、山、苏所述，勒为一作“成”。一书，其《臧质》、《鲁爽》、《王僧达》诸传，又皆孝武自造。而序事多虚，难以取信。自永光废蒂元。已后，至禅让十余年中，阙而不载。

至齐，著作郎沈约，更补缀所遗，制成新旧讹作“杂”。史。始一脱“始”字。自义熙肇号，晋安帚改元。终乎升明三年，顺帝末。为纪十、志三十、列传六十，合百卷，名曰《宋书》。永明末，其书既行，河东裴子野更删为《宋略》二十卷。沈约见而叹曰：“吾所不逮也。”由是世之言宋史者，以裴《略》为上，沈《书》次之。

齐史，江淹始受诏著述，以为史之所难，无出于志，故先著十一作“其”，非。志，以见其才。沈约复著《齐纪》二十篇。梁天监中，太尉录事萧子显启撰齐史。书成，表奏之，诏付秘阁。起升明宋顺帝元。之年，尽永元东昏元。之代，此八句诸本脱简，今据本传补入。宁冒妄缀之讥，不敢疏率了事也。为此亦补字。纪八、志十一、列传四十，合成五十九篇。

时奉朝请吴均亦表请撰齐史，乞给起居注，并群臣行状。有诏：“齐氏故事，布在流俗，闻见既多，可自搜访也。”均遂撰《齐春秋》三十篇。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，帝恶其实，诏燔之，然其私本竟能与萧氏所撰并传于后。

梁史，武帝时，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、步兵校尉鲍行卿、秘书监谢吴相承撰录，已有百篇。值承圣元帝元。沦没，并从焚荡。庐江何之元、沛国刘潘以所闻见究其始未，合撰《梁典》三十篇，而纪传之书，未有其作。陈桐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，施功未周。谓加功于前人所未完者。但既当朝务，兼知一作“修”，非。国史，至于陈亡，其书不就。

陈史，初有吴郡顾野王、北地傅縡各为撰史学士，其武、文二帝纪即顾、傅所修。太建初，宣帝元。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，事伤烦杂。姚察就加删改，粗有条贯。及江东不守，持以入关。隋艾帝尝索梁、陈事迹，察具一讹作“且”。以所成每篇续奏，而依违荏苒，竟未绝笔。

皇家贞观初，其子思廉为著作郎，奉诏撰成二史。于是凭其旧稿，加以新录，弥历九载，方始毕功。定王本作“述”。为《梁》书五十卷、《陈书》三十六卷，今并行世焉。

十六国史，前赵刘聪时，领左国史公师或撰《高祖刘渊。本纪》及功臣传二十人，甚得良史之体。凌修谮其讪谤先帝，聪怒而诛之。刘曜时，平舆子封号。和苞撰《汉一脱“汉”字赵记》十篇，事止当年，不终曜灭。

后赵石勒命其臣徐光、宗历、傅畅、郑惜等撰《上党国记》、《起居注》、《赵书》。其后又令王兰、陈宴、程阴、徐机等相次撰述。至石虎，并令刊削，使勒功业不传。其后燕太傅长史田融、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、北中郎参军王度迫撰二旧无“二”字。石事，集为旧无“为”字。《邺部记》、《赵记》一作“纪”。等书。

前燕慕容廆、皝、隽、口。有起居注，杜辅全疑“诠”字脱旁。录以为《燕纪》。后燕垂、宝、盛、熙。建兴元年，董统受诏草创后书，著本纪并佐命功臣、王公列传，合三十卷。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，足成一家之言。但褒述过美，有惭董、史之直。其后申秀、范亨各取前后二燕，合成一史。

南燕有赵郡王景晖，尝事德、超，南燕二主名。撰二主起居注。超亡，仕于冯氏，官至中书令，仍撰《南燕录》六卷。

蜀初号曰成，后改称汉。李势散骑常侍常璩撰《汉书》十卷。后入晋秘阁，改为《蜀李一脱“李”字。书》。璩又撰《华阳国志》，具载李氏兴灭。

前凉张骏十五年，命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，以付秀才索绥，作《凉国春秋》五十卷。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苑“苑”通。专修国史二十余年，著《凉记》十二卷。建康太守索晖、一作“珲”，从事中郎刘晒又各著《凉书》。

前秦苻坚。史官，初有赵渊、车敬、梁熙、韦谭相继著述。符坚尝取而观之，见苟大后幸李威事，怒而焚灭其本。后著作朗董谊追录旧语，十不一存。及宋武帝入关，曾访秦国事，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，并无所获。

先是，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，值秦灭，隐于商一作“南”。洛山，著书不辍，有冯诩车频助其经费。一作“始”。整卒，翰乃启频纂成其书，以元嘉九年起，至二十八年方罢，定为三卷。而年月失次，首尾不伦。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，删为《秦纪》十一篇。

后秦姚弋仲，扶风马僧虔、河东卫隆景并著《秦史》。及姚氏之灭，残缺者多。泓从弟和都，仕魏为左民尚书，又追撰《秦纪》十卷。

夏赫连勃勃，天水赵思群、北地张渊，于真兴、勃勃元。承光昌元。之一无“之”字。世，并受命著其国书。及统万夏城。之亡，多见焚烧。一脱“烧”字。

西凉李暠。与西秦，乞伏国仁。此下误衍“北燕”二字。其史或当代所书，或他邦所录。此下当补“累经过转，今并失传”八字。段龟龙记吕氏，后凉。宗钦记沮渠氏，北凉。失名记旧本“宗钦记”误粘“秃发”，脱去沮渠一家，今照史补此六字。秃发氏，南凉。韩显宗记旧衍“吕”字。冯氏。

北燕。唯有旧讹“此”。三者本有四种，其一大名，故云三者。可知，自余不详谁作。

魏世黄门侍郎崔鸿，乃考核众家，辨其同异，除烦补阙，错综纲纪，易其国书曰录，主一讹“正”。纪曰传，都谓之《十六国春秋》。鸿始以景明之初魏世宗宣武元。求诸国逸史，逮正一讹“至”。始元年，亦宣武元。鸠集稽备，而一本有“以”字。一本“而”作“已”。属土句。犹阙蜀事，不果成书。推求十有五年，始于江东购获，乃增其篇目，勒为一百二此三字旧讹作“十”。卷。鸿殁后，永安中，魏庄帝元。其子缮写奏上，请藏诸秘阁。

由是伪史宣布，大行于时。

元魏史，道武时，始令邓渊著国记，唯一脱“唯”字。为十卷，而条例未成。暨乎明元，废而不述。神祇二年，太武元。又诏集诸文士崔浩、浩弟览、高说、旧作“闾”，误。邓颖、晁继、一讹“维”。范亨、黄辅等撰国书。为三旧脱“三”字。十卷。又特命浩总监史任，务从实录。复以中书郎高允、散骑恃郎张伟并参著作，续成前史“史”字疑衍。书。叙述国事，无隐所一无“所”字。恶，而刊石写之，以示行路。浩坐此夷三族，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。自是遂废史官。至文成帝和平元年，始复其职，而以高允典著作，修国记。允年已九十，手目俱衰。时有校书郎一有“中”子。刘模，长于缉缀，乃令执笔而口占授之。如是者五六岁。所成篇卷，模有力焉。

初，国记自邓、崔以下，皆相承作编年体。至孝文太和十一年，诏秘书丞李彪、著作郎崔光始分纪传异科。宣武时，命邢峦追撰《孝文起居注》。

既而崔光、王旧脱“王”字。遵业补续，下讫孝明之世，温子升复修《孝庄一讹“武”。纪》，济阴王晖业撰《辨宗室录》。魏史官私官私谓官木、私木。所撰，尽于斯矣。

齐天保二年，显祖元。敕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，勒成一史。又命一作“令”。刁柔、辛元植、房延祐、睦一讹“陆”。仲让、裴昂之、高孝干等助其编次。收所取史官，惧相凌忽，故刁、辛诸子并乏史才，唯以仿佛学流，凭附得进。

于是大征百家谱状，斟酌以成《魏书》。上自道武，下终孝靖，纪、传与志，凡百三十卷。收谄齐氏，于魏室多不平。既党北朝，又厚诬江左。性憎胜己，喜念旧恶，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，莫不被以丑言，没其善事。迁怒所至，毁及高曾。书成始奏，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。前后列诉者百有余人。时尚书令杨遵彦，一代贵臣，势倾朝野，收撰其家传甚美，是以深被党援。诸讼史者皆获重罚，或有一无“有”字。毙于狱中。群怨谤声不息。孝昭世，敕收更加研审，然后宣布于外。武成武成，孝武弟世祖谥也。王本改作“书成”，非。尝访诸群臣，犹云不实，又令治改，其所变易甚多。由是世薄其书，号为“秽史”。

至隋开皇，敕著作郎魏檐与颜之椎、辛德源更撰《魏书》，矫正收失。

澹以西魏为真，东魏为伪，故文、恭列纪，孝靖称传。合纪、传、论例，总九十二篇。炀帝以泡书犹未能善，又敕左仆射杨素别撰，学士潘徽、诸亮、欧阳询等佐之。会素薨而止。今世称魏史者，犹以收本为主焉。

高齐史，天统初，后主纬元。太常少卿祖孝征述献武起居，名曰《黄初传天录》。或谬改为“录”。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，著《皇帝实录》，唯记行师，不载它事。自武平后，亦后主元，史官阳休之、杜台卿、祖崇儒、崔子发等相继注记。

逮一作“迄”。于齐灭，隋秘书监王劭、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，多识故事。王乃凭述起屠注，广以异闻，造编年书，号曰《齐志》，十有六卷。

原注：其序云二十卷，个世间传老唯十六卷焉。李在齐预修国史，刨纪传书二十七卷。至开垦初，一有“又”字。奉诏续撰，增多齐史三十八篇，以旧作“已”。上送官，藏之秘府。皇家贞观初，敕其子中书舍人百药仍其旧录，杂采它书，演为五十卷。今之言齐史者，唯王、李二家云。

字文周史，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，直辞正色，事育可称。至隋开皇中，秘书监牛弘追撰《周纪》十有八篇，略述纪纲，仍皆抵许。王本作“抵捂”。皇家贞观初，敕秘书丞令狐德棻、秘书郎岑文本共加修缉，定为《周书》五十卷。

隋史，当开皇、仁寿时，王劭为书八十卷，以类相从，定其篇目。至于编年、纪传，并阙其体。炀帝世，唯有王胄等所修《大业起居注》。及江都之祸，仍多散逸。皇家贞观初，敕中书侍郎颜师古、给事中孔颖达共撰成《隋书》五十五卷，与新撰《周书》并行于时。

初，太宗以梁、陈及齐、周、隋氏并未有书，乃命学士分修，事具于上。

上，谓梁、陈及齐、周、隋四节所云。仍使秘书监魏征总知其务，凡有赞论，征多预焉。始以贞观三年创造，至十八年方就，原注：唯姚思廉贞观二年起，功多于诸史一岁。合为一脱“为”字。《五代纪传》，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。书成，下于史阁。唯有十志，断为三十卷，寻拟续奏，未有其文。又诏左仆射于志宁、太史令李淳风、著作郎韦安仁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。其先撰史人，唯令狐德棻重预其事。太宗崩后，刊勒始成。其篇第虽编入《隋书》，其实别行，俗呼为《五代史志》。

惟大唐之受命也，义宁、隋恭帝元，武德唐高祖元。间，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《创业起居注》三篇。自是司空房玄龄、给事中许敬宗、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一作“相与自立”。编年体，号为“实录”。迄乎三帝，世有其书。

贞观初，姚思廉始撰纪传，粗成三十卷。至显庆高宗改元。元年，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、令狐德棻、著作郎刘胤之、杨仁卿、起居郎顾胤等，因其旧作，一作“书”。缀以后事，复为五十卷。虽云繁杂，时有可观。龙朔亦高宗元。中，敬宗又以太子少师一作“卿”，误。总统史任，更增前作，混成百卷。如《高宗本纪》及永徽高宗初元。名臣、四夷等传，多是其所造。

又起草十志，未半而终。敬宗所作纪传，或曲希时旨，或猥饰一作“释”。私憾，凡有毁誉，多非实录。必方诸魏伯起，亦犹张衡之蔡巨焉。其后左史李仁实续撰《于志宁》、《许敬宗》、《李义府》等传，载言记事，见推直笔。惜其短岁，一作“世”。功业未终。至长寿中，武后九年。春官侍郎牛凤及又断自武德，终于弘道，高宗未元。撰为《唐书》百有十卷。凤及以暗聋不才，而辄议一代大典，凡所撰录，皆素责私家行状，而世人叙事谓家状。

罕能自远。谓远于俗。一作“远”，非。或言皆比兴，全类咏歌；或语多鄙朴，实同文案，四语皆谓家状所叙。而总入编次，了无厘革。其有出自胸臆，申其机抒，发言则嗤鄙怪诞，叙事则参差倒错。故阅其篇第，岂谓可观；披其章句，不识所以。既而悉收姚、许诸本，缴去之也。欲使其书独行。由是皇家旧事，残缺殆尽。

长安中，武后十八年。余与正谏大夫朱敬则、司劫郎中徐坚、左拾遗吴兢，奉诏更撰《唐书》，勒成八十卷。神龙中宗元。元年，又与坚、一无“坚”字。兢等重修《则天实录》，编为三或作“二”。十卷。夫旧史之坏，其乱如绳，错综艰难，期月方毕。虽言无可择，事多遗恨，庶将来削稿，犹有凭焉。

大抵自古史臣撰录，其梗概如此。盖属词比事，以月系年，为史氏之根本，作生人之耳目者，略尽于斯矣。自余偏一讹作“编”。记、小说，则不暇具而论之。

　　疑古第三盖古之史氏，区分有二焉：一曰记言，二曰记事。而古人所学，以言为首。至若虞、夏之典，商、周之诰，仲虺、周任之言，史佚、臧文之说，此皆言也。凡有游谈、专对、献策、上书者，莫不引为端绪，归其的准。言则世多习知。其干事也则不然。至一作“乃”。若少果之以鸟名官，陶唐之旧有“以”字。御龙拜职。夏氏之中衰也，其资有后羿、寒浞：齐邦之始建也，其君有蒲姑、伯陵。此皆事也。斯并开国承家，异闻奇事，而后世学者，罕传其说。唯夫博物君于，或粗知其一隅。事而少僻，则闻者希矣。此则记事之史不行，而记言之书见重，断可知矣。

及左庆之为传也，虽义释本经，而语杂它事。遂使两汉儒者，嫉之若仇。

故二传大行，二传释言为多。擅名于一作“后”。世。又孔门之著录一作“述“。也，《论语》专述言辞，《家语》兼陈事业。而自古学徒相授，唯称《论语》而已。由斯而谈，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。然则上起唐尧，下终秦穆，其《书》所录，唯有百篇。而《书》之所载，以言为主。至于废兴行事，万不记一。语其缺略，可胜道哉！故令后人有言，唐、虞以下帝王之事，来易明也。

案《论语》曰：“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”又曰：“成事不说，原注：事已成，不可复解说。遂事不谏，原注：事已遂，不可复谏止。既往不咎。”原注：事已往，不可复返咎。又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

原注：由，用也。可用而不可使知者，百姓日用而不能知。自此引经四处，注皆全写，先儒所释也。夫圣人立教，其言若是。在于史籍，其义亦然。是以美者因其美而一作“以”。美之，虽有其恶，不加一作“之”，下同。毁也；恶者因其恶而恶之，虽有其美，不如誉也。故孟子曰：“尧、舜不胜其美，桀、纣不胜其恶。”魏文帝曰：“舜、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。”汉景帝曰：“言旧脱“言”字。学者无一作“不”。言汤、武受命，不为愚。”嘶并囊贤精鉴，已有先觉。而拘于礼法，限以师训，虽口不能言，而心知其不可者，盖亦多矣。

又案鲁史之有《春秋》也，外为贤者，内为本国，事靡洪纤，动皆隐讳。

斯乃周公之格言。然何必《春秋》，在于《六经》。亦皆如此。故观夫子之刊《书》也，夏桀让汤，武王斩纣，其事甚著，而芟夷不存。原注：此事出《周书》。案《周书》是孔子删《尚书》之余，以成其录也。观夫子之定礼也，定礼即修《春秋》也。以《春秋》为周札旧法，故云然。隐、闵非命，恶、视不终，而奋笔昌言，云“鲁无篡弑”。观夫子之删《诗》也，凡诸旧作“语”，误。《国风》，皆有怨刺，在于鲁国，独无其章。原注：鲁多淫僻，岂无刺诗，盖夫子删去而不录，观夫子之《论语》也，君娶于吴，是谓同姓，而司败发间，对以“知礼”。斯验世郭作“世”，别作“圣”。人之饰智矜愚，爱憎由已者多矣。加以古文载事，其词简约，推者难详，一作“该”。缺漏无补。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源，蒙然靡察，有如聋瞽。今故讦一作“评”。其疑事，以著干篇。凡有十条，列之于后。

盖《虞书》之美放勋也，云“克明俊或作“峻”，下同。德”。而陆贾《新语》又曰：“尧、舜之人，本作“民”，或作“臣”，误。比屋可封。”

盖因《尧典》成文而广造奇说也。案《春秋传》云：高阳、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，谓之“元”、“凯”。此十六族也，世济其美，不陨其名，以至于尧，尧不能举，帝鸿氏、少吴氏、颛顼氏各有不才子，谓之“浑沌”、“穷奇”、“梼杌”。此三族也，世济其凶，增其恶名，以至于尧，尧不能去。

缙云氏亦有不才干，天下谓之“饕餮”，以比或讹“此”。三族，俱称“四凶”。而尧亦不能去。斯则当尧之世，小人君子，比肩齐列，善恶无分，贤愚共贯。且一讹“但”。《论语》有云：舜举咎繇，不仁者远。是则当咎繇未举，不仁甚多，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。一脱“矣”字。又安得谓之“克明俊德”、“比屋可封”者乎？其疑一也。

《尧典。序》又云：“将逊于位，让于一少“于”字。虞舜。”孔氏《注》曰：“尧知子丹朱不肖，故有禅位之志。”案《汲冢琐语》云：“舜放尧于平阳。”而书云书名缺。某地地名缺。有城，以“囚尧”为号。识者凭斯异说，颇以禅授为疑。然则观此二书，已足为证者矣，而犹有所未睹也。何者？

据《山海经》，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，疑脱“尧朱传子”句。而列君“君”疑“名”字之讹。于帝者，得非舜虽废尧，仍立尧子，俄又夺其帝者乎？观近古一脱“古”字。有好雄奋发，自号勤工，或废父而立其子，或黜兄而奉其弟，始则示相推戴，终亦成其篡夺，求诸历代，往往而有。必以古方今，千载一揆，斯则尧之授舜，其事难明，谓之让国，徒虚语耳。其疑二也。

《虞书。舜典》又云：“五十载，陟方乃死。”《注》云：“死苍梧之野，因葬焉。”案苍梧者，于楚则川号汨罗，在汉则邑称零、桂。地总百越，山连五岭。人风棵划，谓文身。地气敲瘴。虽使百金之子，犹惮经履其途；况以万乘之君，而堪巡幸其国？且舜必以精华既竭，形神告劳，舍兹宝位，如释重负。一作“负重”。何得以垂殁之年，更践不毛之地？兼复二妃不从，怨旷生离，万里无依，孤魂溘尽，让王高蹈，岂其若是者乎？历观自古人君废逐，若夏桀放于南巢，赵嘉当作“迁”。迁于房陵，周王流彘，楚帝徙郴，语其艰棘，未有如斯之甚者一无“者”字，也。斯则涉方之死，其殆文命之志乎？其疑三也。

《汲冢书》云：“舜放尧于平阳，带引此句，蒙前条说下。益为启所诛。”又曰：“太甲杀伊尹，文丁旧谬作“王”。杀季历。”凡此数事，语异正经。其书近出，世人多不之信也。案舜之放尧，旧有“文之杀季”四字，羡文。无事别说，足验其情，已于旧衍“此”字。篇前旧衍“后”字，言之详矣。此条前后并无“文丁杀季”之言，故知本文句字多羡。夫唯益与伊尹见一作“受”。戮，并一无“并”字。于正书犹无其证。推一作“榷”。而论之，如启之诛益，仍可覆也。何者？舜废尧而立丹朱，禹黜舜而立商均，益手握机权，势同舜、禹，而欲因循故事，坐膺天禄。其事不成，自贻伊咎。观夫近古篡夺，桓独不全，马仍反正。若启之诛益，亦由“犹”通。晋之杀玄乎？若舜、禹相代，事业皆成，唯益覆车，伏辜夏后，亦犹桓效曹、马，而独致元兴晋安帝改元。之祸者乎？其疑四也。

《汤誓。序》旧本“誓”误作“诰”，又脱“序”字。云：“汤伐桀，战于鸣条。”又云：“汤放桀于南巢，唯有惭德。”而《周书。殷祝》篇称“桀让汤王位”云云。甸止稳括《周书》之文。此则有异于《尚书》。如《周书》之所说，岂非汤既胜桀，力制夏人，使桀推让，归王于己。盖欲比迹尧、舜，袭其高名者乎？又案《墨子》云：汤以天下让务光，而使人说曰：汤欲加恶名于汝。务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。汤乃即位无疑。然则汤之饰让，伪迹甚多。考墨家所言，雅与《周书》相会。一作“合”。夫当有“周”，字。《书》之作，本出《尚书》，孔父截翦浮词，裁成雅诰，一作“语”。去其鄙事，直云“惭德”，岂非欲灭汤之过，增桀之恶者乎？其疑五也。

夫《五经》立言，千载犹仰，而求其前后，理甚相乖。何者？称周之盛也，则云三分有二，商纣为独夫；语殷之败也，又云纣有臣亿万人，其亡流血漂杵。斯则是非无准，向背不同者焉。又案武王为《泰誓》，数纣过失，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，陈琳为袁檄魏，袁亦不直耳，曹恶得无罪。陈琳句谬引。欲加之罪，能无辞乎？而后来诸子，承其伪说，竞一作“竟”。列纣罪，有倍《五经》。故子贡曰：桀、纣之恶不至是，君子恶居下流。班生亦云：安有据妇人临一作“于”。朝！刘向又曰：世人有弑父害君，桀、纣不至是。而天下当有“归”字。恶者必以桀、纣为先。此其自古言辛、癸之罪，将非厚诬者乎？其疑六也。

《微子之命》篇《序》旧脱“序”字。云：“杀武庚。”《序》云：“杀武庚，命微子代殷后。”案禄父即商纣之子也。属社稷倾覆，家国沦亡，父首枭悬，母躯分裂，永言怨耻，生人一作“死”。莫二。向使其侯眼事周，而全躯保其妻子也，仰天俯地，何以为主？含齿戴发，何以为貌？既而合谋二叔，徇节三监，虽君亲之怨不除，而臣子之诚可见。考诸名教，生死无惭。议一讹“议”字为“于义”二字。者苟以其功业不成，便以顽人民，为目。必如是，则有君若夏少康，有臣若伍子胥，当作“申包胥”。向若陨仇雪怨，众败身灭，亦当隶迹丑徒，编名逆党者邪？其疑七也。

《论语》曰：大矣，周之德也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犹服事殷。案《尚书。序》旧脱“序”字。云：西伯戡黎，殷始咎周。二句序文。夫姬氏爵乃诸侯，而辄行征伐，结怨王室，殊一作“曾”。无愧畏。此则《春秋》荆蛮之灭诸姬，《论语》季氏之伐颛臾也。又案某书名阙，一讹“其”。书曰：朱雀云云，朱雀句当有本文，“云云”字误。文王受命称王云云。夫天无二日，地惟一人，有殷犹存，而王号遽立，此即《春秋》楚及吴、越僭号而陵天子也。然则戡黎灭崇，自同王者，服事之道，理不如斯。亦犹近者魏司马文王害权臣，黜少帝，坐加九锡，行驾六马。及其殁也，而荀勖犹谓之人臣以终。盖姬之事殷，当比马之臣魏，必称周德之大者，不赤虚为其说乎？一作“设也”。其疑八也。

《论语》曰：“太伯可谓至德也已。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得而称焉。”案《吕氏春秋》书名恐误，当是《吴越春秋》。所载云云，斯则太王钟爱厥孙，将立其父。太伯年居长嫡，地实妨贤。向若强颜苟视，怀疑不去，大则类卫汲之诛，小则同楚逮之逐，虽欲勿让，君亲其立诸？且太王之殂，太伯来赴，季历承考遗命，推让厥昆。太伯以形质已残，有辞获免。原夫毁兹玉体，从彼被发者，本以外绝嫌疑，内释一作“怀”。猜忌，譬雄鸡自断其尾，用获免于人牺者焉。又案《春秋》，晋士见一脱“见“字。申主之将废也，曰：为吴太伯，犹有令名。斯则太伯、申主，事如一体。直以出处有异，故成败不同。若夫子之论太伯也，必美其因病成妍，转祸为福，斯则当矣。如云“可渭至德”者，无乃谬为其誉乎？其疑九也。

《尚书。金滕》篇云：”管、蔡流言，公将不利于孺子。”《左传》云：“周公杀管叔而放《左》作“蔡”。蔡叔，夫岂旧误“其”。不爱？王室故也。”昭元。案《尚书。君爽》篇《序》云：“召公为保，周公为师，相成王，为左右。召公不说。”皆《君奭。序》之文。斯则旦行不臣之礼，挟震主之威，迹居疑似，坐招讪谤。虽奭以亚圣之德，负明允之才，目睹其事，犹怀愤懑。况彼二叔者，才处中人，地居下国。侧闻异议，能不怀猜？原其推戈反噬，事由误我。而周公自以不咸，何用“左氏”语。遵加显戮，与大汉代之一无“之”字。赦淮南，此下一增“明帝”二字。宽阜陵，一何远哉！斯则周公于友于之一作“其”。义薄矣。而《书》旧作“诗”。之所述，用为美谈者，何哉？其疑十也。

大抵自《春秋》以前，《尚书》之世，其作者述事如此。今取其正经雅言，理有难晓，诸子异说，义或可凭，参而会之，以相研核。一作“覆”。如异于此，则无论焉。夫远古之书，与近古之史，非唯繁约不类，固一作“故”。亦向背皆殊。何者？近古之史也，言唯详备，事罕甄择。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，则善恶相参；观一主之才，而贤愚殆半。至于远古则不然。夫其所录也，略举纲维，务存褒讳，寻其终始，隐没者多。尝试言之，向使汉、魏、晋、宋之君，生于上代，一作“三代”，非。尧、舜、禹、汤之主，出于中叶，俾史官易地而书，各叙时事，校其得失，固未可量。若乃轮扁称其糟粕，孔氏述其传疑。孟子曰：尽信《书》，不如无《书》。《武成》之一脱“之”字。篇，吾取其二三简。一木此下有“而为累文，与近古同焉”九字，词义未亮，一木无此九字。推此而言，则远古之书，其妄甚矣。岂比夫王沈之不实，沈约之多诈，若斯而已矣。一作“哉”。

　　惑经第四昔孔宣父以大圣之德，应运而生。生人民。已来，未之有也。故使三千弟子、七十门人，钻仰不及，请益无倦。然则作“然而”用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其间切磋酬对，颇亦互闻得失。何者？睹仲由之不悦，则矢天厌以自明；答言偃之弦歌，则称戏言以释难。斯则圣人旧有“之”字。设教，其理含弘，或援誓以表心，或称非以受屈。岂与夫庸儒未学，文过饰非，使夫问者缄辞杜口，怀疑不展，若斯而已哉？嗟乎！古今世殊，师授路隔，恨不得亲膺洒扫，陪五尺之重；躬奉德音，抚四科之友。而徒以研寻蠹简，穿凿遗文，育华久谢，糟粕为偶。遂使理有未达，无由质疑。是用握卷踌躇，挥毫悱愤。倘梁木斯坏，魂而有灵，敢效接舆之歌，辄同林放之问。但孔氏之立言行事。删《诗》赞《易》，其义既广，难以具论。今惟掖其史文，评之于后。未借《诗》、《易》折归《春秋》。一本连下，非。案大子所修之史，是曰《春秋》。窃详《春秋》之义，其所未谕“喻”通，后同。者有十二。旧亦连下。何者？赵孟以无辞伐国，贬号为人；杞伯以夷礼一脱“礼”字。来朝，降爵称子。虞班晋上，恶贪贿而先书；楚长晋盟，讥无信而后列。此则人伦臧否，在我笔端，直道而行，夫何所让？奚为齐、郑及楚，照《春秋》世次，当作郑、楚及齐。国有戮君，各以疾赴，遂皆书卒？原注：襄七年，郑子驷弑其君傅公；昭元年，楚公子围弑其君郏敖；僖公十年，齐人弑其君悼公。而《春秋》但书云：郑伯髡顽卒，楚子麋卒，齐侯阳生卒。夫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凡在含识，皆知耻惧。苟欺而可免，则谁不愿然？且官为正卿，反不讨贼；地居冢嫡，药不亲尝。遂皆被以恶名，播诸来叶。必以彼三逆，方兹二弑，躬为枭獍，则漏网遗名；迹涉瓜李，乃凝脂或刊作“拟指”，非。显录。嫉恶之情，岂其若是？其所未谕一也。

又案齐乞一作“荼”。野幕之戮，一作“弑”。事起阳生；楚比一作“灵”。乾谿之缢，一作“弑”。祸由观从。原作“常寿”，误。原注：乞谓齐陈乞，比谓楚公子比也，而《春秋》捐其首谋，舍其亲弑，亦何异鲁酒薄而邯郸围，城门火而池鱼及。必如是，则邾之阍者私憾射姑，以其君卞旧脱“卞”字。急而好洁，可行欺以激怒，遂倾瓶水似一脱“以”字。沃庭，俾废垆而烂卒。斯亦罪之大者，奚一作“曷”。不书弑乎？原注：童书云阍弑邾子。其所未谕二也。

盖明镜之照物也，妍媸必露，不以毛婿之面或有疵瑕，而寝其鉴也；虚空之传响也，清浊必闻，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，而辍其应也。夫史官执简，宜类于斯。苟爱而知其丑，憎而知其善，善恶必书，斯为实录。观夫子修《春秋》也，多为贤者讳。狄实灭卫，因桓耻一脱“耻”字。而不书；河阳召王，成文美而称狩。斯则情兼向背，志怀彼我。苟书法其如是也，岂不使为人君者，此四字或作“贤人君子”，或作“夫君子”三字，皆误。靡惮宪章，虽玷白圭，无惭良史也乎？一无“也”字，一无“乎”字。其所未谕三也。

哀八年及十三年，公再与吴盟，而皆不书。原注：八年《注》云：“不书盟，耻吴夷也。”十三年《注》云：“盟不书，诸侯耻之，故不录”也。桓二年，公及戎盟则书之。旧无此三字，今补。戎实豺狼，非我族类。夫非所讳而仍讳，谓当耻而无耻，求之折衷，未见其宜。其所未谕四也。

诸国臣子，非卿不书，必以地来奔，则虽贱亦志。斯岂非国之大事，不可限以常流者那？一作“也”。如阳虎盗入千欢，拥阳关而外叛。《传》具其事，《经》独无闻，何哉？且弓玉中一作“云”。亡，犹获显记；城邑失守，反不沾一作“具”。书。略大存小，理乖惩劝。其所未谕五也。

案诸侯世嫡，嗣业居丧，既未成君，不避其讳，此《春秋》之例也。何为般、野之殁，皆以名书：“书”子旧在“以名”之上。而恶、视之姐，直云“子卒”。其所未谕六也。

凡在人伦不得其死者，邦君已上皆谓之弑，卿士已上通谓之杀。此又《春秋》之例也。案桓二年，书曰：“未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。”棺十年，又曰：“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。”原注：“及”宜改为“杀”。夫臣当为杀，而称及，与君弑同科。苟弑、杀不分，则君臣靡别者矣。原注：《公羊传》曰：“及者何？累也。”虽有此释，其义难通。既未释此疑，共编于未谕。他皆仿此也。其所未谕七也。

夫臣子所书，君父是党，虽事乖正直，而理合名教。如鲁之隐、桓戕弑，昭、哀放逐，哀公混入，姜氏淫奔，子般夭酷。斯则邦之孔丑，讳之可也。如公送晋葬，公与吴盟，为齐所止，为邪所败。盟而不至，会而后期，并讳而不书，岂非烦碎之甚？且案汲冢竹书旧衍“与”字。《晋春秋》及《纪年》之载事也，如重耳出奔，惠公见获，书其本国，皆无所隐。唯《鲁春秋》之记其国也，则不然。何者？犹云此何为者，是缴上之词。国家一衍“之”字。事无大小，苟涉嫌疑，动称耻讳，厚诬来世，奚独多乎！其所未谕八也。

案昭十二年，齐纳北燕伯于阳。此句《经》文。“伯于阳”古木复此三字，今本并脱。者何？公子阳生也。原注：《左传》曰：“纳北燕伯款于唐。”牡《注》云：阳即唐，羔之别邑。子曰：一多“齐之事”三字。“我乃知之矣。”在侧者曰：“子苟知之，何以不革？”曰：“如尔所不知何？”自《经》文已下至此，并《公羊传》文。夫如是，一有“则”字。夫子之修《春秋》，皆遵彼乖僻，习其讹谬，凡所编次，不加刊改者矣。何为其间则一褒一贬，时有张弛；或沿或革，曾无定体。其所未谕九也。

又书事之法，其理宜明，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，则前后相会；讨一人之出入，则始未可寻。如定六年，书“郑灭许，以许男斯归。”而哀元年，书“许男与楚围蔡。”夫许既灭矣，君执家亡，能重列诸侯，举兵围国者何哉？盖其间行事，必当有说。《经》既不书，《传》又阙载，谓定六、哀元之间，其子许事必有阙文。缺略如此，寻绎难知。其所未谕十也。

案晋自鲁闵公已前，未通于上当作“宗”。国。至僖二年，灭下阳已降，渐见于《春秋》。盖始命行人自达于鲁也，而《琐语。春秋》载鲁国阂公时事，言之甚详。谓鲁事详于晋，亦在晋未见《春秋》前。斯则闻事必书，无假相赴者也。盖当时国史，它皆仿此。至于夫子所修也则不然。凡书异国，皆取来告。苟有所告，虽小必书；如无其告，虽大亦阙。故宋飞六鷁，王本作“鶂”。小事也，以有告而书之；晋灭三邦，大事也，原注：谓灭耿、灭魏、灭霍也。以无告而阙之。用使巨细不均，繁省失中，比夫诸国史记，奚事独为疏阔？寻兹例之作也，盖因周礼旧法，鲁策成文。郭本自“比夫”至此二十八字，误作小注。夫子既撰不刊之书，为后王之则，岂可仍其过失，而不中规矩者一无“者”字。乎？其所未谕十一也。

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，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。而《春秋》记它国之事，必凭来者之辞；而来者所言人多非其实。或兵败而不以败告，君弑而不以弑称，或宜以名而不以名，或应以氏而不以氏，或春崩而以夏闻，或秋葬而以冬赴。皆承其所说而书，遂使真伪莫分，是非相乱。其所未谕十二也。

凡所未谕，其类尤作“犹”。多，静言恩之，莫究所以。岂“夫子之墙数初，不得其门”者欤？将“某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”者欤？如其与夺，请谢不敏。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一作“所”。纵，将圣多能。便谓所著《春秋》，善无不备。而审形者少，随声者多，相与雷同，莫之一作“知”。指实。榷而为论，其虚美者有五焉。旧本此处连下，非。案古者国有史官，具列时事。观汲坟出“坟出”一作“冢所”。记，皆与鲁史符同。至如周之东迁，其说稍备；隐、桓已上，难得而详。此之一作“其”。烦省，皆与《春秋》不别。又“获君曰止”，“诛臣曰刺”，“杀其大夫曰杀”，一脱“杀”字。“执我行人”，“郑弃其师”，“陨石于宋五”。原注：其事并出《竹书纪年》，唯“郑弃师”出《琐语。晋春秋》也。

诸如此句，多是古史全文。则知夫子之所修者，但因其成事，就加雕饰，仍旧而已，有何力哉？加以史策有阙文，时月有失次，皆存而不正，无所用心，斯又不可一多“能而”二字。殚说矣。一无“矣，字。而太史公云：夫子“为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游、一作“子”。夏之徒，不能赞一辞。”其虚美一也。

又案宋襄公执膝子而诬之以得罪，楚灵王弑郏敖而赴之以疾亡。《春秋》皆承告而书，曾无变革。是则无辜者反加以罪，有罪者得隐其辜。求诸劝戒，其义安在？而左丘明论《春秋》之义云：一作“也”。“或求名而不得，或欲盖而名一作“弥”。彰，”“善人劝焉，淫人惧焉。”其虚美二也。

又案旧脱“案”字。《春秋》之所书，本以褒贬为主。故《国语》晋司马侯对其君悼公曰：“以其善行，以其恶戒，可谓德义矣。”公曰：“孰能？”对曰：“羊舌胖习于《春秋》。”至于董狐书法疑当作“弑”。而不隐，宣二，南史执简而累进，襄二十五。又宁殖出君，而卒自忧名在策书。故知当时史臣，各怀直笔，斯则有犯必死，书法无舍者矣。自夫子之修《春秋》也，盖他邦之篡贼其君者有三，原注：谓齐、郑、楚，已解于上。本国之弑或作“杀”，非。逐其君者有七，一作“五”。原注：隐、闵、般、恶、视五君被弑，昭、哀二主被逐也。莫不缺而靡录，使其有逃名者。而孟子云：“孔子成《春秋》，乱臣贼子惧。”无乃乌有之谈欤？其虚美三也。

又案《春秋》之文，虽有成例，或事同书异，理殊画一讹作“书”。一。故太史公曰，“孔氏《史记》作“子”。著《春秋》，隐、桓之间则彰，至定、哀之际则微，为其切当世之文，而罔此二字，一本例，一本“罔”作“亡”。褒《史记》多“忌”字，讳之辞也。”斯则危行言逊，吐刚茹柔，推避以求全，依违以免祸。而孟子云：“孔子曰：“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，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。’”其虚美四也。

又一脱“又”字。案赵穿杀君，而称宣子之弑，江乙亡布，而称令尹所盗。此则春秋之世，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，隐晦其说。斯盖当时之恒事，习俗所常行。而班一脱“班”字。固云：“仲尼殁而微言绝。”观微言之作，岂独宣父者邪？其虚美五矣。一作“也”。考兹众美，征其本源，良由达者相承，儒教传授，既欲神其事，故谈过其实。语曰：“众善之，必察焉。”一本“之”“焉”二字互转。孟子曰：“尧、舜不胜其美，桀、纣不胜其恶。”寻世之言《春秋》者，碍非睹众善而不察，同尧、舜之多美者乎？一误作“云”。昔王充设一作“说”。论，有《问孔》之篇，虽《论语》群言，多见指摘，而《春秋》杂义，曾未发明。是用广彼一讹作“破”。旧疑，增其新觉。将来学者，幸为详之。

申左第五古之人言《春秋》三《传》者多矣。战国之世，其事罕闻。当前汉当有“之初”二字。专用《公羊》，宣皇已降，《谷梁》又立于学。至成帝世，刘欲始重《左氏》，而竟一作“书”。不列学官。太抵自古重两传而轻《左氏》者固非一家，美《左氏》而讥一作“议”。两传者亦非一族。互相攻击，各用一作“自”。朋党，哤聒旧作“笼聒”，或作“聒笼”，并讹。纷竞，是非莫分。然则儒者之学；苟以专精为主，止旧作“至”，误。于治章句，通训释，斯则可矣。一作“也”。至一脱“至”字。于论大体，举宏纲，则言罕兼统，理无要害。故使今古疑一作“凝”。滞，莫得而申者焉。

必扬榷而论之，言传者固当以《左氏》为首。但自古学《左氏》者，一无“者”字。谈之又不得其情。如贾逵撰《左氏长义》，称在秦者为刘氏，乃汉室所宜推先。但取悦当时，殊无足采。又案桓谭《新论》曰：“《左氏传》于《经》，犹衣之表里。”而《东观汉记》陈元奏云：“光武兴立《左氏》，而桓谭、卫宏并共诋一作“毁”。訾，故中道而废。”班固《艺文志》云：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《春秋》，有所贬损，事形于《传》，惧罹时难，故隐其书。一有“为”字。未世口说流行，遂有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《邹氏》、《夹氏》诸传。而于《固集》，复有难《左氏》九条三评等科。

夫以一家之言，一人之说，而参差相背，前后不同，斯又或讹“文”。不足观也。

夫解难者以理为本，如理有所阙，欲令有识心伏，不亦难乎？今聊次其所一无“所”字。疑，列之于后。

盖《左氏》之义有三长，而二传之义有五短。案《春秋》昭一有“公”字。二年：韩宣子来聘，观书于太史氏，见《鲁春秋》，曰：“周礼尽在鲁矣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。”然当有“则”字。《春秋》之作，始自姬旦，成于仲厄。丘明之《传》，所有笔削及发凡例，皆得周典，原注：杜预《释例》云：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之论《春秋》。皆因事以起问，因问以辩义。义之□者，曲以通□。无他凡例也。左丘明则□周礼以为木，诸称凡以发例者，皆周公之旧制者也。传孔子教，故能成不刊之书，著将来之法。其长一也。

又案哀三年，鲁司译火，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，句下并收“子服景伯命宰人出扎书”十字，文义方足。今脱，其时于鲁文籍最备。丘明既躬为大史，博总群书，至如梼杌、纪年之流，《郑书》、《晋志》之类，凡此诸籍，莫不毕睹。其《传》广包它国，每事皆洋。其长二也。

《论语》子曰：“左丘明耻之，某亦耻之。”夫以同圣之才，而膺授经之托，加以达者七十，弟子三千，远自四方，同在一国，于是上询夫子，下访其徒，凡所采摭，实广闻见。其长三也。

如谷梁、公羊者，生干异国，长肉后来，语地则与鲁产旧误作“史”。相违，论时则与宣尼不接。安得以传闻之说，与亲见者争先者一兄“者”字。乎？譬犹近世，汉之太史，晋之著作，撰成国典，时号正书。旧误作“言”。既而《先贤》、《耆旧》、原注：谓《楚国先贤传》、《汝南先贤行状》、《益部耆旧传》、《襄阳耆旧传》等书，《语林》、《世说》，竟造异端，强书它事。夫以传自委巷，而将册府恐当用此二字，旧作“班马”，无涉。抗衡；访诸古老，而与同时此二字旧作“子孙”，更谬。此皆版本模糊，后人妄填之过。并列，斯则难矣。波二传之方《左氏》，亦奚异于此哉？其短一也。

《左氏》述臧哀伯谏桓纳鼎，周内史美其谠言；王子朝告于诸侯，阂马父嘉其此二字疑是“加之”二字之讹。辨说。凡如此类，其数实多。斯盖当时发言，形于翰墨；立名不朽，播于他邦。而丘明仍其本语，就加编次。亦犹近代《史记》载乐毅、李斯之文，《汉书》录一脱“录”字。晁错、贾生之笔。寻其实也，岂是子长稿一作“笔”。削，盂坚雌黄所构者哉？观二传所载，有异于此。其录人言也，语乃龃龉，一作“龌龊”。文皆琐碎。夫如是者，何哉？盖波碍史官之简书，此传流俗之口说。故使隆促各异，丰俭不同。其短二也。

寻《左氏》载诸大夫词令、行人应答，其文典而美，其语博而奥，原注：如僖伯谏君观鱼，富辰谏王纳狄，王孙劳泛而论九鼎，季礼观乐而谈国风，算所援引，皆据礼经之类是也，述远古则委曲如存，原注：如郏子聘鲁，言少昊以鸟名官；季孙行父称舜举八元、八凯；魏绛答晋悼公，引《虞人之箴》；子革讽楚灵王，诵《祈招之诗》。其事明白，非是厚诬之类是也。征近代则循环可覆：原注：如吕相绝秦，述两国世隙；声子班荆，称楚材晋用；普士渥浊谏杀苟林父，说文公败楚于城濮，有忧色；子服景伯谓吴云，楚围未，易子而食，析骸而麇，犹无域下之盟：祝佗称践土盟晋重耳，鲁申蔡甲午之尖是也，必料其功用厚薄，指意一作“措思”。深浅，谅非经营草创，出自一时，琢磨润色，独成一手。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，丘明但编而次之，配经称传而行旧作“已”。也。如二传者，记言载事，失彼菁华；寻源讨本，取诸胸臆。夫自我作故，无所准绳，故理甚迂僻，言多鄙野，比诸《左氏》，不可同年。其短三也。

案二传虽以释《经》为主，其缺漏不可弹论。如《经》云：“楚子麋卒”，此四字旧止一字，又误作“薨”。而《左传》云：公子围所杀。昭元，及公、谷止作“公羊”，非。作《传》，重一作“不”，非。述《经》文，无所发明，依违而已。其短四也。

《汉书》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，至于阙下。隽不疑曰：昔卫蒯瞆得罪于先君，将入国，太子辄拒而不纳，与《汉书》句稍异。《春秋》是之。遂命执以属吏。霍光由是始重儒学。案隽生所引，乃《公羊》正文。如《论语》冉有曰：夫子为卫君乎？子贡曰：夫子不为也。何则？父子争国，泉猿为曹，礼法不容，名教同嫉。而《公羊》释义，反以卫辄为贤，是违夫子之教，失圣人之旨，奖进恶徒，疑误后学。其短五也。若以彼三长，校兹五短，胜负之理，此下有阙文，当补曰。断然可知。

必执二传之文，唯取依《经》此上皆阙文，今补。为主。而于内则为国隐恶，于外则承赴而书，求其本事，大半失实，已于《疑当作“惑”。经》篇载之详矣。寻斯义之作也，盖是周礼之故事，鲁国之遗文，夫子因而修之，亦存旧制而已。至于实录，付之丘明，用使善恶毕一作“必”。彰，真伪尽露。向使孔《经》独用，《左传》不作，则当代行事，安得而详者哉？盖语曰：仲尼修《春秋》，逆臣赋子惧。又曰：《春秋》之义也，欲盖而彰，求名而亡，善人劝焉，淫人惧焉。寻原本此下有“春秋所书实乖此义而”九字，肆笔拂《经》，且自害志，削之乃无语病。《左传》所录，无愧斯言。此则传之与经，其犹一体，废一不可，相须而成。如谓不然，则何者称为劝戒者哉？原注：杜预《释例》曰：凡诸候无加民之恶，而称人以贬，皆时之赴告，欲重其罪，以加民为辞。国史承□以书于策，而简牍之记具存。夫子因示虚实，故《左传》随实而著本状，以明其得失也，案杜氏此释，实得《经》、《传》之情者也。儒者苟讥左氏作《传》，多叙《经》外别事。如楚、郑与齐三国之贼弑，一脱“弑”字。隐、桓、昭、哀通《经》后之《传》为言，然“哀”字终属假借，或误作“襄”，益非。四君之篡逐。其外则承告如彼，其内则隐讳如此。若无左氏立传，其事无由获知。然设使世人习《春秋》而唯取两传也，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，俾后来学者兀一作“代”。成聋瞽者矣。

且当秦、汉之世，《左氏》未行，遂使《五经》、杂史、百家诸子，其言河汉，无所遵凭。故其记事也：当晋景行霸，公室方强，而云屠岸旧误作“韩氏”。攻赵，有程婴、杵臼之事；原注：出《史记。赵世家》。鲁侯御宋，得俊乘丘，而云庄公败绩，有马惊流矢之祸；楚、晋相遇，唯在邲役，而云二国交战，置师于两棠；一讹“堂”。原注：出贾谊《新书》。子罕相国，宋睦于晋，而云晋将伐宋，觇旧衍“其”字。哭于阳门；旧衍“介夫乃止”四字。原注：出《礼记》。鲁师灭项，晋止值公，而云项实旧衍“齐”字，桓旧衍“所”字。灭。《春秋》为贤者讳，原注：出《公羊传》。襄年再盟，君臣和叶，而云诸侯失政，传作“正“。大夫皆执国权。原注：出《谷梁传》。其记时也：盖秦缪居春秋之始，而云其女为荆平旧作“昭”，误。夫人；原注：出《烈女传》。韩、魏处战国之时，而云其君陪楚庄旧衍“王”字。葬马；原注：出《史记。滑稽传》。《列子》书论尼父，而云生在郑穆公之一无“之”字。下同。年；原注：出刘向《七略》。扁鹊医疗魏公，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；原注：出《史记。扁鹊传》。架书仕于周子，而云以晋文如猎，犯颜直言；原注：出刘向《新序》。荀息死于奚齐，而云观晋灵作台，累棋申诫。原注：出刘向《说苑》。或以先为后，或以后为先，日月颠倒，上下翻覆。此四句只口括记时之淆讹，可悟上片之缺。古来君子，曾无所疑。

及《左传》既行，而其失自显。语其弘益，不亦多乎？而世之学者，犹未之悟。所谓忘我大德，日用而不知者焉。

然自丘明之后，迄于一作“及”。魏灭，年将千祀，其书寝废。至晋太康年中，汲冢获书，全同《左氏》。原注：汲冢所得书，寻亦亡逸，今惟《纪年》、《琐语》、《师春》在焉。案《纪年》、《琐语》载春秋时事，多与《左氏》同。《师春》多载春秋时互者繇辞，将《左氏》相校，遂无一字差舛。故束皙云：“若使此书出于汉世，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。”于是挚虞、柬皙引其义以相明，王接、荀顗疑当作“勖”。取其文以相证，杜预申以注释，原注：注谓注解，释谓释例。千宝藉为师范。一讹作“晋纪”。原注：事具干宝《晋纪。叙例》中。由是世称实录，不复言非，其书渐行，物无异议。故孔子曰：吾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经》。于是授《春秋》于丘明，授《孝经》于曾子。《史记》云：孔子西观周室，论史记旧闻，次《春秋》。

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旨，有或作“所”。刺讥褒讳之文，不可以书见也。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各异端，失其真意，故因孔氏史记，具论其语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。《史记》文在《十二诸侯年表》，但与集中史公不见《左传》之说，不相照顾。夫学者苟能征此二说以考《三传》，亦足以定是非，明真伪者矣。何必观汲冢而后信者乎？从一作“以”。此而言，则《三传》之优劣见矣。

　　点烦第六夫史之烦文，已于《叙事》篇言之详矣。旧有“然凡，俗难晓，下愚不移”九字，可厌，宜削。虽七《叙事》篇在六卷，疑当作“六”。卷成言，而三隅莫反。盖语曰：“百闻不如一见。”是以聚米为谷，贼虏之虚实此二字一止作“居”字。可知；画地成图，山川之形势一少“势”字。易悉。昔陶隐居《本草》，药有冷热味者，朱墨点其名；阮孝绪《七录》，书有文德殿者，丹笔写其字，由是区分有别，品类可知。今辄拟其事，抄自古史传文有烦者，皆以笔点其烦一无“烦”字。上。原注：其点用朱粉、雌黄并得。

凡字经点者，尽宜去之。如其间有文句亏缺者，细书侧注于其右。原注：其侧书亦用朱粉、雌黄等，如正行用粉，则侧注者用朱黄，以此为别。或回易数字，或加足片言，俾分布得所，弥缝无阙。庶观者易悟，其失自彰。知一作“如”。我摭实而谈，非是一作“是非”。苟诬前哲。

《孔子家语》曰：鲁公索氏将祭而忘其牲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公索氏不及二年一有“必亡”二字。矣。一年而亡。门人问曰：“昔公索氏亡其祭牲，而夫子曰‘不及二年必亡’。今果如期而亡，夫子何以知然？”

右除二十四字。

《家语》曰：晋将代未，使觇之。宋阳门之介夫死，司城子罕哭之哀。

舰者反，言于晋侯曰：“宋阳门之介夫死，而郭无“而”字。司城子罕哭之哀。民咸悦矣，宋殆未可伐也。”

右除二十一字，加三字。“加”一作“移”。

《史记。五帝本纪》曰：诸侯之史无“之”字。朝觐者，不之丹朱而之舜；百姓之史无此三字。狱讼者，不之丹朱而之舜；讴歌者，皆古本有“皆”字，史内无“皆”字。不沤歌此二字一作“之”字。丹朱而讴歌舜。已上《尧纪》。

舜年二十以孝闻，三十而帝尧间可用者云云。

舜年二十以孝闻，年旧脱“年”字。三十，“舜年”以下等字，古本有，俗本削。尧举之。已上《舜记》。

右除二十九字，加七字。

《夏本纪》曰：禹之父曰鲧，鲧之父曰帝颛顼，颛顼之父曰昌意，昌意之父曰黄帝。禹者，黄帝之玄孙，而帝“帝”字熙史补。颛顼之孙也。禹之曾大父旧衍“曰”字。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，为人臣。

右除五十七字，加五字。除数太多，恐有误。

《项羽本纪》曰：项籍者，下相人也，字羽。初“初”字照史补。起时，年二十四。其季父项梁，梁父即“即”字照史补。楚将项燕，为秦将王翦所杀史作“戮”。者也。项氏世世史有“为”字。楚将，封于项，故姓项氏。

右除三十二字，加二十四字，厘革其次序，《吕后郭误作“氏”。本纪》曰：吕太后者，高祖微时妃也，生孝惠帝、史有“女”字。鲁元公主。及高祖为汉王，得定陶戚姬，爱幸，生赵隐玉如意。高租嫌史无此三字。孝惠为人仁弱，高祖以为不类我，常欲废太子，立戚姬子如意，如意郭脱“如意”二字。类我。又史无“又”字。戚姬幸，常独史无“独”字。从上之关东，日夜啼位，欲立其子如意，以上无此三字代太子。吕后年长，常留守，希见上，益疏。如意立为赵王后，几代太子者数矣。赖大臣谗史作“争”。之，及留侯策，太子得无废。原注：此事见《高》、《惠》二纪及诸王、《叔孙通》、《张良》等传，过为重叠矣。今又见于《吕后传》，国可略而不言。刘意盖谓并可不点矣。而史既有之，姑就其文点之。

右除七十五字，加十字。据文止加八字。

《宋世家》曰：初，元公之孙纠，景公杀之。史无此十字，皆细书混入者。景公卒，纠之此二字史作“宋”。公据上易“纠之”字，则此“公”字亦宜省。子特攻杀太子而自立，是为昭公。昭公者，此下史有“元公之曾庶孙也昭公”九字，父公孙纠，纠父公子郭脱此二字。揣秦，史叠“褍秦”二字。即元公少子也。景公杀昭公父纠，故昭公怨，杀太子而自立。据节首所加，则自“昭公者”以下，大半皆在所点除也。

右除三十六字，加十三字。掂文止加十二字。

《三王世家》曰：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，上疏皇帝陛下：“陛下过听，使臣去病待罪行间，宜专边塞之思虑。暴骸中野，无以报，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。诚见陛下忧劳天下，哀怜百姓以自忘，亏膳贬乐，损郎员。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，至今无号位、师傅官。陛下恭让不恤，群臣私望，不敢越职而言。臣窃不胜犬马之史无“之”字，下同。心，昧死愿陛下诏有司，因盛夏吉时，定皇子位。惟陛下幸察。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。”三月乙亥，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。郭脱“宫”字。制曰：“下御史。”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，御史臣光、守郭脱“守”字。尚书令、丞非下御史，书到，言：“丞相臣青翟、御史大夫臣汤、太常臣充、大行令臣息、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：大司马臣去病上疏曰：“陛下过听，使臣去病待罪行间，宜专边塞之思虑。暴骸中野，无以报，乃敢惟他议以于用事者。诚见陛下忧劳天下，哀怜百姓以自忘，亏膳贬乐，损郎员。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，至今无号位、师傅官。陛下恭让不恤，群臣私望，不敢越职而言。臣窃不胜大马之心，昧死愿陛下诏有司，因盛夏吉时，定皇子位。惟陛下幸察。’制曰：‘下御史。’巨谨“谨”字照史补。与中二千石、二千石叠三字照史补。臣贺等议曰：史无“曰”字。古者裂地立国，并建诸侯以承天下，所以尊宗庙、重社稷也。今臣去病上疏，不忘其职，因以宣恩，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，虑皇子未有号位。臣青翟、臣汤等宜奉义遵职，愚蠢史作“憧”，音义同。不逮事。方今盛夏吉时，臣青翟、臣汤等郭本此上脱二十二字。昧死请立皇子臣闳、臣旦、臣肯为诸侯王。昧死请所立国名。”

右除一百八十四字，加一字。据文加三字。

已上有言语相重者，今略点废如此。但此一篇所记全宜削除。今辄具列于斯，藉为鉴戒者尔。凡为史者，国有诏诰，十分不当取其一焉。句意过当，有误。故汉元帝诏曰：“盖闻安民之道，本由阴阳。间者阴阳错谬，风雨不时。朕之不德，庶几群公有敢言朕之过者。今则不然，偷合苟从，未肯极言，朕甚悯焉。永惟蒸庶之饥寒，远离父母妻子，劳于非业之作，卫于不居之宫，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。其罢甘泉、建章宫卫士，各令就农。百官各省费，条奏毋有所讳。有司勉之。毋犯四时之禁。丞相、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。”及荀悦撰《汉纪》，略其文曰：“朕惟众庶之饥寒，远离父母妻子，劳于非业之作，卫于不屠之官。其罢甘泉、建章宫卫士，各令就农。丞相、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。”自余抄撮，他皆仿此。近则天朝诸撰史者，凡有制诰，一字不遗，唯去诏首称“门下”，诏尾去诸本作“云”，误。“主者施行”而已。时武承嗣监修国史，见之大怒，谓史官曰：“公辈是何人，而敢辄减诏书！”自是史官写诏书，虽门下赞诏亦录。后予闻此说，每嗢噱或作“唱叹”，或作“唱噱”，并误。而已。必以《三王世家》相比，其烦碎则又甚于斯。是知史官之愚，其来尚矣。今之作者，何独笑武承嗣而已哉！

《魏公子传》曰：高祖始微少时，数闻公子贤。及即天子位，每过大梁，常祠公子。高祖十二年，从击黥布还，为公子置守冢五家，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。大史公曰：吾过大梁之墟，求问其所谓夷门，以征信陵君故事。说者云：当战国之时，史无“以征”以下十五字。夷门者，城之东门也。天下诸公子亦有喜照史改，旧误作“嘉”。土者矣，然而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，不耻下交。名冠诸侯，有以也。此七字，史作“有以也，名冠诸侯不虚耳。”高祖每过之，奉祠二字照史刊正，郭、王本并倒。不绝也。旧脱“也”字。

右除十五字，加二十字。加数亦不合。

《鲁仲连传》曰：仲连好奇伟倜史作“俶”，音义同。傥之画，史有“策”字。而不肯仕官王讹作“宦。任职，好持高节。游于赵。赵照史叠“赵”字。孝成王时，而秦王使白起破赵长平之军前后四十余万。秦史有“兵”字。遂东围邯郸。赵王恐，诸侯之救兵莫敢击秦军。“军”字照史补，亦作“兵”。魏安釐王使将军晋鄙救赵，畏秦，止于荡阴，不进。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问人邯郸，因平原君谓赵王曰：“秦所为或作“以”。急围赵者，前与齐湣史衍，下同。王争强为帝。已而复归帝号，史无“号”字。今齐湣王已益弱，方或脱“方”字，今惟秦雄天下，此非必贪邯郸，其意欲复求为帝。赵诚发使尊秦昭史衍。王为帝，秦必喜，罢兵王衍“而”字。去。”平原君犹豫未有所决。此时鲁史有“仲”字，下同。连适游赵，会秦围赵。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，乃见平原君曰：“事将奈何？”平原君曰：“胜也何敢言事！前亡四十万之众于外，今又内围邯郸而不能“能”字照史补。去。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令赵帝秦，今其人在此，史作“是”。胜也何敢言事！”鲁连曰：“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，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。梁客新垣衍安在？吾请史作“且”。为君责而归之。”平原君曰：“胜请为绍介而见之于先生，”平原君遂见新垣衍曰：“东国有鲁连先生者，今其人在此，胜请为绍介，而交之于将军。”新垣衍曰：“吾闻鲁连先生，齐史有“国”字。之高士也。衍，人臣也，使享有职，吾不愿见鲁连先生。”平原君曰：“胜史有“既”字已泄之矣。”新垣衍许诺。鲁仲连见新垣衍而无言。新垣衍曰：“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，“者”字照史补。皆有求平原君者也。今吾观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所求于平原君者也，曷为一脱“为”字，史又有“久”字。居此重围“重围”，史作“围城”。之中而不去？”鲁连云云。

“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。此二字一作“也”。使粱睹秦称帝之害，则必助赵矣。”新垣衍曰：“秦称帝之害奈何？”鲁连曰：云云。

“吾将使秦王烹酸梁王。”新垣衍快然不悦曰：“嘻！史作“噫噫”。亦太一脱“太”字。甚矣，先生之言也！先生又乌一作“焉”。能使秦王烹醢梁王！”鲁连曰：“固也，误作“矣”。吾将言之”云云。依例当有“云云”字，旧脱。

“今秦万乘之国也，梁亦万乘之国也。俱据万乘之国，交史作“各”。有称王之名，睹其一战而胜，欲从而帝之”云云。

于是新垣衍起，再拜旧多“而”字。谢曰：“始以先生为庸人，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”云云。“云云”字亦旧脱。

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，击秦军，秦军旧脱“秦军”二字。遂引而去。于是平原君欲封鲁连，鲁连照史叠“鲁连”二字，诸本脱。辞谢者三，此四字史作”辞让使者三”。终不肯受。平原君乃置旧讹“致”。酒，酒酣，起前，以千金为鲁连寿云云。

右除二百七十五字，加七字。“二百”一作“三百”。

《屈原贾生二字旧脱，传》曰：依例当有“曰”字，今补。汉有贾生，为长沙王太傅，过湘水，投书以吊屈原。贾生名谊，洛阳人也云云。二字亦依例补。

谪“谪”字，史作“乃以”二字。贾生为长沙王太傅。贾生既辞往，史有“行”字。闻长沙卑湿，自以为史无“为”字。寿不得长。又以谪去，意不自得。及渡湘水，为赋以吊屈原，其词曰云云。

贾生为长沙史有“王太”二字。傅三年，有鸮飞入贾生舍，止于坐隅。

楚人命鸮曰口。贾主既以谪居长沙，长沙一脱“长沙”叠字。卑湿，自恐“恐”字史作“以为”二字。寿不得长，伤悼之，乃为赋以自广。其词曰云云。

怀王骑，堕马而死，无后。贾生自伤为傅二字脱，照史补。无状，哭泣二字脱，照史补。岁余，亦死，时年三十三旧讹“二”。矣。

右除七十六字，加三字。

《扁鹊仓公传》曰：太仓公者，齐太仓长，临淄人也，姓淳于氏，一脱“氏”字。名意。少而喜医方术。高后八年，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。庆年七十余，无子，使意尽去其故方，更悉以禁方与之，传黄帝、扁鹊之脉书，五色诊病，知人死生，决嫌疑，定可治，及药论甚精。受之三年，为人治病，决死生“决嫌疑”以下六句，古本有，俗削。多验云云。二字亦依例补。

诏召“召”字照史补。问所为治痛死生验者几何人？主名为谁？诏问故太仓长臣意方伎所长，及所能治病者，“者”字照史补。有其书无有？皆安受学？受学几问岁？尝有所验，何县里人也？何病，医药已，讹作“与”，照史改。其病之状皆何如？具一作“其”。悉而一作“以”。对。臣意对曰，自意少时喜医药史叠”医药”二字。方，试之多不验者。至高皇“皇”字史脱。后八年，旧多“中”字。得见师临淄元里公乘阳庆。庆诸本“庆”字作“已”字。年七十余，意得见事之。谓意曰：“尽去而方书，非是也。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、扁鹊之脉书。五色诊病，知人死生，决嫌疑，定可治，及药论“论”字补。书甚精。我家给宫，心爱公，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。”

臣意即曰：“幸甚，非意之所敢望也。”臣意即避席再拜谒，受其脉书上下经、五色诊、奇史音“羁”。咳术、揆度阴阳外变、药论、石神、接阴阳禁书，受读解验之，可一年。史有“所”字。明岁即验之，有验，“之有验”三字脱，照史补。然尚未精也。要事之三年所，即尝诸本脱“即”字，“尝”作“常”。以为人史有“治”字。诊病，决死生，有验，精良。今庆已死十年。史有“所”字。臣意年尽三年，二字脱，照史补。三十九岁一脱“岁”字。也。齐侍御“御”字脱，照史补。史成自言病头痛，“头痛”或误作“也”，或误作“邪”，臣意诊其脉，告曰：“君之病恶，不可言也。”原注：己下皆述一生医疗效验事。此十一字，诸木皆与标数并写，愚意移作尾注为是。

右除二百九十五字。

《宋世家》初云：“襄公嗣立”，一讹“位”。后详文义，当有“后”字，诸本脱。仍谓为宋襄公，不去“宋襄”一多“公”字，非。二字。《吴世家》云阖闾，《越世家》云勾践，每于其号上加“吴王”、“越王”字，句句未尝舍之。《孟尝君传》曰：“冯公形容状貌甚辨。”案形容、状貌同是一说，而敷演重出，分为四言。凡如此流，不可胜载。其《十二诸侯表》曰：“孔子次《春秋》，”“约其辞文，去其烦重。”又《屈原传》曰：“其文约，其辞微。”观子长此言，实有深鉴。及自撰《史记》，榛芜若此，岂所谓非言之难，而行之难乎？

《汉书。龚遂传》曰：上遣使者征遂，议曹王生请史作“愿”。从。功曹以为王生素诸本作“每”，照史改。嗜酒，亡节度，不可使。诸本作“从”，照史改。遂不听。“听”字史作“忍逆”二字。从至京师，王生日饮酒，不视太守。会遂引入宫，王生醉，从后呼曰：“明府且止，愿有所白。”遂还间其故。王生曰：“天子即间君何以治渤海，君不可有所郭脱“所”字。陈对，宜曰：“皆圣主之德，非小匣之力也。”遂受其言。既至前，上果问以治状，遂对如王生。史有“言”字。天子悦其有让，笑曰：“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？”遂因前曰：“臣非知此，乃臣议曹教戒臣也。”云云。上以议曹王生为水衡丞。

右除八十四字。

《新晋书。袁宏传》曰：袁宏有逸才，文章绝美，曾为《咏史诗》，是其风情所寄。少孤贫，以运租自业。谢尚时镇牛渚，秋夜乘月，率尔与左右微服泛江。会宏在舫中，讽其所作《咏史诗》，史无此六字，详下文有“即其咏史”句，不应此处先提，恐是羡文。咏声既清会，“会”字照史补。词又藻丽，史作“拔”，遂驻听久之，遣问焉。答云：“是袁临汝郎诵诗。”即其《咏史》之作也。尚倾诸本讹“顷”，照史改。率有胜致，即迎升舟，与之谈论，申旦不寐。自此名誉日茂云云。从桓温北伐，史作“征”。作《北征赋》，皆“皆”字照史补。其文之高者。尝与王珣、伏滔同在旧衍“桓”字。温坐，温令滔读其《北征赋》，至“闻所传于相传，云获麟于此或讹“北”。野；诞灵物以瑞德，奚授或讹“受”。体于虞者！疚尼父之恸泣，似实恸而非假；岂一性之足伤，乃致伤于天下。”其本至此便改韵。殉云：“此赋方传千载，无容率尔。今于‘天下，之后，诸本衍“便改”二字，不成语。移韵徒诸本讹“从”，照史改。事，然于写送之致，似为未尽。”滔云：“得益写韵一句，或为小胜。”史有“温曰卿思益之”六字。宏应声答曰：“感不绝于予心，愬流风而独写”云云。

谢安尝赏其机对辩速，后安为扬州刺史，宏郭脱“宏”字。自吏部郎出为东阳郡，乃祖道于治旧讹“治”。亭，时贤皆集。谢安欲卒迫试之，临别，执其手，顾郭讹“愿”。就左右，取诸本作“以”，照史改。一扇而授之，曰：“聊以赠行。”宏应声答曰：“辄当奉扬仁风，慰彼黎庶。”观者无不叹眼。史无此六字，而“叹”字下复重出，亦恐羡文。时人叹其率或作“卒”。而能要焉。原注：此事出檀道鸾《晋阳秋》及刘义庆《世说》。

右除一百一十四字，加十九字。

《十六国春秋》曰：郭璃有女始笄，妙选良偶，有心于刘昺.遂别设一席于座前，谓诸弟子郭本作“子弟”，非。凡在坐者皆瑀之及门也。曰：“吾有一女，年向成长，欲觅一快女婿。一作“巩”，即古“婿”字。谁坐此席者，吾当婚或作“婿”。焉。昺遂奋衣来坐，神志湛《魏书》作“肃”，不如“湛”字胜。然，曰：“向闻先生欲求快女婿，昺郭脱“昺”字。其人也。”

右除二十二字。文句不多，除数恐不到二十有余，必有误。

　　杂说上第七《春秋》二条案《春秋》之书弑也，称君，君无道；称臣，臣之罪。如齐之简公，未闻一脱“闻”字。失德，陈恒构逆，罪莫大焉。而哀十四年，书“齐人弑其君王于舒州。”斯则贤君见抑，而贼臣是党，求诸旧例，理独有违。但此是绝笔获麟之后，弟子迫书其事。岂由以索续组，不类将圣之能者乎？何其乖刺之甚也。

案《春秋左氏传》释《经》云：灭而下有其地，曰入，如入陈，入卫，入郑，入许，即其义也。至柏举之役，子常之败，庚辰吴入，独书以郢。夫诸侯列爵，并建国都，国谓楚，都谓邹。惟取国名，不称都号。何为郢之见入，遗其楚名，比于他例，一何乖躇！寻二传所载，谓《公》、《谷》所载之《经》。皆云入楚，岂《左氏》之本，本亦谓《经》。独为谬欤？谬犹误也。

《左氏传》二条《左氏》之叙事也，述行师则簿领盈视，哤旧讹作“叱”。聒沸腾，论备火则区分在目，修饰峻整；言胜捷则收获都尽，记奔败则披靡横前；申盟誓则慷慨有余，称清诈则欺诬可见；谈恩惠则煦如春日，纪严切则凛若秋霜；叙兴邦则滋味无量，陈亡国则凄凉可悯。或腴辞润简犊，或美句入咏歌，跌宕而不群，纵横而自得。若斯才者，殆将工侔造化，思涉鬼神，著述罕闻，古今一衍“之”字。卓绝。加二传之叙事也，榛芜溢句，疣赘满行，华多而少实，言拙而寡味。若必方于《左氏》也，非唯不可为鲁、卫之政，差肩雁行；亦有云泥路阻，君臣礼隔者矣。

《左传》称仲尼曰：”鲍庄子之智不如葵，葵犹能卫其足。”夫有生而无识，有质而无性者，其唯草木乎？然自古设比兴，而以草木方人者，皆取其善恶薰莸，荣枯贞脆而已。必言其含灵畜智，隐身违祸，则无其义也。寻葵之向口倾心，本不卫足，由人睹其形似，强为立名。亦由作“犹”。今俗文士，谓鸟鸣为啼，花发为笑，花之与鸟，一有“又”字。安有啼笑之情哉？

必以人无喜怒，不知哀乐，便云其智不如花，花犹善笑。其智不如鸟，鸟犹善啼，可谓之谠言者一无“者”字。哉？如“鲍庄子之智不如葵，葵犹能卫其足”，即其例也。而《左氏》录夫子一时戏言，以为千载笃论。成微婉之深累，玷良直之高范，不其惜乎！

《公羊传》二条《公羊》云：“许世子止弑其君。”“易为加弑？讥子道之不尽也。”

其次因言乐正子春之视疾，以明许世子之得罪。寻子春孝道，义感神明，固以“已”通。方驾曾、闵，连踪丁、兰。郭。巨。苟事亲不逮乐正，便以弑逆加名，斯亦一无“亦”字。拟失其流，责非其罪。盖公羊、乐正，俱出孔父门人，思欲更相引重，曲加谈述。所以乐正行事，无理辄书，无理者，拟不于伦之意。致使编次不伦，比喻非类，言之可为嗤怪也。

语曰：“彭蠡之滨，以鱼食大。”斯则地之所富，物不称珍。案齐密迩海隅，鳞介惟错，故上客食肉，中客食鱼，一脱“食肉中客”四子。斯即齐之旧俗也。然食妨绘鲤，诗人所贵，必施诸他国，是曰珍羞。如《公羊传》云：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，见其方食鱼飨。曰：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飨，是子之俭也。吾不忍杀子。盖公羊生自齐邦，不详晋物，以东土所贱，谓西州亦然。遂目彼嘉馔，呼为菲食，著之实录，以为格言，非惟与《左氏》有乖，亦于物理全爽者矣。

《汲冢纪年》一条语曰：“传闻不如所见。”斯则史之所述，其谬已甚，况乃传写旧记，而违其本录者乎？至如虞、夏、商、周之《书》，《春秋》所记之说，可谓备矣。而《竹书纪年》出于晋代，学者始知后启杀益，太甲杀伊尹，文丁旧误作“王”，与《疑古》同。杀季历，共伯名和，此四字一本无，一本在“文丁”之上，郑桓公厉王之子。句有误，“厉王”疑本作“宣王”。则与经典所载，乖刺甚多。又《孟子》曰：晋谓春秋为乘。寻《汲冢琐语》，即乘之流邪？其《晋春秋》篇云：“平公疾，梦朱罴窥屏。”《左氏》亦载斯事，而云“梦黄熊入门。”必欲舍传闻而取所见，则《左传》非而《晋》文一作“史”。实矣。谓《左》韦晋事是他国传闻，而竹书《晋》文则出自本国也。

呜呼！向若二书不出，学者为古所惑，则代成聋瞽，无由觉悟也。“呜呼”已下二十四字，王、张诸本多作细书，郭本作大书。详”呜呼”字非注体起法，姑从郭本。

《史记》八条夫编年叙事，混杂难辨；纪传成体，区别异观。昔读《太史公书》，每怪其所来多是《周书》、谓《逸周书》。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之流。独未见《左氏内传》，故云。近见皇家所撰《晋史》，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，省功易阅者，若《语林》、《世说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幽明录》之类一作“徙”。是也！如曹、干两氏《纪》，孙、檀二《阳秋》，则皆不之取。故其中所载美事，遗略甚多。原注：刘遗民、曹缵皆于檀氏《春秋》有传，至千今《晋书》，则了无其名。若以古方今，此处有脱字。当然诸本并脱“当然”二字。则知一有“太”字。史公亦同其失矣。斯则迁之所录，甚为肤浅，而班氏称其勤者，何哉？旧本此下连“孟坚又云”，非是。

孟坚又云：刘向、扬雄博极群书，皆服一作“伏”。其善叙事。岂时无英秀，易为雄霸者乎？不然，何虚誉之甚也！旧本此处分条，非。《史记。邓通传》云：“文旧脱“文”字。帝崩，景帝立。”向若但云景帝立，不言文帝崩，斯亦可知矣，何用兼书其事乎？又《仓公传》称其“传黄帝、扁鹊之脉书，五色诊病，知人死生，决嫌疑，定可治。”诏一脱“诏”字。召问其所长，对曰：“传黄帝、扁鹊之脉书。”以下他文，尽同上说。夫上既有其事，下又载其言，言事虽殊，委曲何别？案迁之所述，多有此类，而刘、扬服其善叙事也，何哉？

太史公撰《孔子世家》，多采《论语》旧说。至《管晏列传》，则不取其本书。原注：谓《管子》、《晏子》也。以为时俗所有，放不复更载也。

案《论语》行于讲肆，列于学官，俗讹作“宫”。重加编勒，只觉烦费。如管、晏者，诸子杂家，经史外事，弃而不录，实杜异闻。夫以可除而不除，宜取而不取，以斯著述，未睹厥义。

昔孔子力可翘关，不以力称。何则？大圣之德，具美者众，不可以一介标末，此二字一作”末事”。持为百行端首也。至如达者七十，分以四科。

而太史公述《儒林》，则不取游、夏之一无“之”字，下同。文学；著《循吏》，则不言冉、季之政事；至于《货殖》为传，独以子贡居先。掩恶扬善，既忘此义，成人之美，不其阙如？

司马迁《自一无“自”字序传》云：为太史七年，而遭李陵之祸，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：“是予之罪也，身亏不用矣。”自叙如此，何其略哉！

夫云“遭李陵之祸，幽于缧绁”者，乍似同陵陷没，以一作“遂”。置于刑：又似为陵所间，一作“陷”。获罪于国。遂令读者难得而详。赖班固载其《与任安书》，书中具述被刑所以。倘无此录，何以克明其事者乎？

《汉书》载子长《与任少卿书》，历说自古述作，皆因患而起。末云：“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。”案吕氏之一少”之”字。修撰也，广招俊客，比迹春、陵，此顶招客说下。“陵”一作“秋”，误。共集异闻，拟书《荀》、《孟》，此句才说成书。思刊一字，购以千金，则当时宣布，为日久矣。岂以迁蜀之后，方始传乎？且必以身既流移，书方见重，则又非关作者本因发愤著书之义也。而辄引以自喻，岂其伦乎？若要多举故事，成其博学，何不云虞卿穷愁，著书八篇？而曰“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”，斯盖识有不该，思之未审耳。

昔春秋之时，齐有夙沙卫者，拒晋殿师，郭最称辱；伐鲁行唁，臧坚抉死。此阉官一作“宦”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并作“阉官”。见鄙，其事尤著者也。而太史公《与任少卿书》，论自古刑余之人，为士君子所贱者，唯以弥子瑕为始，何浅近之甚邪？但夙沙出《左氏传》，汉代其书不行，故子长不之见也。夫博考前古，而舍兹不载。至于乘传车，探禹穴，亦问为者哉？

《魏世家》太史公曰：“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，故国削弱，至于亡。

余以为不然。天方令秦平海内，其业未成，魏虽得阿衡之徒，曷益乎？”夫论成败者，固当以人事为主，必推命而言，则其理悖矣。盖晋之获也，由夷吾之愎谏；秦之灭也，由胡亥之无道；周之季也，由幽王之惑褒姒；鲁之逐也，由稠父之违子家。然则败晋于韩，狐突已志其兆；亡秦者胡，始皇久铭其说；口弧箕服，彰于宣、厉据《传》在宣王时。之年；征褰与襦，显自文、武旧作“成”。之世。恶名早著，天孽难逃。假使彼四君才若桓、文，德同汤、武，其若之何？苟推此理而言，则亡国之君，他皆仿此，安得于魏无讥旧衍“责”字。者哉？

夫国之将亡也着斯，则其将兴也亦然。盖妫后之为公子也。其筮曰：八世莫之与京。毕氏之为大夫也，其占曰：万名其后必大。姬宗之在水浒也，鸑鷟鸣于岐山：刘姓之在中阳也，蛟龙降于丰泽。斯皆瑞表于先，而福居其后。向若四君德不半古，才不逮人，终能坐登大宝，自致宸极矣乎？必如一有“太”字。史公之议也，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，理无可辞，不复嗟其智能，颂其神武者矣。

夫推命而论兴灭，委运而忘褒贬，以之垂诫，不其一作“其不”。惑乎？

自兹以后，作者著述，往往而然。如鱼豢《魏略议》、旧脱“议”字。虞世南《帝王论》，或叙辽东公孙之败，原注：鱼豢《魏略议》曰：当青龙、景初之际，有彗星出于箕而上彻，是为扫除辽东而更置也。苟其如此，人不能违，则德教不设而淫滥首施，以取族灭，殆天意也。或述江左陈氏之亡，原注：虞世南《帝王略论》曰：永定元年，有会稽人支溥为扬州从事，梦人著朱衣武冠，自天而下，手执金版，有文字。溥看之，有文曰：“陈氏五主，三十四年。”谅知冥数，不独人事。其理并以命而言，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。

诸汉史十条《汉书。孝成纪。赞》曰：“成帝善修容仪，升车正立，不内顾，不疾言，不亲指。临朝渊嘿，尊严若神，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貌矣。”已上皆《赞》语。又《五行志》曰：成帝好微行，选期门郎及私奴客一讹作“各”。十余人，皆白衣袒帻，自称富平侯家。或乘小丰，御者在茵上，或皆一作“骏”，非。骑，出入远至旁县。故谷永谏曰：陛下昼夜在路，独与小人相随。乱眼共坐，混淆无别。此三句参用《疏》语，《志》内无。公卿百寮，不知陛下所在，积数年矣。一作“积有数年”。由斯而言，则成帝鱼服嫚游，乌旧作“鸟”。集无度，虽外饰威重，而内肆轻薄，人君之望，不其缺如。观孟坚《纪》、《志》所言，前后自相矛盾者矣。

观太史公之创表也，于帝王则叙其子孙，于公侯则纪其年月，列行萦纡以相属，编字戢口而相排。虽燕、越万里，而于径寸之内，犬牙可接；虽昭穆九代，而于方尺一作”寸”。之中，雁行有叙。使读一衍“书”字。者阅文便睹，举目可详，此其所以为快也。如班氏之《古今人表》者，唯以品藻贤愚，激扬善恶为务尔。既非国家递袭，禄位相承，而亦复界重行，狭书细字，比于他表，殆非其类欤！盖人列古今，本殊表限，必吝而不去，则宜以志名篇。始自上上，终于下下，并当明为标榜，显列科条，以种类为篇章，待优劣为次第。仍每于篇后云，右一脱“右”字。若干品，凡若干人。亦犹《地理志》肇述京华，末陈边塞；先列州邵，后言户口也。

自汉已降，作者多门，虽新书已行，而旧录仍在。必校其事，一有“则”字。可得而言。案刘氏初兴，书唯陆贾而已。子长述楚、汉之事，专据此书。

譬夫行不由径，作“路”字用。出不由户，未之闻也。然观迁之所载，往往与旧不同。如郦生之初谒沛公，高祖之长歌鸿鹄，非唯文句有别，遂乃事理皆殊。又韩王名信都，而辄去“都”留“信”，“去都留信”，一作“去都字”。用使称其名姓，全与淮阴不别。班氏一准太史，曾无弛张，一作“书无更张”。静言恩之，深所未了。

司马迁之《叙传》也，始自初生，及乎行历，事无巨细，莫不备陈，可谓审矣。而竟不书其字者，岂墨生所谓大忘一有“也”字。者乎？而班固仍其本传，了无损益，此又韩子所以致守株之之说也。如固之为《迁传》也、其初一脱“初”字。宜云“迁字子长，冯翊阳夏人，其序曰”云云。至于事终，则言“其自叙如此”。此句传后本有之。因论铨叙全法，故兼及之。著述之体，不当如是耶？一本连下“马卿”条。

马卿为《自叙传》，具在其集中。子长因录斯篇，郎为列传，班氏仍旧，曾无改夺。一作“作”。寻一无“寻”字。固于“《马扬传》末，皆云迁、雄之自叙如此。至于《相如》篇下，独无此言。盖止凭太史之书，未见文园之集，故使言无画一，其例不纯。

《汉书。东方朔传》委琐一作“曲”。烦碎，不类诸篇。且不述其亡殁岁时，及子孙继嗣，正与《司马相如》、一脱此四字。《司马迁》、《扬雄传》相类。寻其传体，必曼倩之自叙也。但班氏脱略，脱略者，谓脱去其“自叙如此”一句；故世莫之知。

苏子卿父建行事甚寡，韦玄成父贤旧误作“孟”。德业稍多。《汉书》编苏氏之传，则先以苏建标名；列韦相之篇，疑唐本《汉书》以玄成名篇。

则不以韦贤误“孟”。冠首，并其失也。

班固称项羽贼一作“弑”。义帝，自取灭亡。又云：于公高门以待封，严母扫地以持丧。如固斯言，则深信夫天怨神怒，福善祸淫者矣。至于其赋《幽通》也，复以天命久定，非人理一少“理”字。所移，故善恶无征，报施多爽，斯则同理异说，前后自相矛盾者焉。

或问：张辅著《班马优劣论》云：迁叙三千年事，五十万言；固叙二百年事，八十万言，是固不如迁也。斯言为是乎？答曰：不然也。案《太史公书》上起黄帝，下尽宗周，年代虽存，事迹殊略。至于战国已下，始有可观。

然迁虽叙三千年事，其间详备者，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。其省也则如彼，其烦也则如此，求诸折中，未见其宜。班氏《汉书》全取《史记》，仍去其《日者》、《仓公》等传，以为其事烦芜，不足编次故也。若使马迁旧作“迁固”。后人因“易地”句窜易耳，反使上下不相顾。易地而处，撰成《汉书》，将恐多言费辞，有逾班氏，恐当作“史”。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邪？

《汉书》断章，事终新室。如叔皮存殁，时入中兴，而辄引与前书共编者，盖《序传》之恒或作“常”。例者耳。荀悦既删略班史，勒成《汉纪》，而彪《论王命》，列在末篇。夫以规讽隗嚣，翼戴光武，忽以东部之事，擢居西汉之中。必如是，则《宾戏》、《幽通》，亦宜同载者矣。

　　杂说中第八诸晋史六条东晋之史，作者多门，何氏《中兴》，实居其最。而为晋学者，曾未之知，倘湮灭不行，良可惜也。王、檀著书，一作“者”。是晋史之尤劣者，方诸前代，其陆贾、诸先生之比欤！道鸾不揆浅才，好出奇语，所谓欲益反损，求妍更媸者矣。

臧氏《晋书》称苻坚之窃号也，虽疆宇狭于石虎，至于人物则过之。案后石之时，原注：田融《赵史》谓勒为前石，虎为后石也。张据瓜、凉，李专巴、蜀，自辽而左，人一作“氏”。属慕容，涉汉旧皆讹作“沙漠”。而一讹作“西”。南，地归司马。逮于苻氏，则兼而有之。《禹贡》九州，实得其八。而言地劣于赵，是何言欤？夫识事未精，而轻为著述，此其不知量也。张勔《隋志》作“缅”。抄撮晋史，不求异同，而备揭一讹作“被褐”。此言，不从沙汰，罪又甚矣。

夫学未该博，鉴非详正，凡所修撰，多聚异闻，一作“门”。其为踳驳，难以觉悟。案应劭《风俗通》，载楚有叶君祠，即叶公诸梁庙也。而俗云孝明帝时，有河东王乔为叶令，尝飞凫入朝。及干宝《搜神记》，乃隐应氏所通，一讹作“遗”。而收旧有“其”字。流俗怪说。又刘敬叔《异苑》称晋武库失火，汉高祖斩蛇，剑穿屋丽飞，其言不经。致误“故”。梁武帝令殷芸编诸《小说》，及萧方等撰《三十国史》，乃刊为正言。既而宋求汉事，旁取令升之书，原注：谓范晔《后汉书》。唐征晋语，近凭方等之录。原注：谓皇家撰《晋韦》。编简一定，胶漆不移。故令俗之学者，说凫履登朝，则云《汉书》旧记；谈蛇剑穿屋，必曰晋典明文。遮一误作“递”，一作“摭”。彼虚词，成兹实录。语曰：“三人成市虎。”斯言其得之者一无“者”字。乎！

马迁待论，称尧世一误作“舜”。无许由；应劭著录，云汉代无王乔，其言谠矣。至士安撰《高士传》，具说箕山之迹；令升作《搜神记》，深信叶县之灵。此并向声背实，舍真从伪，知而故为，罪之甚者。北平本此处截条，非。本条盖论《晋书》，前特引端之词，非泛论杂家也。近者，一无“者”字。宋临川王义庆，著《世说新语》，上叙两汉、三国及晋中朝、江事左。

刘峻注释，摘其瑕疵，伪迹昭然，理难文饰。而皇家撰《晋史》，多取此书。

遂采康王之妄言，违孝标之正说。以此书事，奚其厚颜！

汉吕后以妇人称制，事同王者。班氏次其年月，虽与一讹“以”。诸帝同编；而记其事迹，实与后妃齐贯。皇家诸学士撰《晋书》，首发凡例，原注：《序例》一卷，《晋书》之首，故云“首发凡例”。而云班《汉》皇后除王、吕之外，不为作传，并编叙行事，寄出《外戚》篇；所不载者，唯元后字政君。耳。安得辄引吕氏以为例乎？盖由读书不精，识事多阙，徒以本纪标目。以编高后之年，遂疑外戚裁篇，辄叙娥姁吕后字。之事，此四句文义亦不可晓。其为率略，不亦甚邪！

杨王孙布囊盛尸，裸身而葬。伊籍对吴，以“一拜一起，未足为劳”。

求两贤立身，各有此一事而已。而《汉书》、《蜀志》，为其立传。前哲致讥，一作“议”。言之详矣。然杨能反经合义，虽其事反葬礼之经，而其言合达人之义。足矫奢葬之愆。伊以敏辞辨对，可免“使乎”之辱。列诸篇第，犹有可取。近者皇家撰《晋书》，著《刘伶毕卓传》。其叙事也，直载其嗜酒沉湎，悖礼乱德，若斯而已。为传如此，复何所取者哉？原注：《旧晋史》本无《刘》、《毕传》，皇家新撰，以补前史所阙。一本失此注。

《宋略》一条裴几原子野。删略宋史，定为二十篇。芟烦一作“繁”。撮要，实有其力。而所录文章，颇伤芜秽。如文帝《除徐一作“师”，非。傅官诏》、颜延年《元后哀册文》、颜峻史作“竣”。《讨二凶檄》、孝武《拟李夫人赋》、裴松之《上注俗本“注”字作“三”字，非。国志表》、孔熙先《罪许曜史作“耀”。词》，凡此诸文，是尤不宜载者。何则？羡、亮威权震主，负芒猜忌，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。既而罪名具列，刑书是正，则先所降诏，本非实录；而乃先后双载，坐令矛盾两伤。

论断一。夫国之不造，史有哀册。或作“策”。自晋、宋已还，多载于起居注，词皆虚饰，义不足观。必以“略”言之，故宜去也。

论断二。昔汉王数项，袁公檄曹，若不具录其文，难以暴扬其过。至于二凶为恶，不言可知，无俟檄数，一作“书”。始明罪状。必刊诸国史，岂益一作“宜”，非。异同。

论断三。孝武作赋悼亡，钟心内宠，情在儿女，语非军国。

论断四。松之所论者，其事甚末，一作“下”。兼复文理非工。

论断五。熙先构逆怀奸，矫言欺众，且所为稿草，一作“草稿”。本未宣行。

论断六。斯并同在编次，不加铨一作“诠”。择，岂非芜滥者邪？

向若除此数文，别存他说，则宋年美事，遗略盖寡。何乃应取而不取，宜除而不除乎？但近代国史，通多此累，有同自郐，无足致讥。若裴氏者，一有“是”字。众作之中，所可与言史者，故偏举其事，以申掎摭云。

后魏书二条《宋书》载佛狸之入寇也，其间胜负，盖皆实录焉。《魏史》所书，原注：谓魏收所撰者。则全出沈本。如事有可耻者，则加减随意，依违饰一作“罕”，非。言。至如刘氏献女请和，太武以师此二字一改作“求”字，非。婚不许，此言尤可怪也。何者？江左皇族，水乡庶姓，若司马、刘、萧、韩、王，或出于亡命，或起自俘囚，一诣桑乾，皆成禁脔。此皆《魏史》自述，非他国所传。然则北之重南，其礼如此。安有黄旗之主，亲屈己以求婚，而白登之阵，反怀一作“乃致”。疑而不纳，其言河汉，不亦甚哉！观休文《宋典》，诚曰不工，必比伯起《魏书》，更为良史。而收每云：“我视沈约，正如或有“一”字。奴耳。”原注：出《关东风俗传》。一本失此注。此可谓饰嫫母而夸西施，持鱼目而笑明月者也。

近者沈约《晋书》，喜造奇说。称元帝牛金之子，以应“牛继马后”之征。邺中学者，王劭、宋孝王言之详矣。而魏收深嫉南国，幸书其短，著《司马叡传》，遂具录休文所言。又崔浩谄事狄君，曲为邪说，称拓跋之祖，本李陵之胄。当时众议抵一作“相”，误。斥，事遂不行。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，沈约撰《宋书。索虏传》，仍传伯渊所述。凡此诸妄，其流甚多，倘无迹可寻，则真伪难辨者矣。

北齐诸史三条王劭国史，至于论战争，述纷扰，贾其余勇，弥见所长。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禅，二王当作“常山”。杀杨、燕以废乾明，虽《左氏》载季氏逐昭公，秦伯纳重耳，栾盈起于曲沃，楚灵败于乾祐，殆可连类也。又叙高祖破宇文于邙一讹“印”，一讹“邛”，史作“芒”。山，周武自晋阳而平邺，虽《左氏》书城濮之役、鄢陵之战、齐败于鞍、吴师入郢，亦不是过也。

或问曰：王劭《齐志》多记当时鄙言，为是乎？为非乎？

对曰：古往今来，名目各异。区分壤隔，称谓不同。所以晋、楚方言，齐、鲁俗语，《六经》诸子，载之多矣。自汉已降，风俗屡迁，求诸史籍，差睹其事。或君臣之目，施诸朋友；或尊官之称，属诸君父。曲相崇敬，标以处士、王孙；轻加侮辱，号以仆夫、恐作“役夫”为允。舍长。亦有荆楚训多为夥，庐江目桥为圯。南呼北人曰伦，西谓东胡曰虏。渠、们、底、个，江左彼此之辞；乃、若、君、卿，中朝汝我当作“尔汝”。之义。斯并因地而变，随时而革，布在方册，无假推寻。足以知氓俗之有殊，验土风之不类。

然自二京失守，四夷称制，夷夏相杂，音句尤媸。而彦鸾、伯起，务存隐讳；旧注：谓“长”为“藏”，盖为姚苌讳。重规、德棻，志在文饰。遂使中国数百年内，其俗无得而言。盖语曰：“知古而不知今，谓之陆沈。”

又曰：“一物不知，君子所耻。”是则时无远近，事无巨细，必籍通“藉”，多闻以成博识。如今之一无“之”字。所谓者，若中州名汉，关右称羌，易臣以奴，呼母云姊。主上有大家之号，师人致儿郎之说。六句皆言现在俗传口语。凡如此例，其流甚多。必寻其本源，莫详所出。阅诸《齐志》，王劭作。则了然可知。由斯而言，劭之所录，其为弘益一作“益弥”。多矣。足以开后进之蒙蔽，广来者之耳目。微君懋，吾几面墙于近事矣，而子奈何妄加讥诮者哉！

皇家修《五代史》，梁、陈、北齐、后周、隋。馆中坠稿仍存，皆因彼旧事，定为新史。观其朱墨所图，通“涂”。铅黄所拂，犹有可识者。或以实为虚，以非为是。其北齐国史，皆称诸帝庙号，及李氏撰《齐书》，其庙号有犯时讳者，原注：谓有“世”字，犯太宗文皇帝讳也。即称谥焉。至如变世宗误作“祖”。为文襄，改世祖误作“宗”。为武成。苟除兹“世”字，而不悟“襄”、“成”有别。句意未足，恐有脱字。诸如此谬，不可胜纪。

又旧误“故”。其列传之叙事也，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，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。故时日不接而隔越相偶，使读者瞀乱而不测，惊骇而多疑。嗟乎！

因斯而言，则自古著书。未能精谠。书成绝笔，而遽捐旧章。遂令玉石同烬，一作“尽”。真伪难寻者，不其痛哉！

周书一条今俗所行周史，是令狐德棻等所撰。其书文而不实，雅而无检，真迹甚寡，客气尤烦。寻宇文初习华风，事由苏绰。至于军国词令，皆准《尚书》。

太祖敕朝廷，他一无他字。文悉准于此。盖史臣所记，皆禀其规。柳虬之徒，从风而靡。案绰文虽去彼淫丽，如南朝北梁诸书。存兹典实。谓规仿《尚书》之体。而陷于矫枉过正之失，乖夫适俗随时之义。苟记言若是，则其谬逾多。

爰及牛弘，弥尚儒雅。即其一有“书”字。旧事，因而勒成。务累上声。清言，罕逢佳句。据文义，“佳句”恐是“往句”之讹。谓无复原初质语也。

而令狐不能别求他述，一作“术”，“述”通。用广异闻，唯凭本书，重加润色。原注：案字文氏事多见于王劭《齐志》、《隋书》及蔡允恭《后梁春秋》。其王褒、庾信等事，又多见于萧韶《太清记》、萧大圜《淮海乱离志》、裴政《太清实录》、杜台卿《齐纪》。而令狐德棻了不兼采，以广具书。盖以其中有鄙言，故致遗略。遂使周氏一代之史，多非实录者焉。

《隋书》一条昔贾谊上书，晁错对策，皆有益军一作“于”。国，足贻劝戒。而编于汉史，一作“史汉”，非。读者犹恨其繁。如《隋书》《王劭》、《袁充》两传，唯录其诡辞妄说，遂盈一篇。寻又申以诋河，尤其谄惑。夫一多“史”字，一多“人”字，载言示后一多“世”字。者，贵于辞理可观。既以无益而书、岂一作“孰”。若遗而不载。盖学者神识有限，而述者注记无涯。以有限之神识，观无涯之注记，必如是，则阅之心目，视听告劳；书之简编，缮写不给。呜呼！苟自古一脱“古”字。著述其皆若此也，则知李斯之设坑阱，董卓之成帷盖，虽其所行多滥，终亦有可取焉。有激之辞。

案《隋史》讥王君懋撰齐、隋二史，旧有“其”字。叙录烦碎。此处当补“及其自编《隋书》，仍复芜辞不翦”云云”方得文义清画。行本缺。至如刘臻还宅，访子方知；王劭思书，为奴所侮。此而毕载，为失更多。可谓尤而效之，罪又甚焉者矣。

　　杂说下第九诸史六条夫盛服饰者，以珠翠为先；工缋事者，以丹青为主。至若错综乖所，分布失宜，则彩绚虽多，巧妙不足者矣。观班氏《公孙弘传赞》，直言汉之得人，盛于武、宣二代，至于平律善恶，寂蔑“灭”通。无睹。持论如是，其义靡闻。必矜其美辞，爱而不弃，则宜微有改易，列于《百官公卿表》后。

庶寻文究理，颇相附会。以兹编录，不犹愈乎？又沈侯《谢灵运传论》，全说文体，备言音律，此正可为《翰林》之补亡，《流别》之总说耳。原注：李充撰《翰林论》，挚虞撰《文章流别集》。如次诸史传，实为乖越。陆士衡有云：“离之则双美，合之则两伤，”信矣哉！

其有事可书而不书者，不应书而书者。至如班固叙事，微小必书，至高祖破项垓下，斩首八万，曾不涉言。李《齐》李百药《北齐书》。于《后主纪》则书幸于侍中穆提婆第，于《孝昭纪》则不言亲戎以代奚。于边疆小寇无不毕纪，如司马消难拥数州之地以叛，曾不挂言。略大举一作“存”。小，其流非一。此下旧连后段，非。

昔刘勰有云：“自卿、渊旧误作“云”。已前，多役才而不课学；向、雄《文心》作“雄向”。已后，颇引书以助文。”然近史所载，亦多如是。

故虽有王平所识，仅通十字；霍光无学，不知一经。而述其言语，必称典诰。

良由才乏天然，故事资虚饰者矣。案《宋书》称武帝入关，以镇恶不伐，远方冯异；于渭滨游览，追思一作“想”。太公。夫以宋祖无学，愚智所委，一作“悉”。安能援引古事，以酬答群臣者乎？斯不然矣。此句一本有重句。

渭滨熟事，何人不知，以此判宋武，亦失平。更一作“又”。有甚于此者，睹周、齐二国，俱出阴山，必言类互乡，则宇文尤甚。原注：案王劭《齐志》：宇文公呼高祖曰“汉儿”，夫以献武音词未变胡俗，王、宋所载，其鄙甚多矣。周帝仍称之以华夏，则知其言不逮于齐远矣。而牛弘、作《周史》。王劭，作《齐志》并掌策书，其载齐言也，则浅俗如彼；其载周言也，则文雅著此。夫如是，何哉？非两邦有夷夏之殊，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。夫以记宇文之言，而动遵经典，多依《史》、《汉》，原注：《周史》述太祖论梁元帝曰：“萧绎可谓天之所废，谁能兴之者乎？”又宇文测为汾州，或谮之，太祖怒曰：“何为间我骨肉，生此贝锦？”此并《六经》之言也。又曰：“荣权吉士也，寡人与之言无二。”此则《三国志》之辞也，其余言皆如此，岂是宇文之语耶？又案裴政《梁太清实录》称元帝使王琛聘魏，长孙俭谓宇文曰：“王琛眼睛全不转。”公曰：“瞎奴使，痴人来，岂得怨我？”此言与王、宋所载相类，可谓真宇文之言，无愧于实录矣，此何异庄子述鲋鱼之对，而辩类苏、张，贾生叙鵩鸟之辞，而文同屈、朱。施于寓言则可，求诸实录则否矣。世称近史编语，原注：谓“言语”之“语”也。唯《周》多美辞。

夫以博采古文，而聚成今说，是则俗之所传有《鸡九锡》、《酒孝经》、《房中志》、《醉乡记》，或师范《五经》，或规模《三史》，虽文皆雅正，而事悉虚无，岂可便谓南、董之才，宜居班、马之职也？旧本此处连下条，非。

自梁室云季，雕虫道长。原注：谓太清以后。平头上尾，尤忌于时；对语俪辞，盛行于俗。始自江外，被于洛中。而史之载言，亦同于此。原注：何之元《梁典》称议纳侯景，高祖曰：“文叔得尹遵之降而隗嚣灭，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孙皓平。”夫汉、晋之君，事殊僭盗，梁主必不舍其谥号，呼以字名。此由须对话俪辞故也。又姚最《梁后略》称高祖曰：“得既在我，失亦在予，不及子孙，知复何恨。”夫变我称予，互文成句，求诸人语，理必不然，此由避平头上尾故也。又萧韶《太清记》曰：“温子升《永安故事》，言尔朱世隆之攻没建业也，怨痛之响，上彻天阍；酸苦乏极，下伤人理。”

此皆语非简要，而徒积字成文，并由趋声对之为患也。或声从流靡，或语须偶对，此之为害，其流甚多。“尹遵”或作“王郎”，或作“王遵”，并非。“字名”旧作“姓名”，“皆语”旧作”语皆”，“趋声对”旧作“避声对”，今皆刊正。假有辨如郦叟，吃若周昌，子羽修饰而言，仲由率尔面对。莫不拘以文禁，一概而书，必求实录，多见其妄矣。

夫晋、宋已前，帝王传授，始自锡命，终于登极。其间笺疏款曲，诏策频烦。虽事皆伪迹，言并饰让，犹能备其威仪，陈其文物，俾礼容可识，朝野具瞻。逮于近古，我则不暇。至如梁武之居江陵，齐宣之在晋阳；或文出荆州，假称宣德之令；原注：江陵之去建业，地阔数千余里。宣德皇后下令，旬日必至。以此而言，其伪可见。或书成并部，虚云孝靖之敕。原注：北齐文宣帝将受魏禅，密撰锡让、劝进、断表文诏，入奏请署，一时顿尽。则知无复前后节文，等差降杀也。此注旧编在后注之下，误。凡此文诰，本不施行，必也载之起居，编之国史，岂所谓撮其机要，翦截浮辞者哉？但二萧《陈》、《隋》诸史，通多此失，原注：晋、魏及宋，自创业后，称公王，即帝位，皆数十年间事也。夫功德日盛，稍进累迁，足验礼容不欺，揖逊无失。自齐、染已降，称公王及即帝位，皆不出旬月之中耳。夫以迫促如是，则于礼仪何有者哉？唯王劭所撰《齐志》，独无是焉。旧木此处连下条，非。

夫以暴易暴，旧作“以暴易古”，一作“以累易古”。古人以为嗤。如彦渊之改魏收也，以非易非，弥见其失矣，而撰《隋旧衍“文”字。史》者，称澹大矫收失者，何哉？且以澹著书，方于君懋，岂唯其间可容数人而已。

史臣美澹而讥劭者，原注：《隋史》每论皆云“史臣曰”，今故因其成事，呼为“史臣”。岂所谓通鉴乎？语曰：“蝉翼为重，千钩为轻。”其斯之谓矣！

别传九条刘向《列女传》云：“夏姬再为夫人，三为王后。”夫为夫人则难以验也，为王后则断可知矣。案其时诸国称王，唯楚而已。如巫臣谏庄将纳姬氏，不言曾入楚宫，则其为后当在周室。盖周德虽衰，犹称秉礼。岂可族称姬氏，而妻厥同姓者乎？且鲁娶于吴，谓之孟子。聚麀之诮，起自昭公。未闻其先已有斯事，礼之所载，何其阙如！原注：《杂记》曰：夫人之不命于天子，自鲁昭公始也。又以女子一身，而作嫔三代，求诸人事，理必不然。寻夫春秋之后，国称王者有七。盖由向误以夏姬之生，当夫战国之世，称三为王后者，谓历嫔七国诸王。校以年代，殊为乖刺。至于他篇，兹例甚众。故论楚也，则昭王当云平王。与秦穆同时；言齐也，则晏婴居宋景之后。原注：《列女传》曰：齐伤槐女，景公时人，谓晏子曰：昔宋景公时，大旱三年。夫谓宋景为昔，即居其后矣。今粗举一二，其流可知。

观刘向对成帝，称武、宣行事，世传失实，事具《风俗通》，其言可谓明鉴者矣。及自造《洪范》、《五行》，及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、《列女》、《神仙》诸传，而皆广陈虚事，多构伪辞。非其识不周而才不足，盖以世人多可欺故也。呜呼！后生可畏，何代无人，而辄轻忽若斯者哉！夫传闻失真，书事失实，盖事有不获已，人所不能免也。至于故为异说，以惑后来，则过之尤甚者矣！旧本此处截条，非是。案苏秦答燕易王，称有妇人将杀夫，令妾进其药酒，妾佯僵而覆之。又甘茂谓苏代或讹作“氏”。云：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，曰：“无以买烛，而子之光有余，子可分我余光，无损子明。”

此并战国之时，游说之士，寓言设理，以相比兴。及向之著书也，乃用一作“因”。苏氏之说，为二妇人立传，定其邦国，加其姓氏，以彼乌有，持为指实，何其妄哉！又有甚于此者，至如伯奇化鸟，对吉甫以哀鸣；宿瘤隐形，干齐王而作后。此则不附于物理者矣。复有怀嬴失节，目为贞女；刘安覆族，定以登仙。立一作“夫”。言如是，岂顾丘明之有传，孟坚之有史哉！

扬雄《法言》，好论司马迁而不及左丘明，常称《左氏传》唯有“品藻”二言而已，是其鉴物有所不明者也。且雄晒子长爱奇多杂，一作“新”，非。

又曰不依仲尼之笔，非书也，自序又云不读非圣之书。然其撰《甘泉赋》，当云《羽猎赋》。则云“鞭宓妃”云云，刘勰《文心》已讥一作“议”。之矣。然则作“然而”用。文章小道，无足致嗤。观其《蜀王或作“主”。本纪》，称杜魄化而为鹃，荆尸变而为鳖，其言如是，问其鄙哉！所谓非言之难，而行之难也。

夫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欲求不朽，弘之在人。何者？交阯远居南裔，越裳之俗也；士燮所产地，敦煌僻处西域，昆戎之乡也。刘昺所产地。求诸人物，自古阙载。盖由地居下国，路绝上京，史官注记，所不能及也。既而士燮著录，刘昺裁书，则磊落英才，粲然盈瞩者矣。向使两贤不出，二郡无记，彼边隅之君子，何以取闻于后世乎？是知一误作“非”。著述之功，其力大矣，岂与夫诗赋小技校其优劣者哉？

自战国已下，词人属文，皆伪立客主，假相酬答。至于屈原《离骚》辞，称遇渔一讹“汉”。父于江渚；宋玉《高唐赋》，云梦神女于阳台。夫言并文章，句结音韵。以兹叙事，足验凭虚。而司马迁、习凿齿之徒，皆采为逸事，编诸史籍，疑误后学，不其甚邪！必如是，则马卿游梁，枚乘谮其好色；曹植至洛，宓妃睹于岩畔。撰汉、旧脱“汉”字，黄本补。魏史者，亦宜编为实录矣。

秘康撰《高士传》，取《庄子》、《楚辞》二渔父事，合成一篇，夫以园吏之寓言，骚人之假说，而定为实录，斯已谬矣。况此二渔父者，较年则前后别时，论地则南北殊壤，而辄并之为一，岂非惑哉？苟如是，则苏代所言双擒蚌鹬，伍胥所遇渡水芦中，斯并渔父善事，亦可同归一录，何止揄袂缁帷之林，濯缨沧浪之水，若斯而已也。“苏代”至末四十七字，旧木作细书，其原文别有四十三字，大意略同。盖是两木互异之文，非注也。旧本此下连后条，郭本此处截。

庄周著书，以寓言为主；嵇康述《高士传》，多引其虚辞。至若神有混沌，编者首录。苟以此为实，则其流甚多，至如蛙鳖竞长，蚿蛇相邻，鸴《庄子》作“学”。鸠笑而后言，鲋鱼忿以作色。向使康撰《幽明录》、《齐谐记》，一衍“怪”字。并可引为真事矣。夫识理如此，何为而薄周、孔哉？

杜元凯撰《列女记》，博采经籍前史，显录古老明言，而事有可疑，犹阙而不载。斯岂非理存雅正，心嫉邪僻者乎？君子哉若人也！长者哉若人也！一本下连《李陵集》，非。

《李陵集》有《与苏武书》，词采壮丽，音句流靡。观其文体，不类西汉人，一无“人”字。殆后来一脱“来”字。所为，假称陵作也。迁《史》旧本此二字误入“以焉”之下。缺而不载，良有以焉。编于《李集》旧误作“传”。中，斯为谬矣。一本无此二句。

杂识十条夫自古旧有“之”字。学者，谈称一作“讲”。多矣。精于《公羊》者，尤憎《左氏》；习于太史者，一多“则”字。偏嫉孟坚。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，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，兼善者鲜矣。一本此处截条。又一无“又”字。观世之学者，或耽玩一经，或专精一史。谈《春秋》者，则不知宗周既陨，而人有六雄；论《史》、《汉》者，则不悟刘氏云亡，而地分三国。亦犹武陵隐士，灭一作“遁”。迹桃源，当此晋年，犹谓暴秦之地也。假有学穷千载，书总五车，见良直而不觉其善，逢牴牾而不知其失，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，《五经》之主人。而夫子有云：虽多亦安用为？其斯之谓也。一本误会下条。

夫邹好长缨，齐珍紫眼，斯皆一时所尚，非百王不易之道也。至如汉代《公羊》，擅名《三传》，晋年《庄子》，高视《六经》。今并挂壁不行，缀一作“赘”，非。旒无绝。二句依郭本所定。旧本“挂”误作“蛙”，“旒”误作“缉”。岂与夫《春秋左氏》、《古文尚书》，虽暂废于一朝，终独高于千载。校其优劣，可同年而语哉？

夫书名竹帛，物情所竞，虽旧作“维”。圣人无私，而君子亦党。盖《易》之作也，本非记事之流，而孔子《系辞》，辄盛述颜子，称其“殆庶”。虽言则无愧，事非虚美，亦由视予犹父，门人日亲，故非所要言，而曲垂编录者矣。既而扬雄寂寞，师心典诰，至于童乌稚子，蜀汉诸贤，原注：谓严、李、郑、司马之徙。《太玄》、二字带笔。《玄》主数，不衡人。《法言》，恣加褒赏，虽内举不避，而情有所偏者焉。夫以宣尼睿。哲，子云参圣，在于著述，不能忘私，则自中庸以降，抑可知矣。如谢承《汉书》偏党吴、越，魏收《代史》盛夸胡塞，复焉足怪哉？

子曰：“汝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”儒诚有之，史亦宜级。盖左丘明、司马迁，君子之史也；吴均、魏收，小人之史也。其薰莸不类，何相去之远哉？

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”史云史云，文饰云乎哉？何则？一有“修”字。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，嫉恶为次。若司马迁、班叔皮，史之好善者也；晋董狐、齐南史，史之嫉恶者也。必兼此二者，而重之以文饰，其唯左丘明乎！自兹已降，吾未之见游。

夫所谓直笔者，不掩恶，不虚美，书之有益于褒贬，不书无损于劝诫。

但举其宏纲，存其大体而已。非谓丝毫必录，琐细无遗者也。如宋孝王、王劭之徒，其所记也，喜论人帷簿。“箔”通。不修。言貌鄙事，讦以为直，吾无取焉。王本连下条。

夫故立异端，喜造奇说，汉有刘向，晋有葛洪。近者沈约，又其甚一作“比”。也。后来君子，幸为详焉。

昔魏史二字有疑。称朱异二字亦恐误。有口才，挚虞有笔才。故知喉舌翰墨，其辞本异。而近世作者，撰彼口语，同诸笔文。斯皆以元瑜、孔璋之才，而处丘明、子长之任。文之与史，何相乱之甚乎？

夫载笔立言，名流今古。如马迁《史记》，能成一家；扬雄《太玄》，可传千载。此则其事尤大，记之于传可也。至于一作“如”。近代则不然。

其有雕虫末伎，短才小说，或为集不过数卷，原注：如《陈书。阴铿传》云，有集五卷，其类是也。或著书才至一篇，原注：如《梁书。孝元纪》云，撰《同姓名人录》一卷，其类是也。莫不一一或作“一二”。列名，编诸传末。

原注：如《梁书。孝元纪》云，撰《研神记》；《陈书。姚察传》云，撰《西征记》、《辨茗酪记》、《后魏书。刘芳传》云，撰《周官音》、《礼记音》；《齐书。祖鸿勋传》云，撰《晋祠记》。凡此，书或一卷、两卷而已。自余人有文集，或四卷或五卷者，不可胜记，故不具列之。事同《七略》，巨细必书，斯亦烦之甚者。

子曰：“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，人无德而称焉。伯夷、叔齐饿于首阳之下，民一讳一不讳，笔误。到于今称之。”若汉代青翟、刘舍，位登丞相，而班史无录；姜诗、赵壹，身止计吏，而谢《书》谢承《后汉》。有传。

即其例也。今之修史者则不然，其有才德阙如，而位宦通显，史臣载笔，必为立传。其所一无“所”字。记也，止具其生前历官，殁后赠谥，若斯而已矣。虽其间伸以状迹，粗陈一二，幺么恒一作“常”。事，曾何足观。始自伯起《魏书》，迄乎皇家《五史》，原注：《五史》谓《五代史》。通多此体。

流荡忘归，《史》、《汉》之风，忽焉不祀一作“嗣”。者一无“者”字。矣。

　　汉书五行志错误第十班氏著志，牴牾者多。在于《五行》，芜累尤甚。今辄条其错缪，定为四科：一曰引书失宜，二曰叙事乖理，三曰释灾多滥，四曰古学不精。又于四科之中，疏为杂目，一作“志”，非。类聚区分。一作“别”。编之如后。

第一科引书失宜者，其流有四：一曰史记、《左氏》，交错相并；二曰《春秋》、史记，杂乱难别；三曰屡举《春秋》，言无定体；四曰书名去取，所记不同。

其志叙言之不从也，先称史记周单襄公告鲁成公曰，晋将有乱。又称宣公六年，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，欲为卿。案宣公六年，自《左传》所载也。夫上论单襄，则持史记以标首；下列曼满，则遗《左氏》而无言。遂令读者疑此宣公，亦旧作”上”。出史记；而不或作“下”，误。云鲁后，奠定何邦。是非难悟，进退无准。此所谓史记、《左氏》交错相并也。

《志》云：史记成公十六年，公会诸旧讹作“齐”。侯于周。案成公音，即鲁侯也。班氏凡说鲁之某公，皆以《春秋》为冠。何则？。《春秋》者，鲁史之号。言《春秋》则知公是鲁君。一作“公”。今引史记居先，成公在下，书非鲁史，而公舍鲁名。胶柱不移，守株何甚。此所谓《春秋》、史记杂乱难别也。

案班《书》为志，本以汉为主。在于汉时，直记其帝号谥耳。至于它代，则云某书、某国君，此其大例也。至如叙火不炎上，具《春秋》恒公十四年：次叙稼穑不成，直云严公原注：“严公”即“庄公”也。汉避明帝讳，故改曰“严”。注旧在后，今移置首见处。二十八年而已。夫以火、稼之间，别书汉、莽之事。年代已隔，去鲁尤疏。洎乎改说异端，仍取《春秋》为始，而于严公之上，不复以《春秋》建名。遂使汉帝、鲁公，同归一揆。必为永例，理亦可客。在诸异科，事又不尔。求之画一，其例无恒。一作“常”。此所谓屡举《春秋》，言无定体也。

案本《志》叙汉已前事，多略其书名。至于服妖章，初云晋献公使太子率师、佩之金玦.续云郑子臧好为聚鹬之冠，此二事之上，每加《左氏》为首。夫一言可悉，而再列其名，省则都捐，繁则太甚。此所谓书名去取，所记不同也。

第二科叙事乖理者，其流有五：一曰徒发首端，不副征验；二曰虚编古语，讨事不终；三曰直引时谈，竟无它述；四曰科条不整，寻绎难知；五曰标举年号，详略无准。

《志》曰：《左氏》昭公十五年，晋籍谈如周葬穆后。既除丧而燕。《传》作“宴”，下同。叔向曰：王其不终乎！吾闻之，所乐必卒焉。今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’，于是乎与丧宾燕，乐忧甚矣。礼，王之大经也。一动而失二礼，无大经矣，将安用之。案其后七年，王室终如羊舌所说，此即其效也，而班氏了不言之。此所谓徒发首端，不副征验也。

《志》云：《左氏》襄公二十九年，晋女齐语智伯曰：齐高子容、宋司徒皆将不免。子容专，司徒侈，皆亡家之主也。专则速及，侈则将以力毙。

九月，高子一作“止”。出奔北燕。所载至此，更无他说。案《左氏》昭公二十年，宋司徒奔陈。而班氏采诸本传，直写片言。阅彼全书，唯征半事。

遂令学者疑丘明之说，有是有非；女齐之言，或得或失。此一多“明”字。所谓虚编古语，讨事不终也。

《志》云：成帝于鸿嘉、永始之载，好为微行，置私田于民间。谷永谏曰：诸侯梦得田，占为失国。而况王者蓄私田财物，为庶人之事乎。已下弗云成帝悛与不悛，谷永言效与不效。谏词虽具，诸一作”而”。事阙如。此所谓直引时谈，竟无它述者也。

其述庶征之恒寒也，先云釐“釐”即“僖”。也，有原注，在《杂驳》篇。

公十年冬，大雨雹。今《志》作“雪”，疑唐初本作“雹”。随载刘向之占，次云《公羊经》曰“大雨雹”，续书董生之解。

案《公羊》所说，与上奚殊，而再列其辞，俱云“大雨雹”而已。一脱“已”字。又一改作“入”，非。此科始一脱”始”字，一作“又”字。言大雪与雹，继言殒霜杀草，起自春秋，讫一作“终”。乎汉代。其事既尽，仍重叙雹灾。

分散相离，断绝无趣。夫同是一类，而限成二条，二句指釐十年。首尾纷拏，而旧脱”而”字。章句错糅。此统指全文。此所谓科条不整，寻绎难知者也。

夫人君改元，肇自刘氏。史官所录，须存几例。案斯《志》之记异也，首列元封年号，不详汉代何君；次言地节、河平，具述宣、成二帝。原注：宣帝地节四年，成帝河平二年，其纪年号如此。武称元鼎，每岁皆书；原注：始云元鼎二年，又续云元鼎三年。案三年宜除元鼎之号也。哀曰建平，同年必录。原注：始云哀帝建平三年，续复云哀帝建平三年。案同是一年，宜云是岁而已，不当重言其年也。此所谓标举年号，详略无准者也。

第三科释灾多滥者，一脱“者”字。其流有八：一曰商榷前世，全违故实；二曰影响不接，牵引相会；三，曰敷演多端，准的无主；四曰轻持善政，用配妖祸；五曰但伸解释，不显符应；六曰考核虽谠，义理非精；七曰妖祥可知，寝默无说；八曰不循经典，自任胸怀。

《志》云：“史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九鼎震。”“是岁，韩、魏、赵篡晋而分其地，威烈王命以为诸侯。天子不恤同姓，而爵其贼臣，天下不附矣。”案周当战国之世，微弱尤甚。故君疑窃斧，台名逃债。正一有”可”字。比夫泗上诸侯，附庸小国者耳。至如三晋跋扈，欲为诸侯，虽假王命，实由己出。譬夫近代莽称安汉，匪平帝之至诚；卓号太师，岂献皇之本愿。

而作者苟责威烈以妄施爵赏，坐贻妖孽，岂得谓此三字，一作“谓得”二字。“人之情伪，尽知之矣”一无“矣”字。者乎！此所谓商榷前世，全违故实也。

《志》云：昭公十六年九月，大零。先是，昭母夫人归氏薨，昭不戚，而大一无“大”字，下同。蒐于比蒲。又曰：定公十二年九月，大雩。先是，公自侵郑归而城中城，二大夫围郓。案大旧衍“夫”字。蒐于比蒲，昭之十一年。城中城、围郓，定之六年也，其二役去雩，皆非一载。夫以国家恒一作“常”。事，而坐延灾告，岁月既遥，而方闻响一作“感”。应。斯岂非乌有成说，扣寂为辞者哉！此所谓影响不接，牵引相会也。

《志》云：严公“严”谓“庄”，原旧注在此。七年秋，大水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严母姜与兄齐侯淫，共杀桓公。严释父旧讹作“公”。仇，复娶齐女，未入而先与之淫，一年再出会，于道逆乱，臣下贱之之旧脱一“之”字。应也。又云：十一年秋，宋大水。董冲舒以为时鲁、宋比年有一作“为”。乘丘、鄑之战，百姓愁怨，阴气盛，故二国俱水。原注：谓七年鲁大水，今年宋大水也。案此说有三失焉。何者？严公十年、十一年，公败宋师于乘丘及口。夫以制胜克敌，策勋命赏，可以欢一无“以”字。“欢”，一作“祈”。荣降福，而反愁怨贻灾邪？其失一也。且先是数年，严遭大水，原注：亦谓七年。校其时月，殊在战前。而云与宋交兵，故二国大水，其失二也。况于七年之内。已释水灾，始以齐女为辞，终以宋师为应。前后靡定，向背何依？一作“倚”。其失三也。夫以一灾示眚，而三说竟兴，此所谓敷演多端，准的无主一有“者”字。也。

其释“厥咎舒，厥罚恒燠”，以为其政弛慢，失在舒缓，故罚之以燠，冬而亡冰。

寻其解《春秋》之无冰也，皆主内失黎庶，外失诸侯，不事诛赏，不明善恶，蛮夷猾夏，天子不能讨，大夫擅权，邦君不敢制。若斯而已矣。次至武帝元狩照“志”改，旧作“元封”。六年冬，亡冰，而云先是遣卫、霍二将军穷追单于，斩首十余万级归，而大行庆赏。上又闵悔一作“恤”。勤劳，遣使巡行天下，存赐鳏寡，假一多“贷”字。与乏困，此二字，或作“之因”。举遗逸独行君子诣行在所。郡国有以为便宜者，上丞相、御史以闻。于是天下咸喜。案汉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，其先猛后宽也如此，岂是有懦弱凌迟之失，而无刑罚戡定之功哉！何得苟以无冰示灾，便谓与昔人同罪。矛盾自己，始末相违，岂其甚邪？此所谓轻持善政，用配妖祸也。

《志》云：孝昭元凤三年，太山有大石立。睦孟以为当有庶人为天子者。

京房《易传》云：“太山之石颠而下，圣人受命人君虏。”又曰：石立于山，同姓为天下雄。案此当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。夫宣帝出自闾阎，坐登宸极，所谓“庶人受命”者也。以曾孙血属，上纂皇统，所谓“同姓一多“之”字，雄”者也。昌邑见废，谪居远方，所谓“人君虏”者也。班《书》载此征祥，虽具有剖析，而求诸后应，曾不缕陈。叙事之宜，岂其若是？苟文有所阙，则何以载一作“成”。言者哉，此所谓但申解释，不显符应也。

《志》云：成帝建始三年，小女陈持弓，年九岁，走入未央宫。又云：绥和二年，男子王褒入北司马门，上前殿。班《志》虽已有证据，言多疏阔。

今聊演而申之。案女子九岁者，九一脱“九”字。则阳数之极也。男子王褒者，王则巨君之姓也。入北司马门上前一少”前”字。殿者，王莽始为大司马，至哀帝时就国。帝崩后，仍此官，因以篡位。夫人一无”人”字。入司马门而上殿，亦由作“犹”。从大一少“大”字。司马而升一作”登”。极。

灾祥示兆，其事甚明。忽而不书，为略何甚？此所谓解释虽谠，义理非精也。

《志》云：哀帝建平四年，山阳女子田无啬怀妊，二字刘补。未生二字今依《志》补。二依《志》改。旧作“三”。月，儿啼腹中。及生，不举，葬之陌上。三日，人过闻啼声。母掘土收养。寻本《志》虽述此妖灾，而了无解释。案人从胞至育，含灵受气，始末有成一作“恒”，数，前后有定准。

此何待言，毋乃累笔，至于一无“于”字。在孕甫尔，遽发啼声者，亦由作“犹”，下同。物有基业未彰，而形象已兆，即王氏篡国之征。生而不举，葬而不死者，亦由物有期运已定、非诛翦所平、即王氏受命之应也。又案班云一作“志”，下多“以”字。小女陈持弓者，陈即莽之所出；此语班《志》所有。如女子田无啬者，田故莽之本宗。此意班《志》未言，事既同占，言无一概。岂非唯知其一，而不知其二者乎？此所谓妖祥可知，寝默无说也。

当春秋之时，诸国贤俊多矣。如沙鹿《传》作“鹿”，《志》作“麓”。其坏，梁山云崩，鷁退蜚于宋都，龙交斗于郑水。或伯宗、子产，具述其非妖；或卜僵、史过，《传》作”周内史叔兴”。盛言其必应。盖于时有识君子，以为美谈。故左氏书之不利，贻厥来裔。既而古今路阻，闻见壤隔，至汉代儒者董仲舒、刘向之徒，始别构异闻，辅申它说。以兹后学，陵彼先贤，盖今谚所谓“季与厥昆，争知嫂讳”者也。“知嫂”五字，一作“私嫂者”三字，谬。原注：今谚曰：“弟与兄，争嫂字。”以其名鄙，故稍文饰之。

一失此注。而班《志》尚舍长用短，捐旧习新，苟出异同，自矜魁博，多见其无识者矣。此所谓不循经典，自任胸怀也。

第四科古学不精者，其流有三：一曰博引前书，网罗不尽；二曰兼采《左氏》，遗逸甚多；三曰屡举旧事，不知所出。

《志》云：庶征之恒一作“常”。风，刘向以为《春秋》无其应。刘歆以为釐十六年，《左氏传》释六鶂同“鹢”。退飞是也。案旧史称刘向学《谷梁》，一有“刘”字。歆学《左氏》。既祖习各异，而闻见不同，信矣。而周木斯拔，郑车偾济，风之为害，备于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。向则略而不言，歆则知而不传。恐当作“博”。又详言众怪，历叙群妖。述雨牦为灾，而不录赵毛生地；书异鸟相育，而不载宋雀生鹯.斯皆见小忘大，举轻略重。盖学有不同，识无通鉴故也。且当炎汉之代，厥异尤奇。若景当作”武”。帝承平，赤风如血；于公在职，亢阳为旱。惟一作”在”。纪与传，各具其详，在于《志》中，独无其说者，何哉？此所谓博引前书，网罗不尽也。

《左传》云：宋人逐猰《志》作“口”。狗，华臣出奔陈。又云：宋公子地旧误作“它”，下同。有白马，景公夺而朱其尾鬣。地弟辰以萧叛。班《志》书此二事，以为犬马之祸。原注：此二事是班生自释，非引诸儒所言。

案《左氏》所载，斯流实繁。如季氏之逆也，由斗鸡而傅介；卫侯之败也，因养鹤以乘轩。曹亡首于获雁，郑弑旧作“杀”。萌于解鼋。郄传作“郤”。至夺豕而家灭，华元杀原作“煞”，一作“烹”。羊而卒奔。此亦一讹“言”。白黑之祥，羽毛之孽。何独舍而不论，唯征犬马而已。此所谓兼采《左氏》，遗逸甚多也。

案《太史公书》自《春秋》已前，所有国家灾眚，贤哲占候，皆出于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者也。今班《志》所引，上自周之幽、厉，下终鲁之定、哀。

而不云《国语》，唯称史记，岂非忘本询末，逐近弃远者乎？此所谓屡举旧事，不知所出也。

所定多目，凡二十或讹“一十九”，或讹“二十九”。种。但其失既众，不可殚论。故每目之中，或时举一事。庶触类而长，他皆可知。又案斯志之作也，本欲明吉凶，释休咎，惩恶劝善，以戒将来。至如春秋已还，汉代而往，其间日蚀、地震、石陨、山崩、雨雹、雨鱼、大旱、大水，犬一作“鸡”，与注不应。豕为祸，桃李冬花，多一无“多”字。直叙其灾，而不言其应。

原注：载《春秋》时日蚀三十六，而二不言其应。汉时日蚀五十三，而四十不言其应。又惠帝二年、武帝征和二年、宣帝本始四年、元帝永光三年、绥和二年，皆地震。陨石凡十一。总不言其应。又高后二年，武都山崩。成帝河平二年，楚国雨雹，大如斧，蜚鸟死。成帝鸿嘉四年，雨鱼于信都，孝景之时，大旱者二。昭、成二代，大雨水三。河平元年，长安有如人状，被甲持兵弩，击之，皆狗也。又鸿嘉中，狗与豕交。惠帝五年十月，桃李花，枣实。皆不言其应也，此乃一作皆，非。鲁史之《春秋》、《汉书》之帝纪耳，何用复编之于此志哉！昔班叔皮云：司马迁叙相如则举其郡县，著其字。

此三字照班《传》补，旧脱，萧、曹、陈平之属，“陈平之属”四字，亦旧脱，照传补。否则萧、曹亦马迁并时矣。仲舒并时之人，不记其字，或县而不郡，盖有所未暇也。若孟坚此《志》，错缪殊多，岂亦刊削未周者邪？不然，何脱略之甚也。亦有穿凿成文，强生异义。如蜮之为惑，麋之为迷，陨五石者齐五子之征，溃旧作“崩”，误。七山者汉七国之象，叔服会葬，郕旧作“成”，非。伯来奔，亢阳所以成妖，郑易许田，鲁谋莱国，食苗所以为祸。诸如此比，一作“事”。其类弘多。徒有解释，无足观采。知音君子，幸为详焉。

五行志杂驳第十一鲁文公二年，不雨。班氏以为自文即位，天子使叔服会葬，毛伯赐命，又会晋侯于戚。上得天子，外得诸侯，沛然自大，故致亢阳之祸。案周之东迁，日以微弱。故郑取温麦，隐三。射王中肩。桓五。楚绝苞茅，僖四。观兵问鼎。宣三。事同列国，变《雅》为《风》。如鲁者、方大邦不足，比小国有余。安有暂降衰周使臣，遽以骄矜自恃，坐招厥罚，亢阳为怪。一无“为怪”二字。求诸人事，理必不然。天高听卑，岂其若是也。

《春秋》成公元年，无冰。班氏以为其时王札子一误作“子札”，下同。杀召伯、毛伯。案今《春秋经》札子杀毛、召，事在宣十五年。而此言成公时，未达其说。下去一讹作“云”。无冰，凡有三载。

《春秋》昭公九年，陈火。董仲舒以为陈夏征舒弑君，楚严王原注：“严”即“庄”也。皆依本书不改其字。下同。托欲为陈讨贼，陈国辟门而待之，因灭陈。陈之臣子毒恨尤甚，极阴生阳，故致火灾。案楚严王之入陈，乃宣十一年事也。始有蹊田之谤，取愧叔时；一讹作“取讥隗叔”。终有封国之恩，见贤尼父。毒恨尤甚，其理未闻。又一脱“又”字。案陈前后为楚所灭者三，始宣十一年为楚严王所灭，次昭八年为楚灵王所灭，后哀十七年为楚惠王所灭。今董生误以陈次一脱“次”字。亡之役，是楚始灭之时，遂妄有占候，虚辨物色。寻昭之上去于宣，鲁易四公；一作“主”。严之下至于灵，楚经五代。虽悬隔顿别，而混杂无分。嗟乎！下帷三年，诚则勤矣。差之千里，何其阔哉！

《春秋》桓公三年，日有蚀之，既。京房《易传》以为后楚严始称王，《志》无“始”字。此用师古《注》语。兼地千里。案楚自武王僭号。邓盟是惧，荆尸久旧讹“又”。传。亦用师古《注》语。历文、成、缪三王，一作“主”。方至于严。是则楚之为王，已四世矣，何得言严始称之者哉？又鲁桓公薨后，历严、闵、釐、文、宣，原注：“釐”即“僖”。皆依本书，不改其字也。下同。凡五公而楚严始作霸，安有桓三年日蚀而已应之者邪？

非唯叙事有违，亦自一无“自”字。占候失中者矣。

《春秋》釐公二十九年秋，大雨雹。刘向以为釐公末年，公子遂专权自恣，至于弑君，阴胁阳之象见。釐公不悟，遂后二年杀公子赤，立宣公。

案遂之立宣杀子赤也，此乃文公末代。辄谓僖公暮年，世实“世实”，一作“年世”。悬殊，言何倒错？

《春秋》釐公十二年，日有蚀之。刘向以为是时莒灭杞。案釐一无“案”字，一无“釐”字。十四年，诸侯城缘陵。《公羊传》曰：曷为城？杞灭之。

孰灭之？盖徐、莒也。如中垒所释，当以《公羊》为木耳。一作“尔”。然则作“然而”用。《公羊》所说，不如《左氏》之详。《左氏》襄公二十九年，晋平公时，杞尚在云。“在”，一作“存”。旧赘二“云”字。

《春秋》文公元年，日有蚀之。刘向以为后晋灭江。案本《经》书文四年，楚人灭江。今云晋灭，其说无取。本《志》师古《注》亦云。且江居南裔，与楚为邻；晋处北方，去江殊远。称晋所灭，其理难通。

《左氏传》鲁襄公时，宋有生女子赤而毛，弃之堤下。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见而收之，因名曰弃。长而美好，纳之平公，生子曰佐。后宋臣伊一脱“伊”字。戾，谗太子痤一讹“座”。而杀之。原注：事在襄二十六年。先是，大夫华元出奔晋，原注：事在成十五年：华合比奔卫。原注：事在昭六年。刘向似为时则有火灾赤眚之明应也。案灾祥之作，将应后来：事迹之彰，用符前兆。如华元奔晋，在成十五年，参诸弃堤，实难符会。又合比奔卫，在昭六年，而与元奔，一作“华元奔晋”。俱云“先是”。惟前与后，事并相违者焉。

《春秋》成公五年，梁山崩。七年，鼷鼠食郊牛角。襄公十五年，日有蚀之。董仲舒、刘向皆以为自此前一无“前”字。后，晋为鸡泽之会，诸侯盟，大夫又盟。后为湨音读如“葛”。梁之会，诸侯一多“不”字。在而大夫独相与盟，君若缀旒，不得举手。又襄公十六年五月，地震。刘向以为是岁三月，大夫盟于口梁，而五月地震矣。又其二十八年春，无冰，班固以为天下异者。襄公时，天下诸侯之大夫，皆执国权，君不能制，渐将日甚。原注：《谷梁》云：“诸侯始失政，大夫执国权。”又曰：诸侯失政，大夫盟。

政在大夫，大夫之不臣也。案春秋诸国，权臣可得言者，如三桓、六卿、田氏而已。如鸡泽之会、口梁之盟，其臣岂有若向之所说者邪？然而《谷梁》谓一作“为”。大夫不臣，诸侯失政。《谷梁传》作“正”，前注同。讥其无礼自擅，在兹一举而已。非是如一作“知”，非。“政由宁氏，祭则寡人”，相承世官，遂移国柄。若斯之失也，若董、刘之徒，不窥《左氏》，直凭二传，遂广为它说，多肆奓陟加切。或误作“大多”二字，或改作“侈”，并非。言。仍云“君若缀旒”，“臣将日甚”，何其妄也。

《春秋》昭十七年六月，日有蚀之。董仲舒以为时宿在毕，晋国象也。

晋厉公诛四大夫，失众心，以弑死。后莫敢复责一有“其”字。大夫，六卿遂相与比周，专晋国，晋君还事之。

案一脱“案”字。晋厉公所尸唯三郤耳，何得云诛四大夫者哉？又州满既死，原注：今《春秋。左氏》本皆作“州蒲”，误也。当为州满，事具王劭《续书志》。悼公嗣立，选六官者皆获其才，一作“事”。逐七人者尽当其罪。以辱及扬干，将诛魏绛，览书后悟，引愆授职。此则生杀在已，宠辱自由。故能申五利以和戎，驰三驾以挫楚。威行夷夏，霸复文、襄。而云不复责大夫，何厚诬之甚也。自昭公谓晋昭公，已降，晋政多门。如以君事臣，居下僭上者，此乃因昭之失，渐至陵夷。匪由惩厉之拭，自取沦辱也。岂可辄持彼后事，用诬先代者乎？

哀公十三年十一月，有星孛于一无“于”字。东方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周之十一月，夏九月，日在氏。出东方者，轸、角、亢也。或曰：角、亢，大国之一无“之”字。象，为齐、晋也。其后田氏篡齐，六卿分晋。案星孛之后二年，《春秋》之《经》尽矣。又十一年，《左氏》之《传》尽矣。自《传》尽后八十二年，齐康公为田和所灭。又七年，晋静公为韩、魏、赵所灭。上去星孛之岁，皆出百余年。辰象所缠，氛祲所指，着一作“共”。相感应，何太疏阔者哉？且当《春秋》既终之后，《左传》未尽之前，其间卫弑君，越灭吴，鲁逊越，旧衍“云云”二字。贼臣逆子破家亡国者多矣。此正得东方之象，大国之征，何故舍而不述，远求他代者乎？又范与中行，早从殄灭。智入战国，继踵云亡。辄与三晋连名，总以六卿为目，殊为谬也。

寻斯失所起，可以意恻；何者？二传所引，事终西狩获麟。《左氏》所书，语连赵襄灭智。汉代学者，唯读二传，不观《左氏》。故事有不周，言多脱略。且春秋之后，战国之时，史官阙书，年祀难记。而学者遂疑篡齐分晋，时与鲁史相邻。故轻引灾祥，用相符会。白圭之玷，何其甚欤？

《春秋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，陨霜不杀草。其下刘向占牵及三家逐昭公之文。成公五年，梁山崩。刘向占亦及三家逐鲁昭。七年，鼷鼠食郊牛角。

刘向以似脱“为”字。其后三家逐鲁昭公，卒死于外之象，单述一占，括上三灾。案乾侯之出，事由季氏。孟、叔二孙，本所不预。况昭子以纳君不遂，发愤而卒。论其义烈，道贯幽明。定为忠臣，犹且无愧；编诸逆党，何乃厚诬？夫以罪由一家，而兼云二族，以此题目，何其滥欤？

《左氏传》昭公十九年，龙斗于郑时门之外洧渊。刘向以为近龙孽也。

郑，小国，摄乎晋、楚之间，重以强吴，郑当其冲，不能修德，将斗三国，以自危亡。是时，子产任政，内惠于民，外善辞令。以交三国，郑卒亡患，此能以德销灾之道也。案昭之十九年，晋、楚连盟，干戈不作。吴虽强暴，未拢诸华。郑无外虞，非子产之力也。又吴为远国。僻在江于，必略中原，当以楚、宋为始。郑居河、颍，地匪夷庚，谓当要冲，殊为乖角。求诸地理，不其爽欤？

《春秋》昭公十五年六月，日有蚀之。董仲舒以为时宿在毕，晋国象也。

又云：旧作“云云”，误。“日比再蚀，其事在《春秋》后，故不载于《经》。”

案自昭十五旧作“四”，误。年，迄于获麟之岁，其间日蚀复有九旧误“七”，下同。焉。事例本《经》，披文立验，安得云再蚀而已，又在《春秋》之后也？且观班《志》编此九蚀，其八旧误“六”。皆载董生所占。复不得言董以事后《春秋》，故不存编录。再思其语，三覆所由，斯盖孟坚之误，非仲舒之罪也。

《春秋》昭公九年，陈火。刘向以为先是陈侯之弟招杀陈太子偃师，楚因灭陈。《春秋》不与蛮夷灭中国，故复书陈火也。案楚县中国以为邑者多矣，如邑有宜见于《经》者，岂可不以楚为名者哉？盖当斯时，陈虽暂亡，寻复旧国，故仍取陈号，不假楚名。独不见郑裨灶之说乎？裨灶之说一脱此五字。斯灾也，曰：“五年，陈将复封。封五十二年而遂亡。”此其效也。一脱此四字。自斯而后，若颛顼之墟，宛丘之地，如有应书于国史者，一无“者”字。岂可复谓之陈乎？

　　暗惑第十二夫人识有不烛，神有不明，则真伪莫分，邪正靡别。昔人一无“人”字。有以发绕炙，误其国君者，有置毒于胙，诬其太子者。一有“矣”字。夫发经炎一作“炙”。炭，必致焚灼，毒昧经时，无复杀害。而行之者伪成其事，受之者信以为然。故使见咎一时，取怨千载。夫史传叙事，亦多如此。其有道理难凭，欺诬可见，如古来学者，莫觉是非，盖往往有焉。今聊举一二，加以驳难，列之于左。

《史记》本纪曰：瞽叟使舜穿井，为匿空旁出。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。

瞽叟、象喜，以舜为已死。象乃止舜宫。

难曰：夫杳冥不测，变化无恒，兵革所不能伤，网罗所不能制，若左慈易质为羊，刘根窜形入壁是也。时无可移，祸有一作“所”。必至，虽大圣所不能免，若姬伯拘于羑里，孔父厄于陈、蔡是也。然俗之愚者，皆谓彼幻化，是为圣人。岂知圣人智周万物。才兼百行，若斯而已，与夫方内之上，有何异哉！如《史记》云重华入于井中，匿空出去。此则其意以舜是左慈、刘根之类，非姬伯、孔父之徒。苟识事如斯，难以语夫圣道矣，且案太史公云：旧脱“云”字。黄帝、尧、舜轶事，时时见于他说，余择其言尤雅者，著为本纪书首：若如向之所述，岂可谓之一无“之”字。雅邪？

又旧本自此以下，节首并有“又”字，一本皆无。今从旧本。《史记。滑稽传》：孙叔敖为楚相，楚王以霸。病死，居数年，其子穷困负薪。优孟即为孙叔敖衣冠，抵掌谈语。岁余，象孙叔敖，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。庄王置酒，优孟为寿，王大惊，以为孙叔敖复生，欲以为相。

难曰：盖语有之：“人心不同，有如其面。”故窊旧作“窳”。隆异等，修短殊姿，皆禀乏自然，得诸造化。非由仿效，俾有迁革。著想滞。如优孟之象孙叔敖也，衣冠谈说，容或乱真，眉目口鼻，如何取类？而楚王与其左右，曾无疑惑者邪？一作“也”。昔陈焦既亡，累年《吴志》亦作“六日”。而活；秦谍从缢，六月而苏。顾或讹“须”，一改“遂”。使竹帛显书，古今或作“今古”。称怪。况叔敖之殁，时日已久。楚王必谓其复生也，先当诘其枯骸再肉所由，阖棺重开所以。又是滞语。岂有片言不接，一见无疑，遽欲加以宠荣，复其禄位！此乃类梦中行事，岂人伦所为者哉！

又《史记。田敬仲世家》曰：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贷，以小斗收。齐人歌之曰：“妪乎采芑，归乎田成子”。

难曰：夫人既从物故，然后加以易名。田常见存，而遽呼以谥，此之不实，明一作“昭”。然可知。又案《左氏传》，石碏曰！“陈桓公方有宠于王。”《论语》，陈司败问孔子：“昭公知礼乎？”同《史记》文。《史记》，家令说太上皇曰：“高祖虽子，人主也。”诸如此说，其例皆同。然而事由过误，易为笔削。若《田氏世家》之论成子也，乃结以韵语，纂成歌词，欲加刊正，无可厘革。故独举其失，以为标冠云。

又《史记。仲尼弟子列传》曰：孔子既没，有若状似孔子，弟子相与共立为师，师一作“事”。之如夫子。他日。弟子进问曰：“昔夫子当旧作“尝”。行，使弟子持雨具，已而果雨。”“商瞿年一脱“年”字。长无子，母为此二字一作“欲更”。取室。孔子曰：‘瞿年四十后。当有五丈夫子。’已而果然。敢问夫子何以知此？”旧作“之”。有若默然无史有“以”字。应。

弟子起曰：“有子一作“若”。避，史有“之”字。断句。此非子之坐也！”

难曰：孔门弟子七十二人，柴愚参鲁，宰言游学，俗作“宰我言语”，误。师、商可方，回、赐非俗误作“之”。类。此并圣人品藻，优劣已详，门徒商榷，臧否又定。如有若者，名不隶于四科，誉无偕于十哲。逮尼父既殁，方取为师。以不答所问，始令避坐。同称达者，何见事之晚乎？且退老西河，取疑夫子，犹使丧明致罚，投杖谢愆。何肯公然自欺，诈相策一作“承”。奉？此乃童儿相戏，非复长老所为。观孟轲著书，首陈此说；马迁裁史，仍习其言。得自委巷，曾无先觉，悲夫！

又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皆曰：上自《史记》作“在”，《汉书》作“居”。洛阳南宫，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。《汉书》作“往往数人偶语”。

上曰：“此何语？”留侯曰：“陛下所封，皆故人亲爱，所诛，皆平生雠一作“仇”。忌。《史》、《汉》作“怨”。此属畏诛，故相聚谋反尔。”上乃忧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留侯曰：“上平生所憎，谁最甚者？”上曰：“雍齿。”留侯曰：“今先封雍齿，以示群臣。群臣见雍齿封，则人人自坚矣。”

于是上置酒，封雍齿为侯。

难曰：夫公家之事，知无不为，见无礼于君，如鹰鹯之逐鸟雀。案子房之一无“之”字。少也，倾家结客，为韩报雠。一作“仇”。此则忠义素彰，名节甚著。其事汉也，何为属群小聚一脱“聚”字。谋，将犯其君，遂默然杜口，俟问方对？倘若高祖不同，竟欲无言者邪？且将而必诛，罪在不测。

如诸将屯聚，图为祸乱，密言台上，犹惧觉知；群议沙中，何无避忌？为国当作“图”。之道，必不如斯。然则张良虑反侧不安，雍齿以嫌疑受爵，盖当时实有其事也。如复道之望、坐沙而语，是说者敷演，妄溢其端耳。

又《东观汉记》曰：赤眉降后，积甲与熊耳山齐云云。所难之指，文中已足。“云云”字疑衍。

难曰：案盆子既亡，弃甲诚众。必与山比峻，则未之有也。昔《武成》云：“前徒倒戈”，“血流漂杵”。孔安国曰：盖言之甚也。如“积甲与熊耳山齐”者，抑亦“血流漂杵”之徒欤？

又《东观汉记》曰：郭伋为并州牧，行部到西河美稷，有童儿数百，各骑竹马，于道次迎拜。伋问：一有“曰”字，“儿曹何自远来？”对曰：“闻使君始到，喜，故奉迎。”伋辞谢之。事讫，诸儿送至一作“出”。郭外，问：“使君向日当还？”伋使别驾计日告之。既还，先期一日。伋为违信，止于野亭，须期乃入。

难曰：盖此事不可信者三焉。案汉时方怕，仪比诸侯，其行也，前驱竟一作“蔽”。野，后乘塞路，鼓吹沸喧，旌棨填咽。彼草莱稚子，龆龀童儿，非唯羞赧不见，亦自惊惶失据。安能犯驺驾，凌棨帷，首触威严，自陈襟抱？

其不可信一也。又方伯案部，举州振肃。至于墨绂长吏，黄绶群官，率彼吏人，颙然伫候。兼复扫除逆旅，行李有程，严备供具，憩自有所。如弃而不就，居止无恒，一作“常”。必公私阙拟，客主俱窘。凡为良二千石，固当知人所苦，安得轻赴数童之期，坐失百城之望？其不可信二也。夫以晋阳无竹，古今共知，假有传檄它方，盖亦事同大夏，访知一作“诸”。商贾，不可多得。况在童孺，弥复难求，群戏而乘，如何克办？其不可信三也。凡说此事，总有三科。三科属《汉记》言。推而论之，了无一实，异哉！补注：“传檄”恐当作“转致”。

又《魏志。注》：《语林》曰：匈奴遣使人一无“人“字。来朝，太祖令崔琰在座，而已握刀侍立。既而使人问匈奴使者曰：“曹公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曹公美则美矣，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。”太祖乃追杀使者云云。二字亦赘。一本止一“云”字，亦衍。

难曰：昔孟阳卧一作“坐”。床，诈称齐后；纪信乘口，矫号汉王。或主遘屯蒙，或朝罹兵革。故权以取济，事非获已。如崔琰本无此意，何得以臣代君者哉？且凡称人君，皆慎其举措，况魏武经纶霸业，南面受朝，而使臣居君座，君处臣位，将何以使万国具瞻，百寮佥瞩也！又汉代之于匈奴，其为绥抚勤矣。虽复赂以金帛，给以亲姻，犹恐一脱“恐”字。虺毒不悛，狼心易扰。如辄杀其使者，不显罪名，复何以怀四夷于外藩，建五利于中国？

且曹公必以所为过失，惧招物议，故诛彼行人，将以杜兹谤口，而言同纶綍，声遍寰区，欲盖而彰，止益其辱。虽愚暗之主，犹所不为，况英略之君，岂其若是？夫刍荛鄙说，闾巷谰旧作“谄”，或作“阔”，并非。言，凡一作“诸”。如此书，通无击难。而裴引《语林》斯事，编入《魏史。注》中，持彼虚词，乱兹实录。盖曹公多诈，好立诡谋，流俗相欺，遂为此说。盖曹公十七字，一本失去，一本缀注节末。细按之，定是正文。应置于此。故特申掎摭，辩其疑误者焉。

又魏世诸小书，一讹作“事”。皆云文鸯侍讲，殿瓦皆飞云云。二字赘。此事列《晋阳秋》之前，亦指曹魏时。

难曰：案《汉书》云：项王叱咤，慑伏千人。然则呼声之极大者，不过使人披靡而已。寻文鸯武勇，远惭项籍，况侍君侧，固当屏气徐言，安能一多“使”字。檐瓦皆飞，有逾旧作“喻”。武安鸣鼓！且瓦既飘陨，则人必震惊，而魏帝与其群臣焉得岿然无害也？

又《晋阳秋》曰：胡质为荆州刺史，子威自京都一作“师”。省之，见父。史有“停厩中”三字。文当摘一“停”字，乃成句。十余日，告归。质赐绢一匹，为路粮。威曰：“大人清高，不审于何得此绢？”质曰：“是吾俸禄之余。”

难曰：古人谓方牧为二千石者，以其禄有二千石故也。名以定体，贵实甚焉。设使廉如伯夷，介若黔敖，恐当作“娄”。苟居此职，终不患于贫馁者。如胡威之别其父也，一缣之财，犹且发问，则千石之俸，其费安施？料以牙筹，推以食一作“之借”。箸，察其厚薄，知不然矣。或曰观诸史所载，兹流非一。原注：如张堪为蜀郡，乘折辕车；吴隐之为广川，货犬待客。并其类也。“张堪”，旧作“张湛”，“货犬”或作“贷米”，并误。必以多为证，则足可无疑。然人自有身安弊古通“敝”。镪，口甘粗粝，而多藏镪帛，无所散用者。故公孙弘位至三公，而卧布被，食脱粟饭。汲黯所谓齐人多诈者是也。安知胡威之徒，其俭亦皆如此，而史臣不详厥理，直谓清白当然，一脱“当然”二字。缪矣哉！

又《新晋书。阮籍传》曰：籍至孝。母终，正与人围棋。对者求止，籍留与决。史有“赌”字。既而饮酒二斗，举声一号，吐血数升。及史有“将”字。葬，食一蒸豚，饮二斗酒。一本“酒”字在“二斗”上。然后临穴，史作“诀”。直言“穷矣！”举声一号，因复吐血数斗。史亦作“升”。毁瘠骨立，殆致灭性。

难曰：夫人才虽下愚，识虽不肖，始亡天属，必致其哀。但有旧误作“以”。苴绖未几，悲荒遽辍，如谓本无戚容，则未之有也。况嗣宗当圣善将殁，闵凶所钟，合门惶恐，举族悲咤。居里巷者犹停舂相一作“杵”。之音，在邻伍者尚申匍匐之救，而为其子者方对局求决，举杯酣畅。但当此际，曾无感恻，则心同木石，志如枭獍者，安有既临泉穴，始知摧恸者乎？求诸人情，事必不尔。又孝子之丧亲也，朝夕孺慕，盐酪不尝，斯可至于癯瘠矣。如甘旨在念，则筋肉内宽；醉饱自得，一作“支”。则饥肤外博。况乎溺情豚酒，不改平素，虽复时一呕恸，岂能柴毁骨立乎？已上两驳，理解皆得，苦其烦絮。盖彼阮生者，不修名教，居丧过失，而说者遂言其无礼如彼。又旧讹作“人”。以其志操本一作“尤”。异，才识甚高，而谈者遂言其至性如此。

惟毁及誉，皆无取焉。

又《新晋书。王祥传》曰：祥汉末遭乱，扶母携弟览，避地庐一作“卢”，误。江，隐居三十余年，不应州郡之命。母终，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，年垂耳顺，览劝之，乃应召。于时，寇贼充斥，祥率励兵士，频讨破之。时人歌曰：“海、沂之康，实赖王祥。”年八十五，太始五年薨。

难曰：祥为徐州别驾，寇盗充斥，固是汉建安中献帝第三改元。徐州未清时事耳。子玄粘看在此，疑端从此生。有魏受命，凡四十一作“三十”，误。五年，自丕至陈留王，全魏之数也。陈留即常遗乡公，后谥元帝。上去徐州寇贼充斥，下至晋太始武帝初元，五年，当六十年已上矣。祥于建安中，年垂耳顺，更加六十一多“六”字。载，至晋太始五年薨，则当年一百二十岁矣。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，何也？如必以终时实年八十五，则为徐州别驾，止可年“年”字一在“五六”下。二十五六矣。又云其未从官已前，隐居三十余载者，但其初被檄时，止年二十五六。自此而在，安得复有三十余年乎？

必谓祥为别驾在建安后，则徐州清晏，易代频仍，么么窃发，固亦时有，史不悉载耳，胡可臆泥？何得云“于时，寇贼充斥，祥率励兵士，频讨破之”乎？求其前后，无一符会也。

凡所驳难，具列如右。盖精《五经》者，讨群儒之别义；练《三史》者，征诸子之异闻。加以探赜索隐，然后辨其纰缪。如向之诸史所载则不然，何者？其叙事也，唯记一途，宜论一理，而矛盾自显，表里相乖。非复牴牾，直成狂惑者尔！寻兹失所起，良由作者情多忽略，识惟愚滞。或采彼流言，不加铨一作“诠”。择；或传诸缪说，即从编次。用使真伪混淆，是非参错。

盖语曰：君子可欺不可罔。至如邪说害正，虚词损实，小人以为信尔，君子知其不然。又一无“又”字。语曰：信书不如无书。盖为此也。夫书彼竹帛，事非容易，凡为国史，可不慎诸！

忤时第十三孝和皇帝时，中宗初谥孝和。韦、武弄权，母媪一作“娼”。预政。士有附丽之者，起家而绾朱紫，予以无所傅会，取摈当时。原注：一为中允，四载不迁。会天子还京师，朝廷愿从者众。予求番次，在大驾后发日，此二句“后”字错置，当云“予求番次在后大驾发日”。因古本有“因”字。逗留不去，守司东都。杜门却扫，凡经三载。或有谮予躬为史臣，不书国事，而取乐丘园，私自著述者。由是驿召至京，令专执史笔。于时小人道长，纲纪日坏，仕于其间，忽忽不乐，遂与监修国史萧至忠等诸官书求退，曰：仆幼闻《诗》、《礼》，长涉艺文，至于史传之言，尤所耽悦。寻夫左史、右史，是曰《春秋》、《尚书》；素王、素臣，斯称微婉志晦。两京、三国，班、谢、陈、习阐其谟；中朝、江左，王、陆、干、孙纪其历。刘、石僭号，方策委于和、苞，张；未详。宋、齐应箓，惇史归于萧、沈。亦有汲冢古篆，禹穴残编。孟坚所亡，葛洪刊其《杂记》；休文所缺，荀当作“谢”。绰裁其《拾遗》。凡此诸家，其流盖广。莫不赜一作“颐”。彼泉讳“渊”作“泉”。薮，寻其枝叶，原始要终，备知之矣。

若乃刘峻作传，自述长于论才；范晔为书，盛言矜其赞体。斯又当仁不让，庶几前哲者焉。然自策名仕伍，待罪朝列，三为史臣，再入东观，竟不能勒成国典，此句当与《正史》篇撰《唐书》八十卷、重修《则天实录》三十卷参互活看。贻彼后一脱“后”字。来者，何哉？静言思之，其不可有五故也。

何者，古之国史，皆出自一家，如鲁、汉之丘明、子长，晋、齐之董狐、南史，咸能立言不朽，藏诸名山。未闻藉以众功，方云绝笔。唯后汉东观，大集群儒，著述无主，条章靡立。由是伯度讥其不实，公理以为可焚，张、衡。蔡邕。二子纠之于当代，傅、玄。范晔。两家嗤之于后叶。今者史司取士，有倍东京。人自以为荀、袁，家自称为政、骏。谓刘向、歆。每欲记一事，载一言，皆搁笔相视，含毫不断。故头或作“首”。白可期，而汗青无日。其不可一也。

前汉郡国计书，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。后汉公卿所撰，始集公府，乃上兰台。由是史官所修，载事为博。爱自近古，此道不行。史官编录，唯自询采，而左、右二史，阙注起居，衣冠百家，罕通行状。求风俗于州郡，视听不该；讨沿革于台阁，簿籍难见。虽使尼父再出，犹且成于管窥；况仆限以中才，安能遂其博物！其不可二也。

昔董狐之书法也，以示于朝；南史之书弑也，执简以往。而近代史局，皆通籍禁门，深居九重，欲人不见。寻其义者，盖由杜彼颜面，防诸请谒故也。然今馆中作者，多士如林，皆愿长喙，无闻同“口”。舌。倘有五始初成，一字加贬，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，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。夫孙盛实录，一作“纪实”。取嫉权门；王劭一作“王韶”。直书，见仇贵族。人之情也，能无畏乎？其不可三也。

古者刊定一史，纂成一家，体统各殊，指归咸别。夫《尚书》之教也，以疏通知远为主；《春秋》之义也，以惩恶劝善为先。《史记》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《汉书》则抑忠臣而饰主阙。斯并曩时得失之列，良史是非之准，作者言之详矣。顷史官注记，多取禀监修，杨令公则云“必须直词”，宗尚书则云“宜多隐恶”。十羊九牧，其令难行；一国三公，适从何在？其不可四也。

窃一作“切”。以史置监修，虽古无式，寻其名号，可得而言。夫言监者，盖总领之义耳。如创纪编年，一作“创立纪年”，一脱“编”字。则年有断限；草传叙事，则事有丰约。或可略而不略，或应书而不书，此刊削之务也。属词比事，劳逸宜均，挥铅奋墨，勤惰须等。某帙一讹“表”。某篇，付之此职；某传某志，一作“某纪某传”。归之彼官。此铨配之理也。斯并宜明立科条，审定区域。倘人思自勉，则书可立成。今监之者既不指授，修之者又无遵奉，用使争学苟且，务相推避，坐变炎凉，徒延岁月。其不可五也。

凡此不可，其流实多，一言以蔽，三隅自反。而时谈物议，安得笑仆编次无闻者哉！比者伏见明公，每汲汲于劝诱，勤勤于课责，或云“坟籍事重，努力用心”。或云“岁序已淹，何时辍手？”切一作“窃”。以纲维不举，而督课徒勤，虽威以刺骨之刑，勖以悬金之赏，终不可得也。语曰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所以比者布怀知己，历抵旧作“诋”。群公，屡辞载笔之官，愿罢记言之职一作“责”。者，正为此尔。

抑又有所未谕，古通“喻”。聊复一二言之。比奉高命，令隶名修史，而其职非一。如张尚书、崔、岑二吏部、郑太常等，既迫以吏道，不可拘之史任。以仆曹务多闲，勒令专知下笔。夫以惟寂惟寞，乃使记事记言。苟如其例，则柳常侍、刘秘监、徐礼部等，并一脱“并”字，一作“并”。门可张罗，府无堆案，何事置之度外，而使各无羁束乎！

必谓诸贤载削非其所长，以仆枪枪铰铰，故推为首最。就如斯理，亦有其说。何者？仆少小从仕，早蹑通班。当皇上初临万邦，未亲庶务，而以守兹介直，不附奸回，遂使官若土牛，弃同刍狗。逮銮舆西幸，百寮毕从，自惟官曹务简，求以留后。居台常谓朝廷不知，国家于我已矣。岂谓一旦忽承恩旨，州司临门，使者结辙。既而驱驷马入函关，排千门谒天子。引贾生于宣室，虽叹其才；召季布于河东，反增其愧。明公既位居端揆，本音上声。

望重台衡，飞沈属其顾盼，一作“眄”。荣辱由其俯仰。曾不上祈宸极，申之以宠光；佥议搢绅，縻我以好爵。其相见也，直云“史笔阙书，为日已久；石渠扫第，思子为劳。”今之仰追，唯此而已。

抑明公足下独不闻刘炫蜀王之说乎？昔刘炫仕隋，为蜀王侍读。尚书牛弘尝问之曰：“君王遇子，其礼如何？”曰：“相期高于周、孔，见待下于奴仆。”弘不悟其言，请闻其义。炫曰：“吾王每有所疑，必先见访，是相期高于周、孔。酒食左右皆餍，而我余沥不餍，是见待下于奴仆也。”仆亦窈不自揆，轻一作“辄”。敢方于鄙宗。刘炫同姓，故云。何者？求史才则千里降追，语宦途则十年不进。意者得非相期高于班、马，见待下于兵卒乎！

又人之品藻，贵识其性。明公视仆于名利如何哉？当其坐啸洛城，非隐非吏，惟以守愚自得，宁以充诎撄心。但今者黾勉从事，挛拘就役，朝廷厚用其才，竟不薄加其礼。求诸隗始，其义安施？倘使士有澹雅若严君平，清廉如段干木，与仆易地而处，亦将弹铗告劳，积薪为恨。况仆未能免俗，能不蒂读如“虿”。芥于心者乎！

当今朝号得人，国称多士。蓬山之下，良直差肩；芸阁之中，英奇接武。

仆既功亏刻鹄，笔未获麟，详此二句，非不草撰者，但未卒业耳。徒殚太官之膳，虚索长安之米。乞已本职，还其旧居，多谢简书，请避贤路。唯明公足下，哀而许之。

至忠得书大惭，无以酬答。又惜其才，不许解史任。而宗楚客、崔湜、郑愔等，皆恶闻其短，共仇嫉之。俄而萧、宗等相次伏诛，然后获免于难。

　　一宋兴，统一天下，民用宁，政用乂，文教用兴，盖于是而益以知天命矣。天曰难谌，匪徒人之不可狃也，天无可狃之故常也；命曰不易，匪徒人之不易承也，天之因化推移，斟酌而曲成以制命，人无可代其工，而相佑者特勤也。

帝王之受命，其上以德，商、周是已；其次以功，汉、唐是已。诗曰：“鉴观四方，求民之莫。”德足以绥万邦，功足以戡大乱，皆莫民者也。得莫民之主而授之，授之而民以莫，天之事毕矣。乃若宋，非鉴观于下，见可授而授之者也。何也？赵氏起家什伍，两世为裨将，与乱世相浮沉，姓字且不闻于人闲，况能以惠泽下流系邱民之企慕乎！其事柴氏也，西征河东，北拒契丹，未尝有一矢之勋；滁关之捷，无当安危，酬以节镇而已逾其分。以德之无积也如彼，而功之仅成也如此，微论汉、唐厎定之鸿烈，即以曹操之扫黄巾、诛董卓、出献帝于阽危、夷二袁之僭逆，刘裕之俘姚泓、馘慕容超、诛桓玄、走死卢循以定江介者，百不逮一。乃乘如狂之乱卒控扶以起，弋获大宝，终以保世滋大，而天下胥蒙其安。呜呼！天之所以曲佑下民，于无可付托之中，而行其权于受命之后，天自谌也，非人之所得而豫谌也，而天之命之也亦劳矣！

商、周之德，汉、唐之功，宜为天下君者，皆在未有天下之前，因而授之，而天之佑之也逸。宋无积累之仁，无拨乱之绩，乃载考其临御之方，则固宜为天下君矣；而凡所降德于民以靖祸乱，一在既有天下之后。是则宋之君天下也，皆天所旦夕陟降于宋祖之心而启迪之者也。故曰：命不易也。

兵不血刃而三方夷，刑不姑试而悍将服，无旧学之甘盘而文教兴，染掠杀之余风而宽仁布，是岂所望于兵权乍拥、(守一)[寸]长莫著之都点检哉？启之、牖之、鼓之、舞之，俾其耳目心思之牖，如披云雾而见青霄者，孰为为之邪？非殷勤佑启于形声之表者，日勤上帝之提撕，而遽能然邪！佑之者，天也；承其佑者，人也。于天之佑，可以见天心；于人之承，可以知天德矣。

夫宋祖受非常之命，而终以一统天下，厎于大定，垂及百年，世称盛治者，何也？唯其惧也。惧者，恻悱不容自宁之心，勃然而猝兴，怵然而不昧，乃上天不测之神震动于幽隐，莫之喻而不可解者也。

然而人之能不忘此心者，其唯上哲乎！得之也顺，居之也安，而惧不忘，乾龙之惕也；汤、文之所以履天祐人助之时，而惧以终始也。下此，则得之顺矣，居之安矣，人乐推之而己可不疑，反身自考而信其无歉；于是晏然忘惧，而天不生于其心。乃宋祖则幸非其人矣。以亲，则非李嗣源之为养子，石敬瑭之为爱婿也；以位，则非如石、刘、郭氏之秉钺专征，据岩邑而统重兵也；以权，则非郭氏之篡，柴氏之嗣，内无赞成之谋，外无捍御之劳，如嗣源、敬瑭、知远、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夺也。推而戴之者，不相事使之俦侣也；统而驭焉者，素不知名之兆民也；所与共理者，旦秦暮楚之宰辅也；所欲削平者，威望不加之敌国也。一旦岌岌然立于其上，而有不能终日之势。权不重，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；望不隆，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；学不夙，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；恩不洽，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。惧以生慎，慎以生俭，俭以生慈，慈以生和，和以生文。而自唐光启以来，百年嚣陵噬搏之气，寖衰寖微，以消释于无形。盛矣哉！天之以可惧惧宋，而日夕迫动其不康之情者，“震惊百里，不丧匕鬯”。帝之所出而天之所以首物者，此而巳矣。然则宋既受命之余，天且若发童蒙，若启甲坼，萦回于宋祖之心不自谌，而天岂易易哉！

虽然，彼亦有以胜之矣，无赫奕之功而能不自废也，无积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；故承天之佑，战战栗栗，持志于中而不自溢。则当世无商、周、汉、唐之主，而天可行其郑重仁民之德以眷命之，其宜为天下之君也，抑必然矣。

二韩通足为周之忠臣乎？吾不敢信也。袁绍、曹操之讨董卓，刘裕之诛桓玄，使其不胜而身死，无容不许之以忠。吾恐许通以忠者，亦犹是而已矣。藉通跃马而起，闭关而守，禁兵内附，都人协心，宋祖且为曹爽，而通为司马懿，喧呼万岁者，崇朝瓦解，于是众望丕属，幼君托命，魁柄在握，物莫与争，(会)[贪]附青云之众，已望绝于冲人，黄袍猝加，欲辞不得，通于此时，能如周公之进诛管、蔡，退务明农，终始不渝以扶周社乎？则许之以忠而固不敢信也。

然则通之以死抗宋祖者，其挟争心以逐柴氏之鹿乎？抑不敢诬也。何也？宋祖之起，非有移山徙海之势，蕴崇已久而不可回。通与分掌禁兵，互相忘而不相忌。故一旦变起，奋臂以呼而莫之应。非若刘裕之于刘毅，萧道成之于沈攸之，一彼一此，睨神器而争先获，各有徒众，以待决于一朝者也。无其势者无其志，无其志者不料其终，何得重诬之曰：通怀代周之谋而忌宋祖乎？

夫通之贸死以争者，亦人之常情，而特不可为葸怯波流者道耳。与人同其事而旋相背，与人分相齿而忽相临，怀非常之情而不相告，处不相下之势而遽视之若无；有心者不能不愤，有气者不能不盈。死等耳，亦恶能旦颉颃而夕北面，舍孤弱而即豪强乎！故曰：贸死以争，亦人之常情，而勿庸逆料其终也。

呜呼！积乱之世，君非天授之主，国无永存之基，人不知忠，而忠岂易言哉？人之能免于无恒者，斯亦可矣。冯道、赵凤、范质、陶谷之流，初所驱使者，已而并肩矣；继所并肩者，已而俯首矣；终所俯首者，因以稽颡称臣，骏奔鹄立，而洋洋自得矣；不知今昔之面目，何以自相对也！则如通者，犹有生人之气存焉，与之有恒也可矣，若遽许之曰周之忠臣也，则又何易易邪！

三太祖勒石，锁置殿中，使嗣君即位，入而跪读。其戒有三：一、保全柴氏子孙；二、不杀士大夫；三、不加农田之赋。呜呼！若此三者，不谓之盛德也不能。德之盛者，求诸己而已。舍己而求诸人，名愈正，义愈伸，令愈繁，刑将愈起；如彼者，不谓之凉德也不能。求民之利而兴之，求民之害而除之，取所谓善而督民从之，取所谓不善而禁民蹈之，皆求诸人也；驳儒之所务，申、韩之敝帚也。

夫善治者，己居厚而民劝矣，谗顽者无可逞矣；己居约而民裕矣，贪冒者不得黩矣。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，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，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，非求之彼也。捐其疑忌之私，忍其忿怒之发，戢其奢吝之情，皆求之心、求之身[也]。人之或利或病，或善或不善，听其自取而不与争，治德蕴于己，不期盛而积于无形，故曰不谓之盛德也不能。

求之己者，其道恒简；求之人者，其道恒烦。烦者，政之所繇紊，刑之所繇密，而后世儒者恒挟此以为治术，不亦伤乎！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。”政刑烦而民之耻心荡然，故曰不谓之凉德也不能。

文王之治岐者五，五者皆厚责之上而薄责之吏民者也。五者之外，有利焉，不汲汲以兴；有害焉，不汲汲以除；有善焉，不汲汲督人之为之；有不善焉，不汲汲禁人之蹈之。故文王之仁，如天之覆下土，而不忧万物之违逆。夫治国、乱国、平国，三时也。山国、土国、泽国，三地也。愿民、顽民、庸民，三材也。积三三而九，等以差；其为利、为害、为善、为不善也，等以殊；而巧历不能穷其数。为人上者必欲穷之，而先丧德于己矣。言之娓娓，皆道也；行之逐逐，皆法也；以是为王政，而俗之偷、吏之冒、民之死者益积。无他，求之人而已矣。

宋有求己之道三焉，轶汉、唐而几于商、周，传世百年，历五帝而天下以安，太祖之心为之也。逮庆历而议论始兴，逮熙宁而法制始密，舍己以求人，而后太祖之德意渐以泯。得失之枢，治乱之纽，斯民生死之机，风俗淳浇之原，至简也。知其简，可以为天下王。儒之驳者，滥于申、韩，恶足以与于斯！

四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，终宋之世，文臣无欧刀之辟。张邦昌躬篡，而止于自裁；蔡京、贾似道陷国危亡，皆保首领于贬所。语曰：“周之士贵”，士自贵也。宋之初兴，岂有自贵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贱者感其护惜之情乎？

夷考自唐僖、懿以后，迄于宋初，人士之以名谊自靖者，张道古、孟昭图而止；其辞荣引去、自爱其身者，韩偓、司空图而止；高蹈不出、终老岩穴者，郑遨、陈抟而止。若夫辱人贱行之尤者，背公死党，鬻贩宗社，则崔胤、张浚、李磎、张文蔚倡之于前，而冯道、赵凤、李昊、陶谷之流，视改面易主为固然，以成其风尚。其他如和凝、冯延己、韩熙载之俦，沉酣倡俳之中，虽无巨慝，固宜以禽鱼畜玩而无庸深惜者也。士之贱，于此而极。则因其贱而贱之，未为不惬也。恶其贱，而激之使贵，必有所惩而后知改，抑御世之权也。然而太祖之于此，意念深矣。

昔者周衰，处士横议，胁侯王，取宠利，而六国以亡。秦恶其嚣，而坑儒师吏以重抑之。汉之末造，士相标榜，騺击异己，以与上争权，而汉以熸。曹孟德恶其竞，而任崔琰、毛玠督责吏治以重抑之。然秦以贾怨于天下，二世而灭。孟德死，司马氏不胜群情，务为宽纵，而裴、王之流，倡任诞以大反曹氏之为，而中夏沦没。繇此观之，因其贱而贱之，惩其不贵而矫之者，未有能胜者也。激之也甚，则怨结而祸深；抑之也未甚，则乍伏而终起。故古之王者闻其养士也，未闻其治士也。聪明才干之所集，溢出而成乎非僻，扶进而导之以兴，斯兴矣。岂能舍此而求椎鲁犷悍之丑夷，以与共天下哉！

其在诗曰：“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”；“周王寿考，遐不作人”。飞者，不虞其飏击也。跃者，不虞其纵壑也。涵泳于天渊之中，而相期以百年之效，岂周士之能自贵哉？文王贵之也。老氏之言曰：“民不畏死，柰何以死威之？”近道之言也。民不畏死，而自有畏者。并生并育于天地，独以败类累人主之矜全，虽甚冥顽，能弗内愧于心？况乎业已为士，聪明才干不后于人，诗书之气，耳已习闻，目已习见，安能一旦而弃若委土哉！

夫太祖，亦犹是武人之雄也。其为之赞理者，非有伊、傅之志学，睥睨士气之淫邪而不生傲慢，庶几乎天之贮空霄以翔鸢，渊之涵止水以游鱼者矣。可不谓天启其聪，与道合揆者乎！而宋之士大夫高过于汉、唐者，且倍蓰而无算，诚有以致之也。因其善而善之，因其不善而不善之，以治一家不足，而况天下乎？河决于东，遏而回之于西，未有能胜者也。以吏道名法虔矫天下士，而求快匹夫婞婞之情，恶足以测有德者之藏哉！

五语有之曰：“得士者昌。”“得”云者，非上(心)[必]自得之以为己(德)[得]也。下得士而贡之于上，固上之得也；下得士而自用之以效于国，亦上之得也。故人君之病，莫大乎与臣争士。与臣争士，而臣亦与君争士；臣争士，而士亦与士争其类；天下之心乃离散而不可收。书曰：“受有亿兆人，离心离德”。非徒与纣离也，人自相离，而纣愈为独夫也。人主而下，有大臣，有师儒，有长吏，皆士之所自以成者也。人主之职，简大臣而大臣忠，择师儒而师儒正，选长吏而长吏贤。则天下之士在岩穴者，以长吏为所因；入学校者，以师儒为所因；升朝廷者，以大臣为所因。如网在纲，以群效于国。不背其大臣，而国是定；不背其师儒，而学术明；不背其长吏，而行谊修。悉率左右以燕天子，群相燕也。合天下贤智之心于一轨，而天子之于士无不得矣。和气翔洽，充盈朝野，寖荣寖昌，昌莫盛焉。“得士者昌”，此之谓也。

大臣不以荐士为德，而士一失矣；师儒不以教士为恩，而士再失矣；长吏不以举士为荣，而士蔑不失矣。乃为之语曰：“拜爵公门，受恩私室，非法也。”下泮涣而不相亲，上专私而不能广，亿兆其人而亿兆其心，心离而德离，鲜不亡矣。故人主之病，莫甚于与下争士也。

自唐以来，进士皆为知举门生，终其身为恩故；此非唐始然也，汉之孝廉，于所举之公卿州将，皆生不敢与齿，而死服三年之丧，亦人情耳。持名法以绳人者，谓之曰不复知有人主。人主闻之，愤恚不平，曰：彼得士而我失之矣。繇是而猜妒刻核之邪说，师申、韩以束缚缙绅，解散士心，使相携贰，趋邪径，腾口说，以要人主。怀奸擅命之夫，自矜孤立，而摇荡国是。大臣不自信，师儒不相亲，长吏不能抚。于是乎纲断纽绝，而独夫之势成。故曰：“不信乎朋友，弗获乎上矣。”朋友不信，上亦恶得而获之哉！少陵长，贱妨贵，疏闲亲，不肖毁贤，胥曰：“吾知有天子而已。”岂知天子哉？知爵禄而已矣。

夫士之怀知己也，非徒其名利也；言可以伸，志可以成，气以类而相孚，业以摩而相益。易曰：“拔茅茹以其汇。”拔不以其汇，而独茎之草，不足以葺大厦久矣。大臣，心腹也；师儒，耳目也；长吏，臂指也。以心应耳目之聪明，以耳目应臂指之动作，合而为一人之身，而众用该焉。其互相离者，不仁者也。不仁者痿以死，如之何君臣争士而靳为己得也！

太祖之欲得士也已迫，因下第举人挝鼓言屈，引进士而试之殿廷，不许称门生于私门。赖终宋之世不再举耳。守此以为法，将与孤秦等。察察之明，悁悁之忿，呴呴之恩，以抚万方，以育多士，岂有幸哉！岂有幸哉！

六太祖数微行，或以不虞为戒，而曰：“有天命者，任自为之。”英雄欺人，为大言耳。其微行也，以己之幸获，虞人之相效，察群情以思豫制，私利之褊衷，猜防之小智，宋德之所以衰也。野史载其乘辇以出，流矢忽中辇板，上见之，乃大言曰：“射死我，未便到汝。”流矢者，即其使人为之也。则微行之顷，左右密护之术，必已周矣。而谏者曰“万一不虞”，徒贻之笑而已。

凡人主之好微行也有三，此其一也。其下，则狂荡嬉游，如刘子业诸君耳。其次，则苛察以为能，而或称其念在国民，以伺官箴之污洁、民生之苦乐、国事之废举者也。若此者，其求治弥亟，其近道弥似，其自信弥坚；而小则以乱，大则以亡。迄乎乱与亡而不悔其失，亦愚矣哉！何也？两足之所至，两目之所觇，两耳之所闻，斤斤之明，詹詹之智，以与天下斗捷，未有能胜者也。

且夫人主而微行，自以为密，而岂果能密邪？趾未离乎禁闱，期已泄于近幸；形一涉乎通逵，影已彻乎穷巷；此之伺彼也有涯，而彼之伺此也无朕。于是怀私挟佞者，饰慧为朴，行谄以戆，丑正而相许，党奸而相奖，面受其欺，背贻其笑，激怒沽恩，而国是不可复诘矣。即令其免乎此也，一事之得，不足以盖小人；一行之疵，不足以贬君子；一人之恩怨，不足以定仁暴；一方之利病，不足以概海隅。而偶得之小民者，无稽弗询，溢美溢恶，遂信为无心之词，自矜其察微之睿，以定黜陟，以衡兴革，以用刑赏，以权取与，而群臣莫敢争焉。此尤不待奸人之诡道相要，而坐受其蠹。小之以乱，大之以亡，振古如斯，而自用者不察，良足悲已！

夫欲成天下之务，必详其理；欲通天下之志，必达其情。然而人主之所用其聪明者，固有方也。以求俊乂，冢宰公而侧陋举矣；以察官邪，宪臣廉而贪墨屏矣；以平狱讼，廷尉慎而诬罔消矣；以处危疑，相臣忠而国本固矣。故人主之所用智以辨臧否者，不出三数人，而天下皆服其容光之照。自朝廷而之藩牧，自藩牧而之郡邑，自郡邑而之乡保。听乡保之情者，邑令也；听邑令之治者，郡守也；听郡守之政者，藩牧也。因是而达之廷臣，以周知天下之故。遗其小利，惩其大害，通其所穷，疏其所壅。于是而匹夫匹妇私语之情，天子垂旒纩而坐照之以无遗。天下之足，皆吾足也；天下之目，皆吾目也；天下之耳，皆吾耳也。能欺其独知，而不能掩其众著，明主之术，恃此而已矣。愚氓一往之情辞，不屑听也。而况宵人之投隙以售奸者哉！

古之圣王，询刍荛、问工瞽、建鞀鼓、以达臣民之隐者，为己救过也，非以察人也。微行者反是，察愈密，听愈惑，自贻败亡而不悟。故曰良足悲已！故微行者有三，而皆君道之所恶。若宋祖者，即不微行，亦岂有攘臂相仍以夺其所夺于人者乎？则亦均之乎愚而已矣。

七刘禅、孙皓之容于晋，非晋之厚也，诚有以致之也。刘先主以汉(主)[室]之裔，保蜀土，奉宗祧，任贤图治，民用乂安，尚矣。孙文台奋身郡将，讨董卓，复雒京，父子三世，退保吴、楚，民不受兵者百余年。天之所佑，人之所怀，司马氏弗能重违而绝其世，有不可绝者在也。禅虽闇，皓虽虐，非称兵首难、爚乱天纪者；降为臣仆，足偿其愆，而恶容殄灭乎？

李煜、孟昹、刘鋹以降王而享国封，受宾恪之礼，非其所应得者也，宋之厚也。迹其先世，无积累之功，无巩固之守，存乎蓬艾之闲，偷以自王，不足以当白马之淫威久矣。其降为皂隶，可无余憾。而优渥之礼加乎其身，故曰：宋之厚也。

虽然，责蜀、粤、江左之亢僭争衡，不夙奉正朔于汴、雒，而以俘虏之刑处之，则又不可。臣服者，必有所服也；归命者，必有所归也；有君而后有臣，犹有父而后有子也。唐亡以来，天下之无君久矣。朱温，贼也；李存勖、石敬瑭，沙陀之部夷也；刘知远、郭威，乘人之熸，乍踞其位，犹萤之耀于夜也。剖方州而称帝，仅得其十之二三。特以汴、雒之墟为唐故宫之址，乘虚袭处，而无识者遂题之以正统。如是而欲雄桀足恃者纳土称臣，以戴为共主，天其许之而人其顺之乎？故徐温、孟知祥、刘岩之与朱、李、石、刘相为等夷，而非贼非夷，较犹愈焉。则其后嗣之守土不臣，势穷而后纳款，固君子所矜，而弗容苛责者也。

若夫因乱窃立，穷蹙而俘，宜膺王者之诛；则抑必首乱以劫夺，而非有再造之志者耳。项羽虽负罪有十，而诛秦犹因义愤，故汉高封鲁公以厚葬之，而不掩其功。王莽之乱，人心思汉，诸刘鹊起，而隗嚣、公孙述、张步、董宪之流，俶扰天纪，以殃求莫之民。杨广凶淫，民虽靡止，而窦建德、萧铣，徐圆朗乘之以掠杀既困之民；刘武周、梁师都、薛仁杲倚戎狄以戕诸夏；王世充受隋宠命，狐媚而售其攘夺。凡此者，皆首祸于天下，无已乱之情而利于乱者也。故虽或降附，而街之悬，邱民咸快。其与蜀、粤、江南，不可同日而语矣。王者上溯天心，下轸民志，操不爽之权衡以行诛赏，差等之殊，不容紊也。

徐温佐杨行密以御毕师铎、秦宗权之毒，而江、淮安。江、淮之乱，非杨、徐始之也。刘岩坐拥百粤，闭关自擅，而不毒民以与吴、楚争强。孟知祥即不据蜀疆，石、刘惴惴以偷立，契丹外逼，诸镇内讧，救死不遑，固无能越剑阁以绥两川也。则此三方者，未尝得罪于天人，嗣子保其遗业，婴城以守，众溃而后降，苟非残忍惎害以为心，亦恶能以窦建德、萧铣之诛，违理而逞其淫刑乎！

天之所怒者，首乱者也；人之所怨者，强争者也。仁有不可施，义有不可袭，必如宋祖之优处降王，而后可曰忠厚。

八口给以御人，不能折也。衡之以理，度之以势，即其御我者以相诘，而固无难折。夫口给者，岂其信为果然哉？怀不可言之隐，相诱以相劫，而有口给之才，以济其邪说，于是坐受其穷。唯明主周知得失祸福之原，秉无私以照情伪之始终，则不待诘而其辩穷矣。曹翰献取幽州之策，太祖谋之赵普。普曰：“翰取之，谁能守之？”太祖曰：“即使翰守之。”普曰：“翰死，谁守之？”而帝之辩遂穷。是其为言也，如春冰之脃，不待凿而自破，而胡为受普之御也！

取之与守，其难易较然矣。劳佚饥饱之势既殊，而攻者处可进可退之地，人无固志，守则生死之争也。能夺之于强夷之手，而畏其不保乎？因其城垒，用其人民，收其刍粮，则蚁附者不能争我于散地。况幽州者，负西山，带卢沟，沓嶂重崖以东迤于海，其视瀛、莫、河朔之旷野千里，可恣[胡]骑(兵)之驰突者奚若？得幽州，则河朔之守撤；不得幽州，则赵、魏之野，莫非边徼。能守赵、魏，而不能守幽州乎？忧曹翰死而无能守幽州者，则姑置之，徒不忧守赵、魏之无人，抑将尽取大河南北而授之契丹也与？翰死而不能更得翰，则幽州之取愈亟矣。所患者，幽州不易得耳。既已得之，而使翰经理守之之事，则虽不如翰者，倚其所缮之营堡，食其所储之米粟，用其所备之甲兵，自可百年而屹然以山立。繇汉以来，踞燕山以北(边)[狄]，岂人皆如翰，而短垣卒不可逾，又何忧翰之不再得哉？

虑之远者，亦知其所可知而已。吕后问汉高以社稷之臣，至于一再，则曰：“非汝所知。”非独吕后之不知，汉高亦不知也。所可知者，育材有素，抡选有方，委任之以诚，驾驭之以礼，则虽百年以后之干城，皆早卜其勋名之不爽。何事于曹翰膂力方刚之日，而忧其难继哉？逆料后之无良将，而靳复其故宇；抑将料子孙之无令人，而早举中夏投之戎(敌)[狄]，以免争战之劳与？

故普之说，口诚给也；以其矛，攻其盾，破之折之，不待踟蹰，而春冰立泮。然而以太祖之明，终屈于其邪说也，则抑有故矣。谓谁能守者，非谓才不足以守也；谓翰死无能如翰者，非谓世无如翰之才者也。普于翰有重疑矣。而太祖曰：“无可疑也。”普则曰：“舍翰而谁可弗疑也？”幽燕者，士马之渊薮也。天宝以来，范阳首乱，而平卢、魏博、成德相踵以叛。不惩其失，举以授之亢衡强夷之武人，使拊河朔以瞰中原，则赵氏之宗祏危矣！呜呼！此其不言之隐，局蹐喔嘶于闺闱，而甘于朒缩者也。不亦可为大哀者乎！

夫直北塞垣之地，阻兵而称乱者，诚有之矣。汉则卢绾、陈豨、彭宠、卢芳；唐则始于安禄山，终于刘仁恭父子。然方跃以起，旋仆以灭，亡汉唐者，岂在是哉？且其拥兵自保，而北(边)[狄]阑入之祸消，虽倔强不戢，犹为我吠犬以护门庭也。迨及朱温屠魏博，李存勖灭刘守光，而后契丹之突骑长驱于河、汴，而莫之能遏。御得其道，则虽有桀骜之夫而无难芟刈。即其不然，割据称雄者，犹且离且合，自守其疆域，以为吾藩棘。此之不审，小不忍而宁掷之敌人，以自贻凭陵之祸。四顾怀疑，密谋而安于弃割，弗能告人曰吾之忧在此也，则口给之言，入乎耳而警于心；普曰：“翰未可信也，继翰者愈可疑也”，则画河自守，鞭易及而马腹无忧耳。宋之君臣匿情自困，而贻六百年衣冠之祸，唯此而已矣。

乃若普者，则又不仅是。以幕客之雄，膺元勋之宠，睥睨将士，奄处其上，而固无以服其心也。陈桥之起，石守信等尸之，而普弗与；下江南，收西川，平两粤，曹彬、潘美等任之，而普弗与；则当时推诚戮力之功臣，皆睨普而愤其轧己，普固有不与并立之势，而日思亏替之以自安。所深结主知以使倚为社稷臣者，岂计安天下以安赵氏哉？唯折抑武臣，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。故其受吴、越之金，而太祖曰：“彼以为天下事尽繇书生也。”则太祖亦窥见其情，徒疑忌深而利其相制耳。

惟然，而太祖之任普也亦过矣。不仁者，不可与托国。则他日之惎害其子弟以固宠禄，亦何不可忍也！诚欲崇文治以消桀奡与！则若光武之进伏湛、卓茂，以敦朴纯雅之风，抑干戈之气，自足以靖方夏而化强悍。若湛、茂等者，皆忠厚(之)[立]心，而无阴騺钳伏之小知者也。故功臣退处，而世效其贞。当宋之初，岂无其人，而奚必此怀椠倚门、投身戎幕之策士乎？弗获已，而窦仪、吕余庆之犹在也，其愈于普也多矣。险诐之人，居腹心之地，一言而裂百代之纲维。呜呼！是可为天下万世痛哭无已者也。

九曹翰之策取幽州，勿虑其不可守也，正惟欲取之而不克。何以明其然也？兵者，非可乍用而胜者也，非可于小康之世，众志惰归而能当大敌者也。宋承五代之余，人厌干戈，枭雄之气衰矣。江南、蜀、粤之君臣，弄文墨，恣嬉游，其甚者淫虐逞而人心解体，兵之所至，随风而靡，宋于是乘之以有功。彼未尝誓死以守，此未尝喋血以争，如项羽、公孙述、窦建德、薛举之几胜几负而始克者也。乃天下已收其八九，而将卒之情胥泮涣矣。以此而骤与强夷相竞，始易视之，中轻尝之，卒且以一衄而形神交馁。故太宗之大举北伐，惊溃披离而死伤过半。孰是曹翰之奋独力以前，而可保坚城之遽下邪？

虽然，抑岂无以处此哉？汉高帝尝困于白登矣，至武帝而幕南可无王庭；唐高祖尝称臣于突厥矣，至太宗而单骑可使却走。夫汉与唐，未尝不偃戈息马以靖天下也；未尝不制功臣使蹲伏而不敢窥天位也；特不如赵普者惴惴畏人之有功，而折抑解散之，以偷安富贵。则迟之又久，而后起者藉焉，何忧天下之无英杰以供驱使哉？句践，一隅之君耳，生聚之，教训之，卒以沼吴。惟长颈鸟喙之难与共功，而范蠡去，文种诛，以终灭于楚。一得一失之几，决于君相之疑信，非繇天下之强弱，其(当)[亦]审矣。

以普忮害之小慧，而宋奉之为家法，上下师师，壹于猜忌。狄青、王德用且如芒刺之在背，惟恐不除焉。故秦桧相，而叩马之书生知岳侯之不足畏。则赵普相，而曹翰之策不足以成功，必也。翰之以取幽州自任也，翰固未之思也。

十记曰：“礼从其朔。”朔者，事之始也；从之者，不敢以后起之嗜欲狎鬼神也。又曰：“礼，时为大。”时者，情之顺也；大之者，不忍于嗜欲之已开，而为鬼神禁之也。是故燔黍而有敦黍，捭豚而有燔肉，玄酒而有三酒，太羹而有和羹。不废其朔，质也，而将其敬，不从其情，则文也；不违其时，文也，而致其爱，不蕲乎美，则质也。兼敦而互成，仁人孝子之以事鬼神者乃尽之。

祭用笾、豆，周制也；夏殷以上，固有不可尽考者矣。不可考者，无自而仿为之，则以古之所可考者为朔。祭之用笾、豆、铏、俎、敦、彝，仿周制而备其器，所以从朔而将其敬，非谓必是而后为鬼神之所歆也。尊其祖而不敢亵，文治也，而质为之诎矣。太祖欲撤之，而用当时之器，过矣。过则自不能晏然于其心，而必为之怵惕，故未几而复用之。然而其始之欲用当时之器，以顺情而致养，亦未甚拂乎道也。歉然不惬，而用祖考之所常御；怵然中变，而存古人之所敬陈；皆心也。非资闻见以仿古，徇流俗以从时也。爱不忍忘，而敬不敢弛；质不忍靳，而文不敢替；故两存之。于其必两存者，可以察仁孝之动以天者矣。

虽然，其未研诸虑而精其义也。古者天子诸侯之事其先，岁有祫，时有享，月有荐。荐者，自天子达于庶人，而祭以等降。祭以文昭敬，位未尊而敬不得伸；荐以质尽爱，苟其亲者而爱皆可致。夫祭必有尸，有尸而有献斯有酢，有酢斯有酬，有酬斯有绎，周洽弥纶，极乎文而不欲其相渎。故尊罍设，玄酒陈，血膋燔，牲升首，太羹具，振古如斯。而笾、豆、铏、俎、敦、彝，皆法古以重用其文，而后尊之也至；尊之也至，而后敬无不伸。若夫荐，则有不必其然者矣。荐非不敬，而主乎爱；主乎爱，则顺乎其时，而以利得其情。古之荐者，所陈之器、所献之味无考焉。意者唯其时而不必于古与！其器，习用而安之；其味，数尝而甘之；仁人孝子弗忍绝也，则于荐设之焉可矣。且夫笾、豆、俎、铏，亦非隆古之器矣；和羹、燔炙，亦非隆古之食矣；古今相酌，而古不废今，于祭且然，而况荐乎？汉、唐以下，所谓祭者皆荐也，未有舍今以从古者也。唯不敢不以从朔之心，留十一于千百，则笾豆相仍，用志追崇之盛。而古器与今器杂陈，古味与今味互进，酌其不相拂者，各以其候而递用之，极致其敬爱，必有当也。而太祖未之讲耳，卒然而撤之，卒然而复之，义不精而典礼不定，过矣。然而其易之之情、复之之心，则固诚有于中憬然而不容抑者存也。有王者起，推此心以求合精于义，而质文交尽，存乎其人焉。非可以意之偶发而废兴之也。

一一省官以清吏治，增俸以责官廉，开宝之制，可谓善矣。虽然，有说。语云：“为官择人，不为人建官。”此核名实、求速效之说也，非所以奖人材、厚风俗、劝进天下于君子之道也。郡县之天下，其为州者数百，为县者千余。久者六载，速者三载，士人之任长吏者，视此而已。他则委琐之簿、尉，杂流兼进者也。以千余县岁进一人，十年而溢于万，将何以置此万人邪？且夫岁进一人之不足以尽天下之才也，必矣。古之建国也，其子、男之国，提封之壤，抵今县之一二乡耳。而一卿、三大夫、九上士、二十七中士、八十一下士，食禄于国，为君子而殊于野人者且如此。进而公、侯，又进而天子之廷，凡其受田禄而世登流品者，不可以纪。故其诗云：“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”以文王之德，且非是而无以宁也。育人材以体天成物，而天下以靖。故易曰：“上天下泽，履，君子以辨上下、定民志。”民志于民而安于利，士志于士而安于义，勿抑其长，勿污其秀，乃以长养善气，礼乐兴，风俗美，三代之所以敦厚弘雅，迎天地之清淑者；岂在循名责实、苟求速效之闲哉？

士之有志，犹农之有力也。农以力为贤，力即不勤，而非无其力；士以志为尚，志即不果，而非无其志。士之知有善，犹工贾之知有利也。工贾或感于善，而既已知利，必挟希望之情；士或惑于利，而既已知善，必忌不肖之名。为人上者，因天之材，循人之性，利导之者顺，屈抑之者逆。学而得禄者，分之宜也；菀而必伸者，人之同情也。今使为士者限于登进之途，虽受一命，抑使迁延坷坎，白首而无除授之实，则士且为困穷之渊薮。则志之未果者，求为农而力不任，且疾趋工贾，以不恤旧德之沦亡。其黠者，弄唇舌，舞文墨，炫淫巧，导讼讦，以摇荡天下，而为生民之大蠹。然后从而禁之，乱且自此而兴矣。是故先王建国，星罗棋布，而观之于射，进之于饮，一乡一遂，皆有宾兴之典，试于司马而授之以事，岂其人之果贤于后世哉？所以诱掖而玉之成者，其道得也。

夫论者但以吏多而扰民为忧耳。吏之能扰民者，赋税也，狱讼也，工役也。虽衰世之政，三者之外无事焉。抑考周官六典，任此以督民者，十不二三；而兴学校、典礼乐、治宾旅、莅祀事、候灾祥、庀器服者，事各一司，司各数吏，咸以上赞邦治、下修邦事，劝相之以驯雅之业，而使向于文明。固不能以其喜怒滥施于卑贱，贪叨猎取于贫民弱族也。则吏虽繁，而治固不棼；又何十羊九牧，横加鞭挞之足忧哉？任之以其道也，兴之以其贤也，驭之以其礼也，黜之陟之以其行也。而赋税、狱讼、工役之属，无冗员，无兼任，择其人而任之以专。则吏治之清，岂犹有虑；而必芟之夷之，若芒刺在体之必不能容邪？乃若无道之世，吝于俸而裁官以擅利，举天下之大，不能养千百有司。而金蚀于府，帛腐于笥，粟朽于窌，以多藏而厚亡。天所不佑，人所必仇，岂徒不足以君天下哉？君子所弗屑论已。

一二军兴，刍粮、糗糒、器仗、舟车、马牛、扉屦、帟幕、械具，日敝日增，重以椎牛酾酒赏功酬谋之费，不可殚极，未有储畜未充而能兴事以图功者也。于是而先储其盈以待事，谋国者所务详也。虽然，岁积月累，希一旦而用，则徒以受财之累，而事卒不成。太祖立封椿库，积用度之余，曰：“将以图取燕、云。”志终不遂，而数传之后，反授中国于北(敌)[狄]，则事卒不成之验也。积财既广，既启真宗骄侈之心以奉鬼神；抑使神宗君臣效之，以箕敛天下，而召怨以致败亡；则财之累也。

财可以养士，而士非待余财以养也。谢玄用北府兵以收淮北，刘宋资之以兴；郭子仪用朔方兵以挫禄山，肃宗资之以振。岂有素积以贸死士哉？非但拔起之英，徒手号召，百战而得天下也。盖兵者，用其一旦之气也，用其相习而不骇为非常之情也，用其进而利、坐而不足以享之势也。恃财积而求士以养之，在上者，奋怒之情已奄久而不相为继；在下者，农安于亩，工安于肆，商安于旅；强智之士，亦既清心趋于儒素之为；在伍者，既久以虚名食薄糈，而苦于役；应募者，又皆市井慵惰之夫，无所归而寄命以糊口。国家畜积丰盈，人思猎得，片言之合，一技之长，饰智勇以前，而坐邀温饱，目睨朝廷，如委弃之余食，唯所舐龁，而谁忧其匮？一日之功未奏，则一日之坐食有名，稍不给而溃败相寻以起，夫安所得士而养之哉？锱铢敛之，日崩月坼以尽之，以是图功，贻败而已矣。

且夫深智沉勇决于有为者，非可望于中材以下之子孙也。吾之积之，将以有为也，而后之人不能知吾之所为，而但守吾之所积，以为祖德。其席丰而奢汰者勿论矣；驯谨之主，以守藏为成宪，尘封苔蔽，数无可稽，犹责填入者无已。奸人乘之，窃归私室，而不见其虚。变乱猝生，犹将死护其藏，曾不敢损其有余以救祸。迨其亡，徒赠寇仇，未有能藉一钱之用，以收人心而拯危败者。财之累，于斯酷矣！岂非教积者之作法于凉哉？

天下之财，自足以应天下之用，缓不见其有余，迫不见其不足。此有故存焉：财盈，则人之望之也赊；财诎，则人之谅之也定。见有余者，常畏其尽；见不足者，自别为图。利在我，则我有所恋，而敌有所贪；利不在我，则求利于敌，而敌无所觊。向令宋祖乘立国之初，兵狃于战而幸于获，能捐疑忌，委腹心于虎臣，以致死于契丹，燕、云可图也。不此之务，而窃窃然积金帛于帑，散战士于郊，曰：“吾以待财之充盈，而后求猛士，以收百年已冷之疆土”，不亦迷乎！翁妪之智，畜金帛以与子，而使讼于邻，为达者笑。柰何创业垂统思大有为者，而是之学也！

一三宋初定开宝通礼，书佚不传。大抵自唐开元礼而上至于周礼，皆有所损益矣。妇服舅姑斩衰三年，则乾德三年从大理寺尹拙等奏也。本生父母得受封赠，则淳化四年允李昉之请，赠其所生父超太子太师、母谢氏太夫人始；而真宗天禧元年，遂令所后父母亡、得封本生父母，遂为定制也。斯二者，皆变古制，而得失可考焉。

礼有不可变者，有可变者。不可变者，先王亦既斟酌情理，知后之无异于今，而创为万世法；变之者非大伦之正也。可变者，在先王之世，尊尊亲亲，各异其道，一王创制，义通于一，必如是而后可行；时已变，则道随而易，守而不变，则于情理未之协也。

人之大伦五，唯君臣、父子、夫妇极恩义之至而服斩，兄弟则止于期矣，朋友则心丧而止矣，其他皆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推也。舅姑虽尊，繇夫妇而推，非伦之正也。妇人不贰斩，既嫁从夫者，阴阳合而地在天中，均之于一体，而其哀创也深。夫死从子，其义虽同，而庶子不为其长子斩，庶子之妻亦如之，则非适长之不斩，不视从夫而重，虽夫殁无异，一姓之中，无二斩也。是则伉夫于父，而妻道尽矣。推而之于舅姑，不容不降也。异姓合，而有宾主之道焉。故妇初执笲以见舅姑，拜而舅姑答之。生答其拜，殁而服期，君子不以尊临人而废礼，所以昭人伦之辨也。

今之夫妇，犹古之夫妇也。则自唐以上，至于成周，道立于不易，情止于自靖，而奚容变焉？若尹拙之言曰：“夫居苫块，妇被罗绮，夫妇齐体，哀乐宜同。”其言陋矣。哀乐者，发乎情，依乎性者也。人各自致，而奚以同于夫哉？妇之于夫，其视子之于父也奚若？父斩子期，亦云哀乐异致非父子之道乎？子之居丧也，非见母不入于内，则妇之得见于夫者无几。虽不衰麻，自有质素，祭不行，而无馈笾亚献盛饰之服，苟为礼法之家，亦何至被罗绮以与衰麻相闲乎？妇有父母之丧，夫不举乐于其侧，缘情居约，哀者哀，而哀已节者固不以乐乱之，亦无俟强与(固)[同]哀，而为不及情之贰斩矣。自宋失之，而相沿迄今，以渎典礼，此不可变者，变而失其正也。

若夫为人后者，以所后之父母为父母，而不得厚其私亲，周礼也；非周之尽一天下万世于不可变者也。夫周则有厚道矣。天子诸侯则有世守，卿大夫则有世禄，仰承天职、上事宗庙者，相承也。抑有百世之宗，五世之宗，以合族而(勖)[饬]家政。故嗣国嗣位之适子与其宗子而未有子，则必豫择其昭穆之等亲且贤者以建为嗣。大位奸窥，危病邪伺，不豫则争乱繇此而作。汉之桓、灵，唐之武、宣，听废置于妇寺之手，其炯鉴已。立后以承统，而道壹于所尊，不得以亲闲之，示所重也。后世自天子而外，贵贱无恒，奋身自致，庙祧不立，宗子不尊。所谓为人后者，以私爱置，以利赖干，未尝见贵游之子出后于寒门，素封之支承嗣于窭室。又况鄫灭于莒、贾篡于韩之渎伦败化者，相仍以乱。则“谓他人父”，“谓他人母”，割其天性之恩，以希非望之获，何有于尊亲？而执古以律今，使推恩靳于罔极，不亦悖乎？

若李昉者，吾不知其何以出后于人，而致青云、依白日，极人世之通显。或怀呴呴之惠，忘覆载之恩，曾不念位晋三公之身为谁氏之身也，其忍也乎哉！非以世禄而受荣名，非以宗祧故而为养子，前之失也，补过未晚也。且夫古非尽人而有为之后者也，故礼有无后之祭焉。苟非宗子与有世禄，庙祀不因己而存亡，从子可资以继祖，则子之有无，天也；人不可以其伪(于)[干]天而强为骈拇枝指者也。僭立后者非法，觊觎以忘亲为人后者非人，古所不敢不忍者也，奚容假古礼以薄于所生也哉？今之后，非古之后也。李昉之请，天禧之制，变之正也。

是故因亦一道也，革亦一道也。其通也，时也；万古不易者，时之贞也。其塞也，时也；古今殊异者，时之顺也。考三王，俟百世，精义以中权，存乎道而已矣。

一四将欲公天下而不私其子乎？则亦惟己之无私，而他非所谋也。将欲立长君、托贤者、以保其国祚乎？则亦惟己之知所授，而固不能为后之更授何人者谋也。故尧以天下授舜，不谋舜之授禹也；舜以天下授禹，不谋禹之授启也。授禹，而与贤之德不衰；授启，而与子之法永定。舜、禹自因其时、行其志，而上协帝心，下顺民志，尧、舜岂能豫必之哉？

吴寿梦为四世之谋，而僚死于光；宋穆公为三世之谋，而与夷死于冯。杂公私以行其意欲，及乱之生，慝作于骨肉而不可止。宋太祖惩柴氏之托神器于冲人而传之太宗，可也。乃欲使再传廷美，三传德昭，卒使相戕，而大伦灭裂，岂不愚乎！我以授之太宗，我所知也。太宗之授廷美，廷美之授德昭，非我所能知也。臣民之不输心于太宗之子，而奉廷美、德昭，非我所能知也。尧、舜不能必之于舜、禹，而己欲恃赵普之一人，以必之于再传之后乎？

变不可知者，天之数也；各有所怀而不可以强者，人之情也。以人而取必于天，以一人而取必于无定之臣民，则天人无权，而惟己之意欲；圣人之不为此也，所以奉天而顺人也。且使太宗而能舍其子以传之弟与从子也，不待吾之郑重也。如其不能，则骨已朽，言已寒，与闻顾命之赵普且笑我为误，而况拜爵衔恩于太宗之廷者乎？以己意期人，虽公而私；观之不达，虽智而愚；乃以不保其子弟，不亦悲乎！

一五三代以下称治者三：文、景之治，再传而止；贞观之治，及子而乱；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，登民于衽席，迨熙宁而后，法以斁，民以不康。繇此言之，宋其裕矣。夫非其子孙之克绍、多士之赞襄也。即其子孙之令，抑家法为之檠括；即其多士之忠，抑其政教为之薰陶也。呜呼！自汉光武以外，爰求令德，非宋太祖其谁为迥出者乎？

民之恃上以休养者，慈也、俭也、简也；三者于道贵矣，而刻意以为之者，其美不终。非其道力之不坚，而不足以终也；其操心之始无根，而聊资以用，怀来之不淑，不能久掩也。文、景之修此三者无余力矣。乃其慈也，畜刑杀于心而姑忍之；其俭也，志存厚实而勤用之；其简也，以相天下之动而徐制其后也。老氏之术，所持天下之柄者在此，而天人不受其欺。故王道至汉而阙，学术之不贞者为之也。唐太宗之慈与俭，非有异心也，而无固志。故不为已甚之行以售其中怀之秘，与道近矣；然而事因迹袭，言异衷藏，蒙恩者幸承其惠，偏枯者仍罹其伤。若于简，则非其所前闻矣。繁为口说，而辨给夺人；多其设施，而吏民滋扰。夫惟挟恢张喜事之情，则慈穷而忿起，俭困而骄生，恶能凝静以与人休息乎？是三君者，有老氏处錞之术以亘于中，既机深而事必诡；有霸者假仁之美以著于外，抑德薄而道必穷。及身不偾，犹其才足以(待)[持]之，不能复望之后嗣，固其宜矣。

宋祖则二者之患亡矣，起行闲，陟大位，儒术尚浅，异学不乱其心。怵于天命之不恒，感于民劳之已极，其所为厚柴氏、礼降王、行赈贷、禁淫刑、增俸禄、尚儒素者，一监于[夷狄盗贼]毒民侮士之习，行其心之所不安，渐损渐除，而苏其喘息。抑未尝汲汲然求利以兴、求病以去，贸愚氓之愉快于一朝，以不恤其久远。无机也，无袭也，视力之可行者，从容利导，而不尸自尧自舜之名，以矜其美，而刻责于人。故察其言，无唐太宗之喋喋于仁义也；考其事，无文、景之忍人之所不能忍，容人之所不能容也；而天下丝纷之情，优游而就绪；瓦解之势，渐次以即安。无他，其有善也，皆因心者也。惟心之绪，引之而愈长；惟心之忱，出之而不妄；是以垂及百年，而余芳未歇。无他，心之所居者本无纷歧，而行之自简也。简以行慈，则慈不为沽恩之惠；简以行俭，则俭不为贪吝之(谋)[媒]。无所师，故小疵不损其大醇；无所仿，故达情而不求详于文具。子曰：“善人为邦百年，可以胜残去杀。”或以文、景当之者，非也；老氏之支流，非君子之所愿见也。太祖其庶几矣！

虽然，尤有其立本者存焉。忍者薄于所厚，则慈亦非慈；侈者必夺于人，则俭亦非俭。文帝之忮淮南，景帝之削吴、楚，太宗之手刃兄弟也；本已削，而枝叶之荣皆浮荣矣。宋祖受太后之命，知其弟不容其子，而赵普密谮之言，且不忍著闻，而亟灭其迹。是不以天位之去留、子孙之祸福，斫其恻怛之心；而不为之制，廓然委之于天人，以顺母而爱弟，蹈仁者之愚而固不悔。汉、唐之主所安忍怀惭而不能自戢者，太祖以一心涵之，而坦遂以无忧。惟其然也，不忍之心所以句萌甲坼，而枝叶向荣矣。不忍于人之死，则慈；不忍于物之殄，则俭；不忍于吏民之劳，则简。斯其慈俭以简也，皆惟心之所不容已。虽粗而不精，略而不详，要与操术而诡于道、务名而远于诚者，所繇来远矣。仁民者，亲之推也；爱物者，民之推也。君子善推以广其德，善人不待推而自生于心。一人之泽，施及百年，弗待后嗣之相踵以为百年也。故曰：光武以后，太祖其迥出矣。

　　一钱氏之归宋，与窦融之归汉，仿佛略同。宋之待之也，视光武之待融，固相若也，而宋加厚矣。融之初起，与光武比肩事主，从更始以谋复汉室，非有乘时徼幸之心也。更始既败，独保西陲，而见推为盟主，亦聊以固圉而待汉之再兴。其既得通光武也，绝隗嚣而助攻嚣之师，嚣亡，陇土归汉，融无私焉。则奉版图以入朝，因而礼之，宠以上公，锡以茅土，适足以相酬，而未有溢也。而钱氏异矣。乘唐乱以起于草泽，心固董昌之心也；要唐命以擅有东土，情亦杨行密之情也。徒以西有强吴与争而恐不敌，故假拜表以弹压众心，何尝有共主在其意中哉！唐亡而朱温篡，则又北面事贼，假温之力以掣吴之右臂：自王自霸，鲸食山海，而富无与匹。及宋之兴，虽曰奉朔，亦聊以事朱、李、石、刘者事宋，观望其兴衰而无固志。宋之攻江南也，名为助宋，而投闲抵巇，坐收常州为己有。僭伪向尽，乃始执玉以入庭；恋国主之尊，犹不自释也。太宗踵立，中原大定，始卷土以来归。宋之得之，岂钱氏之能授宋也哉？若然，则宋之加厚于钱氏也，不已过乎！

夫置人之情伪，以审己之得失，则予夺正；洁己之愉怫，以谅人之从违，则恩怨平。斯二者，君子之道也，而宋其庶矣。钱氏虽僻处一隅，非宋敌也；而以视江南、粤、蜀，亦足以颉颃，而未见其诎。主无荒淫之愆，下无离叛之慝，画疆自守，奡岸有余；使不量力而闭关以谢宋，则必勤师远出，争战经时而后下之。使然，则白骨横野，流离载道，吴、越之死者积，而中国亦已疲矣。且夫钱俶者，非崛起卒伍，自我得而自我失者也。仰事其先，则宗庙之血食久矣；俯临其下，受禄而立庭众矣。一旦削南面之尊，就班联之次，委故宫于茂草，撤祖庙之榱桷，夫岂不有痛心于此者？则迟回依恋，不忍遽束手而降附，人各有情，谁能即决于俄顷。不得已而始率宗族子孙以思媚于一王，因以保先王留之赤子，俾安于陇亩，而无暴骨之伤；则不忍苛责以显比之不夙也，道宜然也。而宋能折节以勤恩礼，力修长者之行，固非骄倨自大者所能知，久矣。有可责而弗责也，可弗厚而必厚矣。故曰君子之道，而宋其庶矣。休养两浙之全力，以为高宗立国之基，夫诚有以贻之也。

二不仁之人，不可以托国。悟而弗终托之，则祸以讫；不悟而深信，虽悟而终托之，乱必自此而兴。明察有余，而弗悟者不鲜，固有甚难知者在也。有人于此，与之谋而当，与之决而断，与之言而能不泄，察之于危疑之际而能不移；若此者，予之以仁而不得，斥之以不仁而亦不得，故难知也。虽然，自有(不)[弗]难知者在矣。处人父子、兄弟、夫妇之间，而投巇承旨以劝之相忮相戕者，则虽甚利于我而情不可测。盖未有仁未绝于心，而忍教人以忮害其天伦者也。持此以为券，而仁不仁之判，若水与火之不相容，故弗难知也。

张子房、李长源之智也，求之于忠谨而几失之。而于汉高帝、唐肃宗、德宗父子猜嫌之下，若痛楚之在肺肝，曲为引譬，深为护持，以全其天性之恩。则求之于忠谨而不得者，求之于仁而仁亦至矣。乃汉、唐之主弗托以国也，使怀忧疑以去。若夫举宗祊民社委之以身后长久之图，则往往任之不仁者而不疑；于是而杨素、徐世绩、赵普之奸售焉。此三人者，谋焉而当，决焉而断，与之言而不泄，处危疑而不移者也。而其残忍以陷我于戕贼，则独任之而不恤。呜呼！天下岂有劝人杀其妻子兄弟而可托以社稷者乎？

杨玄感之反，非玄感之狂也，素之志也。素不死，杨广在其目中，而隋之鹿素得之矣。徐敬业之起兵，非义师也，世绩之杀王后立武氏，欲以武氏乱唐而夺其蹊田之牛也。敬业之力不足以胜武氏耳。世绩不死，纵武氏而后操之，中宗之愚，且为司马德宗，而唐移于徐氏矣。夫赵普，亦犹是也。所与太祖誓而藏之金匮者，曰立长君、防僭夺也。廷美、德昭死矣，太宗一旦不保而普存，藐尔之孤，生死于普之股掌。然则所云防僭夺者，特以太祖死，德昭虽弱，而太宗以英姿居叔父之尊，己慝必不可伸；姑授太宗以俟其身后之冲人，而操纵唯己。故曰：普之情，一素于杨广、世绩于武氏之情。非苛摘之也。

试取普之终始而衡之，其于子房、长源也奚若？而于素、世绩，其异者又几何也？导人以戕杀其天伦者为何等事，而敢于人主之前，无惮于心，无疑于口；非至不仁者，谁敢为之而谁忍为之乎？太宗觉之矣。酬赏虽隆，而终寄腹心于崛起之李昉、吕端，罢普以使死于牖下，故宗社以安。太祖未悟也，发吴、越之瓮金，受雷德骧之面愬，亦既备察其奸；犹且曰：此忠我者，仁足以托。恶知其睨德昭而推刃之心早伏于谮毁太宗不听之日邪？虽然，无难知也。凡普之进谋于太祖者，皆以钳网太祖之故旧元勋而敛权于己也。不仁之不可掩，已久矣。

三观于赵普、卢多逊进退之际，可以知普之终始矣。

普在河阳上表自诉曰：“外人谓臣轻议皇弟，臣实预闻皇太后顾命，岂有闲然？”太祖得表，手封而藏之宫中。夫所谓轻议者，议于太祖之前也。议与不议，太祖自知，普何庸表诉？苟无影迹，太祖抑可宣诸中外，奚必密缄以俟他日？然则欲盖弥章之心见矣。传弟者，非太祖之本志，受太后之命而不敢违耳。迨及暮年，太宗威望隆而羽翼成，太祖且患其逼，而知德昭之不保。普探志以献谋，其事甚秘，卢多逊窥见以擿发之。太祖不忍于弟，以遵母志，弗获已而出普于河阳，交相覆蔽，以消他日之衅隙。则普当太祖时以毁秦王者毁太宗，其术一也。

太宗受其面欺，信藏表之言以为戴己。曾不念立廷美者，亦太后之顾命也，普岂独不预闻？而导太宗以置之死，又何心邪？普之言曰：“太祖已经一误。”普之情见矣。普于太祖非浅也，知其误而何弗劝之改图？则当日陈不误之谋于太祖而不见听，小人虽谲，不期而自发其隐，恶能掩哉？太宗亦渐知之矣，崇以虚荣，而不委之以机要；故宋琪以两全为普幸，普亦殆矣！特其胁顾命以临太宗，而又曲成其贼害，则心知多逊前此之谮，非普所本无，而弗能施以鈇锧也。

杜后之命非正也；卢多逊守太后之命，始之欲全太宗于太祖之世，继之欲全秦王于太宗之世，则非不正也。太后之命虽不正，而疑妒一生，戈矛必起；天伦为重，大位为轻，爱子之私，不敌奉母之志；多逊之视普，其立心远矣。

夫普则诚所谓鄙夫者耳。子曰：“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。”患失而无不可为者，(诚)[识]之所及，志之所执，习之所安，性之所成，以是为利用安身之至要，而天下之道无出于此。切切然患之，若疾疢之加于身而不能自已。是故苟其所结之友，即以患失为待友之信，则友匿之。苟其所奉之君，即以患失为事君之忠，而君宠之。为友患失，而阿附朋党，倾危善类，以为友固其荣利。为君患失，而密谋行险，戕害天伦，以为君遂其邪心。夫推其所患以与君友同患，君与友固且怀之以没世；恶知迷以导迷，既陷于大恶而不能自拔；且患之之情既切，则进而患得者无涯；杨素、徐世绩之阴谋，不讫于子孙之援戈以起而不已，皆鄙夫之所必至者乎！

唐亡以后，鄙夫以成奸之习气，熏灼天下而不可浣。普以幕客之雄，沉溺尤至，而机械愈深，虽见疑于英察之主，而终受王封，与冯道等。向非太(祖)[宗]亟进儒臣以荡涤其痼疾，宋且与五季同其速亡。周世宗之英断，岂出太宗下哉？然一传而遽斩者，鄙夫充位为之也。故曰：“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！”不可与友以事君，则君不可使之事己，所固然矣。

四不教之兵，可使战乎？曰：“不可。”日教其兵，可使战乎？曰：“固不可也。”世所谓教战者：张其旗帜，奏其钲鼓，喧其呼噪，进之、止之，回之、旋之，击之、刺之，避之、就之；而无一生一死、相薄相逼之情形，警其耳目，震其心神。则教之者，戏之也。日教之者，日戏之也。教之精者，精於戏者也。勍敌在前，目荧魄荡，而尽忘之矣。即不忘之，而抑无所用之。是故日教其兵者，不可使战也。

虽然，抑岂可使不教之兵以战哉？夫教战之道无他，以战教之而已矣。古之教战也，教之于四时之田。禽，如其敌也；获禽，如其杀敌也；驱逆，如其挑战也；获而献禽，如其计功以受赏也。趋利而唯恐失，洞中贯脑而唯恐毙之不速，众争追逐而唯恐其后于人，操必杀之心而如不两立。以此而教，行乎战之事矣。然而古之用兵者，邻国友邦之争，怒尽而止，非夷狄盗贼之致死于我而不可与之俱生，以禽视敌，而足以战矣。夫人与人同类，则不容视其死如戮禽而不动其心。敌与我争命，则不如人可杀禽，而禽不能制人之死命。以此为教，施之后世，犹之乎其有戏之心；但习其驰射进止之节，而不能鼓临事之勇，于战固未有当也。况舍此而言教战，黩武也；黩之以戏而已矣。

夫营垒有制，部队有法，开合有势，伏见有机，为将者务知之，而气不属焉，则娴习以熟，而生死成败之介乎前，且心目交荧而尽失其素。况乎三军之士，鼓之左而左，鼓之右而右，唯将是听，而恶用知兵法之宜然哉！所恃以可生可死而不可败者，气而已矣。气者，非可教而使振者也。是故教战者，唯数试之战，而后气以不骇而昌。日习之，日教之，狎而玩之，则其败愈速。是故不得百战之士而用之，则莫若用其新。昔者汉之击匈奴也，其去高帝之时未及百年，凡与高帝百战以定天下者虽已略尽，而子孙以功世彻侯，皆以兵为世业，习非不夙，而酎金之令，削夺无余。武帝所遣度绝幕、斩名王、横驰塞北者，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、程不识、苏建、公孙敖之流，皆拔起寒微，目未睹孙、吴之书，耳未闻金鼓之节，乃以用其方新之气，而威行乎朔漠。其材官健儿以及数十万之众，天子未闻亲临大阅，将吏未暇日教止齐，令颁于临戎之日，驰突于危险之地，即此以教之而已足于用。故教战者，舍以战教，而教不如其无教，教者，戏而已矣。

虽然，抑有说焉。有数战而不可使战者，屡试之弱敌，幸而克捷，遂欲用之于勍敌也；则宋之用曹彬、潘美以争幽州是已。此数将者，皆为宋削平割据以统一天下者也，然而其效可睹矣。刘鋹之虐也，孟曰永之荒也，李煜之靡也，狃于乍安，而尽弛其备，兵一临之，而如春冰之顿释；河东差可自固，而太祖顿于坚城之下，太宗复亲御六军，躬冒矢石，而仅克之；则诸将之能，概可知已。幸人之弱，成其平国之功，整行长驱，卧鼓偃旗，而敌已溃；未尝有飞矢流于目睫，白刃接于肘腋，凶危不测之忧也。方且以仁厚清廉、雍容退让、释天子之猜疑，消相臣之倾妒，迨雍熙之世而益老矣。畏以勋名见忌，而思保富贵于暮年之情益笃矣。乃使贸首于积强之契丹，岐沟之死伤过半；岂旌麾不耀云日，部伍不缀星辰，以致敌之薄人于无法哉？怙其胜小敌者以敌大敌，突骑一冲，为生平所未见，而所习者不与之相应，不熸何待焉。张齐贤曰：“择卒不如择将。”诸将之不足以一战也，夫人而知之矣。

夫宋岂无果毅跅也之材，大可分阃而小堪奋击者乎？疑忌深而士不敢以才自见，恂恂秩秩，苟免弹射之风气已成，舍此一二宿将而固无人矣。岐沟一蹶，终宋不振，吾未知其教之与否，藉其教之，亦士戏于伍，将戏于幕，主戏于国，相率以嬉而已。呜呼！斯其所以为弱宋也欤！

五数变之言，志士耻言之，英主恶闻之。其尚口而无所择也，已贱者也；(且)[其]诡随而无定操也，不令者也；其反激以相颠倒也，怀奸者也。张齐贤不失为伉直之臣，太宗非听荧之主，宜其免焉。乃当瓦桥战后，议者欲速取幽、燕，齐贤力陈其不可。越六年，齐贤与王显同任枢密，而曹彬、潘美等大举北伐，取岐沟之牧。帝谓齐贤曰：“卿等视朕今后作如此事否？”而齐贤愧咎不遑，则岐沟之役，齐贤实赞成之，何前后之相盭戾邪？齐贤不以反覆为耻，太宗不以反覆加诛，夫岂其愦愦之至斯哉？乃取齐贤前日之言而覆理之，则齐贤之志，未尝须臾忘幽、燕者也。

其云“择卒不如择将，任力不如任人”。择将而任之，岂徒以守内地而为偷安之计邪？而太宗卒不能庸。其于将也无所择；醇谨自持之曹彬已耳，朒缩不前之潘美已耳，因仍而委之，无所择也。其于人也不欲任；曹彬之谦谨而不居功，以避权也；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，以避功也。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；将避功而败可无咎，胜乃自危；贸士卒之死以自全，而无有不败者矣。虽有都部署之名，而知上之任之也无固志，弗获已而姑试焉，齐贤亦知其不可而姑听焉。于是而齐贤久蕴之情，不容不降志以相从矣。

夫齐贤既知其不可，而不以去就争之，何也？呜呼！舍此，而宋之事无可为矣。契丹之得十六州也，得其地，得其人矣。得其地，则缮城郭，列堡戍，修岩险，知宋有欲争之情，益儆而日趋于巩固。得其人，则愈久而其心愈不回也。当石晋割地之初，朔北之士民，必有耻左衽以悲思者。至岐沟败绩之岁，凡五十年，故老之存者，百不得一。仕者食其禄，耕者习其事，浮靡之夫，且狎其嗜好而与之俱流。过此无收复之望，则其人且视中夏为绝域，衣冠为桎梏，礼乐为赘疣，而力为夷争其胜。且唯恐一朝内附，不能与关南之吏民争荣辱，则智者为谋，勇者为战，而终无可复之期矣。故有志之士，急争其时，犹恐其已暮，何忍更言姑俟哉！

且夫志于有为者，败固其所不讳也。汉高之夷项羽，武帝之攘匈奴，光武之破赤眉，郭子仪之平安、史，皆屡败之余，气不为苶，而惩其所失，卒收戡定之功。彬、美既衅而后，齐贤有代州之捷，尹继伦有徐河之胜；将非无可择，人非无可任，耶律隆绪屡胜之骄兵非无可挫。用兵者，胜亦不可恃也，败亦不可沮也。赞成北伐，何足以为齐贤病哉！而奚庸谏止焉？

唯是太宗悔非所悔，宋琪、王禹偁相奖以成乎怯懦，齐贤于是亦无如此虚枵之君与大臣何；徒有孤出以当一面，少寄其磊砢之壮志而已。故知齐贤之始终以收复为心，而非游移数变无有定情者也。太宗亦深知其有忧国之忱，特不自胜其疑忌消沮之私，岂听荧乎？繇其言，察其情，君子是以重为齐贤悲也。

六太宗修册府元龟、太平御览诸书至数千卷，命江南、西蜀诸降臣分纂述之任。论者曰：太宗疑其怀故国、蓄异志，而姑以是縻之，录其长，柔其志，销其岁月，以终老于柔翰而无他。呜呼！忮人之善而为之辞以擿之，以细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奚足信哉？

杨业，太原之降将也，父子握兵，死士为用，威震于契丹；谤书迭至，且任以边圉而亡猜。张洎、徐铉、句中正之流，浮华一夫，自诩不为之用，纵之壑而不足以游，夫人而知之矣。李煜降而不能有他，曹彬谅之，而任其归邸。已灰之烬，不可复炊，二三弄颖之士，固不屑为之重防也。张洎之视诸人，智计较为敏给，亦任之政柄，与参坐论，其余可知已。宋所忌者、宣力之武臣耳，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。

乃其所以必授纂修之事于诸降臣者有故。自唐乱以来，朱温凶戾，殄杀清流，杜荀鹤一受其接纳，而震栗几死。陷其域中者，人以文藻风流为大戒，岂复有撩猛虎而矜雅步者乎？李存勖、石敬瑭皆沙陀之孽，刘知远、郭威一执帚之佣也。犷悍相沿，弓刀互竞，王章以毛锥司榷算，且不免噪啄于群枭。六籍百家，不待焚坑，而中原无遗矣。抑且契丹内蹂，千里为墟，救死不遑，谁暇闵遗文之废坠？周世宗稍欲拂拭而张之，而故老已凋，新知不启。王朴、窦仪起自燕、赵，简质有余，而讲习不夙，隔幕望日，固北方学士之恒也。唯彼江东、西蜀者，保国数十年，画疆自守，兵革不兴，水涘山椒，縢缄无损；故人士得以其从容之岁月，咀文苑之英华。则欲求博雅之儒，以采群言之胜，舍此二方之士，无有能任之者。太宗可谓善取材矣。

光武之兴道艺也，雅乐仪文，得之公孙述也。拓拔氏之饰文教也，传经定制，得之河西也。四战之地，不足以留文治，则偏方晏处者存焉。蒙古决裂天维，而两浙、三吴，文章盛于晚季；刘、宋、章、陶藉之以开一代之治，非姚枢、许衡之得有传人也。繇此言之，士生礼崩乐圮之世，而处僻远之乡，珍重遗文以须求旧之代，不于其身，必于其徒，非有爽也。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者，殆所谓自弃者与！道胜者，道行而志已得；文成者，文著而心以亨。奚必任三事、位彻侯，而后足以荣与？汉兴，功臣名多湮没，而申培、伏胜遗泽施于万年。然则以纂述为束缚英才之徽纆者，细人之陋也。以沮丧君子而有余疚已。

七人之可信者，不贪不可居之名；言之可信者，不传不可为之事。微生之直，仲子之廉，君子察其不谌。室远之诗，漂杵之书，君子辨其不实。人恶其饰言饰行以乱德也，言恶其溢美溢恶以乱道也。君子之以敦实行、传信史、正人心、厚风俗者，诚而已矣。

江州陈兢九世同居，而太宗岁赐以粟，盖闻唐张公艺之风，而上下相蒙以矜治化也。九世同居，天下亦多有之矣。其宅地广，其田牧便，其习业同，未可遽为孝慈友爱，人皆顺以和也。公艺之告高宗也，曰“忍”。夫忍，必有不可忍者矣。则父子之谇语，妇姑之勃溪，兄弟之交愈，以至于斁伦伤化者皆有之。公艺悉忍而弗较，以消其狱讼仇杀之大恶而已。使其皆孝慈友爱以无尤也，则何忍之有邪？故公艺之言，犹不敢增饰虚美以惑人，为可信也。传陈兢之家者曰：“长幼七百口，人无闲言”，已溢美而非其实矣。又曰：“有犬百余，共一牢食，一犬不至，群犬不食。”其诞至此，而兢敢居之为美，人且传之为异，史且载之为真，率天下以伪，君子之所恶夫乱德之言者，非此言哉？

人而至于百，则合食之顷，一有不至，非按而数之，且不及察矣。犬而至百，坌涌而前，一犬不至，即智如神禹，未有能一览而知者，奚况犬乎？计其家七百口之无闲言，为夸诞之说，亦如此而已矣。

尧、舜之有朱、均，文王之有鲜、度，天不能私其美于圣人之家。子之贤不肖，天也。天之化，未有能齐者也；何独于陈氏之家，使皆醇谨以若于长者之训耶？而曰：“自陈崇以至于兢，教之有方，饬之有道，家训立而人皆劝。”则尧之于子，既自以则天之德立范于上；而又使事舜于畎亩，以薰陶其气质；陈氏之德十百于尧，其教也十百于舜，庶乎可矣。不然，慧者、愚者、强者、柔者、静者，躁者、咸使整齐专壹，而无朱、均、鲜、度之梗化于中，陈氏何德以堪此？取尧、舜犹病之美，夸乡原非刺之无，兢之伪，史之诬，岂待辨而明哉？

且以陈氏之族如彼其善矣，又何赐粟以后，九世之余，寂寂无足纪数；而七百口敦仁崇让之子弟，曾无一人能树立于宋世哉？当唐末以后之丧乱，江州为吴、楚交争之冲。陈氏所居，僻远于兵火，因相保以全其家，分数差明，而无讼狱仇杀之衅。陈氏遂栩栩然以自矜，有司乃栩栩然以夸异，太宗且栩栩然以饰为时雍之化，相率为伪，而犬亦被以荣名。史氏传其不足信者，而世信之；妄人售，而为父兄者恤虚名以渎伦纪；君子所以为世道忧也。

夫君子之齐家，以化及天下也。不为不可成，不居不可久，责备贤者而善养不才，立异以使之同，昭辨以使之壹，贤者易以笃其恩，不肖无以增其慝。是以命士而上，父子异宫，不欲其相黩也；五世而降，功缌以绝，不欲其强饰也；立庭之训，止于诗礼；夜饮之戒，严于朝廷；三十授田，而田庐分处；八口以外，而饥寒自赡；无相杂也，则无相竞也。使九世可以同居，族以睦而分以明，则先王胡不立此以为制，而文昭武穆，必使有国有家各赐族以使自为纪哉？化不可骤，情不可强，天不可必，人不可不豫为之防。故伪行伪言不宣，上以诚教，下以诚应。同人之道，类族辨物，而于宗则吝；家人之义，嘻嘻失节，而威如以孚。垂世立教，仁之至、义之尽矣。俶诡之行，矜夸之说，荧惑(之)[天]下，饰大美以鬻名利，天性受诬而人纪以亡，读史者又何艳焉！

八三代而下，遂其至性，贞其大节，过而不失其中，幽光内韫，垂五(十)[百]余年，人无得而称者，其楚王元佐乎！

元佐，太宗之元子也。太宗遂其传子之志，则天下者，元佐之天下也。杜后之命曰：太祖传二弟，而旋授德昭。即令太宗恤遗命，全秦王而授之位，秦王立，其犹从母命也，德昭虽死，而惟吉存；使其不然，则秦王且私授其子，此吴光与僚先后得国之势也。元佐其犹夷昧、余祭之子，位不得而及焉，必矣。太宗挟传子之私，忌秦王而致之死，岂忧己位之不固哉？为元佐计，欲坐收而奄有之尔。故曰：如太宗之志，天下者元佐之天下也。于是而元佐憬然发其天性之恻悱，以质鬼神，以对天下，必欲曲全叔父，以免君父于不仁。愤太宗之不听也，激烈佯狂，纵火焚宫，示不可以君天下。进则有九五之尊，退则膺庶人之罚，万一父怒不测而死及之，亦且甘之如饴。呜呼！是岂三代以下教衰俗圮之得再见者哉？废为庶人，而元佐之心得矣。得其心者，得其仁也。是伯夷、泰伯之所以弁髦人爵，寝处天彝，而保此心以复于礼者也。

东海王强之安于废，父不欲畀以天下也。宋王成器之屈于玄宗，弟有社稷之元功，己不得而居其上也。父志存焉，人心归焉，不敢与争，而仅以自保其王爵，议者犹且奖之。元佐以逸获之天下，脱屣而求惬其孤心，岂彼所能企及哉？乃廷无公论之臣，史无阐幽之笔，且以建储称寇准之忠，拥戴诧吕端之节，实录所纪，又为燕不得与及李后、王继恩谋立之说，曲毁其至德。故司马氏曰：“伯夷虽贤，得孔子而名益著。”世无君子，信流俗倾妒之口，掩潜德而曲诬之，后世之史，不如其无史也，多矣。

太宗怒，欲安置之于均州，百官谏而止者，知其志之正而理之伸也。真宗立，复楚王之封，加天策将军之号，待以殊礼者，知其弃万乘以全至性，而李后之谋，必其所不就也。太宗愧之，真宗安之，而不能动廷臣国史之心；流俗之迷而不觉，有如是夫或曰：泰伯不欲有天下，逃之句吴，而元佐终受王封，何也？曰：周未有天下，而句吴为殷之蛮服；古有公子去国而为羁之礼，则有余地以听泰伯之徜徉。宋则一统六寓，而元佐奚适焉？若其终受王封也，藉令秦王立，惟吉继，而太宗既君天下，致(年)[平]康，则其元子固当为王；王者，元佐之应得也。不为天子而德已至，奚婞婞然致怒天伦，效陈仲子之为哉！

乃于是而见宋之无人也。德昭之死，廷美之窜，大乱之道，太宗之巨慝也。立其廷者，以刚直称，则窦偁、姚坦；以昌言称，则田锡、张齐贤；以方正称，则李昉、吕端；皆所谓贤臣也。而俯首结舌，听其安忍戕性以行私，无敢一念开国之先皇者。仅一卢多逊卫太宗于前，护秦王于后，无忘金匮之言；而赵普之邪说一张，附致深文以窜死。昏霾掩日月之光，仅露孤光于元佐，有心者自知择焉。奚必孔子，而后可致伯夷于青云，存乎人心之不死者而已矣。

九太宗谓秦王曰：“人君当淡然无欲，勿使嗜好形见于外。”殆乎知道者之言也夫！且夫人之有所嗜好而不能自已者，吾不知其何以然也。耳目口体于天下之物，相得而各有合，欲之所自兴，亦天也。匪徒小人之所依，抑君子之所不能去也。然而相得者，期于得而止；其合也，既合而固可无求。匪徒崇高富贵者之易于属猒，抑贫窭之子可致而致焉者也。

故夫人之所嗜，亦大略可睹矣。居海国者，不嗜麕麋；处山国者，不嗜鳆蛤。未闻其名，则固不慕也；未尽其致，则固不耽也。然则世之有所嗜好而沉迷不反者，皆著见于外而物得乘之以相惑耳。繇是而销日糜月，滥喜狂怒，废事丧德，戕天物，耗财用，导慆淫，迩宵小，抵于败国亡家而不悟。岂果其嗜好之不可遏哉？群然取一物而贵之，则贵矣；群然取一物而安之，则安矣。有所贵而忘其贱，有所安而忘其本不足以安：时过事已，而不知当日之酷好者何心。若是者，吾又恶知其何以然哉？

卫懿公之于鹤也，唐玄宗之于羯鼓也，宋徽宗之于花石也，达者视之，皆无殊于瓦缶之与块土凡虫也，而与之相守以不离。求其故而不得，设身而代为之思，盖触目喜新，偶动于中而著见于外，窥之者曲以相成，习闻数见，浮言胥动，随以流而不可止耳。口之欲止于味，而山珍海错者，非以味也，以其名也。体之欲止于适，而衣珠玉者，非以适也，以其名也。一夫偶以奇而炫之，无识者相因而和之，精而益求其精，备而益求其备；乃至胡椒之八百斛，杨梅仁之十石，不知何所当于嗜欲，而必汲汲以求者如此。呜呼！以口还口，而味亦靳矣；以目还目，而色亦靳矣；以耳还耳，而声亦靳矣；以体还体，而衣被器用游观之所需者亦靳矣。过此，则皆流俗浮游之言转相传述，溢于其分。而劳形、怵神、殃民、殄物，役役以奔走，至死而不释。呜呼！是其愚也，吾且恶知其何以然哉？

故君子之无欲，不爽于理者，无他，耳目口体止于其分，不示人以殊异之情，则人言之沓至，稗官之妄述，导谀者之将顺，鬻技者之蛊惑，举不以易吾耳目口体之素。然则淡然无欲者，非无欲也；欲止于其所欲，而不以流俗之欲为欲也。

夫流俗之欲而荡其心，夫人之所不能免也。奚以治之？其惟有以镇之乎！太宗曰“朕无他好，惟喜读书”，所以镇之也。镇之者，息其纷纭，抑其竞躁，专凝其视听而不迁；古今成败得失之故，迭至而相警，以域其聪明；其神闲，其气肃，其几不可已，其得不能忘。如是，而流俗之相荧者，不待拒而自不相亲。以是而形见于外，天下之饰美以进者，相奖以道艺。其人非必贤，其所习者抑不诡于正矣；其学非必醇，其所尚者固不损于物矣。因而精之，因而备之，而道存焉。故太宗之择术善矣。宋儒先以格物穷理为身、心、意、知之所自正，亦此道焉耳。

虽然，但言读书，而犹有所患。所患者，以流俗之情临简编，而简编之为流俗用者不鲜也。故萧绎、杨广、陈叔宝、李煜以此而益长其慆淫。岂徒人主然哉？凡为学者皆不可不戒也。夫苟以流俗之心而读书，则读书亦嗜好而已。其销日糜月废事丧德也，无以愈。如是者其淫有三，不知戒而蹈之者众，故不可不戒也。物求其名，形求其似，夸新竞丽，耽僻摘险，以侈其博，如是者谓之色淫。师鲰儒之章程，殉小生之矩步，析音韵以求工，设机局以相应，曳声引气，意短言长，如是者谓之声淫。读可喜之言而如中酒，读可怒之事而如操戈，嬉笑以谐心，怒骂以快意，逞其气以击节于豪宕之篇，弛其志以适情于闲逸之语，心与俱流，情将日荡，如是者谓之志淫。此三淫者，非所读之书能病之也。风、雅兼贞淫之什，春秋有逆乱之书；远流俗，审是非，宁静以镇耳目之浮明，则道贞于一。轩輶之语，里巷之谣，无不可益也。非是而涉猎六籍，且有导人以迷者；况史册有繁言，百家有琐说乎？班固之核也，蔡邕之典也，段成式、陆佃之博也，苏轼、曾巩之辨也，以是而猎荣名，弋物望，又奚异于烂羊之关内侯、围棋之宣城守、宣淫之控鹤监乎？无他，以读书为嗜好，则适以导人于欲也？惟无欲而后可以读书。故曰：太宗之言，殆知道者之言也。

十论治者佥言久任，为州县长吏言之耳。夫岂徒牧民者之使习而安哉！州县之吏去天子远，贤不肖易以相欺；久任得人，则民安其治；久任失人，则民之欲去之也，不能以旦夕待，而壅于上闻。故久牧民之任，得失之数，犹相半也。至于大臣，而久任决矣。

国家之政，见为利而亟兴之，则奸因以售；见为害而亟除之，则众竞于嚣。故大臣之道，徐以相事会之宜，静以需众志之定，恒若有所俟而不遽，乃以熟尝其条理，而建不可拔之基。志有所愤，不敢怒张也；学有所得，不敢姑试也。受政之初，人望未归；得君之始，上情未获；则抑养以冲和，(待)[持]以审固，泊乎若无所营，渊乎若不可测，而后斟酌饱满，以为社稷生民谢无疆之恤。期月三年之神化，固未可为大贤以下几幸也。乃秉政未久，而已离乎位矣。欲行者未之能行，欲已者未之能已，授之他人，而局又为之一变。勿论其君子小人之迭进，而荑稗窃嘉谷之膏雨也。均为小人，而递相倾者，机械后起而益深；均为君子，而所学异者，议论相杂而不调。以两不相谋之善败，共图一事之始终，条绪判于咫寻，而得失差以千里。求如曹参之继萧何，守画一之法以善初终者，百不得一也。且惟萧何之相汉，与高帝相为终始，绪已成，而后洞然于参之心目，无所容其异同。向令何任未久而参代，亦恶能成其所未就以奏治定之功！况其本异以相攻，彼抑而此扬者乎！

夫爰立作相者，非骤起衡茅、初登仕版者也；抑非久历外任、不接风采者也。既异乎守令之辽阔而不深知，则可不可决之于早，既任之而固可勿疑；奚待历事已还，而始谋其进退。故善用大臣者，必使久于其任，而后国是以不迷，君心以不眩。

宋自雍熙以后，为平章、为参知、为密院、总百揆掌六师者，乍登乍降，如拙棋之置子，颠倒而屡迁。夷考其人，若宋琪、李昉、李穆、张齐贤、李至、王沔、陈恕、张士逊、寇准、吕端、柴禹锡、苏易简、向敏中、张洎、李昌龄者，虽其闲不乏侥幸之士，而可尽所长以图治安者，亦多有之。十余年闲，进之退之，席不暇暖，而复摇荡其且前且却之心，志未伸，行未果，谋未定，而位已离矣。则求国有定命之訏谟，人有适从之法守，其可得与？以此立法，子孙奉为成宪，人士视为故事。其容容者，既以传舍视黄扉，浮沉于一日之荣宠；欲有为者，亦操不能久待之心，志气愤盈，乘时以求胜。乃至一陟一迁，举朝视为黜陟之期，天子为改纪元之号；绪日以纷，论日以起，嚚讼盈廷，而国随以毙。垂法不臧，非旦夕之故矣。

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，无他，忌大臣之持权，而颠倒在握，行不测之威福，以图固天位耳。自赵普之谋行于武人，而人主之猜心一动，则文弱之士亦供其忌玩。故非徒王德用、狄青之小有成劳，而防之若敌国也。且以寇准起家文墨，始列侍从，而狂人一呼万岁，议者交弹，天子震动。曾不念准非操、懿之奸，抑亦无其权藉；而张皇怵惕，若履虎之咥人，其愚亦可嗤也。其自取孤危，尤可哀也。至若蔡京、秦桧、贾似道之误国以沦亡，则又一受其蛊，惑以终身，屹峙若山，莫能摇其一指。立法愈密，奸佞之术愈巧。太宗颠倒其大臣之权术，又奚能取必于闇主？徒以掣体国之才臣，使不能毕效其所长。呜呼！是不可为永鉴也欤！

一一自唐渔阳之乱，藩镇擅士自殖，迄于割据而天下裂。有数郡之土者，即自帝自王，建蚁封之国。养兵将，修械具，僭仪卫，侈宫室，立百官，益以骄奢，其用不赀。户口农田之箕敛，史不详其虐取者奚若，概可知其溪壑之难填矣。然而固不给也。于是而海国之盐，山国之茶，皆官榷卖；又不足，则榷酒、税农器之令，察及毫毛。迨宋之初，未能除也，皆仍僭伪之陋也。

然就此数者论之，唯农器之税，为虐已甚。税兴而价必涌贵，贫民不赡，则器不利而土荒，民之贫，日以酷矣。榷酒者，官吏降为当垆之佣保，辱人贱行之尤也。而抑有可通之理焉。唯海之有盐，山之有茶，农人不得而有也，贫民不得而擅其利也，弃耒耜以营牢盆，舍原隰而趋冈阜，富民大贾操利柄以制耕夫之仰给，而军国之盈虚杳不与之相与；则逐末者日益富，力田者日益贫，匪独不均，抑国计民生之交蹙矣。故古者漆林之税，二十而五，车乘牛马，税之于商，先王之以敦本裕民，而持轻重之衡以低昂淳黠者，道莫隆焉。则斯二者多取之，以宽农田之税，仁之术，义之正也。虽偏方之主，立为程法，其迹若苛；而有王者起，又恶得而废焉？

若夫酒，则尤有道存焉。古之为酒者，以疗疾，以养老，以将敬于宾祭。而过饮之禁，自禹以来，垂戒亟焉。天子所不敢耽，圣人所不敢旨，则愚贱贫寒之子，不敢恣其所欲，素封纨袴之豪，不得听其所嗜。故周官有萍氏之讥，恶人之易得而饮也。商贾贸贩之不可缺也，民非是无以通有无而赡生理，虽过徼民利，而民亦待命焉。若夫酒，则藉其无之，而民生自遂；且能永无之，而民气尤醇。乃其流既久，而不可以乍绝，则重税之，而酤者不得利焉。税重价增，而贫者不得饮焉。岂非厚民生正风俗者之所大快哉？然则税之已重，而不为民病者，莫酒若也。榷酒虽辱，而税酒则正，又何疑乎？百家之市无悬帘，则日暮无狺争之狂子；三时之暇无巷饮，则长夏无称贷之穷民；又何病焉！淳化五年，罢官卖而使输课，折衷之允得者也。新法行而官卖复行，乃至以歌舞诱人之沉湎，恶足以体太宗之至意乎？

税不一，而莫先于酒，其次茶也，又其次盐也。三者之轻重，准诸道而可得其平。唯农器之税，至景德六年而后罢，太宗于此疏矣。

一二古有云：“受降如受敌。”非但行陈之闲，诈降以诱我而覆我也。果于降而无以驭之，示以瑕而使乘，激其怨而使愤，益其骄而使玩，其祸皆深于受敌。受敌而不竞，一败而止，屡败而犹足以振，患在外也。受降而无以驭之，则患在内而无以解。梁之于侯景，身毙国倾，朱异受之也。唐之于河北，兵连祸结，仆固怀恩受之也。或激之，或骄之，祸一发而不知所以防。而不仅此也，无以激之，而无以绥之，犹激也；无以骄之，而无以服之，犹骄也。则宋之于李继捧是已。

李氏自唐以来，世有银、夏，阻于一方；无可归之主；衣被器具之需，仰给于中国者不赡，翘首以望内集者，固其情也。及是，河东之下三年矣。仅隔一水而即宋疆。僭伪削平，风声远讫，卷土而来，披襟而受之，易易也。而正未易也。银、夏之在西陲，士马精强，风俗犷戾，十九同于外夷，固非钱氏蹙处海滨、文弱不振之比也。则受之也，岂得以受钱氏者受之乎？太上之受远人也以德，其次以恩，其次以略，又其次以威。唯德与威，非一旦之积也。宋之德而既凉矣！其恩，则呴呴之仁，不足以抚骄子；其威，则瓦桥关之围，莫州之败，岐沟之衅，天子亲将，倾国大举，而死伤过半，亟议寝兵；李氏入而深测之矣。三者无得而待焉，则受之之略，不容不审也。

继捧既移镇彰德，而四州易帅矣。帅之者，谁使而可邪？使能择虎臣以镇抚，鼓厉其吏士而重用之，既可以断契丹之右臂；而久任之部曲，尚武之边民，各得效其材勇以图功名；继迁虽逃，无能阑入而摇荡之，四州安矣。乃岂无可遣之帅？而托非其人。非无可遣也，夙将如曹彬，而弭德超得行其离闲；血战如杨业，而潘美等得谤以叛离；固不欲付马肥士勇盐池沃壤于矫矫之臣也。夫既不能尔矣，则继捧虽奉版以请吏，而以恩怀之，使仍拥定难之节，无失其世守；薄收其贡税，渐设其佥判，以待其定而后易制之；且勿使迁居内地，窥我设施，以相玩而启戎心，不犹愈乎？且夫欲降者，继捧与其二三僚幕而已。其从之以入者，倔强之心，未尝一日而去于其怀。故继迁之走，旋起收之而乐为之用。还继捧于故镇，则部落民庶既得内附之利，而无吏治之扰。继迁无以蛊众心，而嚣张渐革，无难折棰而收之矣。

是策也，唯乘其初附而销萌于未乱，则得也。迨继迁复振之后，守臣歼，疆土失，赵普乃用之以纵继捧而使归，则中国已在其目中，徒以长寇而示弱。则继捧北附于契丹，继迁且伪降以缓敌；卒至帝制自雄，虔刘西土，掣中国以纳赂于北(敌)[狄]，而日就亡削。谋之不臧，祸亦烈矣。乃当日者，处堂之君相，栩栩然曰：“天下已定，百年割据之远人怀音归我，披襟以受之，无难也。”不已妄乎？

无其德，不建其威；恃其恩，不知其略；有陨自天之福，非其人不克承也。是故东汉之绝西域，宣德之靳交趾，诚有戒心焉。保天下以无虞者，唯不可动以小利而思其永，斯以得怀远招携之道，固非宋之所能胜任也。

一三为君子儒者，亟于言治，而师申、商之说，束缚斯民而困苦之，乃自诧曰：“此先王经理天下大公至正之道也。”汉、唐皆有之，而宋为甚。陈靖请简择京东西荒地及逃民产籍；募民耕作，度田均税，遂授京西劝农使；陈恕等知其不可行，奏罢之，而黜靖知陈州。论者犹惜靖说之不行，为恕等咎。呜呼！非申、商之徒以生事殃民为治术者，孰忍以靖之言为必可行乎？圣王不作，而横议兴，取诗、书、周礼之文，断章以饰申、商之刻核，为君子儒者汨没不悟，哀我人斯，死于口给，亦惨矣哉！

今姑勿论其言，且问其人。靖，太常博士也。非经国之大臣，无田赋之官守，出位以陈利害者何心？及授以陈州之民社，则尸位以终，于民无循良之绩，于国无匡济之能，斯其人概可知矣。故夫天下无事而出位以陈利国便民之说者，其人皆概可知也。必其欲持当国大臣之长短，思以胜之，而进其党者也；不则其有所忮忌于故家大族而倾之也；不则以己之贫，嫉人之富，思假公以夺人者也；不则迎君与大臣之意旨，希得当以要宠利者也。即不然，抑偶睹一乡一邑之敝，动其褊衷，不知天下之不尽然，而思概为改作者也。如是者，览其章奏，若有爱民忧国之忱；进而与之言，不无指天画地之略；及授以政，则面墙而一无能为。是其为浮薄侥幸之匹夫也，逆风而闻其膻，而皮相者乐与之亲。书曰：“何畏乎巧言、令色、孔壬”，诚畏之也。

乃若其言，则苟实求诸事理而其奸立见。唯夫国敝君贪，大臣无老成之识，于是而其言乃售。今取靖言而按之，所谓荒地者，非荒地也；所谓逃民产籍者，非逃民也。自汴、晋交兵，迄于契丹之打草谷，京东、西之凋残剧矣。张全义、成汭之仅为拊循，周世宗以来之乍获休息，乃有生还之游子，侨寓之羁人，越陌度阡，薄耕以幸利，而聊为栖息。当陈靖陈言之日，宋有天下三十二年耳。兵火之余，版籍错乱，荒莱与熟地，固无可稽；逃亡与归乡，抑无可据。则荒者或耕，逃者或复，幸有脱漏以慰鸿雁之哀鸣，百年大定以还，自可度地度人，以使服赋率。靖固知其非荒非逃，而假为募民之说，俾寸土一民，词穷而尽敛之。是役一兴，奸民之讦发，酷吏之追偿，无所底止，民生蹙而国本戕。非陈恕等力持以息其毒，人之死于靖言者，不知几何矣。唐之为此者，宇文融也，而唐以乱。宋之季世为此者，贾似道也，而宋以亡。托井地之制于周官，假经界之说于孟子，师李悝之故智而文之曰利民，袭王莽之狂愚而自矜其复古，贼臣之贼也。而为君子儒者，曾以其说之不行为惆怅乎？

夫三代之制，见于典籍者，既已略矣，若其画地域民，而俾任土作贡者，则有以也。古之人民，去茹毛饮血者未远也，圣人教之以耕，而民皆择地而治，唯力是营；其耕其芜，任其去就，田无定主，而国无恒赋。且九州之土，析为万国，迨周并省，犹千有八百诸侯，自擅其土以取其民，轻重法殊，民不堪命。故三代之王者，不容不画井分疆，定取民之则，使不得损益焉。民不自为经界，而上代为之。非此，则择肥壤，弃瘠原，争乱且日以兴，芜莱且日以广。故屈天子之尊，下为编氓作主伯之计，诚有不得已也，夫岂以限万世而使必服其征哉！乃其所谓再易者，非必再易也；一易者，非必一易也；其莱田，非必莱也；存其名，不核其实，勤者不禁其广耕，而田赋(正)[止]如其素。故自上农以至下农，其获五等。岂百亩之所获，勤惰如是其差乎？莱地之耕否使然耳。

及汉以后，天下统于一王，上无分土逾额之征，下有世业相因之土，民自有其经界，而无烦上之区分。至于兵火之余，脱锋刃而务灾畬者，或弱民有田而不敢自列于户，或丁壮有力而不但自垦其田。夫亦患田之不辟而民之不勤，百姓不足而国亦贫耳。无与限之，弗劳募也。名为募而实为综察，以与归飞之雁争稻粱，不已惨乎！

夫如靖者流，妒匹夫匹妇之偷得一饱，而为富有四海之天子益锱铢升斗之利。孟子曰：“辟草莱、任土地者，次于上刑。”非若此俦，其孰膺明王之鈇钺邪？不劝而自劝者，农也；劝农者，厉农者也。头会箕敛，而文之曰“劝”。夫申、商亦何尝不曰“吾以利民”哉！而儒者诬先王易简之德，以申、商之纤密当之，晋陈靖以与周公齿。道之不明，莫斯为甚矣。

　　一咸平四年，诏赐九经于聚徒讲诵之所，与州县学校等，此书院之始也。嗣是而孙明复、胡安定起，师道立，学者兴，以成乎周、程、张、朱之盛。及韩侂胄立伪学之名，延及张居正、魏忠贤，率以此附致儒者于罪罟之中，毁其聚讲之所，陷其受学之人，钳网修士，如防盗贼。彼亦非无挟以为之辞也。固将曰：“天子作君师，以助上帝绥四方者也。亦既立太学于京师，设儒学于郡邑，建师长，饩生徒，长吏课之，贡举登之，而道术咸出于一。天子之导士以兴贤者，修举详备，而恶用草茅之士，私立门庭以亢君师，而擅尸其职，使支离之异学，雌黄之游士，荧天下之耳目而荡其心。”为此说者，听其言，恣其辩，不核其心，不揆诸道，则亦娓娓乎其有所执而不可破也。然而非妨贤病国，祖申、商以虔刘天下者，未有以此为谋国之术者也。

孔子之教于洙、泗，衰周之世也。上无学而教在下，故时君不能制焉。而孔子以为无嫌。彼将曰：“今非周纲解纽之代，不得尸上天木铎之权也。”呜呼！佞人之口给，不可胜穷，而要岂其然哉？

三代之隆，学统于上，故其诗曰：“周王寿考，遐不作人。”然而声教所讫，亦有涯矣，吴、越自习文身，杞、莒沦于夷礼，王者亦无如之何也。若太学建于王都，而圻内为方千里，庠序设于邦国，而百里俭于提封；则春弦夏诵，礼射雅歌，远不违亲，而道无歧出；故人易集于桥门，士乐趋于鼓箧。迨及季世，上之劝之也不勤，而下有专师之函丈矣。况乎后世之天下，幅员万里，文治益敷，士之秀者，不可以殚计，既非一太学之所能容。违子舍，涉关河，抑立程限以制其来去，则士之能就学于成均者，盖亦难矣。若夫州县之学，司于守令，朝廷不能多得彬雅之儒与治郡邑，而课吏之典，又以赋役狱讼为黜陟之衡，虽有修业之堂，释菜之礼，而迹袭诚亡，名存实去，士且以先圣之宫墙，为干禄之捷径。课之也愈严，则遇之也益诡；升之也愈众，则冒之也愈多。天人性命，总属雕虫，月露风云，祗供游戏。有志之士，其不屑以此为学也，将何学而可哉？恶得不倚赖鸿儒，代天子而任劳来匡直之任哉？

君子于此，以道自任，而不嫌于尸作师之权者，诚无愧也。道不可隐而明之，人不可弃而受之，非若方外之士，据山林以傲王侯也；非若异端之师，亢政教以叛君父也。所造者，一王之小子；所德者，一王之成人。申忠孝之义，劝士而使之亲上；立义利之防，域士而使之靖民。分天子万几之劳，襄长吏教思之倦；以视抡文之典，不足以奖行，贡举之制，不足以养恬，其有裨于治化者远矣。

当四海一王之世，虽尧、舜复起，不能育山陬海澨之人材而使为君子。则假退处之先觉，以广教思，固其所尸祝而求者也。为君子者，又何愧焉？教行化美，不居可纪之功，造士成材，初无邀荣之志。身先作范，以远于饰文行干爵禄之恶习，相与悠然于富贵不淫、贫贱不诎之中。将使揣摩功利之俗学，愧悔而思附于青云。较彼抡才司训之职官，以诗书悬利达之标，导人弋获者，其于圣王淑世之大用，得失相差，不已远乎？

然则以书院为可毁，不得与琳宫梵宇之庄严而并峙；以讲学为必禁，不得与丹灶刹竿之幻术而偕行；非妒贤病国之小人，谁忍为此戕贼仁义之峻法哉？宋分教于下，而道以大明，自真宗昉；视梁何胤钟山之教加隆焉，其功伟矣。考古今之时，推邹、鲁之始，达圣王之志，立后代之经，以摧佞舌，忧世者之责也，可弗详与？

二汉武帝之告匈奴曰：“南越王头已县阙下，单于能战，可来”，而匈奴远遁。是道也，齐桓公用之，逾卑耳，伐山戎，为燕辟地，然后南次陉亭，而楚人服罪。故曰：“不战而屈人之兵。”非不战也，战功成于彼，而威自伸于此也。中国之自寻兵也，则夷狄必乘之以讧。非徒晋之八王争而刘、石起，即汉、唐之始，汉夷秦、项而冒顿益骄，唐平僭伪而突厥方骋。何也？斗不出于其穴，知其力之已疲也。若夫胥为夷狄矣，强弱之情势虽辽绝而不相知，抑以其意揣而类推之。谓犷戾驰突无制之勇，风飘雨骤而不可御者，彼犹我也。中国能以其长，破其阻，歼其众，得其君长，郡县其部落，则我亦犹彼，而何弗惴惴焉？志曰：“先人有夺人之心。”非夺之于方战之谓也。夺之于未战之前，不战而屈，即战而已先馁，其衄败可八九得矣。

李继迁死，德明嗣立，曹玮上言：“国危子弱，愿假精兵擒德明送阙下，复河西为郡县。”此一时也，固宋室兴替之大机；而庸主具臣畏葸偷安，猥云德致，拒玮之谋，降诏招抚。悲夫！宋之自折入于(西北)[犬羊]，为千古憾，虽有虎臣，其将如之何哉！玮之为将，非徒言无勇，徒勇无谋，稽其后效，概可睹矣。世为勋臣，宋抑待以肺腑，睥睨孤豚，游其几俎。诚假以精兵，推心授钺，四州斗绝一隅，孺子植根未固，功之夙成在玮心目闲，亦在天下后世心目闲也。德明知其不敌，且敛手归朝，而听我之建置西陲，以掣契丹之右臂；百年逋寇，平以一朝，威震贺兰而声驰朔漠。固将曰：今之中国，非昔之中国也。耶律隆绪其敢轻举以向澶州胁盟要赂乎？

善用兵者，欲其攻瑕也，而又不欲攻其已瑕者也。舍瑕而攻坚，则挫于坚，而瑕者亦玩。怯于坚而攻其已瑕，则胜之不足为武，而坚者谅其无能。夫唯处于瑕不瑕之闲，而乘瑕以破其坚，则足以震勍寇之心，而制之以气。李继迁之强狡，固契丹之所惮也。而暴死之顷，弱子抚不辑之众，人心离而无为之效死，以为坚而有瑕可攻，以为瑕而人知其坚，不知其瑕。则功一就，而震叠迄于遐荒，其必然之势矣。

且不但此也。宋之所以召侮于契丹者，气先苶也。昔之收巴蜀、入两粤、下江南，皆以众凌寡，乘其瓦解而坐获之。一试之白草荒原、控骑鸣镝之地，边声一起，而气已先夺。夫河西亦塞外矣，引置之凶危之地，而捷报以可就之功，则将视朔漠之骄子，亦犹是可走可馘之虏，气已先增十倍；而又得李氏数世之积，以使趋利而争进。且以士为吾士，人为吾人，士马为吾士马，使若玮者抚而用之，渡一苇以向云中，则幽、燕在其股掌，南取甘、凉，内撤延、环之守，关中固而汴、雒得西面之屏藩。何至澶州之警一闻，盈廷项缩，遽欲走金陵，走巴、蜀，为他日海门窜死之嚆矢哉？

玮谋不行，德明之诏命一颁，而契丹大举之师逾年即至，其应如响，而宋穷矣。况德明不翦，延及元昊，蕞尔小丑，亢为敌国，兵衄将死，趣奉金缯，祸迄于亡而不已。一机之失，追救末繇。呜呼！谋国如斯，孰谓宋有人邪？周莹、王继英之尸位中枢，不足责也。张齐贤、李沆之咎，又奚辞哉？沆之言曰：“少有忧勤，足为警戒。”此士燮内宁外患之邪说也。沆者，宋一代柱石之臣也，而何是之述焉？

三凡上书陈利病，以要主听，希行之者，其情不一，其不足听则均也。其一，大奸挟倾妒之心，己不言以避指摘，而募事外之人，讦时政之失，以影射执政，激天子以废置，掣任事者之肘而使去，因以得遂大奸之所怀。其一，怀私之士，或欲启旁门以幸进，或欲破成法以牟利，其所欲者小，其言之也大，而借相类之理以成一致之言，杂引先王之正训，诡附于道，而不授人以攻击。其一，小有才而见诎，其牙慧笔锋，以正不足，以妄有余，非为炎炎娓娓之谈，不足以表异，徼幸其言之庸，而身因以显。此三者，皆怀慝之奸，訹君相以从己，而行其胁持者也。

非此，则又有闻君之求言也亟，相之好士也甚，踸踔而兴，本无定虑，搜索故纸，旁问涂人，以成其说；叩其中怀，亦未尝信为可行，而姑试言之，以耀人之耳目。非此，则又有始出田野，薄游都邑，受一命而登仕籍，见进言者之耸动当时，而不安于缄默，晨揣夕摩，索一二事以为立说之资，而掇拾迂远之陈言以充幅；亦且栩栩然曰：“吾亦为社稷计灵长，为生民拯水火者也”，以自炫而已矣。

非此，则抑有诵一先生之言，益以六经之绪说，附以历代之因革，时已异而守其故株，道已殊而寻其蠹迹；从不知国之所恃赖，民之所便安，而但任其闻见之私，以争得失；而田赋、兵戎、刑名、官守，泥其所不通，以病国毒民而不恤。非此，则有身之所受，一事之甘苦，目之所睹，一邑之利病，感激于衡茅，而求伸于言路。其言失也，亦果有失也。其言得也，亦果有得也。而得以一方者，失于天下；得以一时者，失于百年。小利易以生愚氓之喜，隐忧实以怵君子之心。若此者，心可信也，理可持也，而如其听之，则元气以伤，大法以圮，弊且无穷。而况挟前数者之心以诬上行私，而播恶下士者乎？故上书陈利害者，无一言之足听者也。

李文靖自言曰：“居位无补，唯中外所陈利害，一切报罢，可以报国。”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。此可以当之矣。道者安民以定国，至正之经也。秉道以宅心而识乃弘，识唯其弘而志以定，志定而断以成，断成而气以静，气静而量乃可函受天下而不迫。天下皆函受于识量之中，无不可受也，而终不为之摇也。大矣哉！一人之识，四海之藏，非有道者，孰能不惊于所创闻而生其疑虑哉？

夫天下有其大同，而抑有其各异，非可以一说竟也久矣。其大同者，好生而恶死也，好利而恶害也，好逸而恶劳也。各守其大经，不能无死者，而生者众矣；不能无害者，而利者长矣；不能无劳者，而逸者达矣。天有异时，地有异利，人有异才，物有异用。前之作者，历千祀，通九州，而各效其所宜；天下虽乱，终亦莫能越也。此之所谓伤者，彼之所自全；此之所谓善者，彼之所自败。虽仁如舜，智如禹，不能不有所缺陷以留人之指摘。识足以及此矣，则创制听之前王，修举听之百执，斟酌听之长吏，从违听之编氓，而天下各就其纪。故陈言者之至乎吾前，知其所自起，知其所自淫；知其善而不足以为善，知其果善而不能出吾之圜中。蝉噪而知其为夏，蛩吟而知其为秋，时至则鸣，气衰则息，安能举宗社生民以随之震动？而士自修其素业，民自安其先畴，兵自卫其职守，贤者之志不纷，不肖之奸不售。容光普照，万物自献其妍媸，识之所周，道以之定。故曰：“天下之动，贞于一者也。”文靖之及此，迥出于姚元之、陆敬舆、司马君实之表，远矣。

前乎此者丙吉，后乎此者刘健，殆庶几焉。其他虽有煌炫之绩，皆道之所不许也。以安社稷不足，而况大人之正物者乎？有姚元之，则有张说；有陆敬舆，则有卢杞；有司马君实，则有王安石；好言而莠言兴，好听而讼言竞。唯文靖当国之下，匪徒梅询、曾致尧之屏息也；王钦若列侍从而不敢售其奸；张齐贤、寇准之伉直而消其激烈；所以护国家之元气者至矣。文靖没，宋乃多故，笔舌争雄，而郊原之妇子，不能宁处于枲园瓜圃之下矣。诗曰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高者，不易攀也；景者，无有歧也；道之所以覆冒万物而为之宗也。岂易及哉！岂易及哉！

四澶州之役，寇平仲折陈尧叟、王钦若避寇之策，力劝真宗渡河决战，而日与杨大年饮博歌呼于帐中。故王钦若之谮之曰：“准以陛下为孤注”，其言亦非无因之诬也。王从珂自将以御契丹于怀州，大败以归而自焚；石重贵自将以追契丹于相州，诸将争叛而见俘于虏；皆孤注也。而真宗之渡河类之。且契丹之兵势方张，而饮谑自如，曾无戒惧，则其保天子之南归，而一兵不损，寸土不失，似有天幸焉，非孤注者之快于一掷乎？则钦若之谮，宜其行矣。

呜呼！盈宋之庭，铮铮自命者充于班序，曾无一人能知准之所恃，而惊魂丧魄，始挠其谋，终妒其功，高琼、杨亿以外，皆巾帼耳。后之论者曰：“准以静镇之也。”生死存亡决于俄顷，天子临不测之渊，而徒以静镇处之乎？则论者亦冯拯、王钦若之流匹，特见事成而不容已于赞美，岂知准者哉？无所见而徒矜静镇，则景延广十万横磨之骄语，且以速败，而效之者误人家国，必此言矣。

夫静镇者，必有所以镇而后能静也。谢安围棋赌墅，而挫苻坚于淝水，非但恃谢玄北府之兵也。慕容垂、朱序、张天锡之撑持实久矣。夫平仲所恃者奚在哉？按事之始终，以察势之虚实，则洞若观火矣。愚者自不察耳。

观其形势，固非小有所得而遽弭耳以退也。乃增卅万之赂，遂无一矢之加，历之数十年，而无南牧之马。岂萧挞览之偶中流矢，曹利用之口给辩言，遂足戢其戎心哉？兵甫一动，而议和之使先至，利用甫归，而议和之使复来，则其且前且却、徜徉无斗志者，概可知也。契丹之灭王从珂也，石敬瑭为之内主；其灭石重贵也，杜威、赵延寿为之内主，契丹不能无内应而残中国，其来旧矣。此内之可恃者也。

且今之契丹，非昔之契丹矣。隆绪席十六州之安，而内淫于华俗；国人得志于衣锦食粱，而共习于恬嬉。至是而习战之将如休哥辈者，亦已骨朽。其入寇也，闻李继迁以蕞尔之小丑，陷朔方，胁朝廷，而羁縻弗绝；及其身死子弱，国如浮梗，而尚无能致讨，且不惜锦绮以饵之使安。宋之君臣，可以虚声恐喝而坐致其金缯，姑以是胁之，而无俟于战也。则挟一索赂之心以来，能如其愿而固将引去，虏主之情，将士之志，三军之气，胥此焉耳矣。故其攻也不力，其战也不怒，关南之(士)[士]，亦可得则得，不得则已之本情；兵一动而使频来，和之也易，而攻之也抑无难。平仲知之深，持之定，特兵谋尚密，不欲昌言于众以启哓哓之辩论耳。使乘其不欲战之情而亟攻之，因其利我之和而反制之，宁我薄人，必胜之道也。平仲曰：“可保百年无事。”非虚语也。此外之可恃者也。

可恃之情形，如彼其昭著，六军之士，欢呼震野，皆已灼见无疑。唯钦若、尧叟、冯拯之流，闻边情而不警于耳，阅奏报而不留于目；挟雕虫之技，傲将吏而不使尽言；修鹄立之容，迨退食而安于醉梦；羽书洊至，惊于迅雷；金鼓乍闻，茫如黑雾；则明白显易之机，在指掌之闲，而莫之能喻。已而虏兵忽退，和议无猜，且不知当日之何以得此于契丹。则其云孤注者，虽倾妒之口，抑心所未喻，而亿其必然也。

故体国之大臣，临边疆之多故，有密用焉，而后可以静镇。密者缜也，非徒其藏而不泄也。得将吏之心，而熟审其奏报；储侦谍之使，而曲证其初终；详于往事，而知成败之繇；察其合离，而知强弱之数。故蹲伏匿于遐荒，而防其驰突；飞镝交于左右，而视若虻蠓；无须臾之去于心者，无俄顷之眩于目。其密也，斯以暇也；其暇也，斯以奋起而无所惴也。谢安石之称诗曰：“訏谟定命，远犹辰告。”命定于夙而时以告，猷斯远矣。夫岂易言静镇哉！

五王旦受美珠之赐，而俯仰以从真宗之伪妄，以为荧于货而丧其守，非知旦者，不足以服旦也。人主欲有所为，而厚贿其臣以求遂，则事必无中止之势，不得，则必不能安于其位。及身之退，而小人益肆，国益危。旦居元辅之位，系国之安危，而王钦若、丁谓、陈彭年之徒，侧目其去，以执宋之魁柄。则其迟回隐忍而导谀者，固有不得已于斯者矣。

真宗之夙有侈心也，李文靖知之久矣。澶州和议甫成，而毕士安散兵归农，罢方镇，招流亡，饰治平之象，弛不虞之防，启其骄心，劝之夸诞，非徒钦若辈之导以恬嬉也。钦若曰：“唯封禅可以镇服四海，夸示外国。”言诚诞矣。然而契丹愚昧，惑于禨祥，以戢其戎心者抑数十年。则旦知其不可，而固有不能遏抑者也。钦若、谓之奸，旦知之矣。陈彭年上文字，旦瞑目不视矣。钦若之相，旦沮之十年矣。奉“天书”而悒怏，死且自愧，激而欲披缁矣。然而终不能已于顺非从欲之恶者，于此而知大臣之不易于任也。

使旦而为孙奭，则亦可以“天岂有书”对也。使旦而为周起，则亦可以“毋恃告成”谏也。即使旦已处外而为张咏，亦可以乞斩丁谓争也。且使旦仍参政而为王曾，犹可以辞会灵宫使自异也。今既委国而任之我，外有狡虏，内有群奸，大柄在握，君心未厌，可以安上靖邦、息民弭患。而愤起一朝，重违上旨，虚位以快小人之速进，为国计者，亦难言之。故曰大臣不易任也。

虽然，旦之处此也，自有道焉。旦皆失之，则彷徨而出于苟且之涂，弗能自拔，其必然矣。澶州受盟纳贿之耻，微钦若言，君与大臣岂能无愧于心？恬然以为幸者，毕士安葸畏之流耳。旦既受心膂之托，所用雪耻而建威者，岂患无术哉？任曹玮于西陲，乘李德明之弱而削平之，以断契丹之右臂，而使詟于威，可决策行也。兵初解而犹可挑，戍初撤而犹可置，择将帅以练士马，慎守令以实岩邑，生聚教训，举天下之全力以固河北而临幽、燕，可渐次兴也。能然，则有以启真宗愤耻自强之心，作朝气以图桑榆之效，无用假鬼神以雪前羞，而钦若不能逞其邪矣。

如其才不逮，则其初膺爰立之命，不可不慎也。旦之登庸，以寇准之罢相也。钦若不能与同朝，则旦亦不可与钦若并用。乃钦若告旦以祥瑞之说，旦无以处之，而钦若早料其宜无不可。则旦自信以能持钦若，而早已为钦若所持。夫其为钦若持，而料其不能为异者，何也？相位故也。使旦于命相之日，力争寇准之去，而不肯代其位，则钦若之奸不摧而自折，真宗之惑不辨而自释，亦奚至孤立群奸之上，上下交胁以阿从哉？进退之际，道之枉直存焉，旦于此一失，而欲挽之于终，难矣！既乏匡济之洪猷，以伸国威而定主志；抑不审正邪之消长，以慎始进而远佞人；虽有扶抑之微权，而不容不诎。要而言之，视相已重，而不知其重不在位，而在所以立乎其位者也。

宋之盛也，其大臣之表见者，风采焕然，施于后世，繁有人矣；而责以大臣之道，咸有歉焉。非其是非之不明也，非其效忠之不挚也，非其学术之不正也，非其操行之不洁也，而恒若有一物焉，系于心而不能舍。故小人起从而蛊之，巳从而玩之，终从而制之；人主亦阳敬礼而阴菲薄之。无他，名位而巳矣。夫君子乐则行，方行而忧，忧即违也；忧则违，方违而乐，乐又可行也。内审诸己，而道足以居，才足以胜，然后任之也无所辞。外度诸人，而贤以汇升，奸以夙退，然后受之也无所让。以此求之张齐贤、寇准、王曾、文彦博、富弼、杜衍诸贤，能超然高出于升沈兴废之闲者，皆有憾也。而旦适遇真宗眷注之深，则望愈隆，权愈重，所欲为者甚殷，所可为者甚赜；于是而濡轮曳尾以求济，而不遂其天怀，以抱愧于盖棺，皆此为之矣。

呜呼！世教之衰，以成乎习俗之陋也。童而习之，期其至而不能必得，天子而下，宰相而已。植根于肺腑，盘结而不可锄。旦之幼也，其父祐植三槐于庭，固已以是为人生之止境，而更何望焉。后世之人材所繇与古异也，不亦宜乎！

六宋初，吏治疏，守令优闲。宰执罢政出典州郡者，唯向敏中勤于吏事。寇准、张齐贤非无综核之才也，而倜傥任情，日事游宴；故韩琦出守乡郡，以“昼锦”名其堂；是以剖符为休老之地，而不以民瘼国计课其干理也。且非徒大臣之出镇为然矣。遗事所纪者，西川游宴之盛，殆无虚月，率吏民以嬉，而太守有“遨头”之号。其他建亭台，邀宾客，携属吏以登临玩赏，车骑络绎，歌吹喧阗，见于诗歌者不一。计其供张尊俎之费，取给于公帑者，一皆民力之所奉也；而狱讼征徭，且无暇以修职守；导吏民以相习于逸豫，不忧风俗之日偷，宜其为治道之木蟲也滋甚。然而历五朝、百余年闲，民以恬愉，法以画一，士大夫廉隅以修，萑苇草泽无揭竿之起。迄乎熙宁以后，亟求治而督责之令行，然后海内骚然，盗夷交起。繇此思之，人君抚有四海，通天下之志以使各得者，非一切刑名之说所可胜任，审矣。

子曰：“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也。”张弛之用，敬与简之并行不悖者也。故言治者之大病，莫甚于以申、韩之惨核，窜入于圣王居敬之道。而不知其病天下也，如揠苗而求其长也。

夫(俭勤与敬)[俭与勤，于敬为近]，治道之美者也。恃二者以恣行其志，而无以持其一往之意气，则胥为天下贼。俭之过也则吝，吝则动于利以不知厌足而必贪。勤之亟也必烦，烦则责于人以速如己志而必暴。俭勤者，美行也；贪暴者，大恶也；而獘之流也，相乘以生。夫申、韩亦岂以贪暴为法哉？用其一往之意气，以极乎俭与勤之数，而不知节耳。若夫敬者，持于主心之谓也。于其弛，不敢不张以作天下之气。于其张，不敢不弛以养天下之力。谨握其枢机，而重用天下，不敢以己情之弛而弛天下也，不敢以己气之张而张天下也。故敬在主心，而天下咸食其和。

夫天有肃，则必有温矣；夫物有华，而后有实矣。上不敢违天之化，下不敢伤物之理，则易简而天下之理得，固非外儒术而内申、韩者之所能与也。以己之所能为，而责人为之，且以己之所不欲为强忍为之，而以责人；于是抑将以己之所固不能为，而徒责人以必为。如是者，其心恣肆，而持一敬之名，以鞭笞天下之不敬，则疾入于申、韩而为天下贼也，甚矣！

夫先王之以凝命守邦而绥天下也，其道协于张弛之宜，固非后世之所能及。而得其意以通古今之变，则去道也犹近。此宋初之治，所以天下安之而祸乱不作者也。

三代之治，其详不可闻矣。观于聘、燕之礼，其用财也，如此其费而不吝；饮、射、烝、蜡之制，其游民也，如此其裕而不烦。天子无狗马声色玩好之耽，而不以宵旦不遑者督其臣民；长吏无因公科敛、取货鬻狱之恶，而不以寝处不宁者督其兆庶。故皇华以劳文吏，四牡以绥武臣，杕杜以慰戍卒，卷阿以答燕游，东山咏结缡之欢，芣苜喜春游之乐，皆圣王敬以承天而下宜乎人者。其弛也，正天子之张于密勿以善调其节者也。

宋初之御天下也，君未能尽敬之理，而谨守先型，无失德矣。臣未能体敬之诚，而谨持名节，无官邪矣。于是而催科不促，狱讼不繁，工役不(损)[扰]，争(许)[讦]不兴。禾黍既登，风日和美，率其士民游泳天物之休畅，则民气以静，民志以平。里巷佻达之子弟，消其嚣凌之戾气于恬愉之下，而不皇皇然逐锥刀于无厌；怀利以事其父兄，斯亦平情之善术也。奚用矫情于所不堪，惜财于所有余，使臣民迫束纷纭，激起而相攘敚哉？易曰：“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。”不言利者，利之所以美也。内申、韩而外儒术，名为以义正物，而实道之以利也。区区以糜财为患者，守瓶之智，治一邑而不足，况天下乎！

夫财之所大患者，聚耳。天子聚之于上，百官聚之于下，豪民聚之于野。聚之之实，敛人有用之金粟，置之无用之窖藏。聚之之心，物处于有余而恒见其不足。聚之之弊，辇之以入者不知止，而窃之以出者无所稽。聚之之变，以吝陋激其子孙，而使席丰盈以益为奢侈。聚之之法，掊克之佥人日进其术，而蹈刑之穷民日极于死。于是而八口无宿舂，而民多(穷)[捐]瘠；馈餫无趋事，而国必危亡。然且曰：“君臣上下如此其俭以勤，而犹无可如何也。”呜呼！劳形怵心以使金死于藏，粟腐于庾，与耳目口体争铢两以怨咨。操是心也，其足以为民上，而使其赤子自得于高天广野之中乎？

夫官资于民，而还用之于其地，则犹然民之得也。贡税之入，既以豢兵而卫民，敬祀而佑民，养贤而劝民；余于此者，为酒醴豆边特赐之需，而用之于燕游，皆田牧市井之民还得之也。通而计之，其纳其出，总不出于其域，有(宽)[费]之名，而未尝不惠。较之囊括于无用之地者，利病奚若邪？

子曰：“奢则不孙。”恶其不孙，非恶其不啬也。传曰：“俭，德之共也。”俭以恭己，非俭以守财也。不节不宣，侈多藏以取利，不俭莫大于是。而又穷日殚夕、汲汲于簿书期会，以毛举纤微之功过，使人重足以立，而自诧曰勤。是其为术也，始于晏婴，成于墨翟，淫于申、韩，大乱于暴秦；儒之驳者师焉。熙、丰以降，施及五百年，而天下日趋于浇刻。宋初之风邈矣！不可追矣！而况采薇、天保雅歌鸣瑟之休风乎？

七宋之以隐士征者四：陈抟、种放、魏野、林逋。夫隐，非漫言者。考其时，察其所以安于隐，则其志行可知也。以其行，求其志，以其志，定其品，则其胜劣固可知也。

抟之初，非隐者也。唐末丧乱，僭伪相仍，抟弃进士举，结豪侠子弟，意欲有为。其思复唐祚，与自欲争衡也，两不可知，大要不甘为盗窃之朱温、沙陀之部族屈，而思诛逐之；力不赡，志不遂，退而隐伏，乃测天地之机，为养生之术，以留目而见澄清之日。迨宋初而其术成矣，中国有天子，而志抑慰矣。闲心云住，其情既定，未有能移之者。而天子大臣又以处轩辕集者待抟，则不知抟也弥甚。但留其所得于化机之一端，传之李挺之、穆伯长以及邵氏。虽倚于数，未足以穷神化于易简而归诸仁义，则抑与庄周互有得失而不可废也。抟之所用以隐者在此。使其用也，非不能有为于世，而年已垂百，志不存焉，孰得而强之哉？

若种放，则风斯下矣。东封西祀，蹑尸(爿乔)以随车尘，献笑益工，腼颜益厚；则其始授徒山中高谈名理者，其怀来固可知已。世为边将，不能执干戈以卫封疆，而托术于斯，以招名誉；起家阀阅，抑不患名不闻于黼座，诟谇交加，植根自固，恶足比数于士林邪！

魏野、林逋之视此，则超然矣。名已达于明主，而交游不结轸于公卿；迹已远于市朝，而讽咏且不忘于规谏。(质)[贫]其义也，而安以无求；乐其情也，而顺以自适。教不欲施，非吝于正人也，以求己也。书不欲著，非怠于考道也，以避名也。若是者，以隐始，以隐终。志之所存，行则赴之，而隐以成。与抟异尚，而非放之所可颉颃久矣。

乃以其时考之。则于二子有憾焉。子曰：“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”云有道者，岂时雍之代，无待于我，但求明主之知以自荣哉？苟非无道，义不可辱，固将因时之知我不知而进退也。今二子者，当真宗之世，君无败德，相不嫉贤，召命已臻，受禄不诬；而长守荒山，骄称巢、许，不已过乎？前乎此者，郑云叟也；后乎此者，苏云卿、吕徽之也。皆抢攘之世，道在全身，而二子非其时也。

乃以实考之，抑有不足为二子病者。真宗召命下征之时，宋有天下方五十年，而二子老矣！江南平、太原下之去此也，三十二年尔。则二子志学之始，固犹在割据分争之日也。惩无定之兴亡，恶乱人之去就，所决计以自命者，行吟坐啸于山椒，耿介之志一定，而所学者不及于他。迨天下之既平，二子之隐局已就，有司知而钦之，朝士闻而扬之，天子加礼而愿见之，皆曰：“此隐君子也。”夫志以隐立，行以隐成，以隐而见知，因隐而受爵；则其仕也，以隐而仕，是其隐也，以仕而隐；隐且为梯荣致显之捷径，士苟有志，孰能不耻哉？伊、吕之能无嫌于此者，其道大，其时危，沟中之民，翘首以待其浣涤，故莘野、渭滨，非为卷娄集膻之地。若二子之时，宋无待于二子也。二子之才，充其所能为，不能轶向敏中、孙奭、马知节、李迪而上之也。一日晋立于大廷，无所益于邱山；终身退处于岩穴，无所损于培塿。则以隐沽清时之禄，而卒受虚声之诮，二子之所不忍为，念之熟矣。岸然表异，以愧夫炫孤清而徼荣宠者，抑岂非裨益风教以效于天下与来世哉！

君臣之义，高尚之节，皆君子之所重也。而要视其志之所存。志于仕，则载质策名而不以为辱；志于隐，则安车重币而不足为荣。苟非辱身贱行之伪士，孰屑以高蹈之名动当世而希君相之知乎？嗣是而后，陈烈以迂鄙为天下笑，邵康节志大而好游于公卿之闲，固不如周子之不卑小官，伊川之不辞荐召，为直伸其志而无枉于道也。存乎其心之所可安者而已矣。

八寇平仲求教于张乖崖，乖崖曰：“霍光传不可不读。”平仲读之，至“不学无术”而悟，曰：“张公谓我。”夫岂知其悟也，正其迷也？故善听言者之难，善读书者之尤难也，久矣。

班史云学，吾未知其奚以学也；其云术，吾未知其术何若也。统言学，则醇疵该矣；统言术，则贞邪疑矣。若夫乖崖之教平仲也，其云术者，贞也；则其云学者，亦非有疵也。奚以知其然邪？乖崖且死，以尸谏，乞斩丁谓头置国门，罢宫观以纾民命。此乖崖之术，夫岂摧刚为柔，矫直为曲，以希世免祸而邀荣之诡术哉？

术之为言，路也；路者，道也。记曰：“审端径术。”径与术则有辨。夹路之私而取便者曰径，其共繇而正大者曰术。摧刚为柔、矫直为曲者，径也，非术也。平仲不审乎此，乃惩刚直之取祸，而屈挠以祈合于人主之意欲，于是而任朱能以伪造“天书”进，而生平之玷，不可磨矣。抑亦徒为妖人大逆之媒，而己且受不道之诛，谪死瘴疠之乡。则其惩霍光之失者，祸与光等，而污辱甚焉。术不如其无术，故曰：其悟也，正其迷也。

夫人之为心，至无定矣。无学以定之，则惑于多歧，而趋蹊径以迷康庄，固将以蹊径为康庄而乐蹈之。故君子不敢轻言术，而以学正其所趋。霍光之无术，非无张禹、孔光之术也。其不学，非不如张禹、孔光之学也。浸令霍光挟震主之威，而藏身于张禹、孔光之术，则抑且为“伪为恭谨”之王莽，不待其子而身已膺渐台之天诛。非唯乖崖不欲平仲之为此，即班史亦岂欲霍光之若彼哉？学也者，所以择术也，术也者，所以行学也。君子正其学于先，乃以慎其术于后。大学之道，正身以正家，正家以正天下。正身者，刚而不可挠，直而不可枉，言有物而不妄，行有恒而不迁，忠信守死以不移，骄泰不期而自远。光能以是为术，则虽有芒刺之君，无所施其疑忌；虽有悍妻骄子，不敢肆其凶逆；而永保令名于奕世矣。夫光立非常之功，居危疑之地，唯学可以消其衅。况平仲之起家儒素，进退唯君，无逼上之嫌者乎！伊尹之学，存乎伊训；傅说之学，存乎说命；周公之学，存乎无逸；召公之学，存乎旅獒。张禹、孔光掇拾旧闻，资其柔佞，以正若彼，以邪若此，善读书者其何择焉？平仲怏怏于用舍，一不得当，刓方为圆，扬尘自蔽，与王钦若、丁谓为水火，而效其尤。夫且曰吾受教于张公而知术矣。惜哉！其不得为君子，而自贻窜殛之灾。故曰：其悟也，正其迷也。

君子之学于道也，未尝以术为讳，审之端之而已矣。得失者，义利之大辨；审之也，毫发不可以差。贞淫者，忠佞之大司；端之也，跬步不可以乱。禄不可怀，权不可怙，君恶不可以逢，流俗不可以徇，妖妄不可姑为尝试，宵小不可暂进与谋。诗云：“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”行之家而家训修，行之天下而天下之风俗正，行之险阻而险阻平；可荣可悴，可生可死，而心恒泰然。君子之以学定其心而术以不穷者，此而已矣。乖崖之言术者，此也。则意班史之言术者，亦应未远于此也。平仲所习闻于当世之学者，杨亿、刘筠，彼所谓浮华之士也，则固不足以知学者之术矣。恶足以免于疚哉？

九小人之不容于君子，黜之、窜之、诛之，以大快于人心，而要必当于其罪。罪以正名，名以定法，法以称情。情得法伸，奸以永惩，天下咸服，而小人亦服于其罪而莫能怨。君子非求免怨于小人也，而怨以其理，则君子固任其愆。且使情不得而怨以其理者勿恤，则深文忮害之门启，而小人操此术以致难于君子也，靡所不至，遂以召罗织于无穷。故君子之治小人也，至于当其罪而止，而权术有所不用。不得，则姑舍而待其自毙。苟己无愆，得失治乱听之于理数，不得而无自失，不治而不酿乱，足以自靖而已矣。正大持理法之衡，刑赏尽忠厚之致，不可不慎也。

王曾，宋之君子也。丁谓之为小人，天下允之，万世允之者也。真宗崩，嗣君始立，曾与谓分执政柄，两不相容。谓之怨毒满天下，公恶遍朝廷，必不容于执政者，可计日待也。即旦夕不可使尸辅弼之权，号于王庭而决去之，亦岂患无辞？曾欲去之，诱谓留身，密陈其恶于冲主，权也；亦权之不诡于正者也。乃以山陵改作，石穴水出，而为之辞曰：“谓欲葬真宗于绝地，使无后嗣。”致雷允恭于大辟，而窜谓于海外。呜呼！此小人陷君子之术，而柰何其效之邪？舍其兴淫祀、营土木、陷寇准、擅除授、毒民病国、妒贤党奸之大罪，使不得昭著于两观；而以诞妄亡实之疑案，杀不当杀者，以致谓于羽山之殛；则孰得曰曾所为者，君子之道哉？

移山陵于水石之穴，以为宜子孙者，司天监邢中和之言也；信而从之者，雷允恭也；谓无能为异而听之，庸人之恒态也。苟当其罪以断斯狱，中和以邪说窜，允恭以党邪逐，谓犹得末减，而不宜以此谴大臣。曾乃为之辞曰：“包藏祸心，移皇陵于绝地。”其不谓之深文以陷人也奚辞？夫穿地而得水石，谓非习其术者，而恶能知之？石藏于土，水隐于泉，习其术者，自谓知之，以术巧惑人，实固不能知也。浸使中和、允恭告曾于石未露水未涌之时，而为之名曰宜子孙，曾能折以下有水石而固拒之乎？真宗既不葬于此矣，仁宗无子，继有天下者，非真宗之裔，又岂曾仍用旧穴之罪乎？中和以为宜子孙，妄也；曾曰绝地，亦妄也。两妄交争，而曾偶胜。中和、允恭且衔冤于地下，勿论谓矣。天下之恶谓怨谓，而欲其窜死也，久矣；一闻抵法，而中外交快。乃谓奸邪病国之辜，不昭著于天下以儆官邪，则君子不以为快。乘母后之怒，以非其罪而死谓于穷发瘴疠之乡，君子且为谓悲矣。谓以是而窜死，谓之荣也，而曾何幸焉？

呜呼！宋之以“不道”“无将”陷人于罪罟者，自谓陷寇准始。急绝其流，犹恐不息，曾以是相报，而益长滔天之浸。嗣是而后，章惇、苏轼党人交相指摘，文字之疵，诬为大逆，同文馆之狱兴，而毒流士类者不知纪极。君非襁褓之子，臣非拥兵擅土之雄，父子兄弟世相及而位早定，环九州以共戴一王，宗社固若盘石，孰为“无将”？孰为“不道”？藉怀不逞之心，抑又何求而以此为名，交相倾于不赦之罗网？曾欲诛逐小人，而计出于此，操心之险，贻害之深，谁得谓宋之有社稷臣哉！其君子，气而已矣。其小人，毒而已矣。气之与毒，相去几何？君子小人之相去，亦寻丈之闲而已矣。天下后世之欲为君子者，尚于此焉戒之哉！

　　一曹魏严母后临朝之禁，君子深有取焉，以为万世法。唐不监而召武、韦之祸，玄宗既靖内难，而后为之衰止。不期宋之方盛而急裂其防也。

仁宗立，刘后以小有才而垂帘听政，乃至服衮冕以庙见，乱男女之别，而辱宗庙。方其始，仁宗已十有四岁，迄刘后之殂，又十年矣。既非幼稚，抑匪闇昏，海内无虞，国有成宪，大臣充位，庶尹多才，恶用牝鸡始知晨暮哉？其后英宗之立，年三十矣，而曹后挟豢养之恩，持经年之政；盖前之辙迹已深，后之覆车弗恤，其势然也。宣仁以神宗母，越两代而执天下之柄，速除新法，取快人心，尧、舜之称，喧腾今古。而他日者，以挟女主制冲人之口实，授小人以反噬，元祐诸公亦何乐有此。而况母政子政之说，不伦不典，拂阴阳内外之大经，岂有道者所宜出诸口哉？

夫汉、唐女主之祸，有繇来矣。宫闱之宠深，外戚之权重，极重难返之势，不能逆挽于一朝。故虽骨鲠大臣如陈蕃者，不能不假手以行其志。至于宋，而非其伦矣。然而刘后无可奉之遗命，而持魁柄迄于老死而后释，孰假之权？则丁谓之奸实成之也。谓以邪佞逢君，而怨盈朝野，及此而事将变矣，结雷允恭以奉后而觊延其生命，则当国大臣秉正以肃清内外，在此时矣。王曾执政，系天下之望者不轻，曾无定命之谟，倡众正以立纲纪，仍假手乞灵于帘内，以窜谓而求快于须臾；刘后又已制国之命，而威伸中外，曾且无如之何。然则终始十年，成三世垂帘之陋，激君子小人相攻不下之势，非曾尸其咎而谁委哉？曹后之(贼)[悍]也，先君慎择付托之嗣子，几为庐陵房州之续，则刘后之逐宰相者，逐天子之竽也。微韩公伸任守忠之法，而危词以急撤其帘，浸使如曾，宋其殆矣！韩公一秉道，而革两朝之弊。后起之英，守成宪以正朝廷，夫岂非易易者？而元祐诸公无怀私之(恶)[慝]，有忧国之心，顾且踵曾之失，仍谓之奸，倒授宰制之权于簪珥，用制同异之见于冲人，以不正而临人使正，不已懵乎！

夫昔之人有用此者，谢安是也。安图再造之功于外，而折桓氏之权于内；苦势已重，不欲独任魁柄，以召中外之疑，贻桓氏以口实。抑恐群从子弟握兵柄，(泊)[治]方州，倚勋望以自崇，蹈敦、温之覆轨。故奉女主以示有所禀，而自保其臣节。元祐诸公，夫岂当此时、值此势，不得已而姑出于是哉？所欲为者，除新法也。所欲去者，章惇、蔡确邪慝之鄙夫也。进贤远奸，除稗政，修旧章，大臣之道，大臣之所得为也。奉嗣君以为之，而无可避之权，建瓴之势，令下如流，何求不得？而假灵宠于宫闱，以求快于一朝，自开衅隙以召人之攻乎？易动而难静者，人心也。攻击有名、而乱靡有定之祸，自此始矣。用是术者，自王曾之逐丁谓倡之。韩公矫而正之，而不能保其不乱。邪一中于人心，而贤者惑焉，理之不顺，势不足以有行，而世变亟矣。

夫奉母后以制冲人，逆道也。躬为天子矣，欲使为善，岂必不能？乃视若赘疣，别拥一母后之尊，临其上以相钳束：行一政，曰：太后之忧民也；用一人，曰：太后之任贤也。非甚盛德，孰能忍此？即其盛德，亦未闻天子之孝，唯母命而莫之违也。且以仁宗居心之厚，而全刘氏之恩于终始，其于政事无大变矣。而刘后方殂，吕夷简、张耆等大臣之罢者七人，王德用、章德象俱以不阿附故，而受显擢。则元祐诸公推崇高后以改法除奸，而求其志道之伸，保百年之长治也，必不可得矣。太后固曰：“官家别用一番人。”而诸公不悟，旴豫以鸣，曾莫恤后灾之殆甚，何为者也？王曾幸而免此者，仁宗居心之厚，而范希文以君子之道立心，陈“掩小故以全大德”之言，能持其平也。观于此，而韩、范以外，可谓宋之有大臣乎？

不可拂者，大经也；不可违者，常道也。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内，既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妇道之正也。虽有庸主，犹贤哲妇。功不求苟成，事不求姑可，包鱼虽美，义不及宾。此义一差，千涂皆谬，可不慎与！

二仁宗之称盛治，至于今而闻者羡之。帝躬慈俭之德，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，皆所谓君子人也，宜其治之盛也。夷考宋政之乱，自神宗始。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、贻讥于后世者，非有奢淫暴虐之行；唯上之求治也[已]亟，下之言治者已烦[尔]。乃(俞)其(臣)[召]下之烦言，以启上之佚志，则自仁宗开之。而朝不能靖，民不能莫，在仁宗之时而已然矣。

国家当创业之始，繇乱而治，则必有所兴革，以为一代之规。其所兴革不足以为规一代者，则必速亡。非然，则略而不详、因陋而不文、保弱而不竞者，皆有深意存焉。君德、民心、时会之所凑，适可至于是；既至于是，而亦足以持国于不衰。乃传之数世而獘且生矣。獘之所生，皆依法而起，则归咎于法也，不患无辞。其为獘也，吏玩而不理，士靡而亡实，民骄而不均，兵弛而不振；非其破法而行私，抑沿法而巧匿其奸也。有志者愤之，而求治之情，迫动于上，言治之术，竞起于下；听其言，推其心，皆当时所可厌苦之情事，而厘正之于旦夕，有余快焉。虽然，抑岂必归咎于法而别求治理哉？吏玩而不理，任廉肃之大臣以饬仕阶而得矣。士靡而亡实，崇醇雅之师儒以兴正学而得矣。民骄而不均，豪民日竞，罢民日瘠，人事盈虚之必有也；宽其征徭，疲者苏而竞者无所容其指画矣。兵弛而不振，籍有而伍无，伍有而战无，战争久息之必然也；无荐贿之将，无私杀之兵，委任专而弛者且劝以强劲矣。若是者，任得其人，而法无不可用。若十一千百之挂漏，创法者固留有余以养天下而平其情。匹夫匹妇祁寒暑雨之怨咨，猾胥奸民为鼠为雀之啄龁，恶足坏纲纪而伤教化？有天下者，无容心焉可矣。

宋自建隆开国，至仁宗亲政之年，七十余岁矣。太祖、太宗之法，敝且乘之而生者，自然之数也。夫岂唯宋祖无文、武之至德，议道之公辅无周、召之弘猷乎？即以成周治教之隆，至於穆、昭之世，蛹蠹亦生于简策，固不足以为文、武、周、召病也。法之必敝矣，非鼎革之时，愈改之，则弊愈丛生。苟循其故常，吏虽贪冒，无改法之可乘，不能托名逾分以巧为吹索。士虽浮靡，无意指之可窥，不能逢迎揣摩以利其诡遇。民虽强可凌弱，无以启之，则无讦讼之兴以两俱受毙，俾富者贫而贫者死。兵虽名在实亡，无以乱之，则无游惰之民以枭张而起，进则为兵而退则为盗。唯求治者汲汲而忧之，言治者啧啧而争之，诵一先生之言，古今异势，而欲施之当时，且其所施者抑非先王之精意；见一乡保之利，风土殊理，而欲行之九州，且其所行者，抑非一邑之乐从。神宗君臣所夜思昼作，聚讼盈廷，飞符遍野，以使下无法守，开章惇、蔡京爚乱以亡之渐者，其风已自仁宗始矣。前乎此者，真宗虽有淫祀骄奢之失，王钦若、丁谓虽有贪权惑主之恶，而李太初慎持之于前，王子明谨守之于后。迨乎天圣、明道之闲，老成凋谢已向尽矣。仅一直方简重之李迪，起自迁谪，而任之不专。至若王曾等者，非名节之不矜也，非勤劳之不夙也，以术闲道，以气矜刚；而仁宗(当)[耽]受谏之美名，慕恤下之仁闻，欣然举国以无择于听。迨及季年，天章开，条陈进，唯日不给，以取纲维而移易之；吏无恒守，士无恒学，民无恒遵，兵无恒调。所赖有进言者，无坚僻之心，而持之不固；不然，其为害于天下，岂待熙、丰哉？知治道者，不能不为仁宗惜矣。

夫秉慈俭之德，而抑有清刚之多士赞理于下，使能见小害而不激，见小利而不歆，见小才而无取，见小过而无苛；则奸无所荧，邪无能闲，修明成宪，休养士民，于以坐致升平，绰有余裕。柰之何强饮疥癣之疾以五毒之剂，而伤其肺腑哉！故仁宗之所就者，概可见矣。迹其谋国，则屡败于西而元昊张，启侮于北而岁币增。迹其造士，则闻风而起者，苏氏父子掉仪秦之舌；揣摩而前者，王安石之徒，习申、商之术；后此之挠乱天下者，皆此日之竞进于大廷。故曰神宗之兴怨于天下、贻讥于后世者，皆仁宗启之也。

夫言治者，皆曰先王矣。而先王者，何世之先王也？孔子曰：“吾从周。”非文、武之道隆于禹、汤也。文、武之法，民所世守而安焉者也。孟子曰：“遵先王之法。”周未亡，王者未作，井田学校所宜遵者，周之旧也。官习于廷，士习于学，民习于野；善者其所夙尚，失者其所可安，利者其所允宜，害者其所能胜；慎求治人而政无不举。孔、孟之言治者，此而已矣。啧啧之言，以先王为口实，如庄周之称泰氏，许行之道神农，曾是之从，亦异于孔子矣。故知治者深为仁宗惜也。

三仁宗有大德于天下，垂及今而民受其赐；抑有大弊政以病民者二百年，其余波之害，延于今而未已。盖其求治之心已亟，但知之而即为之，是故利无待而兴，害不择而起。

其有大德于天下者，航海买早稻万石于占城，分授民种，是也。其种之也早，正与江南梅雨而相当，可以及时而毕树艺之功；其熟也早，与深秋霜燥而相违，可弗费水而避亢旱之害；其种之也，田不必腴而获不赀，可以多种而无瘠芜之田；皆其施德之普也。昔者周有天下，既祀后稷以配天，为一代之祖；又祀之于稷以配社，享万世之报。然则有明王起，饬正祀典以酬功德，奉仁宗以代周弃而享祀千秋，其宜也。惜乎无与表章者，史亦略记其事而不揄扬其美，则后王之过也。

若其弊之病天下者，则听西川转运使薛田、张若谷之言，置交子务是也。交子变而为会子，会子变而为钞，其实皆敝纸而已矣。

古之税于民也，米粟也，布缕也。天子之畿，相距止于五百里；莫大诸侯，无三百里之疆域；则粟米虽重，而输之也不劳。古之为市者，民用有涯，则所(为)[易]者简；田宅有制，不容兼并，则所赍以易者轻。故粟米、布帛、械器相通有无，而授受亦易。至于后世，民用日繁，商贾奔利于数千里之外；而四海一王，输于国、饷于边者，亦数千里而遥；转挽之劳，无能胜也。而且粟米耗于升龠，布帛裂于寸尺，作伪者湮湿以败可食之稻麦，靡薄以费可衣之丝枲。故民之所趋，国之所制，以金以钱为百物之母而权其子。事虽异古，而圣王复起，不能易矣。乃其所以可为百物之母者，固有实也。金、银、铜、铅者，产于山，而山不尽有；成于炼，而炼无固获；造于铸，而铸非独力之所能成，薄赀之所能作者也。其得之也难，而用之也不敝；输之也轻，而藏之也不腐。盖是数物者，非宝也，而有可宝之道焉。故天下利用之，王者弗能违也。唯然，而可以经久行远者，亦止此而已矣。

交子之制，何为也哉？有楮有墨，皆可造矣，造之皆可成矣；用之数，则速裂矣；藏之久，则改制矣。以方尺之纸，被以钱布之名，轻重唯其所命而无等，则官以之愚商，商以之愚民，交相愚于无实之虚名，而导天下以作伪。终宋之世迄于[胡]元，延及洪、永之初，笼百物以府利于上，或废或兴，或兑或改，千金之赀，一旦而均于粪土，以颠倒愚民于术中；君天下者而(思)[忍]为此，亦不仁之甚矣！夫民不可以久欺也，故宣德以来，不复能行于天下。然而余害迄今而未已，则伤诏禄之典，而重刑辟之条，无明王作，而孰与更始？其害治亦非小矣。

钞之始制也，号之曰“千钱”，则千钱矣。已而民递轻之，而所值递减，乃至十余钱而尚不售，然而“千钱”之名固(有)[存]也。俸有折钞以代米，乃至一石而所折者数钱；律有估物以定赃，乃至数金而科罪以满贯。俸日益薄，而吏毁其廉；赃日益重，而民极于死。仅一钞之名(成)[存]，而害且积而不去，况实用以代金钱，其贼民如彼乎？益之以私造之易，殊死之刑日闻于司寇，以诱民于阱而杀之，仁宗作俑之愆，不能辞矣。

是故君天下者，一举事而大利大害皆施及无穷，不可不审也。听言轻，则从善如流，而从恶亦如流。行法决，则善之所及者远，而恶之所被者亦长矣。以仁如彼，以不仁如此，仁宗两任之，图治者其何择焉？舜之大智也，从善若决江、河，而戒禹曰：“无稽之言勿听。”以其大智，成其至仁，治道尽此矣。

四大臣进位宰执，而条列时政以陈言，自吕夷简始。其后韩、范、富、马诸君子，出统六师，入参三事，皆于受事之初，例有条奏。闻之曰：“天下有道，行有枝叶，天下无道，言有枝叶。”以此知诸公失大臣之道。而明道以后，人才之寖降，风尚之寖卑，前此者(石)[吕]、李、向、王之风轨，不可复追矣。

书曰：“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。”以言者，始进之士，非言无以达其忱；上之庸之，非言无以知其志。故观其引伸，知其所学；观其蕴藉，知其所养；非必言之可行而听之行也。后世策问贤良，科举取士，其法循此，而抑可以得人；然而不能无不得之人矣。至于既简在位，或贤或否，则以功而明试之，非以言者之始测于影响，而下亦仅此以为自效之资也。且夫藉言以为羔雁者，亦挟长求进之士尔。其畜德抱道、具公辅之器者，犹不屑此。而况大任在躬，天职与共，神而明之、默而成之者，非笔舌之所能宣；而喋喋多言，以掩力行不逮之愆尤乎？

即以敷奏言之，射策之士，谏议之官，言不容已也，而抑各有其畔，不可越也。将以匡君之过与？则即以一德之凉，推其所失而导之以改，无事掇拾天德王道，尽其口耳之所记诵者，罄之于一牍也。非是者，为鬻才之曲士。将以指政之非与？则即一事之失，极其害之所至，而陈其所宜，无事旁推广引，泛及他端之未善，以责效于一朝也。非是者，为乱政之辩言。将以摘所用之非人与？则即以一人之罪状，明列其不可容，无事抑此伸彼，滥及盈廷，以唯吾所欲废置也。非是者，为死党之憸人。将以论封疆之大害与？则即以一计之乖张，专指而征其必偾，无事胪列兵法，画地指天，以遥制生杀之枢机也。非是者，为首祸之狂夫。且夫一言出，而且俟君之行此一言也，则事不冗，而力以暇而有余。一言出，而君既行此一言矣，则意相得，而后可因而复进。故志行而言非虚设。行与不行，皆未可必之于君心；姑且言出如哇，而唯恐不充于幅，诚何为者？况乎一人之识，以察一理，尚虑其义不精，而害且伏于其隐。乃搦管经营，旁搜杂引，举君德、民情、兵、农、礼、乐、水、火、工、虞、无涯之得失，穷尽之于数尺之章疏。才之果胜与？念之果周与？发果以诚，而行果无不得与？问之心，而固不能自信；按之他日，而已知其不然。徒尔洋洋娓娓、建瓴倾水而出之，不少待焉；不怍之口，莫知其咎，亦孔之丑矣。则在怀才初进之士，与职司言责之臣，犹不可不慎也。而得君已深，历任已夙，居密勿以静镇四海者，尤勿论矣。

明道以后，宰执诸公，皆代天工以临群动者也。天下之事，唯君与我坐而论之，事至而行之，可兴则兴之已耳，可革则革之已耳。唯道之从，唯志之伸，定命以辰告，不崇朝而遍天下，将何求而不得？奚待烦言以耸众听？如其微言而不悟，直言而不从，欲行而中沮，欲止而旁出；则有引身以退，免疚恶于寸心，而不待暴白以号于人曰：“吾已缕析言之，而上不我庸也。”此宰执大臣所以靖邦纪而息嚣凌之枢要也。在昔李太初、王子明以实心体国，奠七十余年社稷生民于阜安者，一变而为尚口纷呶之朝廷，摇四海于三寸之管，谁尸其咎？岂非倡之者在堂皇，和之者尽士类，其所繇来者渐乎！宰执有条奏矣，侍从有条奏矣，庶僚有条奏矣，有司有条奏矣；乃至草茅之士，有喙斯鸣，无不可有条奏矣。何怪乎王安石之以万言耸人主，俾从己以颠倒国是；而远处蜀山闻风跃起之苏洵，且以权谋憯险之术，习淫遁之文章，售其尉缭、孙膑之诡遇，簧鼓当事，而荧后世之耳目哉？

姚元之之以十事要玄宗也，在未相之先，谓不可行而己不敢相也，是亦慎进之一术也。既已为相，则唯其行之而无复言矣。陆敬舆之详于论事也，一事竟而又及一事，因时之迫以答上问，而非阔(达)[远]迂疏以侈文章之富也。宰执之道，司听言以待黜陟耳，息浮言以正人心耳。言出而行浇，言长而忠薄，言之不已，而国事不可为矣。读者惑焉，诧为盛美，违山十里，蟪蛄犹闻，束宋人章奏于高阁，学术治道庶有瘥焉。俗论不然，宜中国之日疲以蹙也。

五仁宗之生，以大中祥符三年，岁在庚申，及嘉祐二年乙酉，二十有六年，拟之于古，未逮乎壮有室之齿也。曹后之立，未及期月，则皇子之生，非所绝望。乃育英宗于宫中，使后拊鞠之。呜呼！念宗社之重而忘私，是岂非能为人之所不能，足为万世法者哉！

三王以后，与子之法立，苟为适长，道不得而废焉。汉明虽贤，光武犹谓失德；晋惠虽闇，武帝不任其愆。故三代有豫教之法，尽人之所可为，而贤不肖治乱安危举而听之于天，亦且无如之何矣。乃无子而嗣未有定，以及乎危病之际，奸人妇寺挟私意以援立庶支，市德居功，而倒持魁柄，汉唐之祸，率繇此而兴。其近正者，则辨昭穆，审亲疏，弟与从子以序而登，斯亦可以止争而靖国矣。而于帝王慎重天位之道，固未协也。夫唯适长之不容变置，为百王之成宪，而贤不肖非所谋耳。无子而授之同产之弟与从子之长，古未有法，道无可执。则天既授我以选贤而建之权，如之何不自化裁，可诿诸后以任臣僚之扳立邪？英宗方四岁而鞠之宫中，察其情志，审其器量，远其外诱，习其家法，而抑受恩勤之德于中宫。他日曰：“宫中尝养二子，小者近不慧，大者可也。”帝之留心于国本，非一日矣。范、富、包、文、司马虽心是其请，且不欲授以援立之权，独托腹心于韩公，然抑闻命而始请其名，前此者亦未敢有所拟也。则熟筹密运于一人之心，又岂奸邪之得窥伺哉？

在礼有之曰：“为人后者为之子。”非尽人无子而必为立后也。自大夫以上，有世禄、食采邑、建祖庙者，达乎天子。苟无子而必有后，则三代之兴，虽无子而固有子。豫立之典，虽不见于史策，而以为后之文推之，则苟有有世守，无无子者，必有子，而与子之法固不以无出而废也。抑在礼有之曰：“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服期。”本非期而加以期之谓也。若以亲疏序及，而所立者从子之长，则所生父母虽降，而固有叔父之亲，不必加隆而固服期。[然]则功缌以降之族子，但使温恭之度形于早岁，皆择养而豫教之，无问亲疏亦明矣。汉、唐之君，轻宗社而怙其专私，未有能者。仁宗虑之早而断之决，以定百王之大法。于是高宗有所禀承，远立太祖之裔孙，而本支不敢妄争，臣民欣为推戴，两宫全其慈孝，社稷赖以小康，皆仁宗之贻谋为之先导也。

虽然，义隐于三代，而法沮于汉、唐，仁宗创起而决策，以至正之举，而有非常之疑，故任守忠惑曹后以起衅，而仁宗无虑也。有韩公在，制守忠之死命，而曹后黜于其义也。高宗无可恃之大臣矣，于是而内禅以定其位。然则心苟无私，变通在我，居天位之尊，承皇天之命，仰先祖之灵，奉名义之正，无志不可行，无谋不可定。何畏乎(命异)[佥壬]，何忧乎事变哉？

六朋党之兴，始于君子，而终不胜于小人，害乃及于宗社生民，不亡而不息。宋之有此也，盛于熙、丰，交争于元祐、绍圣，而祸烈于徽宗之世，其始则景祐诸公开之也。

国家刚方挺直之正气，与敦庞笃厚之醇风，并行而不相悖害。大臣任之，而非但大臣任之也。人主平其情，以不迫行其用舍，慎其听，以不轻动于人言；则虽有小人，不伤君子，其有君子，不患其有小人；而国是贞矣，而嚣凌息矣。前乎景祐者，非无丁谓、王钦若之奸佞也。而王旦沮钦若之登庸，马知节折钦若之匿奏，张咏且死请戮尸以贸丁谓之头，李迪誓死而斥丁谓之奸，王曾且独任窜谓之举，而不劳廷臣之交击。故钦若、谓非无邪党，亦以讦讼不行，而但偷容容之福；胡旦、翟马周、梅询、曾致尧之徒，或乍张而终替，或朒缩而不前。盖大臣以国之治乱、人之贞邪、引为己任，而不匿情于且吐且茹之交，授发奸摘伏之权于锐起多言之士。故刚而不挠，抑重而不轻，唯其自任者决也。而天子亦不矜好问好察之名，闻人言而轻为喜怒。则虽有繁兴之众论，静以听君相之从违，自非田锡、孙奭任谏诤之职者，皆无能骋其辩也。

好善则进之，恶恶则去之，任于己以持天下之平者，大臣之道也。引之不喜，激之不怒，居乎静以听天下之公者，天子之道也。而仁宗之世，交失之矣。仁宗之求治也急，而性情之所偏倚者，宽柔也。宽柔者之能容物，人所知也。宽柔者之不能容物，非知道者不知也。至于前而有所称说，容之矣，未遽以为是，未遽以为非也。容之容之，而言沓至，则辩言者且将怒其所必怒，而终不能容。夫苟乐求人言，而利用其臧否，则君子小人莫能自必，而特以议论之短长为兴废。于是而小人之党，竞起争鸣；而自附于君子之华士，抑绰约振迅，饰其文辞，以为制胜之具。言满天下，蔚然可观，相传为不讳之朝。故当时士民与后世之闻其风者，所甚歆仰于仁宗，皆仁宗之失也。于是而宋兴以来敦庞笃厚之风，荡然不足以存矣。

抑考当时之大臣，则耆旧已凋，所仅存者，吕夷简尔。夷简固以讪之不怒、逐之不耻、为上下交顺之术，而其心之不可问者多矣。其继起当国能守正而无倾险者，文彦博(矣)[也]，而亦利用夷简之术，以自挫其刚方之气；乃恐其志不足以行，则旁求助于才辩有余之士，群起以折异己而得伸。韩、富、范、马诸公，虽以天下为己任，而不能自超出于此术之上。于是石介、苏舜钦之流，矫起于庶僚，而王素、唐介、蔡襄、余靖一唱百和，唯力是视，抑此伸彼，唯胜是求。天子无一定之衡，大臣无久安之计，或信或疑，或起或仆，旋加诸膝，旋坠诸渊，以成波流无定之宇。熙、丰以后纷呶噂沓之习，已早见于此，而君犹自信曰：“吾能广听。”大臣且自矜曰：“吾能有容。”士竞习于浮言，揣摩当世之务，希合风尚之归，以颠倒于其笔舌；取先圣之格言，前王之大法，屈抑以供其证佐。童而习之，出而试之，持之终身，传之后进，而王安石、苏轼以小有才而为之领袖；皆仁宗君相所侧席以求，豢成其毛羽者也。乃至吕惠卿、邓绾、邢恕、沈括、陆佃、张耒、秦观、曾巩、李廌之流，分朋相角，以下逮于蔡京父子，而后覆败之局终焉。呜呼！凡此訾訾捷捷者，皆李沆、王旦所视为土偶，任其掷弃山隅，而不使司祸福者也。而仁宗之世，亟导以兴。其刚方也，非气之正也。其敦笃也，非识之定也。置神器于八达之衢，过者得评其长短而移易之，日刓月敝，以抵于败亡。天下后世犹奖其君德之弘，人才之盛；则知道者之希，知治者之无人，抑今古之有同悲矣！

按仁宗之世，所聚讼不已者，吕夷简、夏竦之进退而已。此二子者，岂有丁谓、王钦若蠹国殃民已著而不可掩之恶哉？夷简之罪，莫大于赞成废后。后伤天子之颊，固不可以为天下母，亦非甚害于大伦。竦之恶莫大于重诬石介。而介之始进而被黜，以争录五代之后，亦宋忠厚之泽过，而无伤于教化；矜气以争，黜之亦非已甚。而范、余、欧、尹遽群起以去国为高，投滴水于沸油，焰发而莫之能遏。然则吕、夏固不足以祸宋，而张逐虎之网，叫呼以争死命于兔，何为者邪？天子不慎于听言，而无恒鉴；大臣不自秉国成，而奖浮薄；一彼一此，以气势为荣枯，斯其以为宋之季世而已矣。读其书，言不可胜求也；闻其名，美不可胜传也。即而察之，外强而中枯；静而诊之，脉浮而筋缓；起伏相代，得失相参。契丹胁之，而竭力以奉金缯；元昊乘之，而兵将血于原野。当时之效，亦可睹矣，奚问后世哉！

七(言)[古]者人得进谏于君，而谏无专官，不欲天下之以言为尚也。圣王乐闻天下之言，而恶天下之以言为尚；上下交责于己，而不攻人以求胜；治之所以定，功之所以成，俗之所以淳，乱之所以讫也。谏之有专官，自萧梁始，而唐因之。谏有专官，则以言为职矣。以言为职，则以言为尚矣。以言为职欲无言而不可；以言为尚，求所以言者，但可言而即言之。于是进不揆于理，退不信于心；利其所病，病其所利，贤其所不肖，不肖其所贤；时之所趋，意之所动，闻见之所到，曲折以蕲乎工，矫揉以成其是；科条繁而搏击鸷，枝叶盛而蔓延张，唯其所尚，以称其职，无不可言也。易曰：“乱之所繇生，则言语以为阶。”职此谓矣。

乃唐之有专官也，隶于门下省，则与宰相为僚属，而听治于宰相，法犹善也。所以然者，天子之职，论相而已矣。论定而后相之，既相而必任之，不能其官，而唯天子进退之，舍是而天子无以治天下。夫天子无以博察乎人之贤奸而悉乎民之隐志，唯此一二辅弼之臣寄以子孙黎民者，为其所谨司。然而弗能审焉，则天子无以为天下君。若夫必置谏官以赞其不逮者有故：大臣者，一谏而善道之，再谏而昌言之，三谏而危言之；然而终不庸焉，则引身以退，大臣之道也。故唯宗社安危，贤奸用舍，生民生死之大司，宰相执之，以弼正天子之愆，而自度其去就。若夫天子一言之不合，一动之不臧，好尚之不端，喜怒之不节，见端于微，未形于大，宰相屑屑然以力争，争而不从，不从而不去，则辱其身；不从而急去，则遗其君。故宰相必靳于其小，而以封驳争论之权授之谏官，而后宰相得以持其大，而为进退之大经。故唐之制犹善也。

宰相之用舍听之天子，谏官之予夺听之宰相，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谏官；环相为治，而言乃为功。谏官者，以绳纠天子，而非以绳纠宰相者也。天子之职，止此一二日侍密勿心膂之大臣，弗能决择而委之谏官，则天子旷矣。天子旷而繁言兴，如是而不乱者，未之或有。仁宗诏宰相毋得进用台官，非中丞知杂保荐者毋得除授，曰：“使宰相自用台官，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。”呜呼！宋以言语沓兴，而政紊于廷，民劳于野，境蹙于疆，日削以亡，自此始矣。

且夫宰相之非其人，有自来矣。上之所优礼而信从者，必其所喜者也。下之诡遇而获上之宠者，必上之所歆者也。上喜察察之明，则苛烦者相矣。上喜呴呴之恩，则柔茸者相矣。上贪黩武之功，则生事者相矣。上利锱铢之获，则掊克者相矣。上耽宴安之逸，则擅权者相矣。上逐声色之欲，则导淫者相矣。上惑佛老之教，则妖妄者相矣。上寄耳目于宦寺，则结奄竖者相矣。上委国政于妃嫔，则交宫禁者相矣。天下不患无君子，而不能获上于所不好。天下不能无小人，而不能惑上于无所迷。故谏官以其犯颜无讳之危言，绳之于早，纠之于微，则木不腐而蠹不生，形不污而影不黯；宰相之可否，入明鉴之中，莫能隐蔽。又岂待谏官之毛举细过以加其上，而使不足以有为乎？

是道也，自天子以至于修士，未有不以此为听言之经者也。言之益也，在攻其过，而诏以其所不知。然而有辨矣。或听言而悟，或听言而迷。刚愎以自用，则祸至而不知。无主而听荧，则衅生于不审。故曰乐闻天下之言，而恶天下之以言为尚。道之迹相背而实相成者，唯君子能辨之。

有言于此，攻己之失而尽其辞，君子之所乐也。言虽不当，抑必有当焉者矣。即无所当，而不欲拒之以止人之忠告也。有言于此，攻人之失而发其隐，君子之所恶也。言虽非私，必有私者伏矣。即果无私，而不欲行之以启人之讦谤也。故君子之听言，止以自攻。

岂徒天子之于宰相为然邪？百执之得失，有司之功罪，司宪者治之矣。天子以含弘之德临其上，育其才而进之以所未逮。人乃以自劝于修为，而乐效其职。而越位以持人之短长者，矫举纤芥，摘发暮夜，以败人之名节而使自弃，固明主之所必远。

抑岂徒天子之听谏官为然邪？庶士之族，亦有亲疏；闾里之交，亦有此耦；其离其合，自以其伦而为厚薄。而浮薄之士，喜谈臧否者，攻其所不见，述其所未闻，以使猜疑，固修士之所必绝。

且岂徒攻人之过以相排陷者为然邪？朝则有章，家则有法；先王之精意，不可以小利疑其不宜；先正之格言，不可以私心度其未至。而(积)[称]引繁杂，琐陈利害，快愚贱之鄙心以要誉，乘时势之偶然以改图。一人之识，而欲尽天下之理；一端之得，而欲强百致之齐。凭臆见以亏短成法，倚古语以讥驳时宜，言不如其心，心不如其理，穷工极变，以蛊人心而乱常道。尤有道者之所必绝，而不使敢干。

夫君子所乐听人言者，嗜欲之不戢，器识之不弘，学问之不勉，好尚之不端，喜怒之不节，动止之不庄，出话之不正。勿惮我之威，勿疑我之拒，勿薄我为不足言，勿恕我以姑有待。如石攻玉，必致其精；如绳裁木，必壹于正。则薰沐以求之，拜稽以受之，而唯恐其易尽。如其刚直之气，不以加我而以加人，则小臣仆妾且将不可以一言入而刑赏及之，况仅此一二坐论之元臣，而授荣辱之大权于悠悠之心口哉？

自仁宗之为此制也，宰执与台谏分为敌垒，以交战于廷。台谏持宰执之短长，以鸷击为风采，因之廷叱大臣以辱朝廷，而大臣乃不惜廉隅，交弹而不退。其甚者，有所排击以建其所欲进，而巨奸且托台谏以登庸，害乃伏于台辅。宰执亦持台谏之短长，植根于内庭，而假主威以快其报复。于是或窜或死，乃至褫衣受杖，辱当世之士，而好名者且以体肤之伤毁为荣。其甚者，布私人、假中旨、以居掖垣，而自相攻击，害又中于言路。季世之天下，言愈长，争愈甚，官邪愈侈，民害愈深，封疆愈危，则唯政府谏垣不相下之势激之也。仁宗作法之凉，延及五百年而不息。求如唐之谏官宰相同寮而不忧其容隐者，且不可得。况古之无人不可谏，用匡君德，而不以尚口为习俗者，养敦庞刚正之元气以靖邦家，其得失岂寻丈之闲哉？

自仁宗之为此制也，吕夷简即以逐孔道辅等十人，而余靖、孙沔旬日再窜。廷臣水火之争，迄于徽、钦，无日无人不争为鼎沸。论史者犹以为善政，则甚矣一曲之士，不足与言治道也！

八元昊之必反，弗待其后事而知之。今立于五百年之余，不揣而信其必然，况当日乎？粤自继迁之死，子弱国危，弗能制其死命，漫曰以恩致之，实则输锦绮以献笑，丐其不相凌暴而已。于是而西陲撤备，将帅戢身，戍兵束手者，垂三十年，而昊始反。计德明之世，无亡矢折之患，拥盐池苑马之资，藉中国金缯之利，休养其人，以奡岸于河山险固之地，虽微元昊，且将鹰饱而飞；况昊以雄狡之才，中国久在其目中，而欲使弭耳以驯于柙也，庸可得乎？

于是而宋所以应之者，固宜其茫然也。种氏以外，无一人之可将，中枢之地，无一策之可筹。仅一王德用之拥虚名，而以“貌类艺祖、宅枕乾冈”之邪说摇动之，而不安于位。狄青初起，抑弗能乘其朝气、任以专征，不得已而委之文臣。匪特夏竦、范雍之不足有为也。韩、范二公，忧国有情，谋国有志，而韬钤之说未娴，将士之情未浃，纵之而弛，操之而烦，慎则失时，勇则失算。吟希文“将军白发”之歌，知其有弗获已之情，四顾无人，而不能不以身任。是岂足与狡诈凶横之元昊争生死者哉？其所用以直前者，刘平、石元孙、任福阘茸轻脃之夫也。则昊之不能东取环、延，南收秦、陇，以席卷关中者，幸其无刘渊、石勒之才也。

故韩、范二公之任此，良难矣。三十年闲，执国柄以赞庙谟者谁邪？李沆四方艰难之说，无可告语，而仅以属之王旦，旦亦弗能效也。曹玮忧元昊之状貌非常，不得昌言，而仅以语之王鬷，鬷固弗能信也。君饰太平以夸骄虏，臣立异同以争口舌，将畏猜嫌而思屏息，兵从放散而耻行枚。率不练之疲民，驭无谋之蹇帅，出入于夏竦、王氵公之间，吕夷简复以疲痹任心膂而可否其上，才即倍蓰于二公，亦弗能振宿萎之枝，而使翘然以起。则不能得志于一战，而俯首以和终，无足怪者。

乃以其时度其势，要其后效，宋之得免于危亡也，二公谋异，而范公之策愈矣。任福之全军覆没也，范公过信昊之可抚而堕其术中也。韩公力主进兵会讨，策昊之诈，而自戒严以行边，则失在范，而韩策为长。然范之决于议抚者，度彼度此，得下策以自全者也。

古今有定势焉，弱者不可骤(胜)[张]而强，强者可徐俟其弱。故有不必危亡之势，而自贻以危亡者，以不可张之弱尝试而争乍张之强也。夫前之自萎以积弱而养昊之强者，已如彼矣。然彼虽强，而未尝无所惮也。以一隅而敌天下，则贫富不相若。以孤军而抗天下，则众寡不相若。内患未起，而人利于安存，则撼我也难。内治犹修，而人不思外附，则诱我也无术。固本自强，以待其疲，犹足恃也。而无识者，蹶然而起，以希非望之功。驱积衰之众，糜无益之财，投进有可前、退有可却之散地，挑进则利、却则死(于)[之]狡寇，姑与薄侵其边疆，而堕其陷阱。一尝之而败矣，彼气增而我气折矣。再尝之、三尝之，而无不败矣，彼气弥增而我气折尽以无余矣。彼固未能如是其勇，我以勇贻之也。我且未必如是其怯，自教吾人以怯也。前之有所惮者，无可惮矣。有所疑者，无可疑矣。则虽有勇将劲兵以继其后，彼且无所惧，奋死以相搏，而势终不敌。元魏之于六镇，契丹之于女直，女直之于蒙古，皆是也。不然，以土地甲兵刍粮之富，率有余之众，卫久立之国家，以捍乍兴之小丑，奚其不敌，而瓦解以亡哉？

使如韩公徇夏竦之策，并数路之兵，同出一道，用争胜负，人怀异心，而投之虏穴。彼尽锐以攻其瑕，一将衅而全军骇溃，内地更无坚守有余之兵，岂徒鄜、延、泾、原之不可保哉？关中糜烂，而汴、雒之忧亦棘矣。范公之镇延州也，兴营田、通斥候，修堡砦，种世衡城青涧以相策应，缓夏竦之师期，按兵不动，以观其衅。使得如公者以终其所为，财可充，兵可用，(术)[将]可择，俟之俟之，元昊死，谅祚弱，无难折棰以收为外臣。即未能然，而不驱尝试之兵，送腰领以增其骄悍，金城屹立，士气犹存，元昊虽强，卒不能渡河而有尺土。此范公之略，所繇愈于韩公者远也。

可移者石也，不可移者山也。无土以障之，则河不决；无水以溅之，则油不炎。使汉高以武帝之兵临冒顿，则汉必危；抑使杨镐、王化贞以范公之策保沈、辽，则国必不毙。是道也，持于积弱之余，而以救其失者也。急庸人之所缓者，建威之弘略；缓庸人之所急者，定倾之成算。无事而嬉于堂，闻变而哄于市，今古败亡之券，可不鉴诸！

九人之不能有全才也，唯其才之有所独优也。才之所规，遂成乎量。才所独优，而规之以为量，则量穷于所规，规之内有余，而规之外不足。呜呼！夫孰知不足者之能止于其分，而无损于道；有余者求盈于所规之外，治之而实以纷之也。观于韩、范二公可见矣。

韩公之才，磊落而英多，任人之所不能任，为人之所不敢为，故秉正以临险阻危疑之地，恢乎其无所疑，确乎其不可拔也。而于纤悉之条理，无曲体求详之密用。是故其立朝之节，直以伊、周自任，而无所让。至于人官物曲之利病，吉凶变动之机宜，则有疏焉者矣。乃以其长用之于短，其经理陕西也，亟谋会师进讨，而不知固守以待时；多刺陕西义勇，而不恤无实而有害；皆用其长而诎焉者也。若法度、典礼、铨除、田赋，皆其所短者。而唯其短也，是以无所兴革，而不启更张之扰。

而范公异是。以天下为己任，其志也。任之力，则忧之亟。故人之贞邪，法之疏密，穷檐之疾苦，寒士之升沈，风俗之醇薄，一系于其心。是以内行修谨，友爱施于宗族，仁厚式于乡闾，唯恐有伤于物，而恶人之伤(而)物也独切。故以之驱戎，无徼功之计，而致谨于缮修自固之中策。唯其短也，而善用之，乃以终保西陲，而困元昊于一隅。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，则好善恶恶之性，不能以纤芥容，而亟议更张；裁幸滥，核考课，抑词赋，兴策问，替任子，综核名实，繁立科条，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，乐用之而不倦。唯其长也，而亟用之，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，人挟怀来以求试，熙、丰、绍圣之纷纭，皆自此而启，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。

繇是观之，二公者，皆善用其短，而不善用其长。故天下之不以用所长而成乎悔吝者，周公而后仅见其人也。夫才之所优，而学亦乐赴乎其途；才既优之，学且资之，喜怒亦因之而不可遗。喜(心)[怒]既行，而物之不伤者鲜矣。才注于斯，学效于斯，喜怒循斯以发，量之所规，不能度越乎斯，而欲以此概及乎规之所不至；则何如不足其所不足者，上怵心于天时，下增疑于物理，谨以待物之至，而治之以时，使可受益于天人，而量固未尝不弘远也。

才之英发者，扩而充之，而时履于危，危而有所惩则止。故韩公之于西夏，主战而不终，其刺义勇也，已敝而终改。若其折母后，定储位，黜奸奄，匡幼主，无所三思以直行其道，则正以不劳形怵心于细故，而全其大勇。而范公忧之已急，虑之已审，乃使纤曲脂韦之士，得依附以售其术，固自天下己任之日，极其量而不得有余矣。

苟为君子，则必知所敬矣。才所不足，敬自至焉。才所有余，不觉其敬之弛也。唯其敬也，是以简也。才所有余者，欲简而不能。才所不足者，欲不简而不得。简之必敬，敬则不容不简。以此而论二公，韩之蔽于所长者仅也，而范公已甚矣。天章阁开之后，宋乱之始也。范公缜密之才，好善恶恶之量为之也。是以缜密多知之才，尤君子之所慎用也。

一○科举试士之法有三：诗赋也，策问也，经义也。宋皆用之，(并)[互]相褒贬，而以时兴废。夫此三者，略而言之，经义尚矣。策问者，有所利用于天下者也。诗赋者，无所利用于天下者也。则策问之贤于诗赋，宜其远矣。乃若精而求之，要归而究之，推以古先圣王涵泳之仁、濯磨之义，则抑有说焉。

经义之制，自唐明经科之帖经始。帖经者，徒取其记诵，则其待士者已末矣。引而伸之，使演其精意，而著为经义，道之所以明，治之所以定，皆于此乎取之。抑使天下之士，成童以后，日紬绎于先圣之遗书，以厌饫于道腴，而匡其不轨。故曰经义尚矣。然而不保其不敝者，习之斯玩之，玩之斯侮之，以仁义中正之格言，为弋利掠名之捷径。而支离者旁出于邪，疲茸者偷安于鄙，雕绘者巧乱其真，拘挛者法伤其气，皆所谓侮圣人之言者也。则明经而经以晦，尊经而经以亵，末流之所必趋；纠之以法，而法愈以锢人之心。是其为獘也，已獘而后知之，未獘之前，獘伏而不觉。故君子不能豫度士风之日偷，而废之于先。

而獘之显著于初者，莫诗赋若也。道所不谋，唯求工于音响；治所勿问，祗巧绘其莺花。其为无所利用于天下也，夫人而知之，夫人而能言之，则固不得与策问争长矣。策问之兴，自汉策贤良始。董仲舒天人之对，历数千年而见为不刊。嗣起者，竞起以陈当世之务，为得为失，为利为病，为正为邪，为安为危，人百其言，言百其指，以争效之于天子。天子所求于士以共理天下者，正在于斯。以视取青妃白之章，不亦远乎！然为此说者，抑未体乎先王陶淑之深心，以养士习，定国是，知永终之敝，而调之于早者也。

夫先王之造士，岂不欲人抒其规画以赞政纪哉？乃汉之始策贤良也，服官之后，品行已征，成绩已著，三公二千石共保其为醇笃之儒，而后策之。始进之士，固不以此为干禄之径，而自献以言，夫亦有深意存矣。道莫乱于多歧，政莫紊于争讼，士莫恶于揣摩天下之形势而思以售其所欲为。夫苟以策问进之，则士皆于策问习之。陈言不适于时，则倚先圣以护其迂；邪说不准于理，则援往事以文其悖。足未越乎闾门，而妄计九州之盈诎；身未试乎壁垒，而辄争一线之安危。于是诡遇之小夫，心胥史之心，学幕宾之学，依附公门以察其条教，窥探时局以肆其褒讥。人希范、蔡之相倾，俗竞仪、秦之互辩，而淳庞简静之休风，斩焉尽矣。其用也，究以无裨于用也；其利也，乃以成其害也。言诡于下，听荧于上，而民不偷、国不仆者，未之有也。

且夫诗赋，则亦有所自来矣。先王之教士而升以政也，岂不欲规之使圆，削之使方，檠之使必正，束之使必驯，无言而非可用，无动而非可法，俾皆庄肃如神，干惕如战，勤敏如疾风，纤密如丝雨，以与天下相临，而弘济艰难哉？然而先王无事此也。幼而舞勺矣，已而舞象矣，已而安弦操缦矣。及其成也，宾之于饮，观之于射，旅之于语，泮涣夷犹，若将远于事情，而不循乎匡直之教。夫岂无道而处此？以为人之乐于为善而足以长人者，唯其清和之志气而已矣。不使察乎天下之利，则不导以自利之私；不使揣于天下之变，则不动其机变之巧；不使讦夫天下之慝，则无余慝之伏于心；不使测夫天下之情，则无私情之吝于己。荡而涤之，不以鄙陋愁其心；泳而游之，不以纷拏鼓其气。养其未有用之心，为有用之图，则用之也大；矜其无可尚之志，为所尚之道，则其所尚也贞。咏歌忾叹于人情物态之中，挥斥流俗以游神于清虚和畅之宇。其贤者，进于道，而以容四海、宥万民、而有余裕；不肖者，亦敛戢其乔野鸷攫之情，而不操人世之短长，以生事而贼民。盖诗赋者，此意犹存焉。虽或沉溺于风云月露之闲，茫然于治理，而岂掉片舌、舞寸管，以倒是非、乱纲纪，贻宗社生民之害于无已哉？

繇此言之，诗赋之视经义弗若也而贤于策问多矣。范希文奋起以改旧制，于是而浮薄之士，争起而习为揣摩。苏洵以孙、吴逞，王安石以申、商鸣，皆持之以进；而为之和者，实繁有徒，以裂宋之纲维而速坠。希文之过，不可辞矣。若乃执政之党人，摘策问之短，为之辞曰：“诗赋声病易考，策论汗漫难知。”此则卑陋已极，适足资希文之一笑而已。

一一上书纠察之言，有直，有佞，有奸。是天下之公是，非天下之公非，昌言而无讳者，直也。迎时之所是而是之，不顾其非；迎时之所非而非之，不恤其是；曲言而善辩者，佞也。是天下之公非，非天下之公是，大言以胁上者，奸也。要其所言者，必明察其短长。或以为病国，或以为罔上，或以为侵权，或以为废事，引国计之濒危，指登进之失序，自言妨忌者何人，直摘失谋者何事，乃以是其所是，非其所非。虽佞且奸，亦托之爱君忧国之直，而不避怨以相攻击，则人君为其所动也，亦有繇矣。

乃三者之外，有妖言焉。非徒佞也，非徒奸也，托之于直，以毁伤人之素履，言一发而无可避、无可辩也。若是者，于草为堇，于虫为蜮，于鸟为鵩，于兽为狐。风一倡，而所号为君子者，亦用其术以加之小人，而不知其不可为也。则其为妖也，不可辞矣。凡为此言者，其大端有四：曰谋为叛逆，曰诅咒诽谤，曰内行不修，曰暗通贿赂。呜呼！使直不疑、陈平不遇明主，则废锢终身；狄仁杰非有天幸，则族灭久矣。不幸而为其所惑也，君以杀其体国之臣，父以杀其克家之子，史氏且存其说，以污君子于盖棺之后。自春秋以来，历汉、唐而不绝，犹妖鸟蠥狐之不绝于林莽也，而宋为甚。王拱辰之以陷苏舜钦摇杜衍也，丁谓之以陷寇准也，夏竦之以陷石介及富弼也，蒋之奇之以陷欧阳修也，章惇、苏轼之以互相陷也，莫非妖也。加之以“无将”之辟，则曰密谋而人不觉。污之以帷薄之愆，则曰匿丑而迹不宣。諠之以诽谤，则文字皆索瘢之资。讦之以关通，则礼际亦行私之迹。辱之以赃私，则酒浆亦暮夜之投。人所不能言者言之矣，人所不敢言者言之矣，人所不忍言者言之矣。于国计无与也，于官箴无与也，于民瘼无与也，于吏治无与也。大则施以覆载之不容，细亦被以面目之有腼。倾耳以听道路之言，而藏身托于风闻之误。事已白，而自谓责备之严；事无征，而犹矜诛意之效。无所触而兴，是怪鸟之啼于坐隅也。随其影而射，是蠥虫之藏于深渊也。虽有曲谨之士，无得而防；虽有善辩之口，无从而折。昏霾起而眉目不辨；疫厉兴而沿染无方，亦且终无如之何矣。

呜呼！苟有明君，亦岂必其难辨哉？天下方定，大位有归，怀逆何望也？君不杀谏臣，士不惜直言，诽谤何为也？既以登朝，谁能拒戚畹近信而弗与接也？时方暇豫，谁能谢燕游欢笑而无所费也？至于宗族有谗人，而小缺在寝门，则闲言起。婢妾有怨望，而嫌疑在欬笑，则丑诋宣。明主相信以素履，相知以大节，度以势之所屈，揆以理之所无；则密陈之而知其非忠，斥言之而知其非直，面相质讦，而知君子之自爱，且代为之惭，而耻与之争。若夫人之为贤为奸，当其举之于乡，升之于朝，进而与之谋国；独契之知，众论之定，已非一日；何待怨隙开而攻击逞，乃俟宵人之吹索而始知哉？而优柔之主，无救日之弓以射妖鸟，则和颜以听，使尽其词。辱朝廷羞当世之士，既已成乎风气。于是自命为君子人者，亦倒用其术以相禁制。妖气所薰，无物不靡，岂徒政之所繇乱哉？人心波沸，而正直忠厚之风斩焉。斯亦有心者所可为之痛哭矣！

王曾舍丁谓之大罪，而以山陵水石(诈)[诬]其有不轨之心。唐介所称“真御史”也，张尧佐之进用，除拟出自中书，责文彦博自有国体，乃以灯笼锦进奉贵妃，诋诃之于大廷。曾言既用，谓虽殛而罪不昭。介贬虽行，彦博亦缘之而罢相。然则仁宗所终始乐闻者，以暧昧之罪加人。而曾与介身为君子，亦利用妖人之术，行辛螫以快其心。风气狂兴，莫之能止。乃至勒为成书，如碧云騢诸录，流传后世，为怪诞之嚆矢。是非之外有毁誉，法纪之外有刑赏。中于人主之心，则淫刑以逞；中于士大夫之之心，则机械日张。风俗之恶，一邑一乡之中，狂澜亦日兴而不已。有忧世之心者，且勿以奸佞为防，而急正妖言之辟，庶有瘳与！

一二传曰：“一薰一莸，十年尚犹有臭。”莸，臭也，闲之以薰，则臭有所止息，而何以臭之十年邪？知此者，而后可与言治。

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，讫乎帝崩，三十年，两府大臣四十余人。夷考其人，韩、富、范、杜诸公之大节炳然者，若而人矣。抑若吕夷简、夏竦、陈执中、高若讷，清议所交谪者，抑繁有徒。他如晏殊、宋庠、王鬷、丁度之浮沉而无定守者抑与焉。其进也，不固进也，俄而退矣；其退也抑未终退也，俄而又进矣。人言一及而辄易之，互相攻击则两罢之；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，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。且诸人者，皆有所怀来，持以为用，一得位而即图尝试；而所与倡和以伸其所为者，勃然蹶起，乘所宗主者之大用，以急行其术。计此三十年闲，人才之黜陟，国政之兴革，一彼一此，不能以终岁。吏无适守，民无适从，天下之若惊若骛、延颈举趾、不一其情者，不知其何似，而大概可思矣。

数进而数退者，或贤或佞，固不可保矣。则政之所繇乱，民之所繇伤，非但小人之亟代君子，君子之泽不及下逮也。以君子亟代君子，其同也，则何取乎代之？其异也，则亦旦之令不保于夕也。且以君子而亟代小人，吏民既已受小人之虐，而降心茹荼以从之，从之已夙，亦不得已而安之，而代之者又急反焉，则前劳费而后效亦不易收；且抑不敢信以为可久，而志愈惑，力愈诎矣。况以小人而亟代小人，小人者，各有其私以相倾而相制者也，则且托于锄奸革弊之大名以摇天下。为害之实相若也，而名与法，则纷纠杂出而不可纪。进者退矣，已而退者又进矣。输忠者无可释之忧疑，怀奸者挟危机以观望。自非清刚独立之端士，且游移以冀两容；虽以利病昭著之谋猷，亦乍行而无成绩。害者害，而利者亦害；邪者邪，而贞者不能固保其贞。举棋之不定也，筑室之不成也，以求社稷生民之安平巩固于百年也，其可得乎？

夫天子之无定志也，既若此矣。持之以静正，养之以和平，需之以从容者，固将望之有学有守之宰执，与忧国如家之谏臣。深知夫善政虽行而不能永也，危言虽听而不能终也；无亦奉祖宗之成宪以折其狂兴，息搏击之锋铓以杜其反噬，犹庶乎其有定也。而为大臣者，席未暖于紫禁，剑已及于寝门。议磨勘矣，核任子矣，改科举矣，均公田矣，皇皇然若旦不及夕，而一得当以为厚幸。言路之臣，若蔡襄、唐介、孔道辅者，頳发于颜，发竖于额，以与当路争衡于笔舌，知不足以相胜也，而特以求伸于眉睫。乃至浮薄之士，心未喻君子之深衷，而闻风以遥和；身未试小人之沮害，而望影以争攻。一波乍兴，万波随涌。党邪丑正之徒，亦相师以相报。天子且厌闻之，而奸邪亦不以弹劾为耻。于是祖宗朝敦庞镇静之风日陵月替，而天下不可为矣。人知熙、丰以后，议论繁兴，毒痡四海，激盗贼，召(远敌)[夷狄]；亦恶知滥觞之始，早在仁宗之世乎？

伊尹之训曰：“咸有一德。”一者，慎择于先而谨司之于后也。王心载宁，而纲纪定，法守专，廷有亲臣，野无横议，天下永绥，外侮不得而乘焉。呜呼！三代以下，能以此言治者鲜矣。宜其举四海而沦胥之也。

一三元昊死，谅祚初立，议者请饵其三将，破分其势，可以得志。程琳曰：“幸人之丧，非所以柔远人。”立说之非，人皆知之，诚哉其不可与谋也！春秋重伐丧之贬，予士匄之还，彼有取尔矣。邻国友邦，偶相失以相愈，兵临服罪，同好如初，则乖约肆淫，大伤人子之心，信不仁矣。元昊者，沦于夷之叛臣，为我蟊贼者也。死亦不足恤也。丧亦不足矜也。如其可削平，以休息吾民，巩固吾宇，恶容小不忍以乱大谋哉？故琳说之非，不可托春秋之义为之解也。

虽然，宋至此而欲乘丧以图谅祚，谈何容易乎？昔者继迁死，德明弱，曹玮欲得精兵俘孤雏，郡邑其地；庙算无成，而元昊嗣之以逞。今元昊死，为破分其国之说，亦师玮之智，而奚谓其未可邪？夫所谓理势者，岂有定理，而形迹相若，其势均哉？度之己，度之彼，智者不能违，勇者不能竞，唯其时而已。

继迁虽悍不内附，收众侵边，宋弗能讨而抚之，然犹定难一节使耳。德明嗣立，需宋之宠命以雄长其部落，君臣之分尚在，则予夺之政犹行。力诎归降，自有余地以相待。弗能为窦融也，犹不害为田兴；勿庸致死于我，而服之也易。元昊已俨然帝制矣，宋之待之者，名之曰“夏国”。则固不能以臣礼畜，而视为友邦矣。建郊庙，立宫阙，岂有一旦芟夷，俯首而从臣列。则谅祚虽孱，处于无可却步之势，其以死争存亡者，必也。且不徒谅祚已也。当德明之始，为之部曲者，亦节镇之偏裨，幕府之参佐也。元昊僭而百官设，中国叛人如张元辈者，业已将相自居。束身归阙，不诛不废，而抑不能与徐铉、杨业同升显列。则人怀有死无降之志，以为谅祚效，其情其势，岂可旦暮亟摧者哉？继迁之叛也，虽尝诱杀边臣，袭据银州，而宋不能惩；然未尝一与交兵，受其挫窘，张彼势而自见其弱也。及元昊之世，宋一败于延州，而刘平、石元孙骈首受刃；再败于好水川，而任福全军覆没。韩、范、王、庞分招讨之任，仅保残疆，无能报也。则中国落胆于西人，狡虏益增其壮气。元昊死而余威固在，度之彼势既然矣。

且宋当德明之世，去平江南、下西蜀、破太原也未久，兵犹习战。而曹玮以知兵世将，奋志请缨，繇其后效，固知其足恃也。及仁宗之季，其夙将死亡殆尽，厢禁之兵，仅存名籍。王德用、狄青且颠倒于廷臣之笔舌。乃欲以机巧离其部曲，率屡败疲民以求逞，未有不自贻僵仆者矣。度之己者又然也。今之时非昔之时，而势可知已。势不相若，而安危存亡之理，亦昭然其不昧矣。

抑以天下之大势言之，宋从曹玮之谋而克也，则威建而可折契丹之气，亦唯昔为然，而今不可狃也。当彼之时，宋与契丹犹相角而不相下，则宋苟平西夏，契丹且避其锋。及澶州之役一兴，而宋亟荐贿矣。刘六符片言恐喝，而益币称纳矣。契丹之得志于宋，不待夏人之援；而尽宋之力以争夏，则鹬蚌之持，契丹且坐乘其獘。即如议者之志，三大将离叛以卷土来归，一隅孤悬，契丹顺右臂而收之，一刘裕之俘姚泓，徒为赫连效驱除耳。关、陇且岌岌矣，奚能终有河西以临朔漠哉？宋于此时，急在北而不在西，明矣。岁币日增，力穷坐困，舍契丹以不虑，而外徼幸于斗绝之西陲，胜不足以立威，败则益增召侮。瘠牛偾于豚上，其如猛虎何邪？况乎利诱三将之策，尤童昏之智，祗为夏人玩弄以相倾覆也乎？以此思之，程琳之说非也，而有不能讼言以示弱者，故假于伐丧之义，以止妄人之辩，琳或有深心焉，未可知也。

难得而易失者，时也，德明方弱之日也；已去而不可追者，亦时也，元昊初丧之日也。齐桓陉亭之次，宋襄用之而兵败身伤；刘裕北伐之功，吴明彻效之而师歼国蹙。知时以审势，因势而求合于理，岂可以概论哉？

一四功名之际，难言之矣。蔑论小人也，为君子者，道相谋，志相叶，好恶相若，进退相待，无不可视人若己者，而于此有不能忘者焉。非其宠禄之谓也。出而思有为于当世，得君而事之，才可以胜，志可以伸，心可以无愧，大功可以成，大名可以立，而不得与焉，退处于无能有为之地，则悁悁之情，一动而不可按抑。于是而于友不纯乎信，于君不纯乎忠，于气不纯乎和，于品不纯乎正，皆功名之念为之也。故君子贵道德而贱功名，然后坦然以交于上下，而永保其贞。呜呼！难言之矣！

韩、富二公之相为辅车也，旧矣。富任中枢，而韩出安抚，不以为嫌也。富方报罢，而韩亟引退，深相信也。乃其后富有憾于韩，韩公死而不吊，隙末之衅，生死不忘，岂韩有以致之哉？仁宗之建储也，范蜀公诤言于廷，谏官交起以应之，而富公居中力劝其成，韩公尚未与也。已而韩公入相，富自以母丧去位，于是韩公面对，不恤恶怒，迫请英宗之名，起复之苫块之中，正名皇子，韩公固独任焉，而富不与。逾年而仁宗崩，英宗立，宦官构曹后以思废立，于是危言以镇压曹后，调和两宫，宗社无动摇之衅，韩公亦独任焉，而富不与。曹后无归政之志，韩公厉声迫请撤帘于衣裾尚见之余，韩公又独任之，而富不与。于是而富怏怏求罢，出守扬州，嫌却自此开矣。及乎英宗早折，韩公受凭几之命，请力疾书名以定神宗，而折太后旧窠求兔之邪心，富既出守，韩公自独任之，富固不得而与也。凡此数不得与者，自后而言，富以含愠去，而自不欲居其任。自前而言，富以子道在而固不得与闻。乃持此以开隙于趣向同归之益友，富于是乎不得允为君子矣。

夫此二公者，或收功于西陲，或箸节于北使，出入两府，通显已极，人望咸归，君心式重，与乎定策而位不加崇，局外置(升)[身]而望不为贬，夫岂待是以收厚实哉？富亦辞荣有素，非有怀禄固宠之情也。然而捏目空花，青霄为障，几成张耳、陈余之晚节，无他，功不自己成，名不自己立，怀忠爱以求伸，不克遂其匡扶社稷之夙志，以正告天下后世，郁悒周章，成乎偏衷而不自释也。故曰功名之际，难言之也。是以君子以道义自靖其心，而贱功名为末节，诚有以也。

或且以致疑于韩公曰：“大功之所就，大名之所居，君子于此，有让道焉。则前之定议于密勿者，胡不待富于服阕之后？后之抗争于帘前者，胡不留富于请外之时？幸得同心之侣，与协恭以允济，而消疑忌于未形，韩公有余歉焉。”之说也，其于君子之道，名取而不以诚者也。夫苟秉拓达光大之衷，则宗社之事，苟有任之者，奚必在我？韩公固不以狭小之量拟富之必出于此。而天位去留之际，国家祸福之机，当闲不容发之时，如其恤谦让之文，迟回而姑待，避怨憎之迹，作意以周旋；则事机一失，变故丛生。庸人误国以全身，胥此道耳。而公岂屑为之哉？且夫英宗之嗣，所欲决策者，仁宗之独断耳。英宗育于宫中二十八年矣，而皇子之名未正，仁宗之迟回而审可否者已熟。然而廷臣争请，牍满公车，未能决之一朝者，有闲之者也。曹后之情，任守忠辈宵人之计，已岌岌矣。则斯举也，独任之则济，分任之则疑。韩公他日或告以蹉跌而身不保。公叹曰：“人臣尽力事君，死生以之，成败天也，岂可豫忧其不济。”以此为心，忘其身矣，而何有于人？功可分，名可让，而死不可要人而与共；专死也，非专功也，何容轻议哉？

夫富公固非有异志者，而观其生平，每多周防免咎之意，故出使而发视国书，以免吕夷简之陷。则奋不顾身，以强人主，以犯母后，以折奸邪者，诚非富之所能与。使必相待而相让，不我沮也，而固不能我决也，且从容审量而授我疑也。仰质皇天，昭对皇祖，拊省梦魂，揭日月以正告于天下后世，可为则为之，可言则言之已耳。宾宾然以功为不可独成，名为不可独尸，期远怨于朋友而坐失事机，为社稷臣者岂若是？国家之不幸也多矣，伊尹迁桐，莱朱不与；周公破斧，君奭弗闻。富怀不平之心，自愧于君子，而韩公何憾焉？夫韩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，其待之也厚矣，惜乎富之未喻也。

　　一集思广益，而功不必自己立，大臣之道也。而抑有不尽然者，非光大宅心而忠忱不渝者，其孰能知之？夫博访于前，以尽人之才；分功于后，以奖人之善；是道也，则亦唯其当而已矣。用人则采公论，而后断之以其真；其合者，则曰此众之所允惬者也。行政则访群议，而后析之以其理；其得者，则曰此众之所襄成者也。此其所当者也。若夫宗社之所以安，大臣之所以定，奸邪窥伺于旁，主心疑贰于上，事机决于俄顷，祸福分于毫厘，则疏远之臣民，既非其所深喻；即同朝共事，无敢立异而愿赞其成者，或才有余而志不定，或志可任而才不能胜。徒取其志，则清谨自矜之士，临之而难折群疑；抑取其才，则妄兴徼利之人，乘之而倒持魁柄。如是者，离人而任独，非为擅也。知之已明，审之已定，握之于幽微之存主；而其发也，如江、河之决，不求助于细流。是道也，伊、周之所以靖商、周，慎守其独知，而震行无眚，夫孰得而与之哉？三代以还，能此者，唯韩魏公而已矣。

霍光之敢于易位也，张安世、田延年之共成之也。所以然者，光于大臣之道未纯，而神志不足以充也。且其居功受赏之情，不忘于事后，则固断之以独而不可也。而韩公超然远矣。人主长矣，而母后之帘不撤；宵小持其长短，谤谮繁兴，以惑女主，而英宗之操纵，在其掌中。于斯时也，非独张升、曾公亮、赵概之不能分任其死生，即文、富二公直方刚大之气，至此而不充。故“决取何日”之言，如震雷之迅发，而叱殿司以速撤；但以孤忠托先君之灵爽，而不假片言之赞助。其坐政事堂，召任守忠，斥其恶而速驱以就窜，必不以告赵概，而制之以勿敢异同。呜呼！以如此事，而咨谋于庶尹，会议于堂皇，腾书于章奏，求其事之不偾也，几何哉？

刘瑾一导淫之小竖耳，非有荧惑宫闱、动摇神器之危机也。韩文倡之，李梦阳成之，九卿随声而和之，刘、谢居中而应之；李东阳、王鏊俯仰其闲，亦非素结瑾以徼荣者；而参差(巨柄)[互持]，竟以空朝廷而长宵人之气。况守忠所挟者，垂帘之母后，所欲动摇者，入继之嗣君。则天位危，而顾命大臣之窜死，在俄顷闲；此何如事，而呼将伯之助，以召不测之忧哉？韩公之独任于己也，其志之(真)[贞]，盟于梦寐；其道之正，积于生平；其情之定，忘乎生死；其力之大，发以精神。功何必不自己成，名何必不自己立，而初无居功立名之心，可揭日月以告之天下。易曰：“或从王事，知如字光大也。”知光大者之独行而无所恤，乃可以从王事，臣道之极致也。文、富诸君子，且不难推而置之局外，而况他有所倚哉？赵汝愚之未能此也，非韩侂胄不足以立功，而事权失矣，虽有朱子，不能善其后也。

夫韩公之坦然无惧而以为己任，非一日也。其请皇嗣也，仁宗曰：“朕有此意久矣！谁可者？”斯言也，在仁宗为偶然之语，而使顾瞻愿谨者闻之，必震栗失守而不敢争。公且急请其名，以宣示中外，视神器之所归，如献酬之爵，唯所应得者而揖让以将之。此岂文、富诸公所能任？而内无可援引之后妃，下无可居闲之宦寺，则即有奸邪，亦不能挟以为名而相忮害。为仁繇己，岂袭义者之所可与于斯乎？无乐取人善之虚衷，不足以经庶务；无独行其志之定识，不足以任大谋。刚愎自用者，及其临事而待命于人。斗筲之器，所受尽而资于瓶盎，必然之势也。

二濮王典礼之议，古今之公论集焉。夫粗而论之，亦易辨矣；精而论之，言必有所衷，道必有所察，彝伦不容以毫发差，名义不可以形(势)[似]袭，未易易也。如苟古有可引而引之，言有可以夺彼而抗言之，则匪徒其邪也，其正者亦以斁天理而伤教本。岂易易哉？人之有伦也，有同焉者，有异焉者。同焉者，理之在天下者也。异焉者，理在夫人之心者也。胥天下而亲其亲，长其长，一也。统之于一，其义昭明，历古今、统上下、而不容异；无所异，则无所容其辩矣。乃人各亲其亲，非以天下之所必亲而亲之。人各长其长，非以天下之所必长而长之。则名同而实异，道同而德异，义理同而性情异。执彼以概此，辩愈繁而心愈离，非精义以悦心者，弗能与于斯。故曰“未易易也”。

以汉宣之于史皇孙，光武之于南顿府君、例英宗之于濮王者，非也。汉宣虽继孝昭以立，而孝昭不以宣帝为子，宣帝亦未尝以孝昭为父。非若英宗早育于宫中，业已正皇子之名也。光武上继元帝，序七庙之昭穆而已。光武之生，不逮元帝，遭国中圮，奋起庶宗，自百战以复汉社稷，其不父元帝而必父南顿，尤烈于汉宣。故必正名南顿府君曰“皇考”，亲奉祀焉，不可委之伯叔之子而自忘其所生也。则固与英宗无中兴之功烈，而仁宗实为其祢，异矣。故以二帝拟英宗，而等仁宗于孝昭、孝元，不协于仁宗之心。不协于仁宗之心，则英宗之心亦不协。此温公欲以厚仁宗，而不知适以薄。故曰非也。

若夫欧阳永叔缘“为其父母”之文，以正濮王皇考之称，其不中于礼，夫人而知之，而未知其所以非也。为其父母服期，此大夫以降世禄之家，为人后者，得伸于其所生尔。天子绝期，不得于此而复制期服。盖天子者，皇天上帝明禋之所主，七庙先皇禘祫之所依，天下生民元后父母之所托。故于伯叔父之应服期者，生而臣之，没而从为诸侯锡衰之礼，尊伸而亲屈，是以绝期。而出后于天子，则先皇委莫大之任于其躬，可以夺其所自生之恩德，固与世禄之子仅保其三世之祀者殊也。则使英宗立而后濮王薨，不得为之服；不得为之服，则父母之称，不足以立矣。而时无能以此折永叔之非也。

温公曰“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，称为皇伯，高官大爵，极其尊荣”者，亦非也。濮王之始繇节度使而封郡王，繇郡王而赠濮王，皆以英宗故而受殊礼。则仁宗之为英宗报本地也，久矣。益其封赠，不为加荣，即如其前，不为有阙。子不得以其尊加之于所生，而驭以爵禄；固心之所有惮，而实心之所弗忍者也。则封赠之说，不可行矣。以所生言之，则父也。以族属言之，则犹之乎凡为伯父者之为皇伯也。固为伯父，不待立名；实非伯父，名非繇我。而为之名曰皇伯，固不如无为之名而心可以安。故温公之说，亦曲就而非正也。

至若王圭之言曰：“陛下所以负扆端冕，万世相承，皆先帝德也。”此言何为而至于人子之耳哉？以贵为天子、富有四海、传之子孙为德，而不可忘；则是以富贵故，而父非其父；以富贵所不在故，而不父其父。见利忘恩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泯矣。孝子于此，将有怀惭(自)[负]痛、追悔出继之非，敝屣天下，脱之而逃耳。以小人之心，议天伦之大，没天地祖宗之重任，怀荣其身、庇其子孙之私恩。圭乃昌言此不道之说于廷，而当时犹以为允，世教之衰，非徒小人之乱之矣。

夫濮王既不可称考，抑不可称伯，此中书所为驳圭等议，而议以当称何亲？圭等穷矣。苟据典礼以求其允惬，自可不穷。濮王已薨，书召弗及矣。若祭，则天子于伯叔无丧毕致祭之礼。濮王自有子孙，世其爵，延其祀，俾奕世勿绝，则所以报本者已遂。而岁时修举，自属濮国之小宗，天子弗与焉。天子弗与，则称谓可绝，又何必致疑于名之何称，而徒滋聚讼哉？然而英宗有难处者于此：君子之守道也，不昧其初。濮王之薨，英宗尝执三年之丧矣。未为天子而父之，已为天子而不父，则始末不相应。而前之哀戚，以大位而改其素，安能不耿耿焉。此则仁宗之过也。业已方四岁，而育之宫中者二十五年，知之非不深矣。濮王超进大国之封，为英宗故，立之非不决矣。而不早正皇子之名，别为濮王立后，以定其世系。仁宗一犹豫，而授英宗以两不自胜之情。故以韩公之秉正，而俯仰以从欧阳之议，实有其难处者存也。处乎难处，而容以率然之心议之乎？求尽人伦之至者，研义以极其精，乃能存仁以无所憾。孤持一义，不研诸虑以悦诸心，其不胜于邪说也，必矣。况如王圭之以人欲灭天理者乎？

　　一言有大而无实，无实者，不祥之言也。明主知之，知其拓落而以是相震，则一闻其说，而屏退之唯恐不速。唯智小而图大，志陋而欲饰其短者，乐引取之，以钳天下之口，而遂其非。不然，望而知其为妄人，岂难辨哉？

王安石之入对，首以大言震神宗。帝曰：“唐太宗何如？”则对曰：“陛下当法尧、舜，何以太宗为哉？”又曰：“陛下诚能为尧、舜，则必有皋、夔、稷、契，彼魏征、诸葛亮者，何足道哉？”呜呼！使安石以此对飏于尧、舜之廷，则靖言庸违之诛，膺之久矣。抑诚为尧、舜，则安石固气沮舌噤而不敢以此对也。夫使尧、舜而生汉、唐之后邪，则有称孔明治蜀、贞观开唐之政于前者，尧、舜固且揖而进之，以毕其说，不鄙为不足道而遽斥之。何以知其然也？舜于耕稼陶渔之日，得一善，则沛然从之。岂耕稼陶渔之侣，所言善言，所行善行，能轶太宗、葛、魏之上乎？大其心以函天下者，不见天下之小；藏于密以察天下者，不见天下之疏。方步而言趋，方趋而言走，方走而言飞；步趋[走]犹相近也，飞则固非可欲而得者矣。故学者之言学，治者之言治，奉尧、舜以为镇压人心之标的；我察其情，与缁黄之流推高其祖以树宗风者无以异。韩愈氏之言曰：“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”，相续不断以至于孟子。愈果灼见其所传者何道邪？抑仅高举之以夸其所从来邪？愈以俗儒之词章，安石以申、商之名法，无不可曰尧、舜在是，吾甚为言尧言舜者危也。

夫尧、舜之学，与尧、舜之治，同条而共贯者也。安石亦知之乎？尧、舜之治，尧、舜之道为之；尧、舜之道，尧、舜之德为之。二典具存，孔、孟之所称述者不一，定以何者为尧、舜之治法哉？命岳牧，放四凶，敬郊禋，觐群后，皆百王之常法。唯以允恭克让之心，致其精一以行之，遂与天同其巍荡。故尧曰“无名”。舜曰“无为”。非无可名，而不为其为也。求一名以为独至之美，求一为以为一成之侀，不可得也。今夫唐太宗之于尧、舜，其相去之远，夫人而信之矣。而非出号令、颁科条之大有异也。藉令尧、舜而举唐太宗所行之善政，允矣其为尧、舜。抑令唐太宗而仿尧、舜所行之成迹，允矣其仅为唐太宗而止。则法尧、舜者之不以法法，明矣。德协于一，载于王心，人皆可为尧、舜者，此也。道贞乎胜，有其天纲，汤、武不师尧、舜之已迹，无所传而先后一揆者，此也。法依乎道之所宜；宜之与不宜，因乎德之所慎。舍道与德而言法，韩愈之所云“传”，王安石之所云“至简、至易、至要”者，此也。皋、夔、稷、契以其恭让之心事尧、舜，上畏天命，下畏民碞。匹夫匹妇有一善，而不敢骄以所不屑，唐、虞之所以时雍也。顾乃取前人经营图度之苦心以拨乱扶危者，而凌躐之，枵然曰：“尧、舜之道至易，而无难旦夕致也。”商鞅之以胁秦孝公者，亦尝用此术矣。小人而无忌惮，夫亦何所不可哉？

扬尧、舜以震其君，而诱之以易；揭尧、舜以震廷臣，而示之以不可攻。言愈高者(趋)[志]愈下，情愈虚者气愈骄。言及此，而韩、富、司马诸公亦且末如之何矣！曹丕曰“吾舜、禹也”，则舜、禹矣。源休曰“吾萧何也”，则萧何矣。奸人非妄不足以利其奸，妄人非奸无因而生其妄。妄人兴而不祥之祸延于天下，一言而已蔽其生平矣。奚待其溃堤决岸，而始知其不可遏哉？

二君子之道，有必不为，无必为。小人之道，有必为，无必不为。执此以察其所守，观其所行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。必不为者，断之自我，求诸己者也。虽或诱之，而为之者，必其不能自固而躬冒其为焉。不然，荧我者虽众，弗能驱我于丛棘之中也。必为者，强物从我，求诸人者也。为之虽我，而天下无独成之事，必物之从而后所为以成，非假权势以迫人之应，则锐于欲为，势沮而中止，未有可必于成也。以此思之，居心之邪正，制行之得失，及物之利害，其枢机在求人求己之闲，而君子小人相背以驰，明矣。

夫君子亦有所必为者矣，子之事父也，臣之事君也，进之必以礼也，得之必以义也。然君子之事父，不敢任孝，而祈免乎不孝；事君不敢任忠，而祈免乎不忠。进以礼者，但无非礼之进，而非必进；得以义者，但无非义之得，而非必得。则抑但有所必不为，而无必为者矣。况乎任人家国之政，以听万民之治。古今之变迁不一，九州之风土不齐，人情之好恶不同，君民之疑信不定。读一先生之言，暮夜得之，鸡鸣不安枕而揣度之，一旦执政柄而遽欲行之，从我者爱而加之膝，违我者怒而坠诸渊，以迫胁天下而期收功于旦夕；察其中怀，岂无故而以一人犯兆民之指摘乎？必有不可问者存矣。夫既有所必为矣，则所迫以求者人，而所惛然忘者己矣。故其始亦勉自钤束，而有所不欲为；及其欲有为也，为之而成，或为之而不成，则喜怒横行，而乘权以逞。于是大不韪之事，其夙昔之所不忍与其所不屑者，苟可以济其所为而无不用。于是而其获疚于天人者，昭著而莫能掩。夫苟以求己、求人、必为、必不为之衡，而定其趋向，则岂待决裂已极而始知哉？

故王安石之允为小人，无可辞也。安石之所必为者，以桑弘羊、刘晏自任，而文之曰周官之法，尧、舜之道；则固自以为是，斥之为非而不服。若夫必不可为者，即令其反己自攻，固莫之能遁也。夫君子有其必不可为者，以去就要君也，起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，辱老成而奖游士也，喜谄谀而委腹心也，置逻卒以察诽谤也，毁先圣之遗书而崇佛、老也，怨及同产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，子死魄丧而舍宅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。若此者，皆君子所固穷濒死而必不为者也。乃安石则皆为之矣。抑岂不知其为恶而冥行以蹈污涂哉？有所必为，骨强肉愤，气溢神驰，而人不能遂其所欲，则荆棘生于腹心，怨毒兴于骨肉；迨及一踬，而萎缩以沉沦，其必然者矣。

夫君子相天之化，而不能违者天之时；任民之忧，而不能拂者民之气。思而得之，学而知其未可也；学而得之，试而行之未可也；行而得之，久而持之未可也。皆可矣，而人犹以为疑；则且从容权度以待人之皆顺。如是而犹不足以行，反己自责，而尽其诚之至。诚至矣，然且不见获于上，不见信于友，不见德于民；则奉身以退，而自乐其天。唯是学而趋入于异端，行而沉没于好利，兴罗织以陷正人，畏死亡而媚妖妄，则弗待迟回，而必不以自丧其名节。无他，求之己者严，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胜也。唯然，则决安石之为小人，非苛责之矣。

或曰：“安石而为小人，何以处夫黩货擅权导淫迷乱之蔡京、贾似道者？夫京、似道能乱昏荒之主，而不能乱英察之君，使遇神宗，驱逐久矣。安石唯不如彼，而祸乃益烈。諓諓之辩，硁硁之行，奚足道哉！

三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，当国大臣无能达其意而善谋之者，于是而王安石乘之以进。帝初莅政，谓文彦博曰：“养兵备边，府库不可不丰。”此非安石导之也，其志定久矣。

国家之事，相仍者之必相变也，势也。大张之余，必仍之以弛；大弛之余，必仍之以张。善治者，酌之于未变之前，不极其数；持之于必变之日，不毁其度。不善治者反此，而大张大弛，相乘以胜，则国乃速敝。夫神宗固承大弛而势且求张之日也。仁宗在位四十一年，解散天下而休息之。休息之是也，解散以休息之，则极乎弛之数，而承其后者难矣。岁输五十万于契丹，而俯首自名曰“纳”；以友邦之礼礼元昊父子，而输缯帛以乞苟安；仁宗弗念也。宰执大臣、侍从台谏、胥在廷在野、宾宾啧啧以争辩一典之是非，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设而不可犯；国既以是弱矣。抑幸无耶律德光、李继迁騺悍之力，而暂可以赂免。非然，则刘六符虚声恐喝而魄已丧，使疾起而卷河朔以向汴、雒，其不为石重贵者，何恃哉？于是而神宗若处栫棘之台，衋然不容已于伤心，奋起而思有以张之；固仁宗大弛之反，授之以决裂之资。然而弗能昌言于众，以启劲敌之心，但曰“养兵备边”，待廷臣之默喻。宰执大臣恶容不与其焦劳，而思所以善处之者乎？

夫神宗之误，在急以贫为虑，而不知患不在贫，故以召安石聚敛之谋，而敝天下。然而无容怪也，凡流俗之说，言强国者，皆不出于聚财之计。太祖亦尝为此言矣。饱不宿，则军易溃；赏不重，则功不兴；器仗、甲胄、牛马、舟车、糗糒、刍、椎牛酾酒，不庀不腆，则进不速而守不固。夫孰谓其不然者，要岂有国者之忧哉？汉高起于亭长，无儋石之储，秦据六国之资，敛九州之赋于关中，而不能与争一战之生死，且以为兴亡之大数，置勿论也。刘裕承桓玄播乱、卢循内讧之余，以三吴一隅之物力，俘姚泓，缚慕容超，拓拔氏束手视其去来，而莫之敢较。唐积长安之金帛米粟，安禄山拥之，而肃宗以朔方斥卤之乡，崛起东向，驱之速遁。德宗匹马而入梁州硗确之土，困朱泚而诛夷之。则不待积财已丰，然后可强兵而挫寇，亦较然矣。

若夫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，实不在贫也。密勿大臣如其有定识与？正告神宗曰：“以今日之力，用今日之财，西北之事，无不可为也。仁宗之休养四十年，正留有余、听之人心、以待后起之用。而国家所以屈于小丑者，未得人耳。河北之能固圉以待用者，谁恃而可也？绥、延之能建威以制寇者，谁恃而可也？守先皇之成宪，而益之殷忧，待之十年，而二虏已在吾指掌。”则神宗不言之隐，早授以宅心定志之弘图，而戢其求盈无已之妄；安石揣摩虽工，恶能攻无瑕之玉哉？

夫宋之所以财穷于荐贿，国危于坐困者，无他，无人而已矣。仁宗之世，亦孔棘矣。河北之守，自毕士安撤备以后，置之若遗。西事一兴，韩、范二公小为补葺，辄贡“心胆寒裂”之谣，张皇自炫。二公虽可分阃，固不能出张子房、李长源之上。藉使子房执桴鼓以敌秦、项，长源佩櫜鞬以决安、史，势固不能。而其为彭、韩、李、郭者何人？宋固不谋也。怀黄袍加身之疑，以痛抑猛士，仅一王德用、狄青，而猜防百至，夫岂无可恃之才哉？使韩、岳、刘、吴生北宋之代，亦且束身偏裨，老死行闲，无以自振；黄天荡、朱仙镇、藕塘、和尚原之绩，岂获一展其赳雄邪？唯不知此，而早以财匮自沮，乃夺穷民之铢累，止以供无益之狼戾，而畜其所余，以待徽宗之奢纵。若其所恃以挑敌者，王韶已耳，徐禧已耳，高遵裕已耳，又其下者，宦者李宪已耳。以兵为戏，而以财为弹鹊之珠。当国大臣，无能以定命之訏谟，为神宗辰告，徒欲摧抑其有为之志，宜神宗之厌薄已亟，固必曰：“赞仁宗四十余年养痈之患者，皆此俦也。”言之徒长，祗益其骄而已。

呜呼！宋自神宗而事已难为矣。仁宗之弛已久，仍其弛而固不可，张其弛而又已乖。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渐张之，犹可为也，过此而愈难矣。安石用而宋敝，安石不用而宋亦敝。神宗急进富公与谋，而无以对也。宋之日敝以即于亡也，可于此而决之矣。

四王安石之未试其虐也，司马君实于其新参大政，而曰“众喜得人”，明道亦与之交好而不绝，迨其后悔前之不悟而已晚矣。知人其难，洵哉其难已！子曰：“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”夫知言者，岂知其人之言哉？言饰于外，志藏于中；言发于先，行成于后。知其中，乃以验其外；考其成，乃以印其先。外易辨，而中不可测；后易核，而先不能期。然则知言者，非知其人之所言可知已。商鞅初见孝公而言三王，则固三王之言矣。王莽进汉公而言周公，则固周公之言矣。而天下或为其所欺者，知鞅、莽之言，而不知三王与周公之言也。知言者，因古人之言，见古人之心；尚论古人之世，分析古人精意之归；详说群言之异同，而会其统宗；深造微言之委曲，而审其旨趣；然后知言与古合者，不必其不离矣；言与古离者，不必其不合矣。非大明终始以立本而趣时，不足以与于斯矣。

立圣人之言于此以求似，无不可似也。为老氏之言者曰“虚静”。虚静亦圣人之德也。为释氏之言者曰“慈闵”。慈闵亦圣人之仁也。为申、韩、管、商之言者曰“足兵食，正刑赏”。二者亦圣人之用也。匿其所师之邪慝，而附以君子之治教，奚辨哉？揣时君之所志，希当世之所求，以猎取彝训，而迹亦可以相冒。当其崇异端、尚权术也，则弁髦圣人以恣其云为。及乎君子在廷，法言群进，则抑捃拾尧、舜、周公之影似，招摇以自诡于正。夫帝王经世之典，与贪功谋利之邪说，相辨者在几微。则苟色庄以出之，而不易其怀来之所挟，言无大异于圣人之言，而君子亦为之动。无惑乎温公、明道之乐进安石而与之言也。

夫知言岂易易哉？言期于理而已耳，理期于天而已耳。故程子之言曰：“圣人本天，异端本心。”虽然，是说也，以折浮屠唯心之论，非极致之言也。天有成象，春其春，秋其秋，人其人，物其物，秩然名定而无所推移，此其所昭示而可言者也。若其密运而曲成，知大始而含至仁，天奚在乎？在乎人之心而已。故圣人见天于心，而后以其所见之天为神之主。知者，务知其所以言之密藏，而非徒以言也。如其有一定之是非，而不待求之于心，则恻怛不生于中，言仁者即仁矣；羞恶不警于志，言义者即义矣；饰其言于仁义之圃，而外以毒天下，内以毁廉隅，皆隐伏于于内，而仁义之言，抑可不察。安石之所能使明道不斥绝而与之交者，此也。当其时，秀慧之士，或相奖以宠荣，或相溺于诗酒。而有人焉，言不及於戏豫，行不急于进取，则奉天则以鉴之，而不见其过；将以为合于圣人之言，而未知圣人之言初不仅在于此。乃揖而进之，谓是殆可与共学者与！实则繇言之隐，与圣人传心之大义微言相背以驰，尤甚於戏(渝)[豫]诡遇之徒。何则？彼可裁之以正，而此不可也。

若温公则愈失之矣，其于道也正，其于德也疏矣。圣人之言，言德也，非言道也，而公所笃信者道。其言道也，尤非言法也，而公所确持者法。且其忧世也甚，而求治也急，则凡持之有故，引之有征，善谈当世之利病者，皆嘉予之，而以为不谬于圣人之言。于明道肃然敬之矣，于安石竦然慕之矣，乃至于荡闲败度之苏氏，亦翕然推之矣。侈口安危，则信其爱国；极陈利病，则许以忧民；博征之史，则喜其言之有余；杂引于经，则羡其学之有本。道广而不精，存诚而不知闲邪，于以求知人之明，不为邪慝之所欺，必不可得之数矣。凡彼之言，皆圣人之所尝言者，不可一概折也。唯于圣人之言，洗心藏密，以察其精义；则天之时，物之变，极乎深而研以其几。然后知尧、舜、周、孔之治教，初无一成之轨则，使人揭之以号于天下。此之谓知言，而人乃可得而知，固非温公之所能及也。穷理，而后诡于理者远；尽性，而后淫于性者诎，至于命，而后与时偕行之化，不以一曲而蔽道之大全。知言者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”之谓也。明道早失之，而终得之。温公则一失已彰，而又再失焉；悔之于安石败露之余，而又与苏氏为缘。无他，在知其人之言，而不知古今先哲之言也。

五熙、丰新法，害之已烈者，青苗、方田、均输、手实、市易，皆未久而渐罢；哲、徽之季，奸臣进绍述之说，亦弗能强天下以必行；至于后世，人知其为虐，无复有言之者矣。其元祐废之不能废，迄至于今，有名实相仍行之不革者，经义也，保甲也；有名异而实同者，免役也，保马也；数者之中，保马之害为最烈。

保马者，与民以值使买马，给以牧地而课其孳生以输之官。洪武以后，固举此政于淮北、山东、而废牧苑。愚民贪母马之小利于目前，幸牧地之免征于后世，贸贸然而任之。迨其子孙贫弱，种马死，牧地徒，闲岁纳马，马不能良，则折价以输，一马之值，至二十五金，金积于阉寺，而国无一马，户有此役，则贫饿流亡、求免而不得，皆保马倡之也。夫马，非其地弗良，非其人弗能牧也。水旱则困于刍粟，寒暑则死于疾疫。唯官有牧苑，而群聚以恣其游息；官有牧人，而因时以蠲其疾；官有牧资，而水旱不穷于饲；则一虚一盈，孳产自倍。自成周以迄于唐，皆此制也。汉、唐车骑之盛，用捍边陲，而不忧其匮，柰何以诱愚民而使陷于死亡哉？行此法者，曾不念此为王安石之虐政，徒以殃民而无益于国马，相踵以行，祸延无已，故曰害最烈也。

保甲之法，其名美矣，好古之士，乐称说之；饰文具以塞责之俗吏，亟举行之。以为可使民之亲睦而劝于善邪？则非片纸尺木之能使然矣。以为团聚而人皆兵，可以御敌邪？则寇警一闻而携家星散，非什保之所能制矣。以为互相觉察而奸无所容邪？则方未为盗，谁能诘之；既己为盗，乃分罪于邻右，民皆重足以立矣。以为家有器仗，盗起而相援以擒杀之邪？则人持数尺之仗、蚀(镝)[锈]之铁，为他人以与盗争生死，谁肯为之？责其不援而加以刑，赇吏猾胥且乘之以索贿，而民尤无告矣。如必责以器仗之精，部队之整，拳勇者赏之，豪桀者长之；始劝以枭雄，终任以啸聚。当熙、丰之世，乘以为盗者不一，而祸(危)[尤]昭著者，则邓茂七之起，杀掠遍于闽中，实此致之也。溺古不通之士，无导民之化理、固国之洪猷，宝此以为三代之遗美，不已愚乎！

免役之愈于差役也，当温公之时，朝士已群争之，不但安石之党也。民宁受免役之苛索，而终不愿差役者，率天下通古今而无异情。驱迟钝之农人，奔走于不习知之政令，未受役而先已魂迷，既受役而弗辞家破，输钱毕事，酌水亦甘，不复怨杼柚之空于室矣。故免役之害日增，而民重困者，有自来也。自宇文氏定“租、庸、调”之三法以征之民也，租以田，庸以夫。庸者，民之应役于官，而出财以输官，为雇役之稍食也。庸有征而役免矣。承平久而官务简，则庸恒有余，而郡库之积以丰，见于李华所论清河之积财，其征也。及杨炎行“两税”之法，概取之而敛所余财归之内帑，于是庸之名隐，而雇役无余资。五代僭伪之国，地狭兵兴，两税悉充军用，于是而复取民于输庸之外，此重征之一也。安石唯务聚财，复行雇役之法，取其余羡以供国计，而庸之外又征庸矣。然民苦于役，乃至破产而不偿责，抑不复念两税之已输庸，宁复纳钱以脱差役之苦。繇是而或免或差，皆琐屑以责之民；民虽疲于应命，然止于所应派之役而已。朱英不审，而立“一条鞭”之法，一切以输之官，听官之自为支给。民乍脱于烦苛，而欣然以应。乃行之渐久，以军兴设裁减之例，截取编徭于条鞭之内，以供边用。日减日削，所存不给，有司抑有不容已之务，酷吏又以意为差遣，则条鞭之外，役又兴焉。于是免役之外，凡三征其役，概以加之田赋，而游惰之民免焉。至于乱政已亟，则又有均差之赋而四征之。是安石之立法，已不念两税之已有雇赀；而温公之主差役，抑不知本已有役，不宜重差之也。此历代之积弊已极，然而民之愿雇而不愿差者，则脂竭髓干而固不悔也。

若夫经义取士，则自隋进士科设以来，此为正矣。纳士于圣人之教，童而习之，穷年而究之，涵泳其中而引伸之。则耳目不淫，而渐移其不若之气习。以视取青妃白，役心于浮华荡冶之中者，贞淫之相去远矣。然而士不益端，学不益醇，道不益明，则上之求之也亡实，而下之习之也不令也。六经、语、孟之文，有大义焉，如天之位于上，地之位于下，不可倒而置也。有微言焉，如玉之韫于山，珠之函于渊，不可浅而获也。极之于小，而食息步趋之节，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。扩之于大，经邦制远之猷，引伸之而各尽其用也。研之于深，保合变化之真，实体之而以立其诚也。所贵乎经义者，显其所藏，达其所推，辨其所异于异端，会其所同于百王，证其所得于常人之心，而验其所能于可为之事，斯焉尚矣。乃司试者无实学，而干禄者有鄙心，于是而王鏊、钱福之徒，起而为苟成利试之法。法非义也，而害义滋甚矣。大义有所自止，而引之使长；微言有所必宣，而抑之使隐；配之以比偶之词，络之以呼应之响，窃词赋之陋格，以成穷理体道之文，而使困于其中。始为经义者，以革词赋之卑陋，继乃以词赋卑陋之成局为经义，则侮圣人之言者，白首经营，倾动天下，而于道一无所睹。如是者凡屡变矣。而因其变以变之，徒争肥癯劲弱于镜影之中，而心之不灵，已濒乎死。风愈降，士愈偷，人争一牍，如兔园之册，复安知先圣之为此言者将以何为邪？是经义之纳天下于聋瞽者，自、成、弘始，而溃决无涯。岂安石之为此不善哉？

合此数者观之，可知作法之难矣。夫安石之以成宪为流俗而亟改之者，远奉尧、舜，近据周官，固以胁天下曰：“此圣人之教也。”夫学圣人者，得其精意，而古今固以一揆矣。诗云：“思无疆，思马斯臧。”此固自牧畜之证，而保马可废矣。子曰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此不责民以弭盗之证也，而保甲徒劳矣。周官行于千里之畿，而胥盈于千，徒溢于万，皆食于公田，此民不充役之验也。则差役之虐政捐，而免役之诛求亦止矣。记曰：“顺先王诗、书、礼、乐以造士。”则经义者，允为良法也。而曰顺者，明不敢逆也。为琐琐之法以侮圣言者，逆也。绌其逆，而士可得而造，存乎其人而已矣。诚得圣人之精意以行之，而天下大治。自立辟以扰多辟之民，岂学古之有咎哉？

六老氏之言曰：“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。”言兵者师之，为乱而已矣。王韶请击西羌、收河湟、以图夏，王安石称为奇策而听之。诚奇矣。唯其奇也，是以进无尺寸之功，而退有邱山之祸也。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。正不足而以奇济之，可以暂试，不可以常用；可以脱险，不可以制胜；可乘疲寇而速平，不可御强敌而徐效。如其用之，抑必有可正而后可奇也。舍正用奇，而恃奇以为万全之策，此古今画地指天之妄人，误人家国者所以积也。论者皆咎陈余之不用李左车也，使余用左车之策，韩信抑岂轻入其阱中者？前(车)[军]偶涉，伏起受挫，信亦自有以制之。以汉之强、信之勇，加脃弱之孤赵，井陉小蹶，四面环攻，余固无术以继其后，恶足以救其亡哉？一彼一此，一死一生，视其力而已矣。唯在两军相持而不犯，不须臾之顷，姑试其奇，发于其所不及防而震挠之，可矣。然而其不可震挠者，固自若也。议之于朝廷，传之于天下，明示以奇，而延之岁月以一试，吹剑首者之一吷而已矣。

夏未尝恃西羌以为援，西羌未尝导夏以东侵，河、湟之于朔方，不相及也。拓拔、赫连端视刘裕之拔姚泓而不为之动，知裕之(道)[适]为己灭泓也。则使宋芟尽群羌，全有河湟之土，十郡孤悬，固不能守，祗为夏效驱除，其能乘风席卷，进叩谅祚之垒乎？如其能大举以西征与！择大将，整六师，压谅祚之疆以讨僭逆之罪，而谅祚据贺兰以自保，于是遣偏师掠西羌以溃其腹心，是或一策也，收蜀者栈道、剑门夹攻之术也。然而西羌各保其穴，固且阻顿而不能前。今一矢不及于银、夏，而远涉沙碛河、洮之险，薄试之于羌，一胜一负，一叛一服，且不能制羌之死命，夏人睥睨而笑之。然且栩栩自矜曰：“此奇策也。”安石之愚，不可砭矣。

在昔继迁死，德明弱，傥从曹玮之请，捕灭之，可以震詟契丹者，彼一时也，席太宗全盛之余，外无澶州纳赂之辱，宋无所屈于契丹，内无军士各散居归农之令，兵虽力未有余，而尚未自形其不足。且继迁肉袒称臣，与契丹为唇齿，则威伸于德明而契丹自震，固必然之势也。抑谓兵不可狃于不战，而以征夏之役，使习勇而不倦；亦其时夙将犹存，部曲尚整，有可用之资，勿以不用窳之也。今抑非其时矣。弛不虞之防、狎安居之乐者，凡数十年。徒以群羌散弱，乘俞龙珂内附之隙，徼幸以图功；然且谋之五年而始城武胜，七年而始降木征。操弹雀之弓，欲射猛虎，恶足以自强，而使彼畏我以不相侵乎？木征之降未几，而孱懦之秉常且凭凌而起，宋之死者六十万人。其于正也，无毫发之可恃，而孤持一奇以相当，且其奇者，又非奇也。然而不败者，未之有也。

是故奇者，举非奇也。用兵者，正而已矣。不以猜疑任将帅，不以议论为谋略，不以文法责进止。峙刍粮，精甲仗，汰老弱，同甘苦，习击刺，严营陈，堂堂正正以临之，攻其所必救，搏其所必争。诚有余也，而后临机不决，闲出奇兵以迅薄之，而收速效。故奇者，将帅应变之权也，非朝廷先事之算也。赵充国曰：“帝王之兵，以全取胜。”此之谓也。老氏者，持机械变诈以徼幸之祖也，师之者，速毙而已矣。

七国民之交敝也，自苛政始。苛政兴，足以病国虐民，而尚未足以亡；政虽苛，犹然政也。上不任其君纵欲以殄物，下不恣其吏私法以戕人，民怨渐平，而亦相习以苟安矣。惟是苛政之兴，众论不许，而主张之者，理不胜而求赢于势，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，群小乃起而应之，竭其虔矫之才、巧黠之慧、以为之效。于是泛滥波腾，以导谀宣淫蛊其君以毒天下，而善类壹空，莫之能挽。民乃益怨，衅乃倏生，败亡沓至而不可御。呜呼！使以蔡京、王黼、童贯、朱靦之所为，俾王安石见之，亦应为之发指。而群奸尸祝安石、奉为宗主、弹压天下者，抑安石之所不愿受。然而盈廷皆安石之仇仇，则呼将伯之助于吕惠卿、蔡确、章惇诸奸，以引凶人之旅进，固势出于弗能自已，而聊以为缘也。势渐迤者趋愈下，志荡于始而求正于末者，未之有也。是故苛政之足以败亡，非徒政也，与小人为类，而害乃因缘以蔓延。倡之者初所不谋，固后所必至也。

夫欲使天下之无小人，小人之必不列于在位，虽尧、舜不能。其治也，则惟君子胜也。君子胜而非无小人。其乱也，则惟小人胜也。小人胜而固有君子。其亡也，则惟通国之皆小人。通国之皆小人，通国之无君子，而亡必矣。故苛政之兴，君子必力与之争；而争之之权，抑必有所归，而不可以泛。权之所归者，德望兼隆之大臣是已。大臣不能持之于上，乃以委之于群工，于是而争者竞起矣。其所争者正也，乃以正而争者成乎风尚，而以争为正。越职弗问矣，雷同弗问矣。以能言为长，以贬削为荣，以罢闲为乐，任意以尽言，而惟恐不给。乃揆其所言，非能弗相刺谬也；非能弗相剿袭也；非能无已甚之辞，未然而斥其然也；非能无蔓延之语，不然而强谓然也。挢举及于纤微之过，讦谪及于风影之传，以激天子之厌恶，以授群小之反攻，且跃起而自矜为君子，而君子小人遂杂糅而莫能致诘。如攻安石者，无人不欲言，无言不可出，岂其论之各协于至正，心之各发于至诚乎？乃至怀私不逞之唐坰，反覆无恒之陈舜俞，亦大声疾呼，咨嗟涕洟，而惟舌是出。于是人皆乞罢，而空宋庭以授之小人。迨乎蔡京、王黼辈兴，而言者寂然矣。通国无君子，何怪乎通国之皆小人哉？

乃其在当日也，非无社稷之臣，德重望隆，足以匡主而倚国是，若韩、富、文、吕诸公者，居辅弼之任，而持之不坚，断之不力，如先世李太初之拒梅询、曾致尧，王子明之抑王钦若、陈彭年，识皆有所不足，力皆有所不逮。而以洁身引退，倒授其权于新进之庶僚，人已轻而言抑琐，不足耸人主之听，只以益安石之横。且徒使才气有裨之士，挫折沉沦，不为国用；而驱天下干禄者，惩其覆轨，望风遥附，以群陷于邪。诸公过矣，而韩公尤有责焉。躬任两朝定策之重，折母后之垂帘，斥权奄以独断，德威树立，亘绝古今。神宗有营利之心，安石挟申、商之术，发乎微已成乎著，正其恩怨死生独任而不可委者。曾公亮、王陶之琐琐者，何当荣辱，而引身遽退，虚端揆以待安石之纵横哉？韩公尤过矣！虽然，抑非公之过也。望之已隆，权之已重，专政之嫌，先起于嗣君之肺腑。则功有不敢居，位有不敢安，权有不敢执，身有不可辱，公亦末如之何也。夫秉正以拒邪，而使猝起争鸣之安石不得逞者，公之责也。斥曾公亮之奸，讼韩公之忠，以觉悟神宗安韩公者，文、富二公之责也。乃文之以柔居大位，无独立之操；富抑以顾命不与，怀同堂之忌；睨韩公之远引，而隐忍忘言。及安石之狂兴，而姑为缓颊，下与小臣固争绪论，不得，则乞身休老，而自诩不污，亦将何以质先皇而谢当世之士民乎？韩公一去，而无可为矣。白日隐而繁星荧，嘒彼之光，固不能与妖孛竞耀也。

夫神宗有收燕、云定银、夏之情，起仁宗之积弛，宋犹未敝，非不可图也。和平中正之中，自有固本折冲之道。而筹之不素，问之莫能酬答，然且怀私以听韩公之谢政，安得谓宋有人哉？无大臣而小臣瓦解；小臣无可效之忠，而宵小高张；皆事理之必然者。司马、范、吕诸公强挽已发之矢而还入于彀，宜其难已。然则宋之亡也，非法也，人也。无人者，无大臣也。李太初、王子明而存焉，岂至此乎？

八论人之衡有三：正邪也，是非也，功罪也。正邪存乎人，是非存乎言，功罪存乎事。三者相因，而抑不必于相值。正者其言恒是，而亦有非；邪者其言恒非，而亦有是；故人不可以废言。是者有功，而功不必如其所期；非者无功，而功固已施于世。人不可以废言，而顾可以废功乎？论者不平其情，于其人之不正也，凡言皆谓之非，凡功皆谓之罪。乃至身受其庇，天下席其安，后世无能易，犹且摘之曰：“此邪人之以乱天下者。”此之谓“不思其反”。以责小人，小人恶得而服之？已庇其身，天下后世已安之而莫能易，然且任一往之怒，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；小人之不服，非无其理也，而又恶能抑之？

章惇之邪，灼然无待辨者。其请经制湖北蛮夷，探神宗用兵之志以希功赏，宜为天下所公非，亦灼然无待辩者。然而澧、沅、辰、靖之闲，蛮不内扰，而安化、靖州等州县，迄今为文治之邑，与湖、湘诸郡县齿，则其功又岂可没乎？惇之事不终，而麻阳以西，沅、溆以南，苗寇不戢，至今为梗。近蛮之民，躯命、妻子、牛马、粟麦莫能自保。则惇之为功为罪，昭然不昧，胡为乐称人之恶，而曾不反思邪？

乃若以大义论之，则其为功不仅此而已也。语曰：“王者不治夷狄。”谓沙漠而北，河、洮而西，日南而南，辽海而东，天有殊气，地有殊理，人有殊质，物有殊产，各生其所生，养其所养，君长其君长，部落其部落，彼无我侵，我无彼虞，各安其纪而不相渎耳。若夫九州之内，负山阻壑之族，其中为夏者，其外为夷，其外为夏者，其中又为夷，互相襟带，而隔之绝之，使胸腋肘臂相亢悖而不相知，非无可治，而非不当治也。然且不治，则又奚贵乎君天下者哉？君天下者，仁天下者也。仁天下者，莫大乎别人于禽兽，而使贵其生。苗夷部落之魁，自君于其地者，皆导其人以駤戾淫虐，沉溺于禽兽，而掊削诛杀，无闲于亲疏，仁人固弗忍也。则诛其长，平其地，受成赋于国，涤其腥秽，被以衣冠，渐之摩之，俾诗、书、礼、乐之泽兴焉。于是而忠孝廉节文章政事之良材，乘和气以生，夫岂非仁天下者之大愿哉？以中夏之治夷，而不可行之九州之外者，天也。其不可不行之九州之内者，人也。惟然，而取蛮夷之土，分立郡县，其功溥，其德正，其仁大矣。

且夫九州以内之有夷，非夷也。古之建侯也万国，皆冠带之国也。三代之季，暴君代作，天下分崩。于是而山之陬，水之滨，其君长负固岸立而不与于朝会，因异服异制以趋苟简。至春秋时，莒、杞皆神明之裔，为周之藩臣，而自沦于夷。则潞甲之狄，淮浦之夷，陆浑之戎，民皆中国之民，君皆诸侯之君，世降道衰，陷于非类耳。昭苏而衅祓之，固有待也。是以其国既灭，归于侯服，永为文教之邦，而彝伦攸叙。故春秋特书以大其功。岂云王者不治，而任其为梗于中区乎？永嘉之后，义阳有蛮夷号，仇池有戎名，迨及荡平，皆与汴、雒、丰、镐无异矣。然则辰、沅、澧、靖之山谷，负险阻兵者，岂独非汉、唐政教敷施之善地与？出之泥滓，登之云逵，虽有诛戮，仁人之所不讳。而劳我士马，费我刍粮，皆以保艾我与相接壤之妇子。劳之一朝，逸之永世，即有怨咨，可弗避也。君天下者所宜修之天职也。

夫章惇之立心，逢君生事以邀功，诚不足以及此。而既成乎事，因有其功；既有其功，终不可以为罪。迄于今日，其所建之州县，存者犹在目也。其沿之以设，若城步、天柱诸邑之棋布者，抑在目也。而其未获平定，为苗夷之穴，以侵陵我郡邑者，亦可睹也。孰安孰危，孰治孰乱，孰得孰失；征诸事，问诸心，奚容掩哉？概之以小人，而功亦罪，是亦非，自怙为清议，弗能夺也。虽然，固有不信于心者存矣。

　　一极重之势，其末必轻，轻则反之也易，此势之必然者也。顺必然之势者，理也；理之自然者，天也。君子顺乎理而善因乎天，人固不可与天争，久矣。天未然而争之，其害易见；天将然而犹与之争，其害难知。争天以求盈，虽理之所可，而必过乎其数。过乎理之数，则又处于极重之势而渐以向轻。君子审乎重以向轻者之必渐以消也，为天下乐循之以不言而辨，不动而成，使天下各得其所，嶷然以永定而不可复乱。夫天之将然矣，而犹作气以愤兴，若旦夕之不容待，何为者邪？古之人知此也，故审于生民涂炭之极，察其数之将消，居贞以俟，徐起而顺众志以图成。汤之革夏，武、周之胜殷，率此道也。况其非革命改制之时乎？

汉武帝锐意有为，而繁苛之政兴，开边牟利，淫刑崇侈，进群小以荼苦其民，势甚盛而不可扑也。然而溢于其量者中必馁，驰于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，怨浃于四海者，心必怵而不安。故其末年罢兵息役，弛刑缓征，不待人言之洊至，而心已移矣，图已改矣。其未能尽革以复文、景之治者，霍光辅孝昭起而承之，因其渐衰之势，待其自不可行而报罢。于是而武帝之虔刘天下者，日消月沈，不知其去而自已。无他，唯持之以心，应之以理，一顺民志，而天下不见德，大臣不居功，顺天以承祐。承天之祐者，自无不利也。

考神宗之初终，盖类是矣。当其始也，开边之志，聚财之情，如停水于脃土之堤而待决也。王安石乘之以进，三司条例使一设，而震动天下以从其所欲。于是而两朝顾命之老，且引退而不能尽言；通国敢言之士，但一鸣而即逢贬窜；群小揣意指而进者，喧不可息也。此势之极重者也，然而固且轻矣。安石之所执以必为者，为之而无效矣。河不可疏，而淤田不登矣；田不可方，而故籍难废矣；青苗之收息无几，而逋欠积矣；保马之孳息不蕃，而苑牧废矣；民怨于下，土怨于廷，而彻乎上听矣。高遵裕之败，死尸盈野，弃甲齐山，而天子且为之痛哭矣。安石则不肖之子挠之于内，反面之党讼之于廷，神宗亦不复以心膂相信。邓绾、吕嘉问且婴显罚，王安礼纠兄之过，而亟进升庸。手实、方田，自安石创者，皆自神宗而报罢矣。使神宗有汉武之年，其崩不速，则轮台之诏，必自己先之，弗待廷臣之亟谏。盖否极而倾，天之所必动，无待人也。几已见矣，势已移矣。则哲宗立，众正升，因其欲熸之余焰，撤薪以息之者，平其情，澄其虑，抑其怒张之气以莅之。其不可行者，已昭然其不可行；无所利者，已昭然其有害；敝而弗为之修，弛而弗为之督，三年之中，如秋叶之日向于凋，坐而待其陨矣。而诸君子积怒气以临之，弗能须臾忍也，曾霍光之弗若，奚论古先圣哲之调元气而养天下于和平哉？

牛之斗虎，已毙而斗之不已，牛乃力尽而死。安石既退，吕惠卿与离叛而两穷。吕申公、司马温公以洎孙固、吴充，渐起而居政地。彼蔡确、章惇、王圭、曾布之流，无安石博闻强识之学、食淡衣粗之节，岂元祐诸公之劲敌哉？操之已蹙者，畏之已甚；疾之已亟者，疑之已深，授之以不两立之权，而欲自居于畸重，则昔之重在彼者轻，而今之重在诸公者，能长保其重哉？天方授我，而我不知，力与天争，而天且去之矣，夫岂有苍苍不可问之天哉？天者，理而已矣；理者，势之顺而已矣。此之不察，乃曰：“天祚社稷，必无此虑。”天非不祚宋也，谋国者失之于天，而欲强之于人以居功而树德者为之也。

二毕仲游之告温公曰：“大举天下之计，深明出入之数，以诸路所积钱粟，一归地官，使天子知天下之余于财，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。”大哉言乎！通于古今之治体矣。温公为之耸动而不能从。不能从者，为政之通病也，温公不免焉。其病有三：一曰惜名而废实，二曰防弊而启愚，三曰术疏而不逮。

天子不言有无，大臣不问钱谷，名之甚美者也。大臣自惜其清名，而又为天子惜，于是讳言会计，而一委之有司。是未察其立说之义，而蒙之以为名也。不言有无者，非禁使勿知之谓也。不于有而言无以求其溢，不于无而计有以妄为经营。知其所入，度其所出，富有海内，不当言无也。不问钱谷者，非听上之糜之，任下之隐之，而徒以自标高致也。出入有恒，举其大要，业已喻于心，而不屑屑然问其铢累也。若乃宾宾然若将浼己而去之，此浮薄子弟之所尚，而可以为天子、可以为大臣乎？自矜高洁之名，而忘立国之本，此之谓惜名而废实。习以为尚，而贤者误以为道之所存，其惑久矣。

为弼成君德之说者曰：天子不可使知国之富也，知之则侈心生。于是而幸边功、营土木、耽玩好、滥赐予之情，不可抑止。李林甫、丁谓之导君以骄奢，唯使知富而已。禁使勿知，而常怀不足之心，则不期俭而自俭。之说也，尤其大谬不然者。天子而欲宣欲以尚侈乎，岂忧财之不足而为之衰止哉？高纬、孟曰永、刘鋹仅有一隅，物力凡几，而穷奢以逞。汉文惜露台之费，非忧汉之贫也。奄有九州之贡税，即不详知其数，计可以恣一人之挥斥者，虽至愚暗，不虑其无余。唐玄、宋真既有汰心，侵令日告虚枵，抑且横征别出。夫颦眉坐叹而相戒以贫，鄙野小人施之狂子弟而徒贻其笑。欲止天子之奢，而勿使知富，则将使其君如土木偶人，唯人提掇而后可乎？为新法者，本以北失燕、云，西防银、夏为忧，则亦立国之本图，固不当以守财坐叹，导其君以抱璧立枯也。此防弊者之迂疏，为谋已下也。

乃若术疏而不逮，则虽博练如温公，吾不能信其不然矣。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数、畜积之实者有故：方在青宫之日，既无以此为其所宜闻而详告者矣；迨其嗣立，耽宴乐而念不及之者勿论已；即在厉精之主，总其要不能察其详，抑以此为有代我以来告者，而弗容亟问也。若大臣则亦昔之经生，学以应人主之求者耳。乃其童之所习，长之所游，政暇公余之所涉猎，即不以宴游声色荡其心，而所闻所知者，概可见矣。下者，词章也；进而上焉，议论也；又进而上焉，天人性命之旨也。即及于天下之务，亦上推往古数千年兴废得失之数，而当世出纳之经制，积聚之盈歉，未有过而问者。故亿其有，而不知其未必有也；亿其无，而不知其未尝无也；知其出，而不知其出之何所支也；知其入，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；知其散，而不知合其散者之几何也；知其合，而不知合之散者几何也。虽以温公经济之实学，上威烈，下迄柴氏，井井条条，一若目击而身与之；然至于此，则有茫然若群川之赴海，徒见其东流，而不知归墟者何天之池矣。则虽欲胪列租税之所登，度支之所余，内府之所藏，州郡之所积，计其多寡，而度以应人主有为之需，固有莫扪朕舌而终以吃呐者。则学之不适于用，而一听小人之妄为意计也，其能免乎？

夫王安石之唯不知此也，故妄亿国帑之虚，而以桑、孔之术动人主于所不察。元祐诸公欲诎其邪，而惛然者亦安石耳。则相惘相值，勿问贞邪，而各以时竞，何异两盲之相触于道，其交谇也必矣。夫唯大臣之不以此为务，而俾天子之卒迷也，故其害有不可胜言者。守之者，胥隶也，掌之者，奄宦也；腐之者，暗室也；籍之者，蠹纸也；湮沈而不可问，盗窃而不可诘。呜呼！此皆蔀屋小民粟粟而获之，丝丝而织之，铢铢而经营之，以效立国久长之计，使获免于夷狄盗贼之摧残者。而君臣上下交置之若有若无之中，与粪土均其委弃；智者所不能自已，抑仁者所不忍忘者也。天子大臣非山椒水涘携杖观云之畸士，而曰此非所宜知也。则孔子曰“足食足兵”，其为俗吏之嚆矢与？丁谓上会计录以后，至熙宁元年，六十年矣。中历仁宗四十一年之节俭，民无流亡，国之所积可知也。青苗、均输、农田、水利之所获，一部娄之于泰山。诸君子不能举此以胜安石之党，且舌挢而不能下，徒以气矜，奚益哉？

三易曰：“天下之动，贞胜者也。”贞胜者，胜以贞也。天下有大贞三：诸夏内而夷狄外也，君子进而小人退也，男位乎外而女位乎内也。各以其类为辨，而相为治，则居正以治彼之不正，而(争)[贞]胜矣。若其所治者贞，而所以治者非贞也，资于不正，以求物之正；萧望之之于恭、显，刘琨之于聪、勒，陈蕃之于宦寺，不胜而祸不旋踵；小胜而大不胜，终以烖及其身，祸延于国。故君子与其不贞而胜也，宁不胜而必固保其贞。元祐诸公昧此，以成绍圣以后之祸。善类空，国事乱，宗社亦繇以倾，亦惨矣哉！

新法之为民病，甚矣。诸公顺民之欲，急起而改之，不谓其非贞也。即疑于改父之非孝，而奉祖宗之成宪，以正先君之阙失，亦不可谓非孝之贞也。乃改之者，诸公不自任其责，嗣君不与闻其谋，举而仰听于太后。于是盈廷之士，佥曰后，尧、舜也；普天之下，胥曰后，尧、舜也；乃至传之史册，而后世道听之说，犹曰后，尧、舜也。取后而跻之尧、舜，曰后，尧、舜矣；其可抑尧、舜而匹之后，曰尧、舜，后邪？故曰：“拟人必于其伦。”伦者，不相夺也。诸公跻后而尧、舜之，群小抑后而吕、武之；以伦求之，吕、武虽不肖，犹其等伦，而尧、舜悬绝焉。则吕、武之说，足以争胜而亡忌。伦也者，类也；天之生是使别也。草与木并植，而芝兰之芳，不可以为梁栋；鸟与兽并育，而翟雉之美，不可以驾戎车；天子与后敌尊，而母后之贤，不可以制道法。非是者，自丧其贞，而欲以胜物，匪徒小人之反噬有辞也；天所弗佑，祖宗之灵所弗凭依，天下臣民亦怀疑而其情不固。不贞者之不胜，古今之通义，不可违也。

哲宗之立，虽仅十龄，乃迨高后之殂，又七年矣。后一日不亡，帝一日不得亲政，则此七年者，月之朗于夜，非日之昱于昼也。旦昼虽阴，而以照物，其能俾人洞见者，视月远矣。天子虽幼，而以莅众，其能俾人信从者，视后多矣。而不但此也，位尊权重，可以唯其所为，然且惮于恶而强为善者，自非上哲，亦唯其名而已。夫为恶而恶之名归之人而己不与，则无所惮，而有委罪之路。为善而善之名归之人而己不与，则不能强，而徒挟不平之情。实则资己之权藉以为之，名则去之，严父不能得之于子，而为人臣者，欲以得之君，不已悖乎？

新法之弊，神宗之暮年亦自知之矣。永乐之败，悔不用王安礼之言。王安石子死魄丧，其志已衰。王雱、吕惠卿自相龁，而神宗已厌之矣。邓绾、吕嘉问秽迹彰明而见黜矣，蒲宗孟诋司马君实而见诃矣，孙固、吕公著渐进而登两府矣。则使当国者述神宗之志，以遗诏行之，蠲青苗之逋欠，弛保马之孳生，缓保甲之练习，以次而待哲宗于识知之后，告以民(主)[生]之艰苦，示以祖法之宽弘，次第而除之；使四海慕新主之仁，而不掠美以归牝鸡之啼曙，夫岂不可必得者？计不出此，拥女主以行其志，后一日不死，天子一日隅坐画诺，如秉笔之内竖，奉教而行。即以韩维、苏轼、刘挚、朱光庭辈处此，其能俯首以听焉否邪？故人谓温公守贞有道而未通乎变者，非也。温公之所不足者，正未能贞也。贞之大者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人之彝伦也，事之纲纪也。以阴御阳，以女制男，何殊乎以夷狄令中国，以小人治君子乎？坤之初六曰：“履霜，坚冰至。”当坤之初，阴无失德，非有坚冰之祸；而发端之始，与干相革，则所秉不正，在希微之闲，而诡于其涂，不可以复暄和高朗之宇，固无待血战而始知其害也。温公胡不闻焉？

呜呼！国之将乱也，黄发耆臣老死而无与继者。神宗之季年，韩、富二公先后而逝，文潞公虽存，年已迟暮，且仁柔以召物议，众望所不归也。使有秉国钧者，如韩公于英、仁二庙嗣立之初，持德威以翼戴，当元祐三四年闲，撤太后之帘，以兴革之权、进退之柄、归之天子；则群小无言可执，无隙可乘，而国定矣。温公权藉既轻，道亦逊焉，徒恃愚氓浮动之气，迁客跃起之情，迫于有为而无暇择焉，其能济乎？权轻者，非势之胜也；道逊者，非理之贞也。捷反捷覆，捷兴捷废，天下皆丧其贞，则女贞之失先之也。故曰古今之通义，不可违也。

四置一说之短长，以通观一时之措施，则其治乱安危，可未成而决其必然于先，旷千载而信其所以然于后，无有爽也。哲宗在位十有五年，政出自太后者凡八年，哲宗亲政以还凡六年。绍圣改元而后，其进小人、复苛政，为天下病者，勿论矣。元祐之政，抑有难于覆理者焉。绍圣之所为，反元祐而实效之也。则元祐之所为，矫熙、丰而抑未尝不效之，且启绍圣而使可效者也。呜呼！宋之不乱以危亡者几何哉？

天子进士以图吾国，君子出身以图吾君，岂借朝廷为定流品分清浊之场哉？必将有其事矣。事者，国事也。其本，君德也。其大用，治教政刑也。其急图，边疆也。其施于民者，视其所勤而休养之，视其所废而修明之，拯其天灾，惩其吏虐，以实措之安也。其登进夫士者，养其恬静之心，用其方新之气，拔之衡茅，而相劝以君子之实也。岂徒绍圣哉，元祐诸公之能此者几何邪？所能卓然出其独至之忱，超出于纷纭争论之外而以入告者，刘器之谏觅乳媪而已，伊川请就崇政、延和讲读，勿以暑废而已，范淳夫劝帝以好学而已。自是而外，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，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。其进用者，洵非不肖者矣，乃一唯熙、丰所贬斥之人，皇皇然力为起用，若将不及。岂新进之士，遂无一人可推毂以大任之，树百年之屏翰者；而徒为岭海迁客伸久郁之气，遂可无旷天工乎？其恤民也，安石之新法，在所必革矣。频年岂无水旱？而拯救不行；四海岂无冤民？而清问不及；督行新法之外，岂无渔民之墨吏？而按劾不施；触忤安石之余，岂无行惠之循良？而拔尤不速。西陲之覆败孔棘，不闻择一将以捍其侵陵；契丹之岁币屡增，不闻建一谋以杜其欺侮。夫如是，则宋安得有天下哉？一元祐诸公扬眉舒愤之区宇而已矣。

马、吕两公非无忧国之诚也，而刚大之气，一泄而无余。一时蠖屈求伸之放臣，拂拭于蛮烟瘴雨之中，愔愔自得。(出)[上]不知有志未定之冲人，内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，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，野不知有难仰诉之疾苦，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强敌，一举而委之梦想不至之域。群起以奉二公为宗主，而日进改图之说。二公且目眩耳荧，以为唯罢此政，黜此党，召还此人，复行此法，则社稷生民巩固无疆之术不越乎此。呜呼！是岂足以酬天子心膂之托，对皇天，质先祖，慰四海之孤茕，折西北之狡寇，而允称大臣之职者哉？

吾诚养君德于正，则邪自不得而窥；吾诚修政事以实，则妄自无从而进；吾诚慎简干城之将以固吾圉，则徼功生事之说自息；吾诚厘剔中饱之弊以裕吾用，则掊克毒民之计自消；吾诚育士以醇静之风，拔贤于难进之侣，为国家储才于百年，则奸佞之觊觎自戢，而善类之濯磨自弘。曾不出此，而夜以继日，如追亡子：进一人，则曰此熙、丰之所退也；退一人，则曰此熙、丰之所进也；兴一法，则曰此熙、丰之所革也；革一法，则曰此熙、丰之所兴也。然则使元祐诸公处仁、英之世，遂将一无所言，一无所行，优游而聊以卒岁乎？未见其有所谓理也，气而已矣。气一动而不可止，于是吕、范不协于黄扉，雒、蜀、朔党不协于群署，一人茕立于上，百尹类从于下，尚恶得谓元祐之犹有君，宋之犹有国也！而绍圣诸奸，驾驷马骋康庄以进，莫之能御矣。反其所为者，固师其所为也。是故通哲宗在位十四年中，无一日而不为乱媒，无一日而不为危亡地，不徒绍圣为然矣。

当其时，耶律之臣主亦昏淫而不自保，元昊之子孙亦偷安而不足逞；藉其不然，靖康之祸，不能待之他日也。而契丹衰，夏人弱，正汉宣北折匈奴之时会。乃恣通国之精神，敝之于一彼一此之短长，而弗能自振。呜呼！岂徒宋之存亡哉？无穷之祸，自此贻之矣。立乎今日，以覆考哲宗之代之所为，其言洋溢于史册，以实求之，无一足当人心者。苟明于得失之理，安能与登屋遮道之愚民同称庆快邪？

夫君子之自立也有节，而应天下也有道。心之无私，不待物之不我辱而后荣；为之有实，不待法之无所獘而后治。故入其朝，观其所为；读其书，观其所成。聚天下之聪明才力，以奉一人而理万物，不期正而无不正，然后其兴也，必也。此则君子以自靖而靖天下者也。岂徒伊、吕哉？两汉之盛，唐、宋之初，无有不然者。夫谁如哲宗在御之世，贸贸终日，而不知将以何为也！

　　一极重之势，其末必轻，轻则反之也易，此势之必然者也。顺必然之势者，理也；理之自然者，天也。君子顺乎理而善因乎天，人固不可与天争，久矣。天未然而争之，其害易见；天将然而犹与之争，其害难知。争天以求盈，虽理之所可，而必过乎其数。过乎理之数，则又处于极重之势而渐以向轻。君子审乎重以向轻者之必渐以消也，为天下乐循之以不言而辨，不动而成，使天下各得其所，嶷然以永定而不可复乱。夫天之将然矣，而犹作气以愤兴，若旦夕之不容待，何为者邪？古之人知此也，故审于生民涂炭之极，察其数之将消，居贞以俟，徐起而顺众志以图成。汤之革夏，武、周之胜殷，率此道也。况其非革命改制之时乎？

汉武帝锐意有为，而繁苛之政兴，开边牟利，淫刑崇侈，进群小以荼苦其民，势甚盛而不可扑也。然而溢于其量者中必馁，驰于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，怨浃于四海者，心必怵而不安。故其末年罢兵息役，弛刑缓征，不待人言之洊至，而心已移矣，图已改矣。其未能尽革以复文、景之治者，霍光辅孝昭起而承之，因其渐衰之势，待其自不可行而报罢。于是而武帝之虔刘天下者，日消月沈，不知其去而自已。无他，唯持之以心，应之以理，一顺民志，而天下不见德，大臣不居功，顺天以承祐。承天之祐者，自无不利也。

考神宗之初终，盖类是矣。当其始也，开边之志，聚财之情，如停水于脃土之堤而待决也。王安石乘之以进，三司条例使一设，而震动天下以从其所欲。于是而两朝顾命之老，且引退而不能尽言；通国敢言之士，但一鸣而即逢贬窜；群小揣意指而进者，喧不可息也。此势之极重者也，然而固且轻矣。安石之所执以必为者，为之而无效矣。河不可疏，而淤田不登矣；田不可方，而故籍难废矣；青苗之收息无几，而逋欠积矣；保马之孳息不蕃，而苑牧废矣；民怨于下，土怨于廷，而彻乎上听矣。高遵裕之败，死尸盈野，弃甲齐山，而天子且为之痛哭矣。安石则不肖之子挠之于内，反面之党讼之于廷，神宗亦不复以心膂相信。邓绾、吕嘉问且婴显罚，王安礼纠兄之过，而亟进升庸。手实、方田，自安石创者，皆自神宗而报罢矣。使神宗有汉武之年，其崩不速，则轮台之诏，必自己先之，弗待廷臣之亟谏。盖否极而倾，天之所必动，无待人也。几已见矣，势已移矣。则哲宗立，众正升，因其欲熸之余焰，撤薪以息之者，平其情，澄其虑，抑其怒张之气以莅之。其不可行者，已昭然其不可行；无所利者，已昭然其有害；敝而弗为之修，弛而弗为之督，三年之中，如秋叶之日向于凋，坐而待其陨矣。而诸君子积怒气以临之，弗能须臾忍也，曾霍光之弗若，奚论古先圣哲之调元气而养天下于和平哉？

牛之斗虎，已毙而斗之不已，牛乃力尽而死。安石既退，吕惠卿与离叛而两穷。吕申公、司马温公以洎孙固、吴充，渐起而居政地。彼蔡确、章惇、王圭、曾布之流，无安石博闻强识之学、食淡衣粗之节，岂元祐诸公之劲敌哉？操之已蹙者，畏之已甚；疾之已亟者，疑之已深，授之以不两立之权，而欲自居于畸重，则昔之重在彼者轻，而今之重在诸公者，能长保其重哉？天方授我，而我不知，力与天争，而天且去之矣，夫岂有苍苍不可问之天哉？天者，理而已矣；理者，势之顺而已矣。此之不察，乃曰：“天祚社稷，必无此虑。”天非不祚宋也，谋国者失之于天，而欲强之于人以居功而树德者为之也。

二毕仲游之告温公曰：“大举天下之计，深明出入之数，以诸路所积钱粟，一归地官，使天子知天下之余于财，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。”大哉言乎！通于古今之治体矣。温公为之耸动而不能从。不能从者，为政之通病也，温公不免焉。其病有三：一曰惜名而废实，二曰防弊而启愚，三曰术疏而不逮。

天子不言有无，大臣不问钱谷，名之甚美者也。大臣自惜其清名，而又为天子惜，于是讳言会计，而一委之有司。是未察其立说之义，而蒙之以为名也。不言有无者，非禁使勿知之谓也。不于有而言无以求其溢，不于无而计有以妄为经营。知其所入，度其所出，富有海内，不当言无也。不问钱谷者，非听上之糜之，任下之隐之，而徒以自标高致也。出入有恒，举其大要，业已喻于心，而不屑屑然问其铢累也。若乃宾宾然若将浼己而去之，此浮薄子弟之所尚，而可以为天子、可以为大臣乎？自矜高洁之名，而忘立国之本，此之谓惜名而废实。习以为尚，而贤者误以为道之所存，其惑久矣。

为弼成君德之说者曰：天子不可使知国之富也，知之则侈心生。于是而幸边功、营土木、耽玩好、滥赐予之情，不可抑止。李林甫、丁谓之导君以骄奢，唯使知富而已。禁使勿知，而常怀不足之心，则不期俭而自俭。之说也，尤其大谬不然者。天子而欲宣欲以尚侈乎，岂忧财之不足而为之衰止哉？高纬、孟曰永、刘鋹仅有一隅，物力凡几，而穷奢以逞。汉文惜露台之费，非忧汉之贫也。奄有九州之贡税，即不详知其数，计可以恣一人之挥斥者，虽至愚暗，不虑其无余。唐玄、宋真既有汰心，侵令日告虚枵，抑且横征别出。夫颦眉坐叹而相戒以贫，鄙野小人施之狂子弟而徒贻其笑。欲止天子之奢，而勿使知富，则将使其君如土木偶人，唯人提掇而后可乎？为新法者，本以北失燕、云，西防银、夏为忧，则亦立国之本图，固不当以守财坐叹，导其君以抱璧立枯也。此防弊者之迂疏，为谋已下也。

乃若术疏而不逮，则虽博练如温公，吾不能信其不然矣。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数、畜积之实者有故：方在青宫之日，既无以此为其所宜闻而详告者矣；迨其嗣立，耽宴乐而念不及之者勿论已；即在厉精之主，总其要不能察其详，抑以此为有代我以来告者，而弗容亟问也。若大臣则亦昔之经生，学以应人主之求者耳。乃其童之所习，长之所游，政暇公余之所涉猎，即不以宴游声色荡其心，而所闻所知者，概可见矣。下者，词章也；进而上焉，议论也；又进而上焉，天人性命之旨也。即及于天下之务，亦上推往古数千年兴废得失之数，而当世出纳之经制，积聚之盈歉，未有过而问者。故亿其有，而不知其未必有也；亿其无，而不知其未尝无也；知其出，而不知其出之何所支也；知其入，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；知其散，而不知合其散者之几何也；知其合，而不知合之散者几何也。虽以温公经济之实学，上威烈，下迄柴氏，井井条条，一若目击而身与之；然至于此，则有茫然若群川之赴海，徒见其东流，而不知归墟者何天之池矣。则虽欲胪列租税之所登，度支之所余，内府之所藏，州郡之所积，计其多寡，而度以应人主有为之需，固有莫扪朕舌而终以吃呐者。则学之不适于用，而一听小人之妄为意计也，其能免乎？

夫王安石之唯不知此也，故妄亿国帑之虚，而以桑、孔之术动人主于所不察。元祐诸公欲诎其邪，而惛然者亦安石耳。则相惘相值，勿问贞邪，而各以时竞，何异两盲之相触于道，其交谇也必矣。夫唯大臣之不以此为务，而俾天子之卒迷也，故其害有不可胜言者。守之者，胥隶也，掌之者，奄宦也；腐之者，暗室也；籍之者，蠹纸也；湮沈而不可问，盗窃而不可诘。呜呼！此皆蔀屋小民粟粟而获之，丝丝而织之，铢铢而经营之，以效立国久长之计，使获免于夷狄盗贼之摧残者。而君臣上下交置之若有若无之中，与粪土均其委弃；智者所不能自已，抑仁者所不忍忘者也。天子大臣非山椒水涘携杖观云之畸士，而曰此非所宜知也。则孔子曰“足食足兵”，其为俗吏之嚆矢与？丁谓上会计录以后，至熙宁元年，六十年矣。中历仁宗四十一年之节俭，民无流亡，国之所积可知也。青苗、均输、农田、水利之所获，一部娄之于泰山。诸君子不能举此以胜安石之党，且舌挢而不能下，徒以气矜，奚益哉？

三易曰：“天下之动，贞胜者也。”贞胜者，胜以贞也。天下有大贞三：诸夏内而夷狄外也，君子进而小人退也，男位乎外而女位乎内也。各以其类为辨，而相为治，则居正以治彼之不正，而(争)[贞]胜矣。若其所治者贞，而所以治者非贞也，资于不正，以求物之正；萧望之之于恭、显，刘琨之于聪、勒，陈蕃之于宦寺，不胜而祸不旋踵；小胜而大不胜，终以烖及其身，祸延于国。故君子与其不贞而胜也，宁不胜而必固保其贞。元祐诸公昧此，以成绍圣以后之祸。善类空，国事乱，宗社亦繇以倾，亦惨矣哉！

新法之为民病，甚矣。诸公顺民之欲，急起而改之，不谓其非贞也。即疑于改父之非孝，而奉祖宗之成宪，以正先君之阙失，亦不可谓非孝之贞也。乃改之者，诸公不自任其责，嗣君不与闻其谋，举而仰听于太后。于是盈廷之士，佥曰后，尧、舜也；普天之下，胥曰后，尧、舜也；乃至传之史册，而后世道听之说，犹曰后，尧、舜也。取后而跻之尧、舜，曰后，尧、舜矣；其可抑尧、舜而匹之后，曰尧、舜，后邪？故曰：“拟人必于其伦。”伦者，不相夺也。诸公跻后而尧、舜之，群小抑后而吕、武之；以伦求之，吕、武虽不肖，犹其等伦，而尧、舜悬绝焉。则吕、武之说，足以争胜而亡忌。伦也者，类也；天之生是使别也。草与木并植，而芝兰之芳，不可以为梁栋；鸟与兽并育，而翟雉之美，不可以驾戎车；天子与后敌尊，而母后之贤，不可以制道法。非是者，自丧其贞，而欲以胜物，匪徒小人之反噬有辞也；天所弗佑，祖宗之灵所弗凭依，天下臣民亦怀疑而其情不固。不贞者之不胜，古今之通义，不可违也。

哲宗之立，虽仅十龄，乃迨高后之殂，又七年矣。后一日不亡，帝一日不得亲政，则此七年者，月之朗于夜，非日之昱于昼也。旦昼虽阴，而以照物，其能俾人洞见者，视月远矣。天子虽幼，而以莅众，其能俾人信从者，视后多矣。而不但此也，位尊权重，可以唯其所为，然且惮于恶而强为善者，自非上哲，亦唯其名而已。夫为恶而恶之名归之人而己不与，则无所惮，而有委罪之路。为善而善之名归之人而己不与，则不能强，而徒挟不平之情。实则资己之权藉以为之，名则去之，严父不能得之于子，而为人臣者，欲以得之君，不已悖乎？

新法之弊，神宗之暮年亦自知之矣。永乐之败，悔不用王安礼之言。王安石子死魄丧，其志已衰。王雱、吕惠卿自相龁，而神宗已厌之矣。邓绾、吕嘉问秽迹彰明而见黜矣，蒲宗孟诋司马君实而见诃矣，孙固、吕公著渐进而登两府矣。则使当国者述神宗之志，以遗诏行之，蠲青苗之逋欠，弛保马之孳生，缓保甲之练习，以次而待哲宗于识知之后，告以民(主)[生]之艰苦，示以祖法之宽弘，次第而除之；使四海慕新主之仁，而不掠美以归牝鸡之啼曙，夫岂不可必得者？计不出此，拥女主以行其志，后一日不死，天子一日隅坐画诺，如秉笔之内竖，奉教而行。即以韩维、苏轼、刘挚、朱光庭辈处此，其能俯首以听焉否邪？故人谓温公守贞有道而未通乎变者，非也。温公之所不足者，正未能贞也。贞之大者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人之彝伦也，事之纲纪也。以阴御阳，以女制男，何殊乎以夷狄令中国，以小人治君子乎？坤之初六曰：“履霜，坚冰至。”当坤之初，阴无失德，非有坚冰之祸；而发端之始，与干相革，则所秉不正，在希微之闲，而诡于其涂，不可以复暄和高朗之宇，固无待血战而始知其害也。温公胡不闻焉？

呜呼！国之将乱也，黄发耆臣老死而无与继者。神宗之季年，韩、富二公先后而逝，文潞公虽存，年已迟暮，且仁柔以召物议，众望所不归也。使有秉国钧者，如韩公于英、仁二庙嗣立之初，持德威以翼戴，当元祐三四年闲，撤太后之帘，以兴革之权、进退之柄、归之天子；则群小无言可执，无隙可乘，而国定矣。温公权藉既轻，道亦逊焉，徒恃愚氓浮动之气，迁客跃起之情，迫于有为而无暇择焉，其能济乎？权轻者，非势之胜也；道逊者，非理之贞也。捷反捷覆，捷兴捷废，天下皆丧其贞，则女贞之失先之也。故曰古今之通义，不可违也。

四置一说之短长，以通观一时之措施，则其治乱安危，可未成而决其必然于先，旷千载而信其所以然于后，无有爽也。哲宗在位十有五年，政出自太后者凡八年，哲宗亲政以还凡六年。绍圣改元而后，其进小人、复苛政，为天下病者，勿论矣。元祐之政，抑有难于覆理者焉。绍圣之所为，反元祐而实效之也。则元祐之所为，矫熙、丰而抑未尝不效之，且启绍圣而使可效者也。呜呼！宋之不乱以危亡者几何哉？

天子进士以图吾国，君子出身以图吾君，岂借朝廷为定流品分清浊之场哉？必将有其事矣。事者，国事也。其本，君德也。其大用，治教政刑也。其急图，边疆也。其施于民者，视其所勤而休养之，视其所废而修明之，拯其天灾，惩其吏虐，以实措之安也。其登进夫士者，养其恬静之心，用其方新之气，拔之衡茅，而相劝以君子之实也。岂徒绍圣哉，元祐诸公之能此者几何邪？所能卓然出其独至之忱，超出于纷纭争论之外而以入告者，刘器之谏觅乳媪而已，伊川请就崇政、延和讲读，勿以暑废而已，范淳夫劝帝以好学而已。自是而外，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，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。其进用者，洵非不肖者矣，乃一唯熙、丰所贬斥之人，皇皇然力为起用，若将不及。岂新进之士，遂无一人可推毂以大任之，树百年之屏翰者；而徒为岭海迁客伸久郁之气，遂可无旷天工乎？其恤民也，安石之新法，在所必革矣。频年岂无水旱？而拯救不行；四海岂无冤民？而清问不及；督行新法之外，岂无渔民之墨吏？而按劾不施；触忤安石之余，岂无行惠之循良？而拔尤不速。西陲之覆败孔棘，不闻择一将以捍其侵陵；契丹之岁币屡增，不闻建一谋以杜其欺侮。夫如是，则宋安得有天下哉？一元祐诸公扬眉舒愤之区宇而已矣。

马、吕两公非无忧国之诚也，而刚大之气，一泄而无余。一时蠖屈求伸之放臣，拂拭于蛮烟瘴雨之中，愔愔自得。(出)[上]不知有志未定之冲人，内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，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，野不知有难仰诉之疾苦，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强敌，一举而委之梦想不至之域。群起以奉二公为宗主，而日进改图之说。二公且目眩耳荧，以为唯罢此政，黜此党，召还此人，复行此法，则社稷生民巩固无疆之术不越乎此。呜呼！是岂足以酬天子心膂之托，对皇天，质先祖，慰四海之孤茕，折西北之狡寇，而允称大臣之职者哉？

吾诚养君德于正，则邪自不得而窥；吾诚修政事以实，则妄自无从而进；吾诚慎简干城之将以固吾圉，则徼功生事之说自息；吾诚厘剔中饱之弊以裕吾用，则掊克毒民之计自消；吾诚育士以醇静之风，拔贤于难进之侣，为国家储才于百年，则奸佞之觊觎自戢，而善类之濯磨自弘。曾不出此，而夜以继日，如追亡子：进一人，则曰此熙、丰之所退也；退一人，则曰此熙、丰之所进也；兴一法，则曰此熙、丰之所革也；革一法，则曰此熙、丰之所兴也。然则使元祐诸公处仁、英之世，遂将一无所言，一无所行，优游而聊以卒岁乎？未见其有所谓理也，气而已矣。气一动而不可止，于是吕、范不协于黄扉，雒、蜀、朔党不协于群署，一人茕立于上，百尹类从于下，尚恶得谓元祐之犹有君，宋之犹有国也！而绍圣诸奸，驾驷马骋康庄以进，莫之能御矣。反其所为者，固师其所为也。是故通哲宗在位十四年中，无一日而不为乱媒，无一日而不为危亡地，不徒绍圣为然矣。

当其时，耶律之臣主亦昏淫而不自保，元昊之子孙亦偷安而不足逞；藉其不然，靖康之祸，不能待之他日也。而契丹衰，夏人弱，正汉宣北折匈奴之时会。乃恣通国之精神，敝之于一彼一此之短长，而弗能自振。呜呼！岂徒宋之存亡哉？无穷之祸，自此贻之矣。立乎今日，以覆考哲宗之代之所为，其言洋溢于史册，以实求之，无一足当人心者。苟明于得失之理，安能与登屋遮道之愚民同称庆快邪？

夫君子之自立也有节，而应天下也有道。心之无私，不待物之不我辱而后荣；为之有实，不待法之无所獘而后治。故入其朝，观其所为；读其书，观其所成。聚天下之聪明才力，以奉一人而理万物，不期正而无不正，然后其兴也，必也。此则君子以自靖而靖天下者也。岂徒伊、吕哉？两汉之盛，唐、宋之初，无有不然者。夫谁如哲宗在御之世，贸贸终日，而不知将以何为也！

　　一徽宗之初政，粲然可观，韩忠彦为之，而非韩忠彦之能为之也。未几而向后殂，任伯雨、范纯礼、江公望、陈瓘以次废黜，曾布专，蔡京进，忠彦且不能安其位而罢矣。锐起疾为而不能期月守，理乱之枢存乎向后之存没，忠彦其能得之于徽宗乎？循已覆之轨者倾，仗非其所仗者踬。以仁宗之慈厚居心，而无旁窥怀妒之小人，然且刘后殂，而张耆、夏竦不能复立于廷，王德用、章德象以与刘后异而急庸。若高后晨陨，群奸夕进，攻击元祐，不遗余力，前事之明鉴，固忠彦等所在目方新者。仍拥一母后以取必于盛年佻达之天子，仗者非所仗也。则邢恕、章惇、蔡卞虽已窜死，岂无继者？祸烈于绍圣，而贞士播弃终身，以恣噂沓之狂夫动摇社稷，后车之覆，甚于前车，亦酷矣哉！

忠彦虽为世臣，而德望非温公之匹，任伯雨诸人亦无元祐群贤之夙望。一激不振，士气全颓，举天下以冥行而趋于泥淖，极乎靖康，无一可用之材，举国而授之(它人)[非类]，无足怪者。将雪之候，先有微温，其温也，岂暄和之气哉？于是而诸君子之处此也，未易易矣。太后不可恃也，忠彦斯不可恃也；李清臣、蒋之奇之杂进，愈不可恃也；曾布之与忠彦互相持于政府，弥不可恃也。然而温诏之颁，起用之亟，固自朝廷发矣。范忠宣曰：“上果用我矣，死有余责。”伊川曰：“首被大恩，不供职，何以仰承德意。”苏子瞻海外初还，欣然就道。夫固有不可恝于君臣之际者，知其不可恃，而犹欣跃以从，亦君子宅心之厚与！

虽然，酌之以道，规之以远，持之以贞，而善调元气以使无伤，固有道焉。天下有道，道在天下，则身从天下以从道。天下无道，道在其身，则以道爱身，而即为天下爱道。以道爱身者，喜怒不轻动于心，语默不轻加于物，而进退之不轻，尤其必慎者也。执之仇仇，而知仇仇者之必不我力，不可得而执也。爱而加膝，念加膝者之无难投渊，不以身试渊也。夫且使昏庸之主，知我之不以欣欣而动，弗得以我为赖宠。夫且使邪佞之党，见我之迟迟以进，弗得疑我之力争。夫且使天下之士，惜其名节，念荣宠之非荣，而不辱身以轻试。夫且使四海之民，知世之方屯，隐忍以茹荼苦，而不早计升平，以触苛虐而重其灾。故范淳夫劝蜀公之不赴，而尹和靖疑伊川之易就，非独为二公爱其身也，为天下爱道，而道尚存乎天下也。

以爱君之切，而不忍逆君之命；以忧国之至，而迫欲为国宣力；以恤民之笃，而辄思为民请命；则小人之占风而趋、待隙而钻者，固将曰：彼犹我也。一虚一实迭相衰王，而凶威可试，不遗余力，以捋采而尽刘之；昏庸之主，亦将曰：此呼而可来者，麾而可去，天下安得有君子哉？唯予言而莫违，否则窜之诛之，永锢而无遗种，亦不患国之无人也。后生者，不得与于直道之伸，亦将曰：先生长者，亦尝亟于进矣。则弗待君之果明，臣之果直，未进而获进焉，无不可也，奚必与世龃龉哉？于是而小人有可藉之口，庸主有轻士之情，人士无固穷之节。朝为无人之朝，野为无人之野。则大观以后，迄于靖康，醉梦倾颓，无有止讫，终无一人焉，能挽海宇之狂趋以救死亡，不亦痛与！

宋之不靖也，自景祐而一变矣。熙宁而再变，元祐而三变，绍圣而四变，至是而五变矣。国之靡定，不待智者而知也。乃数十年来，小人迭进，而公忠刚直之臣，项背相依。然求其立难进易退之节，足以起天子之敬畏，立士类之坊表者，无其人焉。骐骥与驽骀争驾，明星与萤火争光，道已贬，身已媟，世安得而不波流，国安得而不瓦解哉？韩忠彦孤立以戴女主，而望起两世之倾危，诸君子何其易动而难静也！伊川贬，而尹和靖、张思叔诸学者皆罹伪学之禁。韩侂胄之恶，自此倡之。则非祸中于国家，而且害延于学术矣。建中靖国之初政，有识者所为寒心也，奚粲然可观之有？

二政之善者，一再传而弊生，其不善者，亦可知矣。政之善者，期以利民，而其弊也，必至于厉民。立法之始，上昭明之，下敬守之，国受其益，人受其赐。已而奉行者非人，假其所宽以便其弛，假其所严以售其苛，则弊生于其闲，而民且困矣。政之不善者，厉民以利国，而其既也，国无所利，因以生害，而民之厉亦渐以轻。立法之始，刻意而行之，令必其行，禁必其止，怨怒积于下而不敢违，已而亦成故事矣。牧守令长之贤者，可与士民通议委曲，以苟如其期会而止，而不必尽如其法。若其不肖者，则虽下不恤民碞，上亦不畏国法，但假之以济其私，而涂饰以应上，亦苟且塞责而无行之之志。则其为虐于天下者，亦渐解散而不尽如其初，则害亦自此而杀矣。故即有不善之政，亦不能操之数十年而民无隙之可避。繇此言之，不善之政，未能以久贼天下；而唯以不善故，为君子所争，乃进小人以成其事，则小人乘之以播恶，而其祸乃延。故曰：“有治人，无治法。”则乱天下者，非乱法乱之，乱人乱之也。

蔡京介童贯以进，与邓洵武、温益诸奸剿绍述之邪说，推崇王安石，复行新法。乃考京之所行，亦何尝尽取安石诸法，督责吏民以必行哉？安石之昼谋夜思，搜求众论，以曲成其申、商、桑、孔之术者，京皆故纸视之，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矣。则京之所为，固非安石之所为也。天下之苦京者，非其苦安石者也。是安石之法，未足以致宣、政之祸；唯其杂引吕惠卿、邓绾、章惇、曾布之群小，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京，则安石之所以贻败亡于宋者此尔。载考熙、丰之时，青苗、保甲、保马、市易之法，束湿亟行，民乃毁室鬻子，残支体，徒四方，而嗁号遍野。藉令迄乎宣、政，无所宽弛，则天下之氓，死者过半，揭竿起者，不减秦、隋之季。乃绍圣踵行，又二十余年，而不闻天下之怨毒倍于前日。方腊之反，驱之者朱靦花石之扰，非新法迫之也。此抑可以知政无善恶，俱不足以持久，倚法以求赢，徒为聚讼而已矣。

神宗之求治也迫，安石之欲售其邪僻之术也坚，交相骛而益之以戾气，力持其是，以与君子争，无从欲偷安之志以缓之，故行之决而督之严，吏无所容其曲折，民无所用其推移，则如烈火之初炎，而无幸存之宿草。及哲宗而以怠心行之，及徽宗而抑以侈心行之矣。则吏民但可有盈余以应诛求，饰文具以免勘督者，自相遁于下而巧避之。且如保甲之法，固可以一纸报成功；青苗之息，固可酒派于户口土田。醉梦之君，狭邪之相，苟足其欲，而以号于人曰：“神宗之所为，吾皆为之矣。”而民之害，亦至此而稍纾矣。

繇此言之，政无善恶，统不足以持久。吏自有其相沿之习，民自有其图全之计。士大夫冒谴以争讼于庭而不足，里胥(牖)[编]户协比以遁于法而有余。故周公制六官，叙六典，纤悉周详，规天下于指掌，勒为成书，而终不以之治周。非不可行也，行之而或遁之，或乘之，德不永而弊且长也。

人主而为国计无疆之休，任贤而已矣；大臣而为君建有道之长，进贤而已矣。所举贤，而以类升者，即不如前人之懿德，而沿流风以自淑，必不为蟊贼者也。所举不肖，而以类升者，岂徒相效以邪哉？趋而愈下，流而愈淫，即求前人之不韪而不可得。呜呼！安石岂意其支流之有蔡京哉？而京则曰：“吾安石之嫡系也。”诸君子又从而目之曰：“京所法者，安石也。”京之恶乃益以昌矣。故善治天下者，章民者志也，贞民者教也，树之百年者人也。知善政之不足恃，则非革命之始，无庸创立己法；知恶政之不可久，则虽苛烦之法，自可调之使驯。读一先生之言，欲变易天下而从己，吾未见其愈于安石也，徒为蔡京之口实而已。

三靖康之祸，自童贯始。狡夷不可信而信之，叛臣不可庸而庸之，逞志于必亡之契丹，而授国于方张之女直。其后理宗复寻其覆轨，以讫其大命。垂至于后，犹有持以夷攻夷之说取败亡者，此其自蹈于凶危之阱，昭然人所共喻矣。而宋之一失再失以陨命者，不仅在此。藉令徽宗听高丽之言，从郑居中、宋昭之谏，斥童贯、王黼之奸，拒马植、张瑴之请，不以一矢加辽，而且输金粟、起援兵、以卫契丹，能必耶律淳之不走死乎？能必左企弓之固守燕山而不下乎？能使女直不压河北而与我相迫乎？能止女直之不驰突渡河而向汴乎？夫然，则通女直之与不通，等也；援辽之与夹攻，等也。童贯兴受其败，而宋之危亡，非但贯之失算也。

辍夹攻之计以援辽，辽存而为我捍女直，此一说也，宋岂能援契丹而存之者？以瓦解垂亡之契丹，一攻之，而童贯败于白沟矣；再攻之，而刘延庆、郭药师败于燕山矣。攻之弗能攻也，则援之固弗能援也。不可以敌爝火将熄之萧干，而可以拒燎原方炽之粘没喝乎？拒契丹而勿援，拒女直而勿夹攻，则不导女直以窥中国之短长，守旧疆以静镇之，此一说也，近之矣。乃使女直灭辽，有十六州之地，南临赵、魏，以方新不可遏之锐气，睥睨河朔之腴士，遣一使以索岁币，应之不速而激其忿怒，应之速而增其狎侮。抑能止锋戢锐，画燕自守，而不以吞契丹者龁我乎？然则夹攻也，援辽也，静镇也，三者俱无以自全。盖宋至是而求免于女直也，难矣。

自澶州讲和而后，毕士安撤河北之防，名为休养，而实以启真宗粉饰太平之佚志，兴封祀、营土木者十八载。仁宗以柔道为保邦之计，刘六符一至，而增岁币如不遑，坐销岁月于议论之中者又四十一年。神宗有自强之志，而为迂谬之妄图，内敝其民于掊克，而远试不教之兵于熙河。契丹一索地界，则割土以畀之，而含情姑待，究无能一展折冲之实算。元祐以还，一彼一此，聚讼盈廷，置北鄙于膜外者又二十余年。阃无可任之将，伍无可战之兵，城堡湮颓，戍卒离散。徽宗抑以嬉游败度，忘日月之屡迁。凡如是者几百年矣。则攻无可攻，援无可援，镇无可镇。请罢夹击之师者，罢之而已；抑将何以为既罢之后画一巩固之谋邪？故曰童贯误之，非徒童贯误之也。

虽然，宋即此时，抑岂果无可藉以自振者乎？以财赋言，徽宗虽侈，未至如杨广之用若泥沙也。尽天下之所输，以捍蔽一方者，自有余力。以兵力言，他日两河之众，村为屯、里为砦者，至于飘泊江南，犹堪厚用。周世宗以数州之士，乘扰乱之余，临阵一麾，而强敌立摧，亦非教练十年而后用之也。以将相言，宗汝霖固陶侃之流匹也。张孝纯、张叔夜、刘子羽、张浚、赵鼎俱已在位，而才志可征。刘、张、韩、岳，或已试戎行，或崛起草泽，而勇略已著。用之斯效，求之斯至，非无才也。有财而不知所施，有兵而不知所用。无他，唯不知人而任之，而宋之亡，无往而不亡矣。

不知犹可言也，不任不可言也。是岂徒徽宗之闇，蔡京之奸，败坏于一旦哉？自赵普献猜防之谋，立国百余年，君臣上下，惴惴然唯以屈抑英杰为苞桑之上术。则分阃临戎者，固以容身为厚福，而畏建功以取祸。故平方腊，取熙河，非童贯以奄宦无猜，不敢尸战胜之功。哓哓者满堂也，而窥其户，久矣阒其无人矣。虽微童贯挑女直以进之，其能免乎？汉用南单于攻北单于，而匈奴之祸讫；闭关谢绝西域，而河西之守固；唯其为汉也。庙有算，阃有政，夹攻可也，援辽可也，静镇尤其无不可也。唯其人而已矣。

四奸人得君久，持其权而以倾天下者，抑必有故。才足以代君，而贻君以宴逸；巧足以逢君，而济君之妄图；下足以弹压百僚，而莫之敢侮；上足以胁持人主，而终不敢轻。李林甫、卢杞、秦桧皆是也。进用之始，即有以耸动其君，而视为社稷之臣；既用之，则信向而尊礼之；权势已归，君虽疑而不能动摇之以使退。故高宗置刀韡中以防秦桧，而推崇之益隆；卢杞贬，而德宗念之不衰；李林甫非杨国忠之怀忮以相反，玄宗终莫之轻也。而其时盈廷之士，无敢昌言其恶，微词讥讽而祸不旋踵矣。而蔡京异是。

徽宗之相京也，虽尝赐坐而命之曰：“卿何以教之？”亦戏也。实则以弄臣畜之而已。京之为其所欲为也，虽奉王安石以为宗主，持绍述之说以大残善类。而熙、丰之法，非果于为也，实则以弄臣自处而已。其始进也，因与童贯游玩，持书画奇巧以进，而托之绍述，以便登揆席。其云绍述者，戏也。所师安石以周官饰说者，但“唯王不会”之一言，所以利用夫戏也。受宠既深，狂嬉无度，见安妃之画像，形之于诗；纵稚子之牵衣，著之于表；父子相仍，迭为狎客。乃至君以司马光谑臣，臣以仁宗谑君，则皆灼然知其为俳优之长，与黄幡绰、敬新磨等。帝亦岂曰此可为吾任社稷者？京、攸父子亦岂曰吾为帝腹心哉？唯帝之待之也媟，而京、攸父子之自处也贱，故星变而一黜矣，日中有黑子而再黜矣，子用而父以病免，不得世执朝权矣。在大位者侯蒙、陈显，斥之为蟊贼，而犹优游以去；冗散之臣如方轸，草泽之士如陈朝、陈正汇，诃之如犬豕，而犹不陷于刑。未尝有蟠固不可摇之势也。徽宗亦屡欲别用人代之矣。而赵挺之、何执中、张商英之琐琐者，又皆怀私幸进，而无能效其尺寸。是以宠日以固，位日以崇，而耆老不死，以久为贼于天下。计自其进用以迄乎南窜之日，君亦戏也，臣亦戏也。嗣之者，攸也、绦也；偕之者，王黼也、朱靦也、李邦彦也；莫非戏也。花鸟、图画、钟鼎、竹石、步虚、受箓、倡门、酒肆，固戏也；开熙河、攻交趾、延女直、灭契丹、策勋饮至、献俘肆赦，亦莫非戏也。如是而欲缓败亡之祸，庸可得乎？

故有李林甫，不足以斩肃宗之祚；有卢杞，不足以陷德宗于亡；有秦桧，不足以破高宗之国。京无彼三奸之鸷悍，而祸乃最焉。彼之为恶者，犹有所为以钳服天下；而此之为戏者，一无所为也。彼之得君者，君不知其奸，而奸必有所饰；此之交相戏者，君贱之而不能舍之，则无所忌以无不可为也。即无女直，而他日起于草泽，王善、李成、杨么之徒，一呼而聚者百余万，北据太行，南蹂江介，足以亡宋而有余矣。撄狡强锐起之天骄，尚延宋祚于江左，幸也。虽然，唯其戏也，含诟忍耻以偷嬉宴，则其施毒于士民者亦浅，固有可以不亡者存焉。京年八十，而与子孙窜死于南荒，不得视林甫、杞、桧之保躯命于牖下也。足以当之矣。

五杨龟山应诏而出，论者病之，亦何足以病龟山哉？君子之出处，唯其道而已矣。召之者以道，应之者以道，道无不可，君子之所可也。徽宗固君也，进贤者，君之道也。蔡京固相也，荐贤者，相之道也。相荐之，天子召之，为士者无所庸其引避。天下虽无道，而以道相求，出而志不行，言不庸，然后引身而退，未失也。龟山何病哉？当其时，民病亟矣，改纪一政而缓民之死，即吾仁也；国危迫矣，匡赞一谋而救国之危，即吾义也。民即不能缓其死，而吾缓之之道不靳于言；国即不能救其危，而吾救之之方不隐于心；则存乎在我者自尽，而不以事之从违为忧。君子之用心，自有弗容已者。徽宗虽闇，而犹吾君；蔡京虽奸，而犹吾君之相；相荐以礼，相召以义，奚容逆亿其不可与有为而弃之。病龟山者，将勿隘乎？

虽然，试设身以处，处龟山之世，当重和之朝廷，而与当时在位之人相周旋，固有大难堪者。不知龟山之何以处此也？易于艮之三曰：“艮其限，列其夤，厉熏心。”曷厉乎？厉以其熏也。立孤阳于四阴之中，上无与应，熏之者莫非阴浊也，故危也。孔子之道大矣，非可凌躐而企及者。然而其出也，以卫灵公之荒淫，而固有蘧瑗、史鱼在也。则立乎其廷，周回四顾，而可与为缘者不乏，则群小之熏，不能乱君子之臭味。故季斯、公山弗扰、佛肸皆可褰裳以涉；而女乐一归，则疾舍宗国而不为忍。何也？奸邪者，君子之所可施其檠括；而同昏之朝，腥闻熺然，环至以相熏，则欲姑与之处，而无以自置其身。孔子且然，况不能为孔子者乎？龟山方出之时，何时邪？徽宗如彼矣，蔡京如彼矣，蔡攸、王黼、童贯、梁师成之徒又如彼矣。而一时人士相趋以成乎风尚者，章醮也，花鸟也，竹石也，钟鼎也，图画也。清歌妙舞，狭邪冶游，终日疲役而不知倦。观乎靖康祸起，虏蹂都城，天子嗁号，万民震栗，而抄剳金帛之役，洪刍、王及之辈，皆一时自标文雅之士，劫宫娥以并坐，歌谑酣饮，而不以死为忧。则当时岂复有奸邪哉？聚鸟兽于君门，相为蹢躅而已。龟山以严气正性之儒者，孤立于其闲。槐棘之下，谁与语者？待漏之署，谁与立者？岁时往还之酬答，谁氏之门可以报谒？栫棘及肤，丛锥刺目，彼则无惭，而我能自适乎？庄生曰：“撄而后宁。”亦必有以宁也，亦必相撄而后相拒以宁也。不能撄我，而只以气相熏染，厉而已矣，奚宁哉？念及此，则龟山之出，诚不如其弗出矣。

于是而尹和靖之坚不欲留，尚矣。艮之上曰：“敦艮，吉。”超出群阴之上，与三异志，而时止则止，非道之必然，心之不得不然也。道生于心，心之所安，道之所在。故于乱世之末流，择出处之正者，衡道以心，而不以心仿道；无以熏其心而心泰矣。尚奚疑乎？

六势极于不可止，必大反而后能有所定。故易曰：“倾否，先否后喜。”否之已极，消之不得也，倾之而后喜。惜其倾而欲善保其终，则否不倾而已自倾。谋国者，志非不忠，道非不正，不忍视君之琐尾、民之流离，欲因仍而补救之，其说足以耸动天下。乃弗能救也，而只甚其危亡，则唯惜倾而靳于倾者使之然也。

宋至徽宗之季年，必亡之势，不可止矣。匪徒女直之强不可御也，匪徒童贯之借金亡辽之非策也，尤匪徒王黼受张瑴之降以挑狡虏也。君不似乎人之君，相不似乎君之相，垂老之童心，冶游之浪子，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，无一而非必亡之势。于是而宇文虚中进罪己之言，吴敏、李纲定内禅之策，不可谓非消否之道也。乃汴都破，二帝俘，愈不可挽矣。内禅者，死守之谋也。死守则必有死守之具矣。任庙算者唯纲，纲之外无人矣；任戎阃者唯种师道，师道之外无人矣。尽纲之谋，竭师道之勇，可以任此乎？朱子固已论之曰：“不足恃也。”且微徒纲与师道也，婴孤城，席懈散之势，一日未亡，一日有处堂之计。人心不震，规画不新，虽诸葛孔明不能止荆州之溃，虽郭子仪不能已陕州之奔。何也？势已倾者不倾，而否亦不倾也。乱起于外者，制之以中；乱集于中者，制之以外。处于有余之地，而后可以自立；可以自立，而后可以御人。先王众建诸侯，以为藩屏，时巡其守，王迹以通，五服四方皆天子之外舍也。故幽王死于宗周，而襄王存于氾水。春秋记之曰：“天王出居于郑。”居者，其所宜居也。举天下而皆其所居，则皆其所自立矣。皆其所居，而拘挛于不可久居者以自困；则有余之地，皆非其地，有余之人，皆非其人，畏倾而倾必及之。否岂有自消之理哉？

徽宗南奔以避寇，势迫而不容弗避，避之尚未足以亡也。以势言之，头不剸者命不倾；以理言之，死社稷者，诸侯之道也，非天子之道也。诸侯弃其国而无国，天子弃都城而固有天下，未丧其世守也，故未大失也。其成乎必亡者，内禅而委位于钦宗也。委位于钦宗，则徽宗非天下之君矣。本不可以为人之君，而又委位以自失其柄，为萧然休老之人。则处有余之地而非其地，抚有余之人而非其人。权藉之所归，据之以抗强虏者，犹然孑处危城之嗣主。是出奔犹未失，而内禅之失，不可救矣。唐玄宗走蜀，而太子北走朔方，犹太子也。玄宗犹隐系东南人心，而人知有主。太子虽立，而置身于外，以收西北之心，故可卷土重来以收京阙。钦宗受内禅之命，是天子固在汴京，走而东者，已非天子也。盈廷之士，类皆谗贼之余，婴城之众，徒恋身家之计。纲以此曲徇其意，拥钦宗以迟回于栈豆。为之名曰“效死弗去”。肩货贿以惜迁徙之愚氓，群起欢呼，以偷一日之安。怀、愍之覆辙，憯莫之惩，以冥行而蹈之，不亦悲乎！

向令内禅不行，徽宗即出，人知吾君之尚在，不无奋死之心；帝持大柄以旁招，尚据河山之富；群小抱头以骇散，不牵筑室之谋；太子受钺以抚军，自效广平之绩；揆其时势，较康王之飘泊济州者，尚相什百也。唯纲昧此，惜此四面受敌之孤城，仍此议论猥繁之朝廷，率此奸邪怙党之佥壬，殉此瞻恋秾华之妇稚。虏兵乍退，歌舞仍前。夫且曰：“微纲之使有君而有国也，安得此晏处之休哉？是奠已溃之宗祊而宁我妇子也，功施不朽矣。”盘庚曰：“胥动以浮言。”非此谓与？

徽宗以脱屣自恣之身，飘然而去，翩然而归，既不能如德宗之在奉天。钦宗以脃弱苟延之命，有召不应，有令不行，抑不能如肃宗之在灵武。都城官吏军民，以浮华安佚之累，倏然而忧，俄然而喜，终不能如朔方、邠、宁之军，愤起反攻，以图再造。祸在转盼，而犹为全盛之图，纲何未之思也！其在当日者，城连万雉，阙启千门，鸡犬方宁，市廛未改，不忍弃之一朝，而思奉一人以固守，夫岂非忧国恤民之至意？而目前之殷盛，一俄顷之浮荣；转盼之凋残，成灰飞之幻梦。卒使两君俘，六宫虏，金帛括尽，冻饿空城，曾不得逸出以谋生，而上下交绝其大命。如是而以为不忍，其忍也，不已惨乎？故所咎于纲者，有所惜而忘所大惜也。邪说行，狂夫逞，敷天之痛，纲其罪之魁与！

　　一扶危定倾有道，于其危而扶之，不可得而安也；于其倾而定之，不可得而正也。倾危者，事势之委也，末也；所以致倾危者，本也。循其所以危，反之而可以安；矫其所以倾，持之而可以正。故扶危定倾者，其道必出于此。虽然，本之与末，有发端而渐启者，有切近而相因者。则正本之图，有疏有亲，有缓有急，必审其时而善持之。不然，则穷其本而不足以救其末，无益也。发端而渐启者，其始之弊，未至于此，相沿以变，而并失其旧，乃成乎切近相因之害；于此图之，而已得倾危之本。若其始之所启，虽害繇此以渐兴，而时移势易，无所复用其匡正，其本也，而固非其本矣。

今夫河之为患，遏之于末流，不得也。神禹为之疏之，循其本矣。然载始者，壶口也，而冀州平。其横流于中州者，则抑以厎柱以东，出山而溢于荥、漯者，为众流之本。若其发源昆仑，在西极之表者，岂非河之大源哉？而于彼穷之，终不能已兖、豫之氾滥。故言治河者，未有欲穷之于其源者也。

靖康之祸，则王安石变法以进小人，实为其本。而蔡京之进，自以书画玩好介童贯投徽宗之好，因躐大位，引群小导君于迷，而召外侮。其以绍述为名，奉安石为宗主，绘形馆阁、配食孔庙者，皆假之以弹压众正，售其佞幸之私而已矣。夫安石之修申、商之术，以渔猎天下者，固期以利国而居功，非怀私而陷主于淫惑，此其不可诬者也。安石之志，岂京之志，京之政，抑岂安石之政哉？故当靖康之初，欲靖内以御外，追其祸本，则蔡京、王黼、童贯、朱靦乱于朝，开衅于边，允当之矣。李邦彦、白时中、李棁、唐恪之流，尸位政府，主张割地，罢入卫之兵，撤大河之防者，皆京、贯辈同气相求、因缘以进者也。出身狭邪，共习嬉淫，志苶气枵，抱头畏影，而蕲以苟安，岂复知有安石之所云云者？师京、贯之术，以处凶危，技尽于请和，以恣旦夕之佚乐而已。京、贯等虽渐伏其罪，而所汇引之宵人，方兴未殄。则当日所用为国除奸者，唯昌言京、贯之为祸本，以斥其党类，则国本正，而可进群贤以决扶危定倾之大计，唯此而可以为知本矣。骨已冷，党已散，法已不行，事势已不相谋之安石，其为得为失，徐俟之安平之后而追正之，未为晚也。舍当前腹心之蛊，究已往萌檗之生，龟山、崔鶠等从而和之，有似幸国之危以快其不平之积者。而政本之地丛立者皆疲茸淫荡之纤人，顾弗问也。则彼且可挟安石以自旌曰：“吾固临川氏之徒也。弹射我者，元祐之苗裔，求伸其屈者，非有忧国之忱者也。”荧主听，结朋党，固宠利，坏国事，恶能复禁哉？

杨国忠受戮于马嵬，而唐再造，无庸究李林甫之奸也。辨学术，正人心，善风俗，定纲纪，前不能伸于建中靖国之初，而事已大败，乃泄其久蕴之忿怒，所本者，非本矣。辽绝而不相及，泮涣而不相济，何为者邪？迨及建炎之后，安石之说不待攻击而自销亡，亦足以知安石之不足攻，而非靖康之急务矣。竭忠尽力，直纠京、贯之党，斥其和议之非，以争存亡于庙算，言不溢而事不分，此之谓知本。

二女直胁宋以割三镇、割两河，宋廷之臣，争论不决，于其争论而知宋之必亡也。抑以知宋亡而贻中国之祸于无已也。李邦彦、聂昌、唐恪之徒，固请割地以缓须臾之死者勿论已。徐处仁、吴敏以洎李伯纪、杨中立之坚持不割之策，义正矣。虽然，抑有能得女直之情，而自善其不割之计者乎？不得其情，虽为之计无补也，况乎其无能为保固三镇、两河之计也。

胁人以割地者，契丹之胁石晋也，秦人之胁三晋也，皆未能得而须其自割也。契丹胁石晋于求(缓)[援]之日，地犹王从珂之地，而两非所有。秦人之胁三晋，三晋虽弱，抑婴城固守，必覆军杀将、旷日持久而后得之，故胁其割而后得不劳。而女直之势异是。自败盟南侵以来，驰突于无人之境，至一城则一城溃，一城溃则一路莫不溃矣。欲三镇即可得三镇，欲两河即可得两河，何为哓哓然竞使命之唇舌，而莫能使其必从邪？呜呼！当时议者盈廷，曾无一人焉察及于此，中国之无人久矣，祸乃延及无穷而不可遏矣。

辽之既灭，女直之志已得，未尝有全举中国之成心也。宋人召之挑之，自撤其防以进之，于是而欲逞志于宋，乃且无定情焉。而教之以胁地胁赂者，郭药师也。药师者，亦习乎契丹之所以加宋者，而欲效之女直，求地耳，求赂耳，求为之屈耳。是故终女直之世，止于此三者。而大河以南，国破君俘，城空千里，且举以授之张邦昌、刘豫而不欲自有，夫岂贪之有所止，而戢自焚之兵哉？永嘉以来，南北分而夷、夏各以江、淮为守，沿而习之，局定于此，志亦仅存乎此也。汴京破而立张邦昌、刘豫者，修石晋之故事也。和议成而画淮以守者，循拓拔氏之已迹也。盖自苻坚溃败以后，王猛之言，永为定鉴。故拓拔佛狸临江而不敢渡。正统之名，天式临之；天堑之设，地固限之；虽甚鸱张，罔有越志。然则宋持其不敢擅有中夏之情，苟须地必待我之割之也，则固有以处此矣。不割三镇，必有以守三镇。不割两河，必有以守两河。欲守三镇、两河，必固守大河以为之根本。欲守大河，必备刍粮，缮城堡，集秦、陇、吴、蜀、三楚之力以卫京邑。此之不谋，但曰“祖宗之疆土，不可与人”。即不与之，不能禁其不取。空谈无实，坐废迁延，而三镇、两河不待割而非己有矣。轻骑驰突于汴京，而宗祧永丧矣。疆土任人之吐茹，而何割与不割之有哉？

然而女直之所欲者，且自三镇而止。彼且曰：“天以中原授中原之主，吾不得而力争。”故挞懒、兀术，人异其志，金山之匹马，且以得返为幸，完颜亮马一南牧，而群下叛离以致之死。然则处当日之情形，勿问三镇也，勿问两河也，抑可弗问汴京之守与不守也。名号存，呼召集，亲统六师以与相颉颃；充彼之欲，得河北而其愿已毕，气已折，力已疲，且安坐而饱饫以嬉游，天下事尚可徐图其大定。即令不克，亦岂授女直以意想不及之弋获，而无所讫止乎？意想不及之获，可以获矣。立邦昌，而邦昌不能有；立刘豫，而刘豫不能有；大河以南人无主，而戴之以为君，则江、淮以南，何不可戴之以为君？蒙古氏乃以知天之无有定情，地之无有定域，而惟力是视，可有者无不可有矣。呜呼！不测其不敢深求之情，弱者靡、强者嚣，纵使氾澜而流及于广远，天且无如人何，而万古之纲维以裂。故曰中国之无人，非一晨一夕之故也。

谢安石之知及此矣，故以一旅抗百万之众而不慑。自立也有本，则持重以待之，而其锋自折。气矜取胜，茫然于彼己之情伪，徒为大言以耸众听，流俗惊为伟人，而不知其无当于有无之数也。是可为大哀也矣！

三上与下交争者，其国必倾。惟大臣能得之于上，而不使与下争；惟君子能辑之于下，而不使与上争。听其争而不能止者，具臣也。以身为争之衡，而上下交因之以争者，自居于有为有守，而实以贻上下之烖。衰乱之世，恒多有之，是人望之归也，而有道者弗取焉。

凡争之兴，皆有名可据，有故可循。而上不见信，下不相从，乃相持而不相下。迨乎争矣，则意短而言长，言顺而气烈。气之已烈，得失、利害、存亡、生死皆所不谋，而愤兴于不自已。故盘庚之诰曰：“而胥动以浮言。”言勿问是非，一浮而是者已非，有道者甚畏天下之有此，而岂其以身为之的乎？气之浮也，必乘乎权，而后其动也无所复惮。上之权，以一人而争天下，以其崇高也；下之权，以匹夫而争天子，以其众多也。权者，势之所乘；发以气，乘以势，虽当乎理，而亦为乱倡。故曰“其国必倾”。汉、唐之季，其倾也皆然，而宋为甚。上之争下也，斥之、诎之、窜之、禁之，乃至刊之于籍，勒之于石，以大声疾呼而告天下。自熙宁以后，一邪一正，皆归于此，而王安石、司马光实以身受其冲。于是而下之争起矣。登屋援树，喧呼以争命相之权者，其流风所鼓，乃至万众奔号，蹙君门而为李纲鸣其不平。上既违之，下乃愤之；下且竞之，上愈疑之。交相持，而利害生死俱所不恤。

夫新法之病民，迫欲司马之相以蠲除之者，犹情理之正也。然而朝廷之用舍，国政之兴革，岂此喧呶一往之气所可取必者哉？至若纲之得众心者，惟请内禅，守京都，保市廛庐舍之鲜华，偷朝菌蟪蛄之宴乐。而他日者，括金帛，掠子女，百万生齿流离于雨雪洊至之下，死者过半，则固不如早捐其总于货贿之情，远避凶危，以保妻子，尚可生生自庸也。而妇人稚子感纲之德，交(质)[赞]于室，以动蚩蚩之众，攘臂而前，蔑君民之礼，践蹂宫门，国其尚可以安存乎？

且夫司马之不得行其志者，正以此也。故哲宗亲政之后，天子厚其疑忌，以为是率乱民而胁上以相己者，固已目无君上。则勒名党碑之首，尽反元祐之为，以恣章惇、蔡京之奸，皆此致之。若纲，识虽不足，忠则有余，闇主奸臣，固无得闲以相为仇忌；而一窜再窜，志终不伸。迄高宗之世，可以白矣，而指为朋党，以宋世不再举之刑，施之陈东。无他，惟伏阙呼号者不逞，而与天子争权，迹已逆而心终不可白矣。

温公律己之严，非有所召致，而引儿童走卒以为羽翼，固已。即在纲也，危亡在目，殷忧在心，抑必不操券以致陈东，使率众以颂己。其当众情沸腾之下，固且无如之何，而不足为二公病。虽然，君子静天下之人心以靖国者，固有道矣。尽忠以与君谋，其可赞以必行者，言不容长也。秉正以与僚友谋，其所引以自任者，旁无所待也。同乎我者受之，而得当以行，喜勿遽也。异乎我者听之，裁之在我，怒勿形也。退而缄之于心，不以忼慨之容动众，而使依己以为宗也。不用而奉身以退，不自暴白其心，而激人以归怨于上也。失职之士，怨恣之民，达其愤，恤其隐，而勿引之以使尽其不平之鸣也。夫然，则谋定而人不知，功成而言不泄。忠不行，道不试，而微罪以去，恒有余地以待君之悟，而无所激以成乎不可已之争。则朝野兵民，各居静以待命，虽有巨奸猾寇，亦弗能窥我之涯际，而闲宵小以起收其利。如其终不见信于天子，不胜于奸邪，则亦天也。吾之自靖自献者无尤，则一死以报宗祊而无愧。而士民嚣陵之戾气，无自而开，则祸亦不永。君子之以靖共尔位，邀神听之和平者，此而已矣。以此求之，岂徒纲哉？温公固未之逮矣。

谢安石抗桓温，却苻坚，而民不知感。郭子仪戹于程元振，困于鱼朝恩，而众不为伸。种师道耄老无能，而褰帷呼跃。成败之殊，其持之者异也。已乱者先已其争，争不甚者危不亟，存乎任国事者之有道也。子曰：“君子无所争。”己且不争，况使君与民挟己以为争端乎？

四曹操之雄猜也，徐庶以刘先主之故，终身不为一谋。操能杀荀彧，而不能杀庶，委顺可为也。然犹曰庶未尝触操之忌也。司马昭之很也，阮籍为草表，而以箕、颍之节期之。昭能杀稽康，而不能杀籍，隐默可为也。然犹曰微辞而未斥言之也。郅恽上书王莽，陈谶纬，谏其复汉室而归臣服。莽弗能杀，而及见光武之兴，婉曲可为也。然犹曰诡托符命以术制莽也。马伸于张邦昌之僭立，上申状以请复辟，至再至三而不已，邦昌惧而从之；弗畏于逆臣，弗惧于狡虏，弗忧于吴幵、莫俦之群小，志至气充，不知有死，而死亦终弗及焉。然则士苟有志，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，夷、齐扣马之谏，奚必武王而后可施哉？

呜呼！士不幸而生于危亡之世，君已俘，宗庙已墟，六宫尽辱，宗子无余，举国臣民寄死生于(他人)[异类]之手，而听其嚼啮，奸宄施施且拥叛逆而为主，不死而何以自堪。乃自梅执礼、吴革、刘韐、李若水、张叔夜之外，非有可死之几，死且无裨于名义。故张浚、赵鼎、胡寅唯匿形免污以自全，无死地也。伸居台谏之职，欲求死地以致命，则唯有直责邦昌使奉康王之一说，可以自慰其梦魂而无疚憾。忤邦昌者，死地也。邦昌之从己而避位，非伸之所取必者也。岂有人方求为天子，而助逆者又进骑虎之说以怵之，可以笔舌力争夺其尊富哉？故曰死地也。稍一迟回，而姑为隐忍矣。以死为心，以成败委命，以纲常名义自任，而不求助于人，则亦何不可揭日月以行，而言犹嚅嗫乎？

子曰：“邦无道，危行言孙。”无道者，君不明，而犹故国之君；俗不美，而犹中国之俗；非国破君辱逆臣窃位之谓也。言孙者，道不可亟明，则以微言待后；志不可急白，则以谦让自居；非谈笑以道君父之危，缓颊而免乱贼之怒也。当伸之世，操伸之志，以为伸之所得为，岂谓此哉？且伸之言，亦未尝不孙也。其申状于邦昌也，仍以台官上申宰相之礼；其进说也，仍期以定策立元辅之功。则以视段秀实之笏击朱泚也，犹从容而不迫。非伸之气苶于秀实也，彼已成乎不可挽之势，而此则有可转之机也。然使邦昌怙恶而不从，群奸交怼其异己，则伸亦与秀实同捐其肝脑。其危也，孙也；而其孙也，未尝不危也。伸于是合乎刚柔之节矣。

夫人之于义也，岂患不知哉？患无其志耳。抑徒患其志之不存哉？患其气之不充耳。邦昌之不可帝也，天子之不可听女直立也，为宋之臣民不可戴邦昌为君也，夫人而知之，夫人而亦有其心矣。若有所覆而不得露，若有所掣而不得舒，若有所隔而不得吐，皆气不胜也。故持其志者，以气配义，而志乃伸。

　　一光武跳身河北，仅有渔阳一旅，而平定天下者，收群盗之用也，故有铜马帝之号焉。宗汝霖之守东京以抗女直，用此术也。考之史册，光武所受群盗之降，几二千万。王莽之季，盗虽起，亦不应如彼其多。盖降而或复叛，归于他盗，已而复降，至于三四，以有此数。不然，则建武之初，斥土未广，何所得粟以饲此众邪？宗汝霖所收王善等之众二百余万，其聚而有此众者，亦非尽剽悍贸死之壮夫也。徽宗之世，河北之盗已兴。迨及靖康，女直破汴京而不有，张邦昌僭大号而不尸，高宗远处淮左而不能令。郡邑无吏，吏无法。游奕之虏骑，往来蹂践，民莫能自保其命。豪强者聚众砦处，而农人无可耕之土，市肆无可居之廛，则相率依之，而据太行之麓，以延旦夕之命。室无终岁之计。瓮无宿舂之粮，鸟兽聚而飞虫游，勿问强弱，合而有此数也。闻汝霖受留守之命，依以自活，为之美名曰“忠义”以抚之，抑岂诚为忠义者哉？故汝霖之用之也，欲其急也。

光武之用群盗，唯知此也。故用之以转战，而不用之以固守。来者受之，去者不追，迨其有可归农之日，则自散归其田里。是以天下既定，此千余万者，不知其何往。用之以转战，而不用之以固守者，乘其方新之气也。来者受之，去者不追，可不重劳吾河内、宛、雒之民，竭赀力以养之也。汝霖之在当日，盖东京尚有积粟，可支二百万人一二岁之食，过此而固不能矣。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，迄于病卒者仅一年，而迫于有为，屡请高宗归汴，以大举渡河，知其乍用而可因粮于敌，不可久处而变生于内也。奸邪中沮，志不遂而郁邑以陨命。渡河之呼，岂徒恸大计之不成，抑且虑此二百余万人非一汴之所能留也。汝霖卒，而复散为盗，流入江、湘、闽、粤，转掠数千里，不待女直之至，而江南早已糜烂。非韩、岳亟起而收之，宋必亡矣。

无食不可以有兵，无士不可以得食，不进不可以有土。(得)[待]食足而兴兵者，处全盛之宇，捍一方之寇，如赵充国之策羌是也。不可以用乌合之众，撄方张之虏，保已破之国，审矣。念吾之且必穷，知众之不久聚，忧内之必生变，更无余法以处此，唯速用其方新之气而已。急用而捷，所杀者敌也。急进而不利，所杀者盗也。鼓之舞之，使无倒戈内向者，则存乎主帅之恩威。夫此二百余万之盗，固皆有山砦可为退处之穴；而收吾简练之禁旅，进可为之援，退亦不恣其反噬。然此要非久留聚处，耗吾刍粟，扰吾农人，以生其狎侮之所能胜。是则汪、黄内蛊，高宗中馁，旷日迁延，迟回汴土，即令汝霖不没，而事亦渐难矣。群盗之流入内地者，韩、岳竭力以芟夷之，歼杀过半，弱者抑散而佣食于四方，然后收其仅存之可用者以为吾用。非尽此食葚之鸮，可帅之以所向无前也。故汝霖亦知独力任此之不足也，亟请高宗返驾京阙以弹压群桀，且可辇输东南之粟帛，调发入援之兵卒，而为可继之图。若孤恃汝霖之志义，而无刘裕匡复之(盛)[威]望以詟群雄，抑无郭子仪朔方之部曲以立根本，仰给不赀，徒贻怨玩，刘越石之困于段匹磾者，其前鉴也。上无君，内无相，始而盛者渐以衰，悲愤中来，坐视其败，虽欲不悒悒以自陨天年，其可得乎？

故谓汝霖不死，凭恃此众可席卷燕、云者，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。驭之必有其权，养之必有其具，然后此二百余万乌合之旅，可收其利而不逢其害。非光武之聪明神武，而欲驯扰不轨之徒，以与虎狼争生死，岂易言哉！岂易言哉！

二高宗之畏女直也，窜身而不耻，屈膝而无惭，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。乃考其言动，察其志趣，固非周赧、晋惠之比也。何以如是其馁也？李纲之言，非不知信也；宗泽之忠，非不知任也；韩世忠、岳飞之功，非不知赏也；吴敏、李棁、耿南仲、李邦彦主和以误钦宗之罪，非不知贬也。而忘亲释怨，包羞丧节，乃至陈东、欧阳澈拂众怒而骈诛于市，视李纲如仇仇，以释女直之恨。是岂汪、黄二竖子之能取必于高宗哉？且高宗亦终见其奸而斥之矣。抑主张屈辱者，非但汪、黄也。张浚、赵鼎力主战者，而首施两端，前却无定，抑不敢昌言和议之非。则自李纲、宗泽而外，能不以避寇求和为必不可者，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。以时势度之，于斯时也，诚有旦夕不保之势，迟回葸畏，固有不足深责者焉。苟非汉光武之识量，足以屡败而不挠，则外竞者中必枵，况其不足以竞者乎？高宗为质于虏廷，熏灼于剽悍凶疾之气，俯身自顾，固非其敌。已而追帝者，滨海而至明州，追隆祐太后者，薄岭而至皂口，去之不速，则相胥为俘而已。君不自保，臣不能保其君，震慑无聊，中人之恒也。亢言者恶足以振之哉？

靖康之祸，与永嘉等，而势则殊矣。怀、愍虽俘，晋元犹足以自立者：以外言之，晋惠之末，五胡争起，乱虽已极，而争起者非一，则互相禁制，而灭晋之情不果。女直则势统于一，唯其志之欲为而无所顾也。以内言之，江南之势，荆、湘为其上游，襄、汉为其右臂。晋则刘弘夙受方州之任，财赋兵戎听其节制，而无所掣曳，顾、陆、周、贺诸大族，自孙氏以来，世系三吴之望，一归琅玡，而众志交孚，王氏合族拥众偕来以相扶掖。宋则虽有广土，而无绥辑之人，数转运使在官如寄，优游偃息，民不与亲，而无一兵之可集、一粟之可支。高宗盱衡四顾，一二议论之臣，相与周旋之外，奚恃而可谋一夕之安？琐琐一苗、刘之怀忿，遽夺其位而幽之萧寺，刘光世、韩世忠翱翔江上，亦落拓而不效头目之捍。自非命世之英，则孑然孤处，虽怀悲愤，抑且谁为续命之丝？假使晋元处此，其能临江踞坐，弗忧系组之在目前哉？故高宗飘摇而无壮志，诸臣高论而无特操，所必然矣。

于是而知国之一败而不可支者，唯其孤也。有萧何在关中，而汉高泗水之败，得有所归。有寇恂在河内，而邓禹长安之败，散而复合。崛起者且如是矣。若夫唐室屡覆，而朔方有可藉之元戎，江、淮有可通之财赋，储之裕而任之人者勿猜，非一朝一夕之积矣。宋则奄有九土，北控狡夷，西御叛寇，而州无绥抚之臣，郡无持衡之长，军卫为罪人之梏，租庸归内帑之藏。吏其土者，浮游以需，秩满而飏去。一旦故国倾颓，窜身无所，零丁江介，俯海澨以容身。陈东、欧阳澈慷慨而谈，其能保九子仅存之一线，不随二帝以囚死于燕山乎？传曰：“周之东迁，晋、郑焉依。”言其必有依也。诗曰：“池之竭矣，不云自频。”外已久枯，而中存之勺水一涸而无余也。宋自置通判于诸州，以夺州镇之权，大臣出而典郡者，非以逸老，则为左迁。富庶之江南，无人也；岩险之巴、蜀，无人也；要之荆、襄，无人也；枢要之淮、徐，无人也。峨冠长佩，容与于天下，贤者建宫墙以论道，其次饰亭榭以冶游，其下攘民财以自润。天子且安之，曰：“是虽不肖，亦不至攘臂相仍，而希干吾神器者也。”则求如晋元以庸懦之才，延宗社而免江、淮之民于左衽，不亦难乎？故以走为安，以求和为幸，亦未可遽责高宗于一旦也。

乃其后犹足以支者，则自张浚宣抚川、陕而奉便宜之诏始。宋乃西望而犹有可倚之形。且掣肘之防渐疏，则任事之心咸振。张、韩、岳、刘诸将竞起，以荡平群盗，收为部曲。宋乃于是而有兵。不絷其足者，不仆其身；不刘其枝者，不槁其本。故垂及秦桧椓削之余，而逆亮临江，高宗不为骇走，且下亲征之诏。则使前此者，有威望之重臣镇江、淮，以待高宗之至，亦未必气沮神销之至于如斯也。

首其谋者，唯恐天下之不弱；继其后者，私幸靡散之无忧。国已蹙，寇已深，而尸位之臣，争战争和，(戚)[穴]中相讼，无一人焉，惩诸路勤王之溃散，改覆辙以树援于外。宋本不孤，而孤之者，猜疑之家法也。以天子而争州郡之权，以全盛而成贫寡之势，以垂危而不求辅车之援，稍自树立，而秦桧又以是惑高宗矣。和议再成，依然一毕士安之策也。岳飞诛死，韩世忠罢，继起无人，阃帅听短长于文吏，依然一赵普之心也。于是举中原以授蒙古，犹掇之矣。岂真天骄之不可向迩哉？有可藉之屏藩，高宗犹足嗣唐肃之平安、史；无猜忌之家法，高宗犹足似唐德之任李晟。故坏千万世中夏之大闲者，赵普也。以太祖之明，而浸润之言，已沁入于肺腑。况后之豢养深宫，以眇躬莅四海者乎？光武不师高帝之诛夷，上哲能之，非可期于中材以下也。

三言有纲，道有宗；纲宗者，大正者也。故善言道者，言其宗而万殊得；善言治者，言其纲而万目张。循之而可以尽致，推之而可以知通，传之天下后世而莫能擿其瑕璺。然而抑必有其立诚者，而后不仅以善言著也。且抑必听言者之知循知推，而见之行事者确也。抑亦必其势不迫，而可以徐引其绪；事不疑，而可以弗患其迷也。如是，则今日言之，今日行之，而效捷于影响。乃天下之尚言也，不如是以言者多矣。疏庸之士，剽窃正论，亦得相冒以自附于君子之言；宗不足以为万殊之宗，纲不足以为万目之纲，寻之不得其首，究之不得其尾，泛然而广列之，若可以施行，而莫知其所措。天下有乐道之者，而要为鞶帨之华，亦奚用此喋喋者为哉？

高宗南渡，李伯纪之进言数矣。其言皆无可非也。顾其为纲宗者，报君父之仇也，复祖宗之宇也。又进而加详焉，远小人，亲君子也；议巡幸，决战守也；择将帅，简兵卒也；抚河北，镇荆、襄也。如纲之言，循之推之，以建中兴之业，允矣其无瑕璺矣。故天下后世无有得议其非者，而咎高宗之不用。虽然，以实求之，而奚足以当纲宗哉？足以立纲宗而非其诚，则纲宗者，虚设之纲宗，固无当也。

君父之痛，土宇之蹙，诚不容已者。然其容已与不容已，系乎嗣君之志而已。有其志，不待言也；无其志，言无益也。有其志而不知所以为之，弗示以方，固弗能奖也。故此二言者，人皆可言，人皆可信，而究止于空言也。进而加详，则固愿终其说以导之而出于迷涂，天下后世之所乐听，或亦高宗之所欲闻乎！其云亲君子，远小人，尚矣。苟非清狂不慧者，孰以为不然？乃君子小人，有定名而无定指者也。以小人为君子，而君子矣；以君子为小人，而小人矣。故诸葛出师表必目列其人以当之。今不直简贤而求其进，斥奸而请其退，则奚以知汪伯彦、黄潜善之非君子，而赵鼎、胡寅之非小人邪？议巡幸，决战守，急矣。而行伍之凭借，孰为干城？强敌之争趋，何从控御？刍粮何庤以不匮？器仗何取以求精？岂天子匹马以前，疲卒扶羸以进，遂足定百年之鼎，成三捷之功乎？择将帅，简兵卒，尤其要者。抑就莅戎行而数奔者择之邪？无亦求之偏裨，求之卒伍，求之草泽而择之邪？天子自择之邪？纲可代为之择邪？天子自择之，则亦非不有所任用矣。纲可代择之，则胡不心维口诵于坐论之下，如赵普之为太祖谋者，而但虚悬一择之之号，以听人之诡遇乎？惊奔之余，兵卒之不足久矣。集之必有其方；部之伍之，必有其制；教之练之，督之绥之，必有其将。河北之南来，闽海、楚、蜀之新募，必有其可使战可使守之势。合其散而使壹，振其弱而使强，必有其道。纲诚以一身任安危之寄，则躬任之，默识之，日积月累，以几于成，尤非大声疾呼，悬一榜、下一令之所能胜也。则尤不可以空言效也。抚河北，镇襄、邓，诚形势之不容缓矣。河北之待抚，岂徒号于上曰“吾不割也”，众志遂以成城乎？其吏民为朝廷守者，孰可任也？孰未可任，而急须别拣将帅以任之也？张所、傅亮固未足以胜任。即令任之，而所以安所、亮而使尽其力者何术也？襄、邓之财赋兵戎，其可因仍者何若？其所补葺者何从？专任而无旁挠者何道？凡此，皆就事而谋之，因势而图之，非可一言而据为不拔之策。国政在握，成败在于目睫，迫与天子谋之，进群策以酌之，固有密藏于夙夜而研几于俄顷者，岂建鼓而亡子可追哉？乃纲但琅琅乎其言之矣。一言而气已竭矣。则汪、黄之党且笑之曰：是老生之常谈，谓饥当食，而为无米之炊者也。恶足以拯吾君于危殆而措之安哉？于斯时也，二帝俘矣，两宫陷矣，自河朔以向江、淮，数千里城空野溃，飘摇徐、兖之郊，内顾而零丁孑处。纲以一身系九鼎之重，则宜以一言而析众论之归。犹且组练篇章，指未可遽行之规画，以祈免乎瑕璺。夫岂贾、董际汉盛时，高论以立令名之日？则言之善者，不如其无言也。

夫宋之所以浸弱浸削至于亡者，始终一纲宗之言，坐销岁月而已。继纲而献策者，杨中立、胡敬仲犹是也。后乎此而陈言者，刘共父、真西山犹是也。乃前乎此而倡之者，景祐以来，吕、范诸公以洎王介甫之邪僻，苏子瞻之纵横，无非是也。以拟诸道，皆提其宗；以考诸治，皆挈其纲；孰得指其瑕璺者？而求其言之即可行，行之即可效者，万不得一焉。故曰：“其言之不怍，则为之也难。”不怍者，可正告于天下后世，而不违于纲宗之大正者也。叩其所以为之而不得，则难矣。夫言也，而仅以祈免于怍也与哉？陆敬舆以奏议辅德宗，而反奉天之驾，一议为一事而已，非建立纲宗、统万殊万目于数纸之中也。斯则诚为善言者乎！

四屈身逆乱之廷，隐忍以图存社稷，人臣之极致也，而抑视乎其所处矣。测其有可图之几，以待天下之变，姑且就之，两处于有余之地，以存其身与其禄位，而遽许之为行权以济险；则名义之途宽，而忠孝之防裂，君子所必严为之辨者也。其所处者可以置吾身，身虽危，犹安也。安其身而动，动而利，可以出君父于险；动而不利，不丧其身之所守；则生死成败，皆可以自靖，如是者尚矣。其次，则身非可安，而无可安之土，乃以身试不蠲，而思以济其志。志之得，则可以大有为于天下；志之不得，犹不以身为罪囮，而毁分义之防。故陈平、周勃俯仰于吕后之侧，非徒志在安刘也。惠帝崩，后宫之子，犹高帝之苗裔，可以为君者，依之以待吕氏之变，而伸其诛锄，固未尝一日辱其身于异姓也。王导之于苏峻，王坦之、谢安之于桓温，忍其熏灼，阳与相亲，贼未篡，吾君尚在，弗容立异以激祸之成。峻诛、温死，而其志伸；峻不诛，温不死，晋社已移，终弗能救，而后死之，未晚也。“苏武节”之诮，不足以为之病矣。狄仁杰之仕于伪周也，庙已改，君已囚，无可仕矣。而仁杰当高宗之世，未与大臣之列，则舍武氏不仕，而更无可执国柄、进忠贤、以为兴复之基。灼知其逆，而投身以入，不恤垢辱以与从逆之臣齿，非但一死之不惜，操心愈隐，怀贞愈烈，尤非夫人之所可托者也。审此，则吕好问、朱胜非无所逃其同逆之辜，不能为之掩覆矣。

好问自中丞迁少宰，参国政久矣。张邦昌受虏册以篡大位，此何时也？马伸等犯死以争，而好问无言；赵鼎、胡寅洁身以逃，而好问不出。邦昌舞蹈以受冕旒，好问从容而充陪列。已知众志之不归，乃问邦昌曰：“真欲立邪？否邪？”邦昌遽有“不敢当”之对。则亦探邦昌不决之情，而姑为变计。然则高宗不系人望于济州，通国且戴邦昌以为主，好问受伪命之已久，又奚以自拔于逆廷哉？夫好问之心，固非若吴幵、莫俦之夸佐命也；亦非决志不污，如洪皓之誓死以不从刘豫也。权处于进可宋、退可邦昌之歧途，以因风而草偃；则募人通帛书于高宗，亦游移两全之巧，无往而不足以自容。及王宾擿发已穷，犹曰：“世被国恩，受贤者之责。”将谁欺邪？且使于邦昌无“真立”之问，于高宗无尺帛之书，宋遂终无如邦昌何哉？密奏不足为有无，嗣君非因其护戴，唯此七尺之躯，一污而终不可浣。好问曰：“闭门洁身，实不为难。”洁身而身存之非难，洁身而身死之岂易乎？果其为段司农不辱之身，则又能闭门而全其躯命邪？以此质之，好问之论定矣？

若夫朱胜非者，尤不足齿于士类者也。苗、刘，二健卒耳。权藉不重，党类不滋，逆谋不夙，所欲逞志者，王渊、康履而止。浸淫及上，遂敢废人主而幽之萧寺。胜非躬秉大政，系百僚之望，使有不可夺之节，正色立朝，夫二贼者，讵敢尔哉？乃内禅之举，胜非且尸陪列之长，为下改元之诏。德不重，才不赡，志不固，贼之藐之也久，故其胁之也轻，而胜非之从也易。乃使其祸不惩，则宋之危也亦亟矣。夫二贼所挟持以逞者，其心可洞见也。女直临江而思渡，江东之不保在旦夕矣。二贼岂有为宋守吴、会之心乎？始立婴儿以待变，女直至，则弑高宗，执子旉以纳降；女直不至，则徐揽众权，要九锡而规篡。藉令三方之义师不星驰而至，贼势已成，虏兵且进，胜非其能事从中起，枭贼首以复辟乎？如其能之，则他日之自辩曰：“偷生至此，欲图今日之事。”固可解也。而悲愤始于张浚，成谋定于吕颐浩，奋勇决于韩世忠，胜非何与焉？其志欲图者，果何图也？察所怀来，一冯道、范质之心而已。胜非之生，无豪毛之益也。如其死也，则以明夫苗、刘之为贼，而激忠义之人心以起，诚重于泰山矣。无靖康之祸，有所奉之君，名义自己而立衡，存亡即于己而取决。事易于邦昌挟女直之势，而抑无好问通闲道之书。事定之余，优游以去，而贬窜不加焉，宋安得复有王章哉？

士所出身以事者，君也；所以事君者，身也。身之已辱，功且不足以盖之，而况其不足以言功也。身之所履，因乎心之所安；心之所安，因乎时之所处。有以处身而心乃裕，有以处心而事乃贞。大白不缁，有其大白者存也。屈以求伸，有其必伸者在也。功名授之事外之人，节义存乎当局之正。好问死，不患拥戴康王之无将相；胜非死，不患革除明受之无义师。王蠋捐躯而齐复振，翟义夷族而汉复兴。死且非徒死而无益也，然而非果于义者之所期也。立身则有本末矣，立朝则有风裁矣，立志则有衾影矣。安能一日缓颊于乱贼之前，以观望其情，而徐图转计哉？留余地以待他日之辩，辩则辩矣，吾不知其启口之际，何以自扪其心也！

五兀术渡江而南，席卷吴、会，追高宗于四明，东迤海滨；其别将追隆祐太后，南至于虔州之皂口，西掠楚疆，陷岳、潭，而武昌在其怀袖。当是时也，江南糜烂，宋无一城之可恃，韩、岳浮寄于散地，而莫能自坚。此苻坚所几幸而不得，拓拔佛狸所迁延而惮进者也。举天下而全有之，奚待蒙古于他日哉？然而兀术急于渡河而归，高宗且可画淮而守，此可以知国家安危之机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

女直之不能久处江东也，若有所怵惕，而梦寝不安。非其欲之有所厌也，非其力之不足恃也；攻有余而守不足者，无与故也。杜充之降，疑有与矣。而充不足以当有无之数，孑然自以其身降，而号令不能及众；则女直之不能凭借以有江、淮，深知之矣。深入国境而能因而据之者，必有拥众降附代为招集之人。故刘整、吕文焕降于蒙古，而后宋不能免于土崩。地非其地也，人非其人也，风土之刚柔，山川之险易，人心之向背，乍履其地而无以相知。安能孤军悬处，设守令，索刍粮，以无忧其困？师行千里而不见敌者，心必危；乌合以附而无任其安辑者，信之必不固。则兀术之方胜而惧，得地而不敢有，所必然矣。

夫宋之得此，于天下虽无片土之安，而将帅牧守相持以不为女直用，固有以致之也。其于士大夫也，亦几失其心矣；然而诛夷不加也，鞭笞愈不敢施也。祖宗之家法定，奸邪虽逞，而天子不为之移，则奸邪亦知所禁而弗能播其凶德。其于武臣也，猜防之而不使展其勇略，是以弱也；然而有功而未尝故挫抑之，有过而未尝深求之，危困而未尝割弃之，败衅而未尝按诛之。待之也既使有余，而驭之也亦有其制。不使之擅部曲而听其去来，不使之幸寇存以胁吾权宠。不纵之于先而操之于后，则怨不深；不操之已穷而纵之使傲，则情不悖。故武人犹思媚于君，而部曲不从逆以靡。天下之大势，十已去其八九，而士心协，民志定，军情犹固；宋之所以立国百余年如一日，而滨危不改其恒也。

至于史嵩之、贾似道起，尽毁祖宗之成法，理宗汶弱而莫能问，士心始离，民心始散。将帅擅兵，存亡自主，而上不与谋，然后望风瓦解。蒙古安驱以入，晏坐以抚，拾天下如一羽而无所疑。不然，刘、吕虽降，安能举我所豢养之吏士直前相搏，而乐附狡夷如其父兄也哉？斩刈亟，则小人易激；鞭笞用，则君子亦离。部曲众而封赏早，则去来自恣；孤旅危而应援绝，则反噬必深。上与下泮涣而不相知，敌乃坐收之，而反为吾腹心之患。宋之乱政，至蔡京当国、童贯临戎而极矣。而凡数者之病犹未剧也。是以高宗跳身航海而终不亡也。

六人之为言也，贸贸而思之，绵绵而弗绝，天可指，地可画，圣人可唯其攀引，六经可唯其摭拾，而以成乎其说。违道之宜而以为德，大害于天下而以为利。探其所终，必不能如其言以行，而辄欲行之。时而有达情以体物、因势以衡理者，主持于上，必不听之以行。乃以号于天下曰：“吾说之不行，世衰道降，无英君哲相志帝王之盛治者使然也。”于是而有传于世，乃使殃民病国之邪臣，窃其说以文其恶，则民之憔悴，国之败亡，举繇乎此。要其徒以贼民而无能利国，则亦终莫能如其说以行也，祗为乱而已矣。

当建炎之三年，宋之不亡如缕，民命之死生，人心之向背，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矣。有林勋者，勒为成书，请行十一之税。一夫限田五十亩，十六夫为井，井赋二兵一马，丝麻之税又出其外。书奏，徼一官以去。呜呼！为勋干禄之资，则得矣。其言之足以杀天下而亡人之国，亦惨矣！时亦知其不可而弗行，而言之娓娓，附古道以罔天下，或犹称道之弗绝。垂至于贾似道，而立限以夺民田为公田，行经界以尽地力而增正赋，怨讟交起，宋社以墟，盖亦自此启之也。

古之言十一者，曰中正之赋。而孟子曰：“轻之者貉道也。”汉乃改之为三十而一。然则汉其貉乎？何以一人陶济万室之邑，历千年而不忧其匮也？夫以天下而奉一人，礼际禄廪宫室车服之费，则已约矣，非百里一邦，制度繁殷之比也。而不但此也，古者建国分土，民各输于其都，自远郊而外，道里之远者，即在王畿，亦五百里而近。莫大诸侯，不过二百余里而已。而大夫之有采地者，即其都邑以出纳。唯然，则名十一而实亦十一已耳。自汉合四海以贡天府，郡县去天子之畿，有逾于五千里者矣。其以输塞下养兵卫民者，又过于是。逆流而漕，车舆驴马任辇以行，其费不赀。使必盈十一以登太仓，三倍而不足以充。故合计民之所输将，名三十而实且溢于十一矣。且欲立取民之制，求盈于十一，民之膏脂尽于此，而尚足以生乎？今使勋计其亩田，令输十一于京、边，勋其能之而无怨邪？抑徒为此不仁之言，以导君于贪暴邪？况乎古之十一者，有田有莱，有一易再易之差，则亦名十而实二十。汉之更制，乃以革李悝之虐，而通周制之穷，百王之大法也。其何容轻议哉？

至欲于一井四百五十亩之中，赋二兵一马，以充戎行，不知勋之将以何为也。将以战与？则驱愿懦之农人，以与闵不畏死之盗贼、乐杀无厌之(外)夷[狄]，贸躯命于喋血屠肝之地，一兵死而更责一兵，不杀尽农人而不止。无诛夷之峻法以督之，则闻金鼓而骇溃，国疾以亡。将以戍与？则荷戈而趋数千里之绝塞，饥寒冰雪，仅存者其余几何？抑且重为征发，而南亩之余以耕者，又几何也？三代之兵，所戍者，百里之疆埸也；所战者，乍相怨而终相好之友邦也；所争胜负者，车中之甲士也；追奔不穷日，俘馘不尽人。乃欲以行之后世流血成渠之天下，虽微仁人，亦不禁为之恸哭矣。若马，则国有坰牧，而益以商贾之征，固未尝责农人供戎车之用。勋欲更取盈焉，商鞅、李悝所不忍为而欲为之，亦可谓覆载不容之凶人矣！

夫勋固曰：“此先王之法也。”从而称之者，亦曰：“此先王之制也。”建一先王以为号，而胁持天下之口，诚莫有能非之者。而度以先王之时，推以先王之心，其忍此乎？抑使勋自行之，而保民之不揭竿以起乎？且使行之于勋之田庐，而勋不弃产以逃乎？夫亦扪心而自问乎？

奉一古人残缺之书，掠其迹以为言，而乱天下者，非徒勋也。庄周之言泰氏也，许行之言神农也，墨翟之言大禹也。乃至御女烧丹之言黄帝也，篡国之大恶而言舜、禹也，犯阙之巨盗而言汤、武也，皆有古之可为称说者也。古先圣王之仁育而义正者，精意存乎象外，微言善其变通，研诸虑，悦诸心，征之民而无怨于民，质之鬼神而无恫于鬼神，思之慎而言之讷，恶容此吮笔濡墨求充其幅者为哉？前乎勋而为王安石，亦周官也；后乎勋而为贾似道，亦经界也。安石急试其术而宋以乱，似道力行其法而宋亡。勋唯在建炎惊窜不遑之日，故人知其不可行而姑置之。陈亮犹曰：“考古验今，无以加也。”呜呼！安得此不仁之言而称之也哉？

七绍兴诸大帅所用之兵，皆群盗之降者也。高宗渡江以后，弱甚矣。张浚、岳飞受招讨之命，韩、刘继之。于是而范汝为、邵青、曹成、杨么之众皆降而充伍，乃以复振。走刘豫，败女直，风闻惊窜之情，因以有定。盖群盗者，耐寒暑，撄锋镝，习之而不惊；甲仗具，部队分，仍之而无待；故足用也。不然，举江南厢军配囚脃弱之众，恶足以当巨寇哉？

乃考之古今，用群盗者，大利大害之司也。受其归者有权，收其用者有制。光武收铜马而帝，曹操兼黄巾而强，唐昭用朱温而亡，理宗抚李全而削。盗固未可轻用也。以弱而受强，则宾欺其主；以强而受强，则相角以机；以强而受弱，则威生其信。无故而来归者，诈也。挫于彼而归于此者，弗能为助者也。以名相服，而无其实者，乍合而终离也。故欲抚群盗者，必先之以剿；而群盗之欲降也，抑先战胜而后从。虽已为我之部曲，犹以强弱与我争主客之权。唐何挟以受朱温？宋何恃以受李全？温与全且睥睨我而倒持其制，翱翔自得，复将谁与禁之？唯绍兴诸帅之知此也，风驰雨骤而急与之争。一败之，再败之，无不可败之盗，而后无不可受。群盗岂徒畏我哉？抑信其可恃为吾主，而可无衅折死亡之忧矣。此其受之之权也。

若夫所以用之者，尤有可用不可用之辨焉。均为盗，而既为之长矣，固袖然自大，而以为我有此众也。受命归降，而又崇其秩以统其众，则虽有居其上以控制之者，尊而不亲，而不能固保其尊。其来也，因之而来；则其去也，因之而去。其顺也，因之而顺；则其逆也，因之而逆。天子且拥虚名，元戎徒为旒缀。夫且肉袒而市我于敌，夫且怀奸而代我以兴，矧望其策心戮力以死相报乎？故盗可用，而渠帅不可用也。

乃(竟)[尤]有固不可用者，即其戢志无他，而必不可图功。盖其初起也，皆比闾之俦伍，无权藉以相事使，而群推一人以为长；此一人者，何以能折奡傲之众使不离哉？固有工于为盗之术，而众乃弭耳以听。其为术也，非有规恢天下之略也；抑非智勇过人，而战无不胜也。不以败为忧，不以走为耻，不以旦此夕彼为疑。进之务有所卤获以饱众，退之知不可敌，而急去以全其军。得地而无固守之情，以善其规避；一战而不求再战，以节其劳疲；志在偷以求全其部曲，而不期乎功之必成。于是徜徉不幸之地，凭恃山川之险，以免其人于屠戮之苦，而有旁掠之利。于是贸贸而起者，乐推奉而戴之为尊。夫如是，欲使之争封疆于尺寸，贸身首以立功，未有能胜者也。败亦走，胜亦走，无所不走者，无所不掠。甚则坐视国家之倾危，而乘之收利。或叛或篡，皆其习气之无恒，熟用之而不恤者也。威不足以詟之，恩不足以怀之，非徒唐昭、宋理之无以驭之也；即光武亦奚能洗涤其顽诡，使媚己以共死生哉？故光武于赤眉之帅，诮以“铁中铮铮”，唯待以不死；曹操收黄巾之众，终不任以一将之功。而朱温、李全仍拥部曲，屹为巨镇，进则败而退则逆，为盗魁者，习与性成，终不能悛也。

绍兴诸帅用群盗而废其长，张用、曹成、黄佐仅得生全，范汝为、杨么皆从斩馘，李成、刘忠宁使之北降刘豫，而不加收录。则根既拔者枝自靡，垢已涤者色以新。人皆吾人也，用唯吾用也，指臂相使之形成，以搏撠有余力矣。宋之抚有江、淮，贻数世之安，在此也。荡涤尽，则民力裕；战胜频，则士气张；大憝诛，则叛逆警；部曲众，则分应周；控制专，则进退决。故以走刘豫，挫兀术，而得志于淮、汴。垂及异日，完颜亮犹不能以一苇杭江而逞，皆诸帅决于灭贼之功也。非高宗之志变，秦桧之奸售，宋其兴矣。

八上有不能言之隐，下有不能变之习，贤者且奉之以为道之纲，奸人遂乘之以售其忮害之术。迨乎害之已著，且莫知弊之所自，而但曰：“知人其难！”故贤为奸惑，而庸主具臣勿论也。夫岂然哉？

尝读胡氏春秋传而有憾焉。是书也，著攘夷尊周之大义，入告高宗，出传天下，以正人心而雪靖康之耻，起建炎之衰，诚当时之龟鉴矣。顾抑思之，夷不攘，则王不可得而尊。王之尊，非唯诺趋伏之能尊；夷之攘，非一身两臂之可攘。师之武，臣之力，上所知，上所任者也。而胡氏之说经也，于公子翚之伐郑，公子庆父之伐于余邱，两发“兵权不可假人”之说。不幸而翚与庆父终于弑逆，其说伸焉。而考古验今，人君驭将之道，夫岂然哉？前之胤侯之于夏，方叔、召虎、南仲之于周；后之周亚夫、赵充国之于汉，郭子仪、李光弼之于唐；抑岂履霜弗戒，而必于“今将”也乎？“天下有道，征伐自天子出。”自出者，命自上行之谓也。故易曰：“在师中，王三锡命。”锡命者王，在师中者“长子”。在其中，任其事，而以疑忌置之三军之外，恩不浃，威不伸，乍然使之，俄然夺之，为“弟子”而已。弟子者，卑而无权之谓也。将而无权，舆尸之凶，未有免焉者也。唯胡氏之言如此，故与秦桧贤奸迥异，而以志合相奖。非知人之明不至也，其所执以为道者非也。

然此非胡氏专家之说也。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为藏身之固也，久矣。石守信、高怀德之解兵也，曹翰之不使取幽州也，王德用、狄青之屡蒙按劾也，皆畜菹醢之心，而不惜长城之坏。天子含为隐虑，文臣守为朝章。胡氏沿染余风，沁入心肾，得一秦桧而喜其有同情焉。呜呼！夫岂知疑在岳、韩，而信在滔天之秦桧，其子弟欲为之盖愆，徒触怒以窜死，而终莫能挽哉？

桧之自虏归也，自谓有两言可以耸动天下。两言者：以河北人归女直，河南人归刘豫也。是其为说，狂騃而必不可行。匪直资千秋之笑骂，高宗亦怒而榜其罪于朝堂。然而胡氏以管仲、荀彧期之，高宗终委国而听之，虽不知人，宁至于是！夫桧所欲遣归女直、刘豫者，非泛谓沦处江东之士民也。凡扈从南来分节建旄诸大帅，皆夹河南北之部曲，各有其军。而高宗宿卫之旅，不能与较盈虚。高宗惩苗、刘之难，心惴惴焉。桧以为尽遣北归，则枝弱者干自强，而芒刺之忧以释。盖亦与胡氏春秋之旨相符。特其奸计未周，发言太骤，故高宗亦为之愕异。而韩、岳之勋名尚浅，高宗亦在疑忌相参之际，故不即以为宜。而胡氏促膝密谈，深相契合者，犹未可即喻之高宗也。

已而群盗平矣，诸帅之军益振矣，屡挫女直之功日奏矣。三军之归向已深，万姓之凭依已审，士大夫之歌咏已喧，河北之企望已至，高宗之忌之也始甚。桧抑术愈工，志愈惨，以为驱之北而不可者，无如杀之罢之，权乃尽削而事易成。故和议不成，则岳飞之狱不可起，韩世忠之兵不可夺，刘光世、张俊不戢翼而效媚以自全。高宗之为计也，以解兵权而急于和；而桧之为计也，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；交相用而曲相成。在廷之臣，且以为子翚、庆父之祸可永杜于百年。呜呼！亦孰知桧之别有肺肠，睥睨宗社，使不死，乌可制哉？

九高宗决策选太祖后立以为嗣，道之公也，义之正也，保固宗祧之大计也。而其议发于上虞丞娄寅亮。疏贱小臣，言出而天子之位定，大臣无与者，宋之无人久矣！寅亮之言，定一代之纲常，协千秋之公论，诚伟矣哉！顾其为人，前此无学术之表见，后此无德业之传闻，固非议定于诚，以天下为己任者也。高宗于此，犹在盛年，度以恒情，必逢恶怒。越位危言，曾不忧及罪罟，夫寅亮何以任此而无疑哉？盖高宗之畜此志久矣，其告范宗尹者明矣。故溢传于外，寅亮与闻而深信之，以为先发夫人之所未发者，功可必，名可成，有荣而无辱也。是谋也，宗尹闻之，中外传之，寅亮处下位而深知之。在位大臣充耳结舌，曾无有能赞一言者，故曰宋无人也。

夫宗尹诚不足道矣。张德远新平内难，任授分陕，赵惟重系属本支，尊参坐论；君有志而不能知，君有美而不能成，君有宗社生民之令图而不能决。所谓“焉用彼相”者，责奚辞哉？故高宗之任二相也不专，谋和与战也不定，以其无忧国之忱也。乃使自虏来归之秦桧，一旦躐级其上，而执诛赏之大权，诚有以致之者，而不足深怪也。

治末者先自本，治外者先自内。匡君之失者，必奖其善。欲行其志者，必有以大服君民上下之心。当其时，雪二帝之耻，复祖宗之地，正夷夏之防，诚切图矣，而抑犹其末也。阐太祖之幽，盖太宗之愆，立义自己，以感天人之丕应，付畀得人，以垂统绪于灵长者，本也。故张子房当草昧之初，而亟垂家法；李长源当扰乱之世，而决定嫌疑。然后天子知有忧国如家之忠爱，而在旁之浸润不入；宵人知我有赞定大策之元功，而瓯臾之流丸自止。自宫中以迄四海，咸知国家之祚胤方新。而谋自我成，道惟君建，则倾心壹志以待我之敷施。身居百僚之长，日与密勿之谋，曾此弗图，而借手望轻志末之小臣，进而与天子商天位之简畀，是犹足推诚委国，争存亡胜败于强敌者乎？

张德远之不及此，犹有说也。皇子旉之速毙，有物议焉，不敢称立嗣于高宗之前，有所避也。赵惟重何为者，而亦懵然弗问耶？高宗之世，将不乏人，而相为虚设久矣。其贤者，皆矜气近名，一往而无渊停岳立之弘猷者也。高宗几信几疑，而不见其可恃。故汪、黄、秦、汤术虽陋，志虽邪，而犹倾心吐意，以违众直行，敢于自任，无迟回濡待之情。是以去此取彼，而从之若崩。藉令得韩、范以为肺腑之臣，则引社稷之存亡于一身，生死以之，而密谋皆夙，夫岂奸回之能遽夺哉？济济盈廷，而不能为寅亮之言，其为上所轻而斥之窜之，不伸其志，非其自处者之自致乎？

十自宋以来，州县之庭立戒石铭，蜀孟曰永之词也。黄庭坚书之，高宗命刻石焉。读者佥曰：“励有司之廉隅，恤生民之疾苦，仁者之言也。”呜呼！儒术不明，申、韩杂进，夷人道之大经，蔑君子之风操，导臣民以丧其忠厚和平之性，使怀利以相接而交怨一方者，皆此言也。孟曰永僭伪亡国之主，无择而言之，可矣。君天下者，人心风化之宗也，而可揭此以正告天下乎？

夫谓吏之虐取于民者，皆其膏脂，谓夫因公而科敛者也，峻罚其锾金者也，纳贿而鬻狱者也，市贾而无值者也。若夫俸禄之颁，惟王所诏，吏不自取也。先王所制，例非特创也。小人耕而以其有余养君子，君子治而受其食以勤民事。取之有经，班之有等，民不怨于输将，上不勤于督责。天尊地卑，而其义定；典叙礼秩，而其分明。若曰是民之膏脂也，则天子受万方之贡赋，愈不忍言矣。率此言也，必天下之无吏而后可也。抑将必天下之无君，而后无不可矣。是之谓夷人道之大经也。

君子之道，以无伤于物者自旌其志，苟非人所乐与者，一介不取，弗待于人之靳之也。如其所受之禄，斥言之曰此民之膏脂矣，恶有君子而食人之膏脂者乎？上既酬而升之，揖而进之，寄之以民社，而谓之曰：“吾取民之膏脂以奉汝。”辱人贱行，至于此极，欲望其戒饬自矜，以全素履，其将能乎？是以谓毁君子之风操也。

易动而难静者，民之气也。得利为恩，失利则怨者，民之情也。故先王惧其怀私挟怨之习不可涤除，而政之所扬抑，言之所劝戒，务有以养之，而使泳游于雍和敬逊之休风，以复其忠顺之天彝。故合之于饮烝，观之于乡射，逸之于大蜡，劳之于工作，叙之以礼，裁之以义，远之于利，禁之于争，俾怨讟不生，而民志允定。今乃揭而示之曰：“凡吏之受禄于国者，皆尔小民之膏脂也。”于是乍得其欢心，而疾视其长上。其情一启，其气一奔，则将视父母之食于其子者，亦其子之膏脂；趋利弃义，互相怨怒，而人道夷于禽兽矣。先王以君子长者之道期天下，而人犹自弃，则克己自责，以动之于不言之化。今置其土木、狗马、声色、宴游之糜民财者，曾不自省；而以升斗之颁，指为朘削，倡其民以嚣陵诟谇之口实，使贼其天良，是之谓导臣民以丧其忠厚和平之性也。

迪君子以仁民者，教之有术也；进贤士以绥民者，选之有方也；饰吏治以勿虐民者，驭之有法也。仁不能教，义不能择，法不能整，乃假祸福以恐喝之曰：“上天难欺。”无可如何，而恃鬼神之幽鉴。惟孟曰永以不道之身，御交乱之众，故不得已而姑为诅咒，为人君者而焉事此乎？

王者之道，无不敬而已。敬天，而念天之所鉴者，惟予一人而已，非群工庶尹之得分其责也。敬民，而念民有秉彝之性，不以怀利事其长上，务奖之以坦然于好义也。敬臣，而念吾之率民以养贤者，礼必其至，物必其备，辞必其顺，而与共尽天职勤民事也。天子敬臣民，臣民相胥以敬天子，而吏敬其民以不侮，民敬其吏以不嚣。无不敬者无不和，则虽有墨吏，犹耻讥非；虽有顽民，犹安井牧。畏清议也，甚于鬼神；贱货财也，甚于鞭挞。以宽大之心，出忠厚之语，平万族之情，定上下之纪，夫岂卞急刻峭之夫所得与也？君子出其言不善而千里违之，诅怨之言，何为在父母斯民者之庭哉？

一一尽南宋之力，充岳侯之志，益之以韩、刘锜、二吴，可以复汴京、收陕右乎？曰，可也。由是而渡河以进，得则复石晋所割之地，驱女直于塞外；不得，亦据三关，东有沧瀛，西有太原，仍北宋之故宇乎？曰，不能也。凡得失之数，度之于彼，必察其情；度之于此，必审其势；非但其力之强弱也。情有所必争，力虽弱，未可夺也，强者勿论已；势有所不便，力虽强，未可恃也，弱者勿论已。

以河南、陕右言之：女直之初起也，积怨于契丹而求泄，既胜以还，亦思夺其所有之燕、云而止。及得燕而俯视河朔，得云而下窥汾、晋，皆伸臂而可收也，遂有吞并关南之志。乃起海上，卷朔漠，南掩燕南，直数千里，斗绝而难于遥制，故乘虚袭取三河、两镇，而所欲已厌矣。汴、雒、关、陕，宋不能守，势可坐拥神皋，而去之若惊，不欲自有，以授之叛臣，则中原之土非其必争之地，明矣。朱仙一败，卷甲思奔，非但其力之不足也，情不属也。而宋自收群盗以后，诸帅愤盈，东西夹进，东清淮、泗，略梁、宋，有席卷之机；西扼秦、凤，指长安，有建瓴之势；岳侯从中而锐进，交相辅而不虑其孤，走兀术，收京阙，画河以守新复之疆，沛然无不足者，故可必也。

以河北、燕南言之：女直自败盟而后，力未能得，而胁割于众，以其为燕之外护也，以其为刍粮金帛之所取给也，以其士马之可抚有而弥强也。郭药师一启戎心，而女直垂涎以歆其利，久矣为必争之地矣。军虽屡折，而宿将未凋，余威尚振。使宋渡河而北，则悉率海上之枭，决死以相枝拒，河阻其归，敌摧其进，求军之不覆没者，十不得一也。宋之诸将，位相亚，权相埒，力相等，功亦相次。岳侯以少年崛起而不任为元戎者，以张俊之故为主将，从中而沮之也。韩、刘、二吴，抑岂折节而安受其指麾？则雁行以进，麋骇而奔，功不任受，咎亦无归。故五国合从之师衅于函关，山东讨卓之兵阻于兖、豫，九节度北伐之军溃于河南，其不如刘裕孤军直进，擒姚泓、俘慕容超者，合离定于内，而成败券于外，未有爽焉者也。乃欲合我不戢，撄彼必争，当百战之骄虏，扼其吭而勿忧其反噬乎？若此，则虽高宗无疑畏之私，秦桧无腹心之蠹，张俊、刘光世无从旁之挠，且将忧为吴明彻淮北之续，退且河南之不保；而遥指黄龙，期饮策勋之爵，亦徒有此言，而必不能几幸者也。

是故易言鬼方之伐，忧其难为继也；春秋许陉亭之次，谓其可以止也。自赵普沮曹翰之策，而燕、云不可问矣。自徽宗激郭药师之叛，而河北不可问矣。任诸帅阃外之权，斥奸人乞和之说，弃其所不争，攻其所不可御，东收徐、兖，西收关、陇，以环拱汴、雒而固存之；支之百年，以待兴王之起，不使完颜氏归死于蔡州，以导蒙古之毒流四海，犹有冀也。然抑止此而已矣。如曰因朱仙之捷，乘胜渡河，复汉、唐之区宇，不数年而九有廓清，见弹而求鸮炙，不亦诞乎！

一二相臣而立武功，周公而后，吾未见其人也。帅臣而求令誉，吾未知吉甫之果能称焉否也？帅臣之得令誉也有三：严军令以禁掠夺，为软语以慰编氓，则民之誉归之；修谦让以谨交际，习文词以相酬和，则士之誉归之；与廷议而持公论，屏奸邪以交君子，则公卿百僚之誉归之。岳侯之死，天下后世胥为扼腕，而称道之弗绝者，良繇是也。唯然，而君子惜之，惜其处功名之际，进无以效成劳于国，而退不自保其身。遇秦桧之奸而不免，即不遇秦桧之奸而抑难乎其免矣。

易曰：“安其身而后动，定其交而后求。”谓名之不可亟居，功之不可乍获也。况帅臣者，统大众，持大权，立大功，任君父安危存亡之大计，则求以安身而定上下之交，尤非易易矣。身不安则志不宁，交不定则权不重。志不宁，权不重，则力不足以宣，而挠之者起。挠之者起，则欲忘身以救君父之危，而不能毕遂其事；非但身试不测之渊而逢其沉溺也。君非大有为之君，则才不足以相胜；不足以相胜，则恒疑其不足以相统。当世材勇之众归其握，历数战不折之威，又为敌惮；则天下且忘临其上者之有天子，而唯震于其名，其势既如此矣。而在廷在野，又以恤民下士之大美竞相推诩。犹不审，而修儒者之容，以艺文抒其悲壮。于是浮华之士，闻声而附，诗歌咏叹，洋溢中外，流风所被，里巷亦竞起而播为歌谣，且为庸主宵人之所侧目矣。乃君之有得失也，人之有贤奸也，庙算之有进止也，廷臣无匡救之力，引己为援，己复以身任之；主忌益深，奸人之媢疾益亟，如是而能使身安以效于国者，未之有也。

故汉之功臣，发纵指示，一听之萧、张，绛、灌无文，不与随、陆争春华之美。郭子仪身任安危，知李泌、崔祐甫之贤，而不与纳交以结君子之好；知元载、鱼朝恩之恶，而不相攻讦以触奸佞之机。李光弼改纪其军政，而不竞其长；仆固怀恩固属其部曲，而甘与为伍。乃以废斥之余，一旦跃起，而卒拯吐蕃之难。以是动，而动罔不利也；以是求，而求无不得也。岳侯诚有身任天下之志，以奠赵氏之宗祊，而胡不讲于此耶？

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，其来已夙矣。高宗之见废于苗、刘而益疑，其情易见矣。张浚之褊而无定，情已见乎辞矣。张俊、刘光世之以故帅先达不能相下，其隙已成矣。秦桧之险，不可以言语争、名义折，其势已坚矣。而且明张纪律，柔声下气，以来牛酒之欢迎；而且缀采敷文，网罗文士，以与张九成等相为浃洽；而且内与谏臣迭相扬诩，以辨和议之非；而且崖岸自矜，标刚正之目，以与奸臣成不相下之势；而且讥评张俊，历诋群将，以折张浚之辨。合宰执、台谏、馆阁、守令之美，而皆引之于身，以受群言之赞颂。军归之，民归之，游士、墨客、清流、名宿莫不归之。其定交盛矣，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；其立身卓矣，而不知其身之已危。如是而欲全其社稷之身以卫社稷也，庸可得乎？

呜呼！得失成败之枢，屈伸之闲而已。屈于此者伸于彼，无两得之数，亦无不反之势也。故文武异用，而后协于一。当屈而屈者，于伸而伸，非迫求而皆得也。故进退无恒，而后善其用。岳侯受祸之时，身犹未老。使其弢光敛采，力谢众美之名；知难勇退，不争旦夕之功；秦桧之死，固可待也。完颜亮之背盟，犹可及也。高宗君臣，固将举社稷以唯吾是听，则壮志伸矣。韩、刘锜、二吴不惩风波之狱，而畜其余威以待，承女直内乱以蹑归师，大河以南，无难席卷。即不能犁庭扫穴以靖中原，亦何至日敝月削，以迄于亡哉？故君子深惜岳侯失安身定交之道，而尤致恨于誉岳侯者之适以杀岳侯也。悠悠之歌诵，毒于谤讻，可畏矣夫！知畏之，则所以弭之者，亦必有其道矣。

一三岳鹏举郾城之捷，太行义社，两河豪杰，卫、相、晋、汾，皆期日兴兵以会北讨，秦桧矫诏班师，而事不成。然则桧不中沮，率此竞起之众，可以长驱河朔乎？曰：所可望者，鹏举屡胜之兵，及刘锜、韩世忠、二吴之相为掎角耳。若所谓豪杰义社者，固无能为也。奚以明其然邪？义兵之兴，始于翟义，嗣其后者为徐敬业，其志可嘉，而其成败固可睹矣。故定大略、戡大难、摧大敌、成大功者，无所恃于此焉。

夫恃人者，无之而可恃也，久矣。所恃者强于己乎？则是己固弱也。己弱而恃人，盻盻然(目)[日]有所望，而其志不坚。弱者为主，强者为宾，敌且攻其弱而主溃；强者失主，而骇散以失其强，莫能救己也。所恃者弱于己乎？则弱固不可恃也。己不弱而犹资弱以自辅，弱者不能胜敌，敌一当之而靡，则势且先挫，而三军之气为之馁；敌人之气，以胜而益为之增；己虽强，气不胜而必倾矣。定大略、戡大难、摧大敌、成大功者，力足以相格，智足以相乘，气足以相震，一与一相当，有死无生，有前无却，上不恃天时，下不恃地利，而后可以决胜于白刃之下，复奚恃而可哉？

况乎义兵者，尤其不足恃者也。义军之兴也，痛故国之沦亡，悲衣冠之灭裂，念生民之涂炭，恻怛发中而不惜九族之肝脑者，数人而已。有闻义之名，而羡之以起者焉；有希功之成，而几幸其得者焉。其次，则有好动之民，喜于有事，而踸踔以兴者焉。其次，则有徼幸掠获，而乘之以规利者焉。又其次，则有弱不能自主，为众所迫，不能自已者焉。又其次，则佃客厮养，听命于主伯，弗能自免焉。其名曰万，而实不得半也。即其实有万，而可战者，不得千也。可战者千，而能不大胜则前、小挫则却者，不得百也。无军令以整齐之，则游奕无恒；无刍粮以馈给之，则掠夺不禁。游奕无恒，则敌来而不觉；掠夺不禁，则民怨而反戈。故以王莽、武氏之易诛，而翟、徐旋起而旋仆，况女直之駤戾驰突而不易当者乎？梁兴渡河率之，而有垣曲、沁水之捷者，非其果足以胜也。义军之号，皆称“岳氏”，梁兴往而为之声援，女直不辨其非真，而为之震动。垣曲、沁水之守，抑河北初降之余烬，非海上鸷击之雄也，是以往而得志。浸令一试再试，情形尽见，女直且出锐师以捣之，则糜烂无余，所必然矣。一方既熸，而勃然以兴者，皆苶然以返；屡前屡挫，则吾三军之气，亦沮丧而失所凭依。当日之未至于此也，班师故也。今试设身而审女直与宋彼己之情形，其坌涌而前，翻飞而散，不炯然在心目之闲乎？义社恃大军以成，故鹏举一班师，而数十万人不知何往。大军恃义社以进止，则义社一败衅，而大军不足以孤存。两相恃则两相失，女直以专壹之兵，直前而无待，左披右靡，又恶足以当之？

夫用众不如用独久矣。故谢安石力却桓冲入援之兵而胜，苻坚兼帅鲜卑、氐、羌、河西之众而亡。揭竿以为帜，挥锄以为兵，野食鹑栖以为屯聚，此群羊距虎之形也，而安可恃也？宗汝霖之用群盗，犹之可也。已为盗，则不畏死者也。因为盗，则自我洗涤之，其不任为兵者可汰也。为盗而有渠帅，则固可使就吾束伍也。去家为盗，则无身家之累，不以败为忧。故诸帅收之于江南，而藉其用。若义社，则既以义为名矣，汰之不忍其无归，帅之不能以行法。进退唯其意，而我不任为之主，则驭之也难矣。驭之且难，而况可恃之乎？宋之将亡也，江、湘、闽、广之闲，起者众矣，而终不救碙门之祸。文信国无可恃而后恃之，不得已之极思，非有可恃者之所宜恃也。

一四势无所藉，几无所乘，一念猝兴，图度天下，而期必于为天子者，自古迄今，未之或有。帝王之兴也，无心干禄，而天命自归，先儒之言详矣，非虚加之也。帝尧之世，岳牧盈廷，九男非皆败类，耕稼陶渔者，而谓帝将禅我乎？武王养晦，年已耄矣，使大命未就而崩，非不寿也，冲人方弱，保国不遑，而况及天下？然且俟之十三年，而后秉钺以麾，假之年而赞其精魄，天也，非武王之可必也。故圣王无取天下之心，而乘时以御，因之而已。圣人且不可必，而况下此者乎？

一介之士，策名于当时者，或为偏裨，或为文吏，目之所规，心之所成，虽拓落而不可涯量，而其大概可知也。生死屈伸，荣辱贵贱，且乘于不测之数。志所至者，望之而不能必至；志所未至者，姑试之而渐进焉，非其所期也。使方小得志之日，遽踸踔以跃起，曰：“吾将奄有方国，南面以驭四海之英尤，使俯首而称臣妾。”非狂人其孰念及此？藉其有此，必蹶然一起而疾就诛夷。故以知乱臣贼子之成乎篡夺者，亦初无此固获之情也。曹操之自言，“死而题征西将军之墓”，岂尽欺人哉？桥玄未尝期以天子，而操感其知己，则出身仕汉之初，无窥夺刘宗之志，明矣。知此，则人主之驭臣，防其所不必防，而不防其所防者，非明于豫防之道者也。

秦桧专政之暮年，大起刑狱，将尽杀张、赵、胡、洪诸公，逮及宗室。当斯时也，诸公窜处遐方，不得复进一议，论和议之非，于桧无忤也。和已成，诸将之兵已解，桧总百揆，膺世禄，其所欲者无不遂也。桧死，而高宗忽释赵汾，召还迁客，则桧之深惎诸公，非必逢君也。桧之诛逐异己，不欲慭留一人者，岂仅快一时之忿忮哉？遍置其党于要津，而不使宋有一亲臣之可倚，骨鲠已空，发蒙振落者疾起而收之，桧之厚植其势者，势无不成也。高宗之年已耄矣，普安拔自疏远，未正嫡嗣之名；一旦宫车晏驾，桧犹不死，则将拔非所立之冲幼暂立之，旋起夺之；外有女直以为援引，内有群奸以为佐命，赵氏宗祊，且在其心目之中，易于掇芥。桧之志，岂待吹求而始见哉？

乃当靖康之年，始立台端，与马伸等共请女直立赵后，未尝念及此也。及其自虏来归，受挞懒旨，力主和议，亦祗求和成而居功受赏已也。即至逢高宗之欲，班北伐之师，解诸将之兵，独立百僚之上，犹未能遽取必于邪逆之成也。已而诸贤窜矣，岳侯死矣，韩世忠谢事闲居，刘锜、二吴敛手听命，张俊总领诸军之愿不遂，而亦废处矣。所欲为者，无不可为；所不可致者，无不致也。周回四顾，知天下之无能如己何，高宗亦惴惴然不知所以驭己；然后睥睨神器，而以诛逐先试其凶威。势之所激，鼠将变虎，亦奚待操心已久而后成乎大恶哉？故易曰：“履霜，阴始凝也；驯致其道，至坚冰也。”驯致者，初非所至而渐以成乎至也。

呜呼！宋之猜防其臣也，甚矣！鉴陈桥之已事，惩五代之前车，有功者必抑，有权者必夺；即至高宗，微弱已极，犹畏其臣之强盛，横加锓削。乃桧以文墨起家，孤身远至，自可信其无他。而罅从中决，成巨浸以滔天，成乎萧衍、杨坚之势。高宗藏刃韡中，思与争死，而莫能自振，固非前此所能逆睹。则欲辨霜冰于早，亦奚辨而可哉？

夫霜非冰也，而阴森惨冽之气，一夕流空，则怆然怵栗之情，自感人之志气，欲辨之，亦何难辨之有乎？不可辨者，志也；所可辨者，人也。志，无定者也。志于正者，势溢而志或以淫；志于邪者，力穷而志因以诎。人，有定者也。贤者之志虽已移，而必有所惮不敢为；奸人之志虽未萌，而必有所恃以操其利。故察之于始，桧非有操、懿之心，勿容苛论也。考之于其所行，不难为石敬瑭、刘豫之为者，岂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？

其被囚而北也，与何樐、孙傅、司马朴同系，而独不见杀；其羁于女直也，与洪皓、朱弁同留，而不与同拘；其脱身以返也，保有其妻孥，而尽室以安归；则其狎凶狠之骄虏，使帖然听己之徜徉者，可畏也。张浚、赵鼎、李纲、胡寅皆高宗患难之君臣，屡退屡进，而莫能相舍；朝野兵民众望所归，而共倚其成；桧一得志，而屏息窜逐，莫敢与争者，可畏也。岳侯所收群盗，力战中原，将士乐为之死，而削之、斥之、囚之、杀之，曾莫有敢为之鸣控者，可畏也。韩世忠抚数万之众，脱高宗于幽絷，上得君心，下孚群望；而独于桧不能一词相拒，俯首解兵，苟以自全者，可畏也。张俊位望最隆，与桧合谋，夷岳氏之族，思得其兵，而桧转盼相违，夺兵去位，曾不能以夙约责桧，而帖耳伏从，尤可畏也。挟此数可畏之才，欲为则为之，为之甫成而又进为之；力甚鸷，机甚巧，其锐往而无定情也甚狡，其执持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坚；则不必久怀篡夺之心，乘乎可篡而篡焉，复何所戢而中止乎？

主和议者，前有汪、黄，后有汤、史，而人敢与争者，有可争之势也。君不固信者，无可信之术也。故旋用旋黜，而终不胜公论之归。桧独尽钳天下之口，尽反数十年之为，狡夷且入其牢笼，六军皆安其解散，爪牙角距，岂一旦之能快搏噬哉？当其时，觌其面目，观其设施，闻其言说，苟有庸心于鉴微知著者，奚问其志哉？即其人而知之有余矣。坚冰者，非霜志也，势也。或驯致之，或不终致之，存乎辨之者尔。弗庸猜防也，弗庸禁制也，尤弗进而问其心也，固已辨矣。胡康侯之为桧欺也，据目前之志，忘驯致之变，宜其惑已。

一五以势震人者，其倾必速；震之而不震者，其守必坚。其闲必有非望之祸，与之相乘；非望之福，与之相就。非一幸而一不幸也，理之所必有，势之所必致也。楚虔之于干溪，夫差之于黄池，苻坚之于淝水，完颜之于瓜步，倾之速也，有合符焉。其恃威以震人者均，故其速倾均也。是以羊祜得西陵而固守，高颎闻陈丧而班师，拓拔佛狸临江而不渡，周世宗得淮南而许和。诚知夫极盛于外者，中且枵而难必起，自固其本，而后可徐图于后也。知此，则人震己以不可御之势，而凝立以待其自毙者，固必有道矣。

德不足以绥，义不足以正，名无可执，衅无可乘，竭己之威力以加于人，是浮动之气也。气者，一浮而无乎不动者也；合数十万人而动其浮气，则一夫蹶起，而九军之情皆荡。况乎不恤其内之已空，而淫于外，授人以余地，使无惮以生其心，有不可坐而待其毙者乎？且其极乎盛以相震者，数十万人也。其士卒，则强与弱之相闲也；其将领，则忠与奸之相杂也。拊循不能周，而怨起于内也；迁延以相待，而进无所决也。功成而无所专归，则欲进而情已漫也；奔北而无能尽诘，则虽退而罪可避也。部分进而不相知闻，则无望其相援也。簇进而壅于道路，则名众而实亦寡也。交相倚而恃人，则自固之谋必(速)[疏]也。本以相震，而非以生死相贸，则不受其震而必自沮丧也。如是，则以我孤立之军，敌彼云集之旅，制在我而不在彼，明矣。故谢安谈笑而待捷书，虞允文乍至而决进战，非幸也，实有其可以相御之理也。

然则晋、郑锐起而向楚虔，当无楚矣；赵鞅蹶兴而薄夫差，当无吴矣。然而不能者，为其所震而不知其不足震也。若夫公子比之入，句践之兴，慕容垂之叛，完颜雍之篡，岂可几幸其必然哉？而一往之气，不恤其归；必得之情，不防其失；则不可几幸者，固可期也。是故居整以御散，用独以制众，散者必溃，众者必离。处静以待动，奋弱以抗强，动者必折，强者必摧。无他，虚与实之分，祸与福之纽也。君子观于此，而知所以自求，知所以应天下矣。见可忧者非忧也，见可惧者非惧也。所忧者无可忧之形，所惧者无可惧之迹也。姤之危也，始于羸豕；剥之孤也，终以得庐。守其大常，以御其至变，贞胜者，胜之以贞而已。

一六荣悴之际，难言之已。贫贱者，悴且益难胜也；崇高者，荣愈不能割也。故代谢之悲，天子与匹夫均，而加甚焉。太宗册立爱子，犹不怿，曰：“人心遽属太子，置我何地？”高宗之于孝宗，未有毛裹之恩也。乃年方盛，而(且)[早]育之宫中；天下粗定，而亟建为冢嗣；精力未衰，而遽授以内禅。迨其退养德寿，岁时欢宴，如周密所记者，和气翔洽，溢于色笑，翛然无累，忘其固有天下之荣，得不谓高人一等乎？

人之于得失也，甚于生死。一介之士，身首可捐，而不能忘情于百金之产。苟能夷然澹定以处得失，而无悁忮之心，是必其有定力者也。则以起任天下之艰危，眷怀君父之隐痛，复何所顾惜，而不可遂志孤行以立大节？物固莫御也。然而高宗忘父兄之怨，忍宗社之羞，屈膝称臣于骄虏，而无愧怍之色；虐杀功臣，遂其猜妨，而无不忍之心；倚任奸人，尽逐患难之亲臣，而无宽假之度。孱弱以偷一隅之安，幸存以享湖山之乐。惉滞残疆，耻辱不恤，如此其甚者，求一念超出于利害而不可得。繇此言之，恬淡于名利之途者，其未足以与于道，不仅寻丈之闲也。

人之欲有所为者，其志持之已盈，其气张之已甚，操必得之情，则必假乎权势而不能自释。人之欲有所止者，其志甫萌而即自疑，其气方动而遽求静，恒留余地以藏身，则必惜其精力而不能自坚。二者之患，皆本原于居心之量；而或逾其度，或阻其几，不能据中道以自成。要以远于道之所宜而堕其大业，皆志气之一张一弛者为之也。夫苟弛其志气以求安于分量之所可胜，则于立功立名之事，固将视为愿外之图，而不欲与天人争其贞胜。故严光、周党、林逋、魏野之流，使出而任天下之重，非徒其无以济天下也，吾恐其于忠孝之谊，且有所推委而不能自靖者多也。诚一弛而不欲固张，则且重抑其情而祈以自保，末流之弊，将有不可胜言者矣。

己与物往来之冲，有相为前却之几焉。己进而加乎物，则物且退缩而听其所御；御之者，有得有失，而皆不能不受其御也。己退而忘乎物，则物且环至而反以相临；临己者，有顺有逆，而要不能胜其临也。夫苟不胜其临矣，力不可以相御与？则柔巽卑屈以暂求免于害者，无所复(容)[吝]。力可以相御与？则畏之甚，疑之甚，忍于忮害以希自全。故庄生之沉溺于逍遥也，乃至以天下为羿之彀中，而无一名义之可恃，以逃乎锋镝。不获已而有机可乘，有威可假，则淫刑以逞，如锋芒刺于衾簟，以求一夕之安。惟高宗之如是矣。故于其力不可御者，称臣可也，受册可也，割地可也，输币可也。于其力可御者，可逐则逐之已耳，可杀则杀之已耳。迨及得孝宗而授之，如脱桎梏而游于阆风之圃，不知有天子之尊，不知有宗社之重，不知有辱人贱行之可耻，不知有不共戴天之不可忘。萧然自遂，拊髀雀跃于无何有之乡，以是为愉快而已矣。

三代以下，人君之能享寿考者，莫高宗若也。其志逸，其气柔，其嗜欲浅，而富贵之戕生者无所耽溺，此抑其恬淡知足之自贻也。然而积渐以糜天下之生气，举皇帝王霸慭留之宇宙而授之异族，自此始矣。故曰：“无欲然后可以语王道。”知其说者，非王道之仅以无欲得也。退而不多取之利欲者，进而必极其道义之力。自非圣人，则乘权处势以免天下于凶危者，尚矣。是岂徒人主为然哉？鸡鸣不起，无所孳孳，进不为舜，退不为跖，行吟坐啸，以求无所染。迨其势之已穷，则将滥入于跖之徒而不自戢，所必然矣。窜李纲，斩陈东，杀岳飞，死李光、赵鼎于瘴乡，其为跖之徒也，奚辞？君子鉴之，尚无以恬然自矜洁己哉！

　　一汉之于匈奴也，高帝围，吕后嫚，掠杀吏民，烽火通于甘泉，文帝顾若忘之，而姑与款之。垂及于景帝，休养数十年，人心固，士马充，武帝承之，乃始举有余之力，拔将于寒微，任其方新之气，以绝幕穷追，而匈奴破败以遁。东晋之势，弱不能支，祖逖死，桓温败，廷议不及中原者数十年。谢安端默凝立，声色不显，密任谢玄练北府之兵，而苻坚百万之师披靡以溃。刘裕承之，俘姚泓，斩慕容超，拓拔、赫连无能与竞。使孝宗而知此，亦何至苻离一败，萎敝而不复振，以迄于宋之亡哉？

孝宗初立，锐志以图兴复，怨不可旦夕忘，时不可迁延失，诚哉其不容缓已。顾当其时，宋所凭借为折冲者奚恃哉？摧折之余，凋零已尽，唯张德远之孤存耳。孝宗专寄腹心于德远，固舍此而无适与谋也。然而德远之克胜其任，未可轻许矣。其为人也，志大而量不弘，气胜而用不密。量不弘，用不密，则天下交拂其志，而气以盛而易亏。故自秦桧擅权以来，唯盛气以争得失，而不早自图惟：虏盟已败、桧奸已露之余，事权一旦归我，而何以操必胜之术？兵孰老而孰壮？将孰贤而孰奸？刍粮何取而不穷？马仗何从而给用？呼而即应者，何以得吏士之心？合而不乖者，何以成同舟之济？谋之不夙，则临事四顾而彷徨；信之不坚，则付托因人而即授。乃自其一窜再窜、颠倒于奸邪之手，君情不获，群望不归，观望者徙倚而谅其志之难成，媢嫉者侧目而幸其功之不就。当其飘摇远徙，祸切焚身，避影销声，于当世无周爰之咨访；虽曰老臣，而拔起迁谪之中，犹新进也。一旦勃兴，与天子订谋于内，遂欲奋迅以希莫大之功，率一往之情，无可继之略，岂秉麾建旆，大声疾呼，张复仇仇、驱匪类之义声，遂足以抗百战不摧之骄虏哉？一败而终不复兴，固其所必然者也。

夫孝宗而果为大有为之君，德远而果能立再造之功也，则处此固有道矣。完颜亮南犯而自殪矣，完颜雍新抚其众而不遑远图，未有寻盟索赂之使，渡淮而南。则固可急修内治，择帅简兵，缮备积储，而从容以求必胜之术也。汤思退可逐而未逐；尹穑、王之望可窜而未窜；史浩可戒之以正，而听其浮沉；虞允文、陈康伯可引与同心，而未遑信任；朱元晦、刘共父可使秉国成，而尚淹冗散。如其进贤远奸，成画一之朝章，则国是定，而无伏莽之宵人乘小挫而进其邪说。于是而庙议辑矣，人心翕矣，犹无事遽尔张皇迫于求获也。杨存中、吴璘虽老，犹可就访所托之偏裨；张、韩、刘、岳部曲虽凋，犹可求惯战之材勇。将未得人，草泽不无英尤之士；兵虽已弛，淮、襄、川、陕自多技击之材。罢湖山之游幸，以鼓舞人心；严渔侵之奸欺，以广储刍粟。缮淮、泗、襄、汉之城堡，进可战而退可凭；简西南溪峒之蛮兵，气用新而力用壮。经营密定于深宫，威信无猜于阃外，竭十年生聚教训之劳，收积渐观衅乘时之效。然后绝其信使，责以駾奔。彼且怀忿而起不戢之兵，我固坚立以待狂兴之踬。如是以图之，燕、云即未可期，而东收汴、雒，西扫秦、川，可八九得矣。此之弗虑，猝起德远于摧抑之余，积不平之志气，视举朝如醉梦，而己独醒；却众议以愤兴，而激其妒忌。孝宗企足而望澄清，德远攘臂而争旦夕。孤遣一军，逍遥而进，横击率然之腰，姑试拚蜂之螫。李显忠万里初归，众无与亲；邵宏渊百战未经，怀私求试；则苻离之溃，虏不蹑迹而相乘，犹其幸也。

萧思话一溃，而刘宋日削；吴明彻一奔，而陈氏族亡；契丹之送死于女直，女直之舆尸于蒙古，皆是也。宋之不亡，其能几乎？人言和而我言战，义足以相胜，名足以相压。而强敌窥见其无成谋，则气益振；异己者坐待其无成绩，而互相摇；天下亦共望其有成功，而终不可得。史浩曰：“一失之后，恐陛下不得复望中原。”未必非深识之言也。孝宗在位二十七年，德远虽没，未尝不可有嗣以图功者，惜哉其一仆而终不能兴矣。情愈迫者，从事愈舒；志愈专者，咨谋愈广；名愈正者，愈尽其实；断愈坚者，愈周其虑。大有为之君相，务此而已矣。

二孝宗奉养德寿宫，极爱敬之忱，俾高宗安老以终寿考，三代以下，帝王事其亲者之所未有，为人后者为之子，道无以尚矣。夷考嗣立以后，多历年所，大典数行，徒于所生父母未闻有加崇之举。奉大义，尊正统，抑私恩，矫定陶、濮邸之失，其可为后世法乎？

夫议道以垂大法、正大经者，固未可一概论也。礼曰：“为人后者，为所生父母服期。”统之曰所生父母，则于所后者之族属，虽功缌以降，迄于服绝之远支而皆期也。名之曰父母，则尊之曰皇、曰帝，立庙以闲所后者之祖考，固不可也。而竟没其父母之实，夷之所疏远之族人，抑不可也。光武之于南顿，无所加尊，而不失其亲亲之报，情伸而义无不正，奚不可哉？然而礼以义起，而求遂其心之所安，非一概之论可执也。则孝宗于此，未可以英宗之例例之矣。其于秀王偁无追崇之典，可无遗憾也。

王圭之谏英宗曰：“陛下富有四海，传之子孙，谁所贻而忍忘之？”鄙哉！其为小人之言也。仁宗以崇高富贵贻之己，而为父母；濮王无崇高富贵贻之己，而即非父母；然则利之所在，父母归之，而人理绝矣。而孝宗则异是。太祖之得天下虽幸也，而平西蜀，定两粤，下江南，距北狄，偃戈息民，布宽政，兴文治，以垂统于后，固将夷汉、唐而上之。其曰传长君以靖篡夺，法虽未善，而为计亦长。乃德昭不能保其躯命，其子以团练使降为疏属，是宋未亡；而太祖之亡久矣。幽明交恫者于兹六世，为其子孙者，弗能兴起，而聊长其子孙，是亦不容已于仁孝之心也。然则自秀王偁以上至于德昭，含不敢言之恤，以徯后之兴者，九原当无异心。高宗嗣子虽夭，徽宗八子虽绝，而自真宗以下，族属不乏贤者。乃创义以兴复之，而归神器于德昭之裔。是高宗者，非徒允为孝宗之父，实为太祖之云孙者也。秀王悦服，而愿以子孙为其子孙，情之至，即理之公矣。孝宗壹尽其忱，以致孝于高宗，即以追孝于太祖，则无所推崇于秀王也，庸何伤？

知此者，然后可以通天下之变，斟酌典礼而无所遗憾于人心。不然，执一概之说，坚持一理以与天下争，则有隙以授邪说之歧，而为所屈服。故张璁、桂萼相反相激而极乎泛滥。故曰“唯忠信可以行礼”。谓尽己以精义，循物而无违其分也。研诸虑，悦诸心，准诸道，称诸时，化而裁之存乎变；而及其得也，终合于古人之尺度，而无铢絫之差。夫古人之尺度，固非执一概之说所可取合也，久矣。

今且有说于此：藩王之子，入为天子之嗣，迨及践阼，王犹未薨，若仅高官大爵，称为伯叔，则天子之制臣诸父，将使三朝拜表，北面称臣，如咸丘蒙之说，而岂人子之所忍为乎？故执一概之说，未有不穷者也。诚使有此，而当国大臣，早为之虑，所不容事至周章而群起以争得失矣。则唯有一道焉，可以少安，而讲之不容不豫也。以先皇之遗诏，册王之次子嗣爵，以守侯度，而迎王入养于宫中，谢老安居，无所与闻，以终其寿[考]，其薨也，葬以王，祭以天子，天子废绝期之制，而行期服于宫中，以是为恩义两全之大略，变而能通，心得而道可无违，其庶几乎！虽然，准诸大义，顺乎人子之心，犹未可以此为不易之经也。自非若孝宗之上缵太祖者，有父在，固不当贪大宝而出继天子也。

三人才之摧抑已极，则天下无才；流及于百年之余，非逢变革，未有能兴者也。故邪臣之恶，莫大于设刑网以摧士气，国乃渐积以亡。迨其后，摧折者之骨已朽矣，毛击钳网之风亦渐不行矣，后起者出而任当世之事，宜可尽出其才，建扶危定倾之休烈；而熏灼之气挫其初志，逼侧之形囿其见闻，则志淫者情为之靡，而怀贞者德亦已孤。情靡者相沿而滥，德孤者别立一不可辱之崖宇，退处以保其贞；于是而先正光昭俊伟之遗风，终不可复。如是者，其弊有三，要以无裨于国者均也。

其下，目之所睹，耳之所闻，皆见夫世之不可抗志以相撄也，而求一深渊之区宇，以利其游泳。正与邪迭相往复，无定势矣。而正胜邪，小人之蒙谴也浅；邪胜正，君子之受祸也深。则趋彼避此，以徼所行之利，虽有才可试，亦乐用之于诡随，而奚有于国事之平陂？

其次，其志亦怀贞而不欲托足于邪途矣。以为士自有安身利用之术，进不贻君子之讥，退不逢小人之怒，可以处闲散，可以试州郡，可以履台端，可以位宰执。不导淫以蛊上，不生事以疲民，不排击以害忠良，不气矜以激水火。无必进之情，而进之也不辞；无必退之心，而退之也不吝。故当世习与相安，而获吉人之誉。如是，则才有所不尽效，而抑不求助于才以自辅。其究也，浸染以成风尚而不可问矣，始以容容，终以靡靡矣。

又其上，则固允矣为秉正之君子矣。观其所志与其所为，天下之所想望，后世之所推崇，伊、傅之德业，舍此而不能与焉。故一时有志之士，乐就之以立风轨。然而终不能者，则惟德之孤也。天下无能与其德者，而德孤矣；视天下无能与其德者，因举天下置之德外，而德愈孤矣。其好善也笃，而立善之涂已隘；其恶恶也严，而摘恶于隐已苛。以义正名，名正而忘求其实；以言卫道，言长而益启其争。以视先正含弘广大之道，默以持之如渊涵，慎以断之如岳立，操扶阳抑阴之权，密用而奸邪自敛；受智名勇功之集，挹取而左右皆宜；其意似不欲然也，而考其所成，则固不能然也。欲托以伊、周耆定之元功而未逮，即以洁韩琦、李沆定国是、济危疑之大猷，而亦有所未遑及此者。使当休明之世，无奸邪之余威以激其坚忍，无诡随之积习以触其恶怒，无异端之竞起以劳其琐辩，无庸懦之波流以待其气矜，则道以相挟而盛，业以相赞而成，其所就者岂但此哉？故摧抑人才者，虽不受其摧抑，而终为摧抑，害乃弥亘百年而不息。故曰邪臣之恶，莫有大于此者也。

宋自王安石倡舜殛四凶之说以动神宗。及执大政，广设祠禄，用排异己，其党因之搏击无已。迄于蔡京秉国，勒石题名，锢及子孙，而天下之士，有可用者，无不入于罪罟。延及靖康，女直长驱以入，二帝就俘，呼号出郭。而宋齐愈、洪刍之流，非无才慧，亦有时名，或谈笑而书逆臣之名，或挟虏以乱宫嫔之列。于是时也，虽有愤耻自强之主，亦无如此痿痹不仁者之充塞何矣！高宗越在江表，士气未复，秦桧复起而重摧之，赵、张、胡、李几不保其死，群情震慑，靡所适从，奸慝相沿，取天下之士气抑之割之者且将百年矣。士生而闻其声，长而见其形，泛泛者如彼以相摇荡也，岌岌者如此以相惊叹也，则求其扩心振气以夐出而规天下于方寸，庸讵能乎？

故孝宗立，奋志有为，而四顾以求人，远邪佞，隆恩礼，慎选而笃信之，乃其所得者，大概可睹矣。陈康伯、叶颙、陈俊卿、虞允文，皆不可谓非一时之选也。内不失身，上不误国，兴可兴之利而民亦不伤，辨可辨之奸而主亦不惑。会君之不迷，幸敌之不竞，而国以小康。至若周必大、王十朋、范成大、杨万里之流，亦铮铮表见，则抑文雅雍容，足以缘饰治平而止。洁之往代，其于王茂弘、谢安石、李长源、陆敬舆匡济之弘才，固莫窥其津涘。即以视郗鉴之方严，谢弘微之雅量，崔祐甫之清执，杜黄裳之通识，亦未可与相项背也。下此，则叶适、辛弃疾之以才自命，有虚愿而无定情，愈不足言矣。

推而上之，朱元晦、张敬夫、刘共父三君子者，岂非旷代不易见之大贤哉？乃惩奸邪之已淫，故崖宇必崇，而器使之途或隘；鉴风波之无定，故洁身念切，而任重之志不坚。正报仇复宇之名，时固本自强之道，亦规恢之所及，而言论之徒长，其洗心藏密之神武，若有不敢轻试者焉。呜呼！能不为乱世所荧，而独立不闷；然且终为乱世之余风所窘，而体道未弘。德之孤，宋之积渐以乱德者孤之也。不得不孤，而终不能不自孤其德，则天下更奚望焉？即使孝宗三熏三沐，进三君子于百僚之上，亦不敢必其定命之訏谟，廓清九有也。藉其摧抑之不深也，则岂但三君子之足任大猷哉？凡当日之能奉身事主而寡过者，皆已豫求尊俎折冲之大用，以蕲免斯民于左衽。惟染以熏心之厉，因其憩玩之谋，日削月衰，坐待万古之中原沦于异族。追厥祸本，王安石妒才自用之恶，均于率兽食人；非但变法乱纪，虐当世之生民已也。

诗曰：“周王寿考，遐不作人。”如鸢之戾于天也，鱼之跃于渊也，各自得也。寿考作人，延及遐远。故周之衰也，鲁、卫多君子之器，齐有天下之才，乃以维中夏，攘四夷，延文、武之泽于不坠。世胄之子，不染患失之风；崛起之英，不抱孤危之恤。沉潜而能刚克，不荏苒以忘忧；强毅而能弘通，不孤清以违众。言可昌，而不表暴于外以(浅)[泄]其藏；节可亢，而不过于绝物以废其用，后世可无传书，天地且从其志气。作人者之用大矣！不知出此，而持申、商之法，以解散天下之心而挫其气。嚣然曰“天下无才也”，然后天下果不能有才也。斯可为痛哭者也！

四乾道元年，和议再成，宋与女直无兵革之争者四十年。论者谓二主皆以仁恕宅心，而天下咸被其泽。呜呼！此偷安之士，难与虑始之民，乐怀利以罢三军，而不恤无穷之祸。流俗之言一倡，而天下交和，夫孰能听之哉？宋之决于和，非孝宗之心也。孝宗嗣立以来，宴寝不忘者兴复之举，岂忍以割地终之。完颜雍雄心虽戢，然抑岂有厌足之欲，顾江左而不垂涎者。故和者皆其所不得已，而姑以息民为名。贸贸者从而信之，交起而誉之，不亦愚乎？宋与女直，相枕而亡，其几兆于此矣。

宋自秦桧持权，摧折忠勇，其仅免于死亡者，循墙而走，不敢有所激扬，以徯国家他日干城之用。诸帅老死，而充将领者，皆循文法、避指摘之庸材。其士卒，则甲断矛挠，逍遥坐食，抱子以嬉，视荷戈守垒之劳，如汤火之不可赴。其士大夫，则口虽竞而心疲，心虽愤而气苶；不肖者耽一日之娱嬉，贤者惜生平之进止；苟求无过，即自矜君子之徒，谈及封疆，且视为前生之梦。如是，则孝宗虽踸踔以兴，疾呼心亟，固无如此充耳无闻者何也！故苻离小衅，本无大损于国威，而生事劳民之怨谤已喧嚣而起。及其稍正敌礼，略减岁币，下即以此献谀，上亦不容不以自安；无可柰何，而委之于命，而一仆不能再起，奄奄衰息，无复生人之气矣。

女直之初起也，以海上之孤军，跳梁而不可御，骎骎而有中夏者，恃其力之强也。以力立国者，兴衰视乎其力。至完颜亮之时，枭雄之将，敢死之兵，或老或死，而存者仅矣。逆亮又以猜忌之威，虔刘其部曲，牵率以南犯者，皆疲弱离心之下驷也。故采石问渡，虞允文以不教之兵折之而有余。完颜雍虽为众所推，实篡弑也。乘机委顺，徇众志以藏身，而幸保其富贵；夫岂能秉钺一麾，操生死以制人，使冒白刃以驰荡乎天下者？众胥曰：逆亮之毒我，而藉尔以图安也。雍亦曰：吾亦惩亮之佳兵而安尔也。遑问江左乎？且以海滨穴处之众，浮寄于中华，衣锦含甘，笙歌燕婉，荡其犊雏之心。雍方四顾彷徨，无可托以骋雄心而窥江海。则延首以待王之望之来，与宋共谋姑息，无可柰何之情，犹之宋也。讲敌国之礼，得四州之地，为幸多矣，而抑又何求！

是则宋之为宋，一女直也；女直之为女直，一宋也。相效以趋于销铄，何贤乎？而岂果有不忍斯民之情，使脱干戈以安衽席乎？君为之名曰：“吾以息民也。”下之贡谀者佥曰：“息民者，大君之仁也。”贸贸之民，偷旦夕之安，争效其顺曰：“吾君与当国者之能息我也。”汝欲息，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窥之。一息之余，波流日靡，大不可息之祸，亘百余年而不息，自其所必致者，奚待祸之已烈而始知哉？乃害已烈，而论者犹不知其兆先于此矣，则甚矣古今之积惑，不可瘳也。故曰：“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。”安而忘战，其危可必；况在危而以忘战为安乎？

女直则去其故穴，尽部落以栖苴于客土，耽卤获之乐，解骄悍之气，据广斥之中原，无江、淮之米粟，其危也如彼。宋则冀、代之士马不存，河山之险阻已失，抚文弱之江东，居海陬之绝地，其危也又如此。危之不惩，亡将何恃？系之苞桑，犹恐不固，而系之春华浮艳之卉草，奚待有识而后为之寒心邪？以既衰之女直，而宋且无如之何，则强于女直者，愈可知矣。以积弱之宋，而女直无如之何，则苟非女直，固将能如之何也。女直一倾，而宋随以溃，奇渥温氏谈笑而睥睨之，俟其羽翮之成而已。羽翮成而复能以旦夕延哉？

使宋能深入以伐女直，则威伸于北方，而踵起者亦有惧心。宋不能大逞志于女直，而女直之兵不解，则女直日习于战，而不自弛其备。即使女直能窥宋而犯江、淮，宋亦知警而谋自壮之略，尚不至蒙古之师一临，而疾入于海以亡。故兀术之南侵亟，而岳、韩、刘、吴之军日增其壮。迫之者，激之成也。拓拔氏通好于齐、梁，宴坐雒阳，缘饰文雅，而六镇寇起，元氏之族以赤。骄之者，陷之溺也。乍然一息，而国既危，民且终不保其生。此有通识者之洞观，非流俗之所得与知也。

　　一孝宗急传位于其子，何为者也？春秋方盛，国步未康，廷无心膂之臣，子有愚蒙之质，而遽以天下委之，诚不知其何为者也。以谓高宗崩，哀慕切，欲执三年之丧，谢绝庶政，日奉几筵，曾是以为孝，非其饰辞，则愚甚矣。古之宅忧于谅阴者，总百官以听冢宰，六官之常职无与闻耳。至于宗社安危，生民生死，大臣进退之大政，则天子固居大位，操大权，而不敢以先君之付畀委之人，而孤致其哭踊。且所听之宰，抑必绰有余裕于负荷之亲臣。夫岂不欲专致其哀哉？尽道以尽孝，初不相为妨也。况乎高宗之恩，均于生我者，唯其以天下授己也。则所以慰高宗于冥漠者，亦唯以社稷有主，为精爽之所凭依。则孝宗之视天下也，如视高宗，亦殚心竭力以奠安天下，而以报高宗者至矣。若夫几筵之侍，必躬必亲，则但不息心以燕处，不分志于声色，罢昏祭之吉礼，停庆赏之覃恩，正自有余日余力以伸馈奠。奚必塞耳闭目，一不与物相接，而后可终丧纪哉？故以为哀之至而不能复居天位者，吾未之能信也。

夫身未耄倦，而遽传位于子，以自处于一人之上，于古未之前闻，始之者赵主父，继之拓拔弘而已矣。斯皆蔑礼败度，以亵大位者也。若高宗之内禅也，则又有说：己未有嗣，而孝宗以久废之宗支，七世之疏属，拔之于幼冲，膺元良之休命。高宗年垂六十，内禅时五十有七。为三代以后人君之所希有，国无可顾命之宗臣，一旦危病至而奸邪乘之，不容不早防其变。且于时女直寒盟，兵争复起，衰年益馁，抑无以支不固之封疆。知孝宗之可与有为也，用其方新之气，以振久弛之人情，则及身之存，授以神器，亦道之权而不失其中也。自非然者，天子者既至尊而无尚矣，积累而上之，又有人焉，以俯而相临；则天位不尊，而事权相错，持两端者得起而售其奸矣。亦唯孝宗之犹堪负荷也，故高宗得优游于琴书花鸟之侧，而国事一无所问。则两宫之欢，无有从中闲之。非此，而理乱安危不能尽释诸怀抱，小有箴砭，遂授宵人以离闲之隙。基累者必倾，栋隆者且挠，大耋之嗟，焚如之咎，必不能保其终矣。又况光宗者，愚顽之声音笑貌，千载而下，犹可想见其情形，抑非有杨广之奸，可矫饰以欺其君父，则其不可以高宗之付己者付光宗，灼然易见。而何造次之顷，遽委神器于浮沉邪？

与子之法，定于适长，诚大常之经矣。然而汉武舍燕王旦而立昭帝，光武舍东海王强而立明帝，卒以允臧。则变而能通，未为失也。晋武帝拒卫瓘之谏以立惠帝，贾氏之恶以宣；唐太宗徇长孙之请以立高宗，武氏之祸以烈。则守而不变，未为得也。夫光宗之视晋惠，差辨菽麦耳，其于唐高，犹在层累之下也。孝宗即守成宪，而不以意废置乎？则辅以正人，导以正学，惩其宵小，饬其宫闱，迨及弥留之际，简德望之大臣，受顾命而总百揆；即有雷允恭、任守忠之内蛊，无难施窜殛之刑；光宗虽闇，亦何至灭绝天彝，贻宗社以阽危之势哉？教之无方也，辅之无人也，俟之不待其时也，昏懦之习不察也，悍妻之煽无闻也。俄而使参国政矣，俄而使即大位矣。己已处于贵而无位、高而无民之地，乃恶李氏而有废之之语，嚅嗫于闲宫，以激其悖逆，岂非教不肖者以冥行乎？菀结而不永其天年，亦自贻之矣。

高宗经营密勿者数十年，裁之以道，审之以宜，举以授之于己；己乃无所图维，急遽以授不肖之子，而坐视其败；孝宗之于孝也，抑末矣。汶汶无择，与其在位之用人行政，殊不相肖。繇今思之，诚不测其何心？意者嗣位之初，锐意有为，而功堕不就，故不欲居此位也已久；特以高宗在，而不容释，甫在苫次，迫欲脱屣，愤耻之余，激为卤莽。诚然，则亦悁悁悻悻，非君子之度矣。在位二十七年，民心未失，国是未乱，自可保遗绪以俟后人之兴。功不自我成，而能得守所付畀者，即其功也。亦何用此卞躁为也！

二朱子知潭州，请行经界法，有诏从之。其为法也，均平详审，宜可以行之天下而皆准，而卒不能行。至贾似道乃窃其说以病民，宋繇是亡，而法终沮废。然则言之善者，非行之善，固如斯乎！盖尝探其原而论之，天下之理，思而可得也；思而不得，学焉而愈可得也。而有非思与学之所能得者，则治地之政是已。

今试取一法而思之，无形而可使有形，无迹而可使有迹，张之使大，研之使密，委曲经营，即若有可绘可刊之图，了然于心目，如是者自信以为至矣。乃更端思之，又有一成型者，亦未尝不至也。则执其一以概见于施行，其不尽然者必多；而执其信诸心者坚，人固弗能辨也。故思者，利与害之交集也，故曰“殆”也。无已，其学乎！所学者，古之人屡言之矣。古人之所言者，亦既有行之者矣。然而言者非行也。古人之行，非我之行也；我之行，非天下之所行也。五味无定适，五色无定文，五音无定和。律吕在，而师旷之调，师延之靡也。规矩在，而公输之巧，拙工之挠也。古之人教我以极深研几之学，而我浅尝而躁用之，举天下万民之情，皆以名相笼而驱入其中，故曰“罔”也。

所以然者，何也？天下之思而可得、学而可知者，理也；思而不能得、学而不能知者，物也。今夫[物]名(利)则有涯矣，数则有量矣。乃若其实，则皆有类焉，类之中又有类焉，博而极之，尽巧历之终身而不能悉举。大木之叶，其数亿万，求一相肖而无毫发之差者无有也，而名恶足以限之？必有变焉，变之余又有变焉，流而览之，一日夜之闲，而不如其故。晴雨之候，二端而止，拟一必然而无意外之差者无有也，而数恶足以期之？夫物则各有情矣。情者，实也。故曰：“先王以人情为田。”人情者，非一人之思所能皆虑，非古人之可刻画今人而使不出于其域者也。乃极其所思，守其所学，以为天下之不越乎此，求其推行而准焉，不亦难乎！

今夫经界，何为者邪？以为清口分之相侵越者乎？则民自有其经界矣，而奚待于上？先世之所遗，乡邻之所识，方耕而各有其埒，方获而各计其获，岁岁相承，而恶乎乱？若其积渐匿侵，自不能理，乡邻不能诘；则以南北殊方、乍来相莅之文吏，唯辞是听，睹此山川相缪之广甸，亦恶能以一日之聪明，折群疑于不言之块土乎？徒益其争，而狱讼日繁，智者不为也。

以为辨赋役之相诡射者乎？诡射者，人也，非地也。民即甚奸，不能没其地而使之无形。而地之有等，等之以三，等之以九，亦至粗之率耳。实则十百其等而不可殚。今且画地以责赋，豪民自可诡于界之有经，而图其逸；贫民乃以困于所经之界，而莫避其劳。如之何执一推排之法而可使均邪？故均者，有不均也。以不均均，而民更无所愬矣。

以为自此而可限民之田，使豪强之无兼并乎？此尤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，瘠者不能受之以肥，而肥者毙矣。兼并者，非豪民之能钳束贫民而强夺之也。赋重而无等，役烦而无艺，有司之威，不可向迩，吏胥之奸，不可致诘。于是均一赋也，豪民输之而轻，弱民输之而重；均一役也，豪民应之而易，弱民应之而难。于是豪民无所畏于多有田，而利有余；弱民苦于仅有之田，而害不能去。有司之鞭笞，吏胥之挫辱，迫于焚溺，自乐输其田于豪民，而若代为之受病；虽有经界，不能域之也。夫岂必陻其沟洫，夷其隧埒，而后畸有所归哉？诚使减赋而轻之，节役而逸之，禁长吏之淫刑，惩猾胥里蠹之恫喝，则贫富代谢之不常，而无苦于有田之民。则兼并者无可乘以恣其无厌之欲，人可有田，而田自均矣。若其不然，恃一旦之峻法，夺彼与此而不恤其安，疲懦之民，且匿走空山而不愿受。无已，则假立疆畛，而兼并者自若，徒资姗笑而已。若夫后世为经界之说者，则以搜剔民之隐田而尽赋之，于是逐亩推求，而无尺寸之土不隶于县官。呜呼！是岂仁人君子所忍言乎？

三代之制，有田有莱，莱者非果莱也。有一易，有再易，易者非果易也。留其有余以劝勤者，使竭力以耕，尽地利而无忧赋税耳。今彼此相推，而情形尽见，块泥(珠)[株]粟，无能脱也，夫是之谓箕敛也，奚辞哉？夫田为奸隐不入赋额者，诚有之矣。婢妾臼灶之奸，不足为富人病也，况仁君之抚四海者乎？抑有地本硗确，而勤民以有余之力，强加水耕火耨之功，幸岁之穰而薄收者；亦有溪江洲渚，乍涌为邱，危岸穹崖，将倾未圮，目前之鳞次相仍，他日之沈坍不保者；亦有昔属一家，今分异主，割留横亘于山隈水曲而不可分疆埸者；若此之类，难以更仆而数。必欲执一画定之沟封，使一步之土必有所归，以悉索而征及毫末，李悝之尽地力，用此术也。为君子儒，以仁义赞人君之德政，其忍之乎？是则经界之弊，必流为贾似道之殃民。仁邪？暴邪？问之天下，问之万世，必有审此者矣。

夫原本周官，因仍孟子，不可谓非学也。规画形势，备尽委曲，不可谓未思也。乃抑思商、周之天下，其于今者何如哉？侯国之境土，提封止于万井；王畿之乡遂，采邑分授公卿。长民之吏，自酂鄙之师至于乡大夫，皆百里以内耳目相习土著之士。为利为病，周知无余，因仍故址，小有补葺而已定。今则四海一王，九州殊壤，穷山纾曲，广野浩漫。天子无巡省之行，司农总无涯之计，郡邑之长，迁徙无恒。乃欲悬一式以驱民必从，贤智者力必不任，昏暴者幸以图成。在天，则南北寒燠之异候；在地，则肥瘠高下之异质；在百谷，则疏数稚壮之异种；在疆界，则陂陀欹整之异形；在人民，则强弱勤惰之异质；在民情，则愿朴诡谲之异情。此之所谓利者，于彼为病；此之所欲革者，彼之所因。固有见为甚利，而民视之如荼棘；见为甚害，而民安之如衽席。学不可知也，思不可得也。言之娓娓，行之汲汲，执之愈坚，所伤愈大。以是为仁，其蔽也愚，而害且无穷，久矣！

故善治地者，因其地而治之。一乡之善政，不可以行之一邑；一邑之善政，不可以行之一州；一州之善政，不可以行之四海。约略其凡，无所大损于民，而天下固已大均矣。均之者，非齐之也。设政以驱之齐，民固不齐矣。则必刑以继之，而后可齐也。政有成型，而刑必滥，申、商之所以为天下贼，唯此而已矣。若夫匹夫以锱铢之利，设诈以逃唯正之供，则唯王者必世后仁之余，自输忱以献，岂元后父母所宜与争论也哉？以君子竞小人之智，以王章察聚敛之谋，以鸡鸣梦觉所虚揣之情形，以闭户读书所乍窥之经史，束四海兆民而入于图缋之中。言之诚是也，行则非所敢也。虽然，亡虑也。言此者，未有能行之者也。

三君拒谏以宣欲，臣嫉贤而献谀，其于正谏之士，名之曰“沽名”。夫亦念名之所自生乎？名者，义之所显也，天下后世公是公非之衡也。有名可沽，则名在谏者矣。自处于不可名之慝，而以名授谏者，使可沽焉，其为无道之尤也，奚辞？故沽名者，使人君知有名而不可干者也。君非无名，而沽者无可沽矣。

虽然，人臣以此事君，而国又奚赖哉？君有巨慝，大臣任之；大臣不能言，而后谏臣任之；谏臣不能言，而后群工下至士民，皆可奋起而言之。若夫群然竞起，合大小臣民言之恐后，则首其议者，盖亦诚出于不容已。而相踵相附，未问从违，喧争不已，则其闲以沽名故喋喋相仍者，十有八九矣。于是而激庸主奸臣以不相下，言者且竞以削斥为荣，空国以去，置宗社于奸邪之掌，徒自奖曰：吾忠而获罪之正人也。则沽名之咎又奚逭邪？且夫君之过，不至于戕天彝，绝人望，犹可浣濯于他日，则相激不下，失犹小也。若夫天伦之叙斁，人禽之界，存于一线，一陷于恶，而终无可逸；是岂可雷同相竞，使处于无可解免之地者哉？

子之事其亲也，仁之发也，即义之恒也。然岂以为义在当孝而始孝乎？其不孝者，固非谓宜于不孝而孝非义也。故称说孝道于孝子之前者，皆无当于孝子之心；称说孝道于不孝之前者，亦无能动不孝之心。无他，可言者，义之当然，而恻怛内动，絪缊不解之忱，固非言之所能及。其或利欲荧之，妇人宵小闲之，夺其心以背其初志，皆藏于隐微，非可以言言者也。故舜之孝也至矣，蔑以尚矣。而其以人伦授契教民者，曰“敬敷五教，在宽”。上不可以法绳其下，优而游之，乘罅而导之，去其荧之闲之者，以使自显其初心。则知悔者，若吾训以渐启仁爱之天怀；怙恶者，抑不相激以成人伦之大变。宽之用，大矣哉！而能以此导人主以全恩，李长源而外，难其人矣。长源始用之肃宗，继用之德宗，皆以父处子者也。涕泗长言，密移其情于坐论而不泄，独任其调停之责，而不待助于群言。其转移人主之积(怨)[忿]，犹掇轻羽也。乃至于肃宗事父之逆，独结舌而不言，夫岂忘其为巨慝而吝于规正哉？力不与张良娣、李辅国争，则言且不听，而激成乎不测之衅；则弗如姑与含容，犹使不孝者有所惜，而消不轨之心。长源之志苦矣，而唐亦苟安矣。

呜呼！人君之忍绝其心，公为不孝以对天下而无怍者，唯光宗独耳。岂光宗者，旷古弥今、人貌禽心之无偶者乎？于是而留正之咎，不能逃矣。叩阍牵衣，百僚庶士之喧争，无与弭之，而委大臣之责以倒授之。乃使宁宗之立不正，韩侂胄之奸得逞，毒流士类，祸贻边疆，其害岂浅鲜哉？盖哄然群起而争者，皆有名心，非能以推己之孝成尽己之忠者也。正之所自处者，谏不从则去而已。去者，名之所归也。君益彰其不孝之名，而己得洁身之名以去。天理民彝，争存亡于一闲，而心膂大臣，忍以覆载不容之名归之君父乎？若以去言，则光宗之不足相与为荃宰，灼然易见者也。知不可相，而不去之于早；其去也，又且行且止，反覆于郊关，以摇众志；举动之轻，适足资奸邪之笑，久矣。

夫光宗之恶，非若刘劭之凶威不可向迩者也，悍妇宵人，噂沓而成否塞。正为大臣，上被孝宗之知遇，内有两宫太后之倚任，诚能忘生死以卫社稷，而救人伦之斁绝，夫不有雷允恭、任守忠之家法乎？杨舜卿、陈源抑非有李辅国、鱼朝恩拥兵怙党之威，得两宫片纸，窜逐在须臾之闲尔。而正不能。如其不能，则留身密语，涕泣以道之，从容以引之，讳其大恶于外，而俾有可自新之路，李氏虽悍，而光宗易位，不能从中以起，则固未尝不可衔勒使驯者。而正又不能。如其不能，则姑已。唐肃之逆，猜嫌之甚，南内一迁，几有主父之危，而朝廷不为惊扰，国方乱而不害其固存。当是时也，强敌无压境之危，宗室无窥觎之衅，大臣无逼篡之谋，草泽无弄兵之变，静正之朝野，自可蒙安于无事。正乃无故周章，舍大臣之职，分其责于百僚，招引新进喜言之士，下逮太学高谈之子，一鸣百和，呼天吁地，以与昏主妒后争口舌之短长。不胜，则相率而奔，如烈火之焚身，须臾不缓，此何为者哉？昏悖之主固将曰：“吾不孝之名，大臣已加我矣，群臣已加我矣，海内士民莫不加我矣，无可谢于后世矣！即以身试危机，就两宫而见幽废，人且曰非吾之能事吾亲也；举国之人，以大义束我，而使修寝门之节、倚庐之文也。恶不可浣，而恶用浣为？彼分崩而去者，自少味而反，奚所恤而不任吾之高卧哉？”于斯时也，张皇失据者，若有大祸之在旦夕，而不知其固无妨也。疑愈深，人心愈震，而后易位之策突起，以诧再造之功。揆其所繇，非正使然而孰使然乎？

人而与人争名，名得而实已亏矣；大臣而与君争名，名在己而害在国矣。况君子而与至不肖之人争名，争其所不待争，而徒启其争，为愈陋乎？一谏一去，又恶足以增益留正君子之名哉？故以正为宗社计，非也；宗社尚未有危，危之者，正之倡众以去国也。以正为大伦计，尤非也；光宗之不孝，光宗自致之，正莫能救之，宁宗之不孝，背父以立，则正实使之然也。且使盈廷呼号奔散之后，光宗惧而就苫次以执丧，其于不孝之名，十不能减其一二，不孝之实，百不能救其毫末。正乃引以自居曰：“此吾帅众以争之力也。”则谓之曰“沽名”，亦非求全之毁矣。

奚以知大臣之能尽其道哉？不倚谏臣以兴雷同之议，则体国之诚至矣。奚以知谏臣之能尽其职哉？不引群臣士庶以兴沸腾之口，则直道之行伸矣。若留正诸人者，任气以趋名，气盈而易竭；有权而不执，有几而不审；进退无恒，而召物之轻；生死累怀，而不任其害。宜乎其为庸主、悍后、奄人所目笑，而不恤其去留者也。

　　一赵忠定不行定策之赏，致韩侂胄、赵彦逾之怨，窜死湖、湘，国乃危乱。或谓金日磾不受拥立之封，丙吉不言护养之劳，此君子之高致，不宜以望小人，薄酬以厌二竖之欲，国庶以靖。呜呼！是岂足以知忠定之心哉？忠定之言曰：“身为贵戚之卿，侂胄为椒房之戚，宣劳于国，不宜膺赏。”此其可以言言者也。乃若中心内蕴，有必不可以策功赏者，则不可以言言者也。

光宗虽云内禅，其实废也。宁宗背其生父，正其不孝之罪；而急夺其位，且以扶立者为有大勋劳而报之，天理民彝，其尚有毫发之存焉者乎？宁宗以是感侂胄而重任之，加以不赀之荣宠。人知光宗之不孝，而不知宁宗之不孝，尤倍于光宗。忠定其忍以此自待，忍以此待其君乎？宁宗之立，忠定处于不得已之势，无可曲全，而行非常之事。揆其所自，非事势之必然，留正为之耳。于斯时也，廷臣空国而逃，太学卷堂而噪，都人失志而惊。乃亦何尝至此哉？光宗绝父子之恩，诚不足以为人君，而以视唐玄武之戈，南宫之锢，犹为末减。以害言之，唐且无宗社之忧，而况于宋。方其时，外戚无吕、武之谋，支庶无七国、八王之衅；李氏虽逆，而无外援；杨舜卿、陈源虽奸，而无兵柄。徒以举国张皇，遂若有不能终日之势，迫忠定以计出于此，而忠定之心滋戚矣。

所冀者，宁宗而有人之心邪？婉顺以事父母，而消其嫌隙；抱愧以临臣民，而勤于补过；涂饰以盖君父之愆，隆恩以报孝宗之德。则宁宗可无疚于天人，忠定亦自安其夙夜。此之不务，施施然佩扳己者以为德，奖废父者以为功，若夺拱璧于盗贼之手，而勒其勋劳于旗常以告天下。则忠定之生，不如其窜死，宋室之安，不如其濒危矣。何也？无君有君，而父子之伦必不可灭也。桀无道而汤代以兴，犹曰惭德。父为桀，子为汤，为之臣者，居割正之功以徼荣利，是可无惭，则其违禽兽奚远哉！褚渊、沈约之所不敢为，而为君子者忍之邪？夫忠定不欲以禽兽自处，不敢以禽兽处君，且不忍以禽兽处同事之劳人，厚之至也。顾不能以此言告人者，一出诸口，而宁宗即无以自容也。故曰心滋戚矣。

然则忠定之为相者，何也？曰：相非赏功之官也。忠定既决策造非常之举，扶危救弊，唯其任而不可辞也。光宗无释位之心，李后有骄横之力，嗣主童昏，奸回充塞，弗获已而引大任于躬，生死之不谋而又何多让焉！舍忠定而他求，为耆旧者则留正尔。时艰则逃之江上，事定则复立廷端，其不足以规正宫闱、詟服群小也，久矣。正而可任也，亦何至倒行逆施以致有今日哉？其复起也，聊以备员而已矣。然则其朱子乎！忠定则已急引而晋之，与共图宗社矣。资序未及而进以渐，其常也，贤者之所可受也。拔之于俦伍，跻之于上位，唯英主之独断，非大臣之自我而专之，抑贤者所必不受也。升居馆阁，以俟嗣己而兴，则亦唯己既相，而后志可伸也。利有所不徼，害有所不恤，嫌有所不避，怨有所不辞，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，何足以议忠定哉！

二小人蛊君以害善类，所患无辞，而为之名曰“朋党”，则以钳网天下而有余。汉、唐以降，人亡邦瘁，皆此之繇也。而宋之季世，则尤有异焉，更名之曰“道学”。道学者，非恶声也。揭以为名，不足以为罪。乃知其不类之甚，而又为之名曰“伪学”。言伪者，非其本心也。其同类之相语以相诮者，固曰道学，不言伪也。以道学为名而杀士，刘德秀、京镗、何澹、胡纮等成之，韩侂胄尸之，而实不自此始也。高宗之世，已有请禁程氏学者。迨及孝宗，谢廓然以程氏与王安石并论，请禁以其说取士。自是而后，浸淫以及于侂胄，乃加以削夺窜殛之法。盖数十年蕴隆必泄之毒，非德秀等突起而遽能然也。

夫人各有心，不相为谋。诸君子无伤于物，而举国之狂狺如此。波流所届，乃至近世，江陵踵其戾气，奄党袭其炎威也，又如此。察其所以蛊惑天下而售其恶者，非强辨有力者莫能也。则为之倡者谁邪？揆厥所繇，而苏轼兄弟之恶，恶于向魋久矣。

君子之学，其为道也，律己虽严，不无利用安身之益；莅物虽正，自有和平温厚之休。小人之倾妒，亦但求异于国事之从违，而无与于退居之诵说。亦何至标以为名，惑君臣朝野而共相排摈哉？盖君子之以正人心、端风尚，有所必不为者。淫声冶色之必远也，苞苴贿赂之必拒也，剧饮狂歌之必绝也，诙谐调笑之必不屑也，六博投琼、流连昼夜之必不容也，缁黄游客、嬉谈面谀之必不受也。凡此者，皆不肖者所耽，而求以自恣者也。徒以一厕士流，而名义相束，君子又从而饬之，苟逾其闲，则进不能获令誉于当官，退抑不能以先生长者自居于士类。狂心思逞，不敢自遂，引领而望曰：谁能解我之桎梏，以两得于显名厚实之通轨哉？而轼兄弟乘此以兴矣。

自其父洵以小有才而游丹铅之垒，弋韩愈之章程，即曰吾韩愈也；窃孟子之枝叶，即曰吾孟子也。轼兄弟益之以氾记之博，饰之以巧慧之才，浮游于六艺，沉湎于异端，倡为之说曰：“率吾性，即道也；任吾情，即性也。”引秦观、李廌无行之少年为之羽翼，杂浮屠黄冠近似之卮言为之谈助；左妖童，右游妓，猖狂于花月之下。而测大易之旨，掠论语之肤，以性命之影迹，治道之偏端，文其耽酒嗜色、佚游宴乐之私。轩然曰：“此君子之直道而行者也。彼言法言、服法服、行法行者，皆伪也。”伪之名自此而生矣。于是苟简卑陋之士，以为是释我之缚而游于浩荡之宇者。欲以之遂，而理即以之得；利以之享，而名即以之成；唯人之意欲，而出可为贤臣，处可为师儒，人皆仲尼，而世皆乐利。则褰裳以从，若将不及，一呼百集，群起以(敌)[攻]君子如仇仇，斥道学如盗贼，无所惮而不为矣。

故谢廓然之倡之也，以程氏与安石并论，则其所推戴者可知矣。视伊川如安石者，轼也。廓然曰：“士当信道自守，以六经为学，以孔、孟为师。”夫轼亦窃六经而倚孔、孟为藏身之窟。乃以进狭邪之狎客为入室之英，逞北里之淫词为传心之典；曰“此诚也，非是则伪也”。抑为钩距之深文，谑浪之飞语，摇闇君以逞其戈矛，流滥之极，数百年而不息。轼兄弟之恶，夫岂在共、欢下哉？姑不念其狐媚以诱天下后世之悦己者，乃至裁巾割肉，东坡巾，东坡肉。争庖人缝人之长，辱人贱行之至此极乎！眉山之学不熄，君子之道不伸，祸讫于人伦，败贻于家国，禁讲说，毁书院，不旋踵而中国沦亡，人胥相食。呜呼！谁与卫道而除邪慝，火其书以救仅存之人纪者？不然，亦将安所届哉！

三孝宗升祔，赵丞相议祧僖、宣二祖，毁其庙，朱子力争以为非。繇此观之，朱子之讲祭法也，不用汉儒之说，刻画周制，禁后王之损益，多矣。

汉儒之言周制，周固未尽然也。说周制者曰：“天子七庙，太祖一也，文、武二世室，三也，自祢至高祖，四世而已。递祔递祧，高祖以上，则撤榱桷更新之。”抑考周公定礼之日，武王已升祔矣，上至太王，四世已讫。而云“上祀先公，自组绀以上至于公刘”。则与“坛墠无祷乃止、去墠为鬼”之说，显相背戾。故六经之文不言毁庙，周公之遗典，孔、孟之追述，未有异也。言毁庙者，汉儒始之。郑玄、王肃互相竞诤，或七或九，或云藏之祖庙，或云瘗之阶闲。洵使其然，后王尚可损益；况其不然，何为安忍哉？

古之有天下而事其先者，必推其所自出，立太祖之庙，非漫然也。古之天子，自诸侯而陟。其上世以元德显功，既启土受封而有社稷之事矣。则或守侯服，或膺大位，屈伸之闲，其为君一也。有天下而非骤享其荣，失天下而不终绝其食。则自太祖以后，世守其祀，绵延不绝，情以相引而升，理以相沿而格。而闲其中，断其续，则四世之祖上承太祖，(所)亦辽阔而不相为绍。亘塞陵躐，精气不联，其所以事太祖者，亦苍茫恍忽而不信之以心矣。若曰“继世之君，虽承大位，而德不足以享无涯之位”，则子孙之事其先，唯所评隲，而生我之德，不足以当一献之恩，固非人心之所忍自信也。况乎近者非无失德，远者或有累仁，固未可芟夷先世之休光，置若行路矣。且其言曰：“坛墠有祷则祭，无祷则止。”祷而能庇佑及我者，必其精爽之在希微，固有存焉者也。精爽未亡，待有祷而后谄之，山川土木之神且将厌恶，而况一本相嗣，子孙之于先祖乎？

又其说曰：“诚之所至，祭乃可通。五世以上，生不相及，情不相慕，虽仁人孝子居崇高之位，度其精意不能昭格，无事以虚文为致孝。”此抑非也。情文之互相生起也，久矣。情生文者文为轻，文生情者文为重。思慕笃而祭行焉，情生文者也；思慕易忘，而因昭格之顷，感其洞洞属属之心，以思成而不忍斁，文生情者也。故禘所自出之帝，祖其始封之君，思慕不逮，而洋洋如在者，百世如旦夕焉。祭之为用大矣！而恶可以情所不逮，遂弃其文邪？且夫继世之君，非必有聿追之忱矣。中材之主，知有祢而不知有祖；其在下愚，则方在殡而情已暌。其抑将并虞祔之祭，问其情之奚若而后行乎？天子之祀，靡所不通，名山大川百神之享，身未履其域，心未谙其实，遥闻以耳，因循以旧，柴、禜、沈、狸，未尝废也。奚徒其祖而以远不相知澹忘若非有也？

三代以降，与子法立，亲亲之道，尚于尊贤，上以事其先祖，下以传其子孙，仁至而义行焉，一也。自身以下，传之子，传之孙，传之曾玄以放，神器攸归，无所限止。徒于其祖，远而斥之坛墠，横于四世以上、太祖以下、为之割绝。何其爱子孙者无已，而敬祖考者易穷？度及此，能勿惨怛于中乎？呜呼！一代之兴，传至五世七世，祚运已将衰矣，百年内外，且有灭亡之忧。一旦天不佑而人不归，宗庙鞠为茂草，子孙夷乎舆皂，陌纸杯浆，无复有过陵园而酒涕者。乃此国步尚康之日，惜锱铢之牲帛，惮一日之骏奔，倡为以义裁恩之说，登屋椓削，弃主土壤，不待仁人孝子而可为寒心者矣！

汉儒之丛喙以争，言祧言毁，奉一若信若疑之周制，割人心不忍背之恩，固君子所抚心推类而恶闻其说者也。汉高之祀，止于太上皇，或其先世之弗传也；光武之亲庙，止于四世，以其承汉之大宗也；抑叔孙通、曹褒保残守陋，不即人心，而以天下俭其亲也。恶足以为万世法哉？四世以上，相承而绍统者，为祖祢之所自出，则亲无与尚矣；保世滋大，以君万邦，则尊无与尚矣。亲至而不可谖，尊至而不可诎，曾不得与井莅之神、猫虎之鬼、历百世而享一朝之报乎？稽之圣训，未有明文，周道亲亲，其不然也必矣。

天子有禘，诸侯有祫，大夫士有馈食，庶人有荐，降杀因乎其分，而积累弗绝者，因乎其情。则后世无毁庙，而同堂异室，以俭而可久；顺人情，合天理，圣人复起，当无以易也。朱子之欲复斯世于三代，言之详矣。独于祧庙之说，因时而立义，诚见其不忍祧也。则后之言礼者，又胡忍以喋喋辩言，导人主以薄恩邪？

四韩侂胄立“伪学”之禁，以空善类，其必不两立者，留、赵二相，其次则朱子也。蔡季通隐处论学，未尝持清议以讥朝政，未尝作词章以斥权奸，其于侂胄远矣。乃朱子虽罢，犹得优游林泉，为学者师。而季通独婴重罚，窜死遐方，且为之罪名，“伪”不足以尽之，而斥之曰“妖”。夫真与伪，难诬者心，而可倒者言也。真者伪其所伪，伪者伪其所真，相报以相诬，而名亦可立。今所讲者日用彝伦之事，而题之曰“妖”，虽佞人之口给，其能无据而恣其狂词哉？盖季通亦有以取之，而朱子于此，亦不能无惑矣。

侂胄之深怨朱子者，以争殡宫故也。当是时，侂胄勤劳方著，恶迹未彰，即欲防其奸而斥远之，亦无可施其宪典。唯殡宫一议，足以倾动宫府，置诸不赦之罪。王孝先以加诸丁谓而俯首以死海滨者，此而已矣。今朱子之言曰：“不为宗社血食久远之计。”侂胄之夺魄寒心，与朱子不并立之势成矣。朱子既以此为侂胄罪，而抑请广询术人以求吉地。其所欲询者谁也？蔡神与以葬师为世业，季通传其家学，而参之理数以精其说，推崇邵氏，以与濂、雒相抗；是季通者，儒之淫于小道，而为术人之领袖者也。殡宫之吉否，朱子未能知之，而季通自谓知之；朱子即知，而亦以季通之术知之。然则其云术人者，盖有季通之徒，挟术思售，而季通隐主其取舍也。礼曰：“假于时日卜筮以惑民者杀。”则挟指天画地之说，以挠仁人孝子之心者，谓之曰“妖”，亦奚不可哉？此季通所以授小人以名，而使戕士类，诚有以致之。故早自知其不免于祸，诚哉其不可免也。

呜呼！学君子之学，使小人得加以恶名而不能辞，修遁世无闷之德，而情移于吉凶，覆以与凶相触而危其身。处乱世之末流，正学衰，邪说逞，流俗之好尚易以移人。苟欲立于无过之地，履坦道以守贞者，可亵其身心以殉游食者之言，而自罹于咎哉？

夫道之与术，其大辨严矣。道者，得失之衡也；术者，祸福之测也。理者，道之所守也；数者，术之所窥也。大易即数以穷理，而得失审；小术托理以起数，而祸福淫。审于得失者，喻义之君子；淫于祸福者，喻利之小人。故葬也者，藏也。仁人孝子不忍暴其亲之形体而藏之也，知慎此而已矣。而喻利之小人，舍死者之安危，就生人之利害，则彝伦斁而天理灭矣。今有人焉，役其父母之手足，饰其父母之色笑，以取富贵，则鲜不以为禽兽矣。身已死，骨已寒，乃欲持此以求当于茫茫之士而希福焉，则是利其死以徼非望之获，为君子者，何忍出于此邪？

且夫以祸福言，而其说之妄，亦易知矣。自古有天下而祚永者，莫周若也。诸侯世其国，大夫士世其禄，传家之永者，亦莫周若也。考之于礼，有墓大夫以司国君之墓，有墓人以司卿大夫之墓。正始祖之兆域于上，而后世以昭穆序葬于东西，非有择于形势也。天子七月，诸侯五月，大夫三月，士逾月。春秋：“雨，不克葬，日昃而葬。”非有择于时日也。而血食之长，子孙之庶，后世莫能及焉。岂徒后世之士，能以福泽被其尸而施及子孙乎？祈天永命者，德也；保世滋大者，业也。内政修，外侮御，而宗社必安；君不渔色，后不妒忌，而子孙必众。推以及乎士庶，厚以传家，勤以修业，则福泽自远。舍此不务，而以所生之骨骼，求大块之荣施，仁者所不容，尤智者所不齿也。

小人之欲售其术也，必诡于道以惑君子。故为葬师之言者，亦窃理与气之迹似以藻帨之，而君子坐受其罔。乃乱道者，道之所必穷。故京房之谏邪佞，非不正也，而为幸臣所困；郭璞之折篡逆，非不义也，而为权奸所杀。妄言天者，天所不覆；妄言地者，地所不载；侮阴阳者，阴阳之灾必及之。房与璞之穷，自穷之也。充其说以浸淫于后世，于是而有委之野而不葬，以罹水火之灾者矣；于是有已葬复迁，割析之，焚烈之，以极乎惨毒者矣。导天下以枭獍之恶，而以获罪于天、卒陨其世者，接踵相继。夫君子方欲辟异端以闲先圣之道，柰之何尸琐陋之术，曾不足以望异端之后尘者，公言于朝廷，姑试之君父也！以季通之好学深思也，于以望道也近矣。而其志乱，其学淫，卒以危其身于桎梏。为君子者，不以一眚丧其大德，可弗慎哉！可弗慎哉！

五言期于相胜而已邪？则言之非难也。是之胜非，直之胜曲，正之胜邪，操常胜之势，揆之义而义存，建以为名而名正，何患乎其不胜哉？故言之也，无所复屈。其或时不能用，覆以得祸，而言传于天下，天下感之，言传于后世，后世诵之，其殆贞胜者乎？贞胜则无患其不胜矣。虽然，胜者，胜彼者也。彼非而胜之，则胜者是矣；彼曲而胜之，则胜者直矣；彼邪而胜之，则胜者正矣。是胜者仅以胜彼也，非贞胜也。且夫立两说而衡其得失，有定者也。就一事而计其初终，有恒者也。然而固无定而无恒也。特以庸主佞臣之所陷溺，而其为失也，天下交起而憎恶之；已而又有不然者，天下又起而易其所憎恶。故一事之两端，皆可执之以相胜。然则所以胜者之果为定论乎？

定论者，胜此而不倚于彼者也。定论者，随时处中而自求之道皆得也。斯则贞胜者也。故言者以此而扶天下之危而定其倾，皆确乎其有不拔之守；推而行之，皆有不匮之业；不仅以胜彼者取天下后世之感诵，而言皆物也，故曰“君子之言有物”也。物也者，实也。言吾之是，非以折彼之非；言吾之直，非以辨彼之曲；言吾之正，非以争彼之邪。故曰“訏谟定命，远犹辰告”。唯其有定，故随时以告，而犹皆以致远，斯以为谟之訏者也。

宋自南渡以后，所争者和与战耳。当秦桧之世，言战者以雪仇复宇为大义，则以胜桧之邪也有余。当韩侂胄之世，言和守者，以固本保邦为本计，则以胜侂胄之邪也有余。于是而为君子者，不遗余力而言之，以是而忤权奸，获罪罟；而其理之居胜者，煌煌奕奕，莫有能掩之者矣。乃诚如其言，绌秦桧而授之以兵柄，其遂能雪仇复宇邪？抑否也？斥侂胄而授之以国政，其果能固本保邦邪？抑否也？奚以知其未之逮也？其言也，至于胜桧与侂胄而止，而既胜之后，茫然未有胜之之实也。执桧之说，则可以胜侂胄矣，桧未尝不以固本保邦求当于君也。执侂胄之说，则可以胜桧矣，侂胄未尝不以雪仇复宇昌言于众也。反桧而得侂胄，反侂胄而又得史弥远。持之皆有故，号之皆有名，而按以其实，则皆义之所不许，名之所不称。故桧死，和议不终，苻离之师，先侂胄而沮败。侂胄诛，兵已罢，宋日以坐敝而讫于亡。无他，操议者但目击当国者之非，遽欲思反。而退求诸己，所以扶危定倾之实政、足以胜彼而大服其心、使无伺我之无成以反相嗤笑者，一无有也。不世之功，岂空言相胜之可坐致乎？侂胄倡北伐之谋，而岳飞之恤典行，秦桧之恶谥定；弥远修讲好之说，而赵汝愚之孤忠显，道学之严禁弛；是宜足以大快人心者，而人心益其危惧。徒相胜者，一泄而无余，天下亦何恃此清议哉？

呜呼！宋自仁宗以后，相胜之习愈趋而下，因以相倾，皆言者之气矜为之也。始以君子而求胜乎小人，继以小人而还倾君子，继以君子之徒自起相胜，继以小人之还自相胜而相倾。至于小人之递起相倾，则窃名义以大相反戾，而宗社生民皆其所不恤。乃其所窃之名义，固即前之君子所执以胜小人者也。

言何容易哉？言而不自省于心，为己之所有余，则是之与非，曲之与直，正之与邪，其相去也不远。何也？义在外，则皆袭取以助气之长者也。故君子知为之难而言之必讱。岂悬一义以为标准，使天下后世争诵之，遂足以扶三纲、经百世、无所疚于天人乎？熟虑之于退思，进断之于密勿，舍之而固有所藏，用之而实有所行。持至是之术，充至直之用，尽至正之经。有弗言也，言之斯可行之。经之纬之，斡之旋之，道备于己，功如其志。则奸邪之异己者不能攻，相倾者不能窃，斯以为贞胜也矣。

六唐之中叶，祸乱屡作，而武、宣之世，犹自振起，御外侮，修内政，有可兴之几焉。宋则南渡以后，孝宗欲有为而不克，嗣是日羸日艹，以抵于亡。非其主之狂惑如唐僖、懿比也，唯其当国大臣擅执魁柄者，以奸相倾而还以相嗣，秦桧、韩侂胄、史弥远、贾似道蹑迹以相剥，繇辨及肤，而未尝有一思效于国者闲之也。然而抑有辨焉。春秋之法，原情定罪以为差等，同一恶而罪殊，同一罪而法殊。栾书、荀偃不与公子归生均服污潴之刑。齐之灭纪，晋之灭虞，不与卫毁灭邢等膺灭同姓之诛。知此，然后可以服小人之心，而元恶无所分咎。抑君子以驭小人，处置有方，足以弭其恶而或收其用。衡有定而权可移，权不可移，则衡弗能为准也。夫然，则取史弥远而等之三凶，未可也。且取韩、贾二竖而等之秦桧，抑未可也。

秦桧者，其机深，其力鸷，其情不可测，其愿欲日进而无所讫止。故以俘虏之余，而驾耆旧元臣之上，以一人之力，而折朝野众论之公，唯所诛艾。藉其有子可授，而天假以年，江左之提封，非宋有也。此大憝元凶，不可以是非概论者也。韩侂胄、贾似道狭邪之小人耳。托宫闱之宠，乘闲以窃权，心计所营，不出于纳贿、渔色、骄蹇、嬉游之中。上不知有国之濒危，下不知有身之不保。其挑衅开边、重敛虐民者，皆非其本志，献谀之夫为之从臾，以分徼幸之荣利，彼亦惛焉罔觉，姑且以之为戏。则抑杨国忠、王黼之俦，而固不如桧之阴惨也。然以之而亡人之国有余矣。

夫弥远则固有不然者。其一，擅置君之柄，以私怨黜济王竑而立理宗，非宁宗意也。然宁宗亦有以致之，而竑亦自有以取之也。仁宗之立英宗也，与韩魏公密谋之，韩公且不敢诵言其名，以须仁宗之独断。高宗之立孝宗也，以秦桧之挟权罔上，而不能与闻其事。宁宗则一任之弥远，而己无所可否，虚悬储位以听弥远之游移。弥远怀变易之心，然且密属余天锡、郑清之以徐察其德性；非若王莽、梁冀贪立童昏，以为窃国地，固欲远己之害，而不忘措国之安。等为支庶，而理宗之静，固贤于竑之躁也。是可原也。其一，函侂胄之首以媚女直，损国威而弛边防也。然诛止侂胄，而不及将领，密谋预备，固未忘北顾之忧。非若秦桧之陷杀人宗族，而尽解诸帅之兵，大坏军政，粉饰治平，延及孝宗而终莫能振也。其一，进李知孝、梁成大于台省以攻真、魏。而二公之进，弥远固推毂焉。及济邸难行，二公执清议以置弥远于无可自全之地，而激以反噬，祸福生死决于转移之顷，自非内省不疚者，未有不决裂以逞，而非坚持一意与君子为难，无故而空人之国者也。故弥远者，自利之私与利国之情，交萦于衷，而利国者不如其自利，是以成乎其为小人。平情以品隲之，其犹在吕夷简、夏竦之闲。以主昏而得逞，故恶甚于吕、夏；乃以视彼三凶者，不犹愈乎？

君子之道，以人治人者也。如其人以治之，则诛赏之法允；如其人治之而受治，则驾驭之道得。不然，任一往之情，见天下无不可杀之小人，反激而成鼎沸之朝廷，此汉、唐以来乱亡之阶也。而奚足尚哉？故使明主秉鉴于上，大臣持正以赞之，而酌罪以明刑，则唯秦桧者，当其履霜而早谨坚冰之戒。自虏来归，巧行反闲，其膺上刑，不宜在宋齐愈之下。盖其阴鸷之才，抑之而彼自伸，远之而彼自近。严以制之，而不敌其怀虿之毒；柔以化之，而适入其网阱之中；则非服上刑，莫之能戢。若侂胄、似道，则世固不乏其人矣。不(投)[授]以权，则亦与姜特立、张说均为佞幸，弗能为天下戎首也。若弥远，则檠之使正，导之使顺，损其威福，录其勤劳，邪心不侈，而尺效可收；固弗待于迸逐，而恶不及于宗社。驭之之术，存乎其人而已矣。

秦桧擅，而赵鼎、张浚不能遏；侂胄专，而赵汝愚、留正不能胜；似道横，而通国弗能诘；君子之穷也。当弥远之世，君子未穷，而自趋于穷，亦可惜也夫！亦可惜也夫！

　　一济王竑之死，真、魏二公力讼其冤，责史弥远之妄杀，匡理宗以全恩，以正彝伦，以扶风化，韪哉其言之也！弗得而訾之矣。虽然，言之善者，善以其时也，二公之言此也，不已晚乎？

潘壬诛，湖州平，济王之于此也危甚。弥远积恨而益之以惧，理宗隐忧而厚用其疑。夫诚欲全竑以敦厚道，固当乘其未即杀竑之时，迪天良以诏理宗，明大义以告弥远，择善地、简守令以护竑，而俾远于奸人，则竑全而理宗免残忍之愆。如其不听，引身而退，无可如何而聊以自靖，君子之道，如斯而已。竑既杀矣，复其王封，厚其祭葬，立嗣以世奉其祀，皆名也。涂饰之以掩前慝，非果能小补于彝伦也。而竑之受诬既白，则弥远擅杀宗亲之罪不可逭。弥远之罪不赦，则必追论其废立之恶，以为潘壬昭雪。追论废立之非，则理宗不可无所受命，听弥远之扳己，而遂为天下君。引其端者，必竟其绪，以此而望之庸主与不令之臣，其将能乎？

夫潘壬之起，其祸亦酷矣。使李全如壬之约，举兵内向，则与何进之召董卓也奚殊？宋之宗社，不一旦而糜烂也，几何哉？天下方岌岌焉，而我咎既往以起风波。言则善矣，抑将何以保其终也？夫以竑先之以避匿，继之以入告而讨壬，谓其无心争立而终可无他者，非也。李嗣源为乱兵劫以同反，嗣源跳出，会师以讨反者，亦未尝遽与同谋，不思自拔。而其后竟如之何也？竑之始，亦与壬有勿伤太后及官家之约矣。李全不至，哄然起者皆太湖渔人，知事不成，而后改图入告，以势为从违，非以义为逆顺。竑可弗杀，而岂必其不可杀乎？

若夫废立之故，宁宗汶汶而委之弥远，当其时亦未有昌言为竑定策者。且竑之不足以为人子，即不足以为人君，西山亦既知之矣。均之为宗支也，以族属言，则更有亲焉者；以长幼言，则更有长焉者。知其不可，而更易之于未册立之前，非夺适乱宗，道法之不可易者也。均可继，而择之也唯其人。理宗无君人之才，而犹有君人之度。竑以庶支入嗣，拒西山之谏，而以口舌笔锋睨弥远而欲致之死，其为躁人也奚辞？躁人而能不丧其匕鬯者，未之前闻。孝宗之锐志恢复，为皇子时，非无其志。秦桧乘权，而缄默以处；岳飞入见，交相信爱，抑视其死而不争。乃至李林甫之奸，迫胁肃宗，忧生不保，形容槁悴，妃孕而欲堕之；然不敢斥林甫之奸，以恤投鼠之器。为人子者，道固然也。梁昭明小有同异，而怀郁以死；戾太子致恨江充，而身膺国刑。竑曾不察，而忿戾形于声色，且以未受誓命之国储，延眄宫车之晏驾，以逞志于君父之大臣，见废固其宜也。潘壬，乱人耳。名曰义举，何义哉？匹夫不逞，挟贼兴戎，竑弗能远，则其死也，较之子纠，尤为自取。其视涪陵废锢，背约幽冥，推刃同气者，不愈迳庭乎？君子于此，姑置之可也。弥远病国之奸，欲为国而斥远之也，不患无名。乃挟此为名，伸竑以抑弥远，则弥远无所逃其死，理宗亦不可居人上。己论伸而国恶彰。将孔子为司寇，掌国刑，亦必追季氏逐君之恶，俾定公不安其位，而后变鲁以至道哉？言不可以无择，情不可以不平。奉一义以赫赫炎炎，而致人于无可容之地，岂非君子之过与？

二自史弥远矫韩侂胄之奸，解道学之禁，褒崇儒先，而请谥、请赠、请封、请录子孙、请授山长，有请必得，迄于蒙古渡江，旦夕垂亡之日而不辍，儒者之荣也。呜呼！以此为荣，而教衰行薄，使后世以儒为膻，而儒为天下贱，胥此启之也。夫君子之道异于异端者，非徒以其言，以其行也。非徒以其行，以其心也。心异端之所欲，行异端之所尚，以表章儒者之言，而冀以动天下之利于为儒，则欲天下之弗贱之也，不可得已。

古之治教统于一，君师皆天子之事也。天子建极以为立教之本，而分授于司徒、师保、司成，皆设官以任教，非因其能教而宠之以官。人习于善，士习于学，学成而习于教，各尽其职分之所当为，无假于宠，而抑岂人爵之所能宠哉？周衰教弛，而孔子不用于天下，乃以其道与学者修明之，不得已而行天子之事，以绍帝王之统。故上不待命于宗周，下不假权于鲁、卫。其没也，哀公以下大夫之礼诔之曰尼父而无谥，子思自列于士而无世官。非七十子之不能请，而哀公缺于尊贤也。君子之道，行则以治邦国，不行则以教子弟。以治邦国，则受天位而治天职；以教子弟，则尽人道以正人伦。其尤重者，莫大于义利之分。受天位者，利之所归，而实义之所允，极乎崇高而非有所让。尽人道者，义之所慎，而必利之所远，世虽我贵，而必有所不居。崇廉耻，谨取舍，导天下以远于荣利，俾人知虽在衡茅，而分天降下民宠绥以善之重任，斯孔子所以德逾尧、舜而允配乎天也。孔子没，七十子之徒，学散而教淫，于是有异端者兴，若田骈、惠施之流，道不足以胜天下之贤智，乃假借时君之推尚，以诱人之师己。故齐王欲以万钟养弟子，而孟子斥为垄断之贱夫，退而著书以开来学。其视世主之尊礼，如尘垢之在体，而浣濯之唯恐不夙。存义利之大闲，而后不辱君子之道，严哉！舜、跖之分，其不容相涉久矣。

老子之学，流而为神仙，其说妖，其术鄙，非得势不行也。故文成、五利之于汉，寇谦之之于拓拔氏，赵归真、柳泌之于唐，王老志、林灵素之于宋，锡以师号，加以官爵，没而祀之，而后天下之趋黄冠也如骛。浮屠之学，流入中国，其说纤，其术悖，非得势不行也。故佛图澄之于石虎，鸠摩罗什之于苻坚，宝志之于梁，智顗之于隋，乃至禅学兴而五宗世继，擅名山之利者，必倚诏命，锡以金紫，宠以师号，没而赐以塔庙，加以美谥，而后天下之趋缁流也如骛。柰之何为君子儒者，一出登朝，急陈其所师者推为教主，请于衰世之庸君奸相，徼一命以为辉光，与缁黄争美利，而得不谓之辱人贱行乎？

夫君子之道，弘传奕世，非徒以迹美而名高也。使后起之君相，知之真，行之力，学其所学，以饬正其身；行其所行，以治平其天下；则旷百世以相承，而君子之志得矣。如其不能，而徒尚以名，则虽同堂而处，百拜以求，登之于公辅，而视之无异于褐夫；禄之以万钟，而视之无殊于草芥。则身没以后，片语之褒，一官之命，以莛叩钟，漠乎其不相应也。为之徒者，弗能推此志以尊其师。而营营汲汲，伏伺于辇毂，奔走于权门，迨其得之，乃以骄语于俦伍。身辱者，自取之也；辱其所师以辱道，不已甚乎！

夫为此者之志，大可见矣。志之未壹也，业之未崇也，大义弗能服躬也，微言弗能得意也。委琐因仍以相授受者，非浸淫于异教，则自比于蒙师。所恃以自旌于里塾，曰吾理学之正传，推所渊源，而天子尊之矣，天下其何弗吾尚也？非是，则丰屋之下，三岁而不觌一人，其为儒也亦鲜味矣。耀枯木之余焰，续白日之光辉，故朱子没而嗣其传者无一人也，是可为长太息者也！理宗之为理也末矣。则朱门之儒为山长者，愈不足道矣。宜其借光于史弥远、贾似道之灶炀也。

三会女直以灭契丹，会蒙古以灭女直，旋以自灭，若合符券。悬明鉴于眉睫而不能知，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，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。虽然，设身以处之，理宗之应此也亦难矣。

会女直以灭契丹，非女直之为之也。女直无藉援于宋之情，亦无遽思吞宋之志。童贯听赵良嗣闲道以往约，而后启不戢之戎心。使宋闭关以固守，则女直不能测宋之短长以思凌夺。且宋之于契丹也，无君父之仇，则援而存之以为外蔽，亦一策也。不此之虑，而自挑之，其咎无可委也。会蒙古以灭女直，则宋未有往迎之心，而王楫自来，其势殊矣。蒙古之蹂女直也，闻之则震，当之则靡，左驰右突，无不逞之愿欲。其将渡河而殄绝之，岂待宋之夹攻而后可取必？然且闲道命使，求之于宋者，其志可知矣。女直已归其股掌，而涎垂及宋，殆以是探其情实，使迟回于为欣为拒之两途，而自呈其善败。故曰宋之应此亦难矣。

藉不许其约而拒之与？则必有拒之之辞矣。有其辞，抑必有其践之之实矣。拒之而不以其理，则辞先诎；如其辞之不诎，而无以践之，则为挑衅之媒，而固艹然不敢尽其辞。

将应之曰：“金，吾与国也，世与通好，盟不可寒。今穷而南依于我，固不忍乘其危而规以为利。”如是以为辞，而我诎矣。君父囚死于彼，宗社倾覆于彼，陵寝发掘于彼，而以迫胁要盟之约为信，抑将谁欺？明恃女直为外护，以缓须臾之祸，而阳托不忍乘危以夸志义；怯懦之情不可掩，而使其谋我之志益坚，则辞先诎，而势亦随之以诎矣。惟其不可，故史嵩之亦无可如何，宁蹈童贯败亡之轨而不容已于夹攻之约。昏庸之臣主，势所不能自免也。

诚欲拒之而善其辞，必将应之曰：“金，吾世仇也，往者我有不令之臣，听其诈诱，资之兵力以灭辽，谓举燕、云以归我；辽命既剿，猝起败盟，乘我不备而倾我宗社，吾之不与共戴天久矣。徒以挫折之后，国本未固，姑许之和，以息吾民而用之。今者生聚于数十年之余，正思悉率师武臣力以洒前耻，而天假于彼，驱之渡河，使送死于汴、蔡。今河北之地，彼且渐收之以入版图，河南为吾陵寝之土，我固将起而收之，俘守绪而献之祖庙。定河北者，在彼有余力而可不须我也；河南者，固在我运筹之中，而抑可不重烦于彼。吾视吾力以进，各以所得为疆域；待之金孽尽殄，封畛相联，然后遣使修好，讲睦邻之盛事。今方各有中原之事，未遑将币，信使之来，钦挹嘉问，敬闻命矣。”如是以答之，则我义既伸，彼奸亦擿。辞不诎矣，而实不足以践之，狡焉思逞之猾虏，岂可以虚声詟服者哉？志不定，胆不充，固呐焉不能出诸口也。

虽然，宋于此时，诚欲践此言，抑岂无可恃之(甚)[具]哉？童贯之夹攻契丹也，与刘延庆辈茸阘之将，率坐食之军，小入则小败，大入则大溃，残辽且竞起而笑之。祸已成，势已倾，所仰望以支危亡者，又种师道之衰老无能者也。及理宗之世而势屡变矣，岳、韩、刘、吴之威，挫于秦桧，而成闵、邵弘渊、王权、张子盖习于选懦，故韩侂胄蹶起而旋仆。乃(至)[自]侂胄之乐进武人而重奖之也，于是而虔矫之才亦为之磨厉。孟宗政、赵方、孟珙、余玠、彭大雅之流起，而兵犹足为兵，将犹足为将，战犹有以战，守犹有以守，胜犹非其徼幸，败犹足以自持。左支右拒于淮、襄、楚、蜀之闲，不但以半割残金，而且以抗衡蒙古。垂至于将亡之际，而西川之争，旋陷旋复，襄、樊之守，愈困愈坚。吕文焕、刘整反面倒戈，而驰突无前，率先阿术、伯颜以进。如使君非至闇，相匪甚奸，则尽东南之力，以扑灭分崩之女真而收汴、雒，固其可奏之功。以视昔之闻声而栗、望影而奔者，强弱之相差亦远矣。诚奉直词以答蒙古，奚患言之不践，徒资敌笑乎？

君国者，理宗也；秉成者，史嵩之也；继之者，贾似道也。通蒙古亦亡，拒蒙古亦亡，无往而不亡，则虽欲善为辞以应之，而固无可应。不得已而姑许之，明悬一童贯、王黼之昭鉴，为异日败亡之符券，而有所不能避，固其必然矣。通而计之，酌时势而度之，固有可不亡之道。而要非徒拒蒙古会师之约，可以空言为宋救也。空言者，气矜而不以实者也。

四尝论之曰：浮屠氏以生死为大事。生死者，一屈一伸之数，天之化，人无得而与焉，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而可矣，恶足以当大事哉？君子之大事，在仕与隐。仕隐者，君子之生死也。方仕而隐，伸而必屈也，而唯己自屈，物不能屈焉。方隐而仕，伸其所屈也，而唯己自伸，物不能伸焉。有可以仕，有不可不仕；有可以隐，有不可不隐。持之以大贞而存其义，酌之以时宜而知其几。生以之生，死以之死，生不虚而死不妄。不轻以身试天下，不轻以天下试其身。终身守之，俄顷决之，皆存乎一心。故曰仕隐者，君子之生死也。

君子之道，仕者其义也，隐者其常也，知仕则知隐矣。故君子之仕，其道非一，而要皆以可于心者为可于道，则一也。天下待以定，民待以安，君待以正，道诚在己，时不可违，此其不可不仕者也。鲁两生之德，不足以胜之，而高自骄语，无谓也。其次，则天下已治安矣，出而无以大异于出也，而君以诚求，贤以汇升，治以赞襄而益盛，则义在必仕而时顺之，虽可以隐弗隐也。周党、严光、魏野、林逋之欲自逸者，非也。其次，则治与乱介，而国是未定；贤与奸杂，而流品未清；君子急将伯之呼，小人深侧目之妒，可弗仕也。而自牖之约可纳，同声之应不鲜，志诚贞而忧患诚不能以中辍，则出入于风波之中，而犹可不为之葸退，固志士之自命者然也。其下，则君昏而不察，相奸而不容，怀悲愤以愍颠隮，忤权臣而争邪正，于是斥之、罢之、窜之、逐之，乃至诬以罪罟，罗以朋党，而伏尸于都市，此诚不可仕矣。而业已在位，无可避之鈇钺，则逢、比之遗烈，未尝不可追，而勿为挟全躯保妻子之谋，以引身佚处。仕与死相因，死不可畏，仕亦不可为之中沮矣。

呜呼！小人之杀君子，君子弗避焉者，假以君之威灵，诬以国之刑典，既分义之不可逃；而其死也，昭昭然揭日月以正告于天下，则奚必死之愈于生哉？凡小人之贼贤以乱国者，类出于此。唯理宗之世，史嵩之当国，其杀人独异于是。忌之也愈甚，而仇之也愈隐。议论弗争也，禄位弗夺也，酬酢如相忘也，宴笑如相好也，投酖于杯酒盂羹之中，仓卒以死，而片语不能自伸。天子莫能测其械，盈廷莫能讼其冤。若此者，犹与之共立于朝以相抵啎，是抱蝮以寝而采堇以茹也。则诚所谓岩墙者矣。焉有君子而陨其生于杯酒盂羹者乎？需迟顾眄，不勇退于崇朝，不亦惑乎？

不可死，则不可仕。不可仕而不谋隐，可不死而不贵生，死有轻于鸿毛，徐元杰、刘汉弼、杜范当之矣。乃于时环顾在廷，无有引身而去者，则当时之人才亦大可见矣，尚望其能扶人之社稷之亡而致之存哉？呜呼！不可仕而犹可隐，以视进不可仕、退不可隐者，又奚若邪？嵩之杀士之日，去宋之亡犹三十余年，则知命贵生以不自辱，固有余地以置此身。若嵩之者，不与争权而毒亦释矣。过此而愈难矣。谢皋羽、龚圣予、郑忆翁、汪水云诸子者，仕既无君，隐亦无土，欲求一曲之水，一卷之山，散发行吟，与中原遗黎较晴雨、采橡梠而不可得，然后君子之道果穷。如之何可隐不隐，而以死殉簪绂也哉！

五不仁者不可与言，不可与言而言，失言。不仁之尤，冒不孝之恶，为清议所攻，犹多其口说以相拒，恶至斯而极矣。如是，而可执名义以与之争得失哉？尸大臣之位，徼起复之命，以招言者之攻击，自史嵩之始，而李贤、张居正、杨嗣昌仍之。徐元杰抗论以强抑之而死于毒，至不仁者为蛇蝎以螫人，无足怪也。然则罗彝正、邹尔瞻、黄幼元之昌言名义，娓娓而不穷，不已赘乎！夫子之斥宰予也，曰：“女安，则为之。”弗与争也。但言安，而其天良之剿绝，不可复容于覆载。君子一字而烈于鈇钺，自此以外，无足与不仁者辨矣。

先王之使人子终丧而后从政，岂以禁制之哉？以仁人孝子之道相期，深愍而慰安之，意良厚也。以为子之所致于亲者已穷矣，但此三年之内，可薄效其哭踊奠送之忱，创钜痛深，有毁瘠灭性之忧，不忍复以国事相劳而重困之也。是上之所以待之者，方举而登之君子之堂；而顾自灭裂之以陷于禽兽之阱，则恻隐之心亡，而羞恶之心亦绝矣。夫至于羞恶之心绝，则莠言自口，谁扪其舌，而立身扬名、移孝作忠之说，皆唯其口给以与人相啮蹄，复何所忌，而尚可与之正言乎？

且夫庸主之徇其邪心，而必欲逆众论以起复之也，岂果谓此一人者不可旦夕不立于廷哉？藉其触严寒、犯炎暑、五日不汗以死，而社稷遂无所托邪？盖不仁者之得此于庸主，亦非易易也。或侧媚宫闱以倾主志，或结交宦寺以窥主心，或援引邪朋以称其才，或簧鼓吏民以颂其功。当父母尚存之日，早亿其且死，而为不可去之情形，胁上以祸福，留未了之残局，待己以始终。汶汶者遂入其囮而坚信之，曰：是诚不可使旦夕去我者也。夫然，则其为此也亦劳矣。而起复在位之日，腼颜以居百僚之上，气必有所沮，事必有所掣，终不能昂首伸眉，若前此之得志而骄。

夫终丧之日短，而仕进之日长，亦何吝此三年之姑退，以需异日之复兴。然而决忍于禽兽之为，亦有繇已。持大权，居大位，与闻国之大计，而进退绰然，可因时以任己志者，唯君子能也。否则居心以坦，制行以恪，无险陂刻核之政，可寡过以免于弹射者也。旦进之而夕可退矣，夕退之而旦又可进矣。任事数十年，而决去一朝，可矣；投闲已久，而复起一朝，可矣。若夫不仁者，褊妒以妨贤，其积怨者深也；饰奸以罔上，其匿情者多也；擅权以远众，其欲相代以兴者伙也。所恃以钳盈廷之口、掩不轨之情者，唯魁柄在握，日得与宫廷相接纳，而欲指摘之者不得其要领耳。非无同恶之淫朋，而两奸相匿者，必隐而相倾。则一离乎其位，大则祸亟随之，小亦不能以更进。故史嵩之一退，而徐元杰果大反其所为。不得已而以酖毒杀正士，以自全也。不然，嵩之误国之辜，其不为丁谓、章惇之窜死也几何哉？

知小人之情出于此，则知其灭绝天彝之繇，实为国家之大蠹。直揭其所以求容之隐，勿但以求君子者责之于仁孝，奸无所容，而恶亦戢矣。宾宾然取仁人孝子孺慕之哀，天经地义人禽同异之理，与之相折，使得逞违心之邪说，蒙面以相诘，复恶从而禁之？斩蛇者，不责其大之吞小也，防其毒也；驱枭者，不责其子之食母也，恶其妖也。为毒为妖，足以当一死矣。是故诸君子之以仁孝攻史、李、张、杨也，亵道而失言，不如其已之也。

六刑具之有木棓、竹根、箍头、拶指、绞踝、立枷、匣床诸酷具，被之者求死不得，自唐武氏后，无用此以毒民者。宋之末年，有司始复用之。流及于今，法司郡邑下至丞尉，皆以逞其暴怒，而血肉横飞，不但北寺缇帅为然也。呜呼！宋以此故，腥闻于上天，亟剿其命，不得已授赤子于异(姓)[类]，而冀使息虐，亦惨矣哉！宋之先世以宽仁立国，故其得天下也不正，而保世滋大，受天之祐，不期后之酷烈至此也！揆其所繇，自光宗以后，君皆昏痿，委国于权奸；吏以贿升，恣行其污暴。虽理宗制“疾痛犹己”之刑箴，降“延及无辜”之禁令，而不为之式遏。祖宗矜恤之至意，炳于日星，数小人殄灭之而有余。小人之害亦烈矣！

虽然，端本清源，以究其害之所自兴，则不但自小人始也。大臣之不法，小臣之不廉，若唐之有韦保衡、路岩，宋先世之有蔡京、秦桧，恶岂减于史、贾哉？而有司不为之加暴。故知淫刑之害，不但自小人始也。

异端之言治，与王者之道相背戾者，黄、老也，申、韩也。黄、老之弊，掊礼乐，击刑政，解纽决防，以与天下相委随，使其民宕佚而不得游于仁义之圃。然而师之为政者，唯汉文、景，而天下亦以小康。其尤弊者，晋人反曹魏之苛核，荡尽廉隅，以召永嘉之祸。乃王导、谢安不惩其弊而仍之以宽，卒以定江左二百余年五姓之祚，虽有苻坚、拓拔宏之强，莫之能毁。盖亦庶几有胜残去杀之风焉。

若申、韩，则其贼仁义也烈矣。师之者，嬴政也，曹操也，武曌也，杨坚也，其亡也忽焉。画一天下而齐之以威，民不畏死，以死威之，而民之不畏也益滋。则惟惨毒生心，乐人之痛彻心脾，而自矜其能也。以君子慎修畏咎之道责小人，小人固不能喻；以小人愚惰顽恶之禁禁君子，君子亦所不防。以闺房醉饱之愆，督人于名义，而终陷于污；以博弈嬉游之失，束人于昏夜，而重困其情。于是薄惩之而不知戒也，则怒激于心，忿然曰：“此骄悍之民，恃其罪之不至于死，而必不我从；则必使之惨彻肌肤，求死不得，而后吾法可行焉。”其为说亦近似乎治人之术也。而宋之为君子者，以其律己之严，责愚贱之不若，隐中其邪。顾且曰：“先王之敕法明刑，以正风俗、起教化者，必是而后不与黄、老之解散纲维者等。”于是有狡悍不输情实之奸民，屡惩不知悛改之罢民，触其愤懑，而以酷吏虐民之刑具施之；痛苦亦其所宜也，瘐死亦其自取也，乃更涣然释其悁疾之心，曰：“吾有以矫恶俗而(沮)[正]之矣。”夫惟为君子者，不以刑为不得已之事而利用之，则虐风乘之以扇，而酷吏益以此市威福而导天下以乐祸之情。懦民见豪民之罹此，则快矣；愚民见黠民之罹此，则快矣；贫民见富民之罹此，则快矣；无藉之民，见自矜之民罹此，则抑快矣。民愚而相胥以快也，乃反栩栩然自慰曰：“吾之所为，大快人心也。”呜呼！人与人为伦，而幸彼之裂肌肉、折筋骨以为快，导天下以趋于残忍，快之快之，而快人者行将自及，抑且有所当悲闵而快焉者，浸淫及于父子兄弟[之]不知。为政者，期于纾一时愚贱之忿疾而使之快，其率天下以贼仁也，不已甚乎！毒具已陈，乱法不禁，则且使贪墨者用之以责苞苴，怀毒者用之以报睚眦；则且使饮食之人用之以责厨传，淫酗之夫用之以逞酒狂。避道不遑，而尸陈于市廛；鸡犬不收，而血流于妇稚。为君子者，虽欲挽之而莫能，孰知其自己先之哉？

帝王之不得已而用刑也，恶之大者，罪极于死，不使之求死而不得也。其次，流之也有地，释之也有时。其次，杖之笞之也有数，荆竹之长短大小也有度。所以养君子之怒，使有所止而不过，意甚深也。无所止，而怒虽以理，抑且以覆蔽其恻隐之心，而伤天地之和。审是，则黄、老之不尚刑者，愈于申、韩远矣。夫君子之恶恶已甚，而启淫刑之具，岂自以为申、韩哉？而一怒之不止，或且为申、韩之所不为。故甚为宋之君子惜，而尤为宋以后之愚民悲也。虔刘已亟，更投命于异类，有王者起，其尚念之哉！

七世降道衰，有士气之说焉。谁为倡之？相率以趋而不知戒。于天下无裨也，于风俗无善也，反激以启祸于士，或死或辱，而辱且甚于死。故以士气鸣者，士之荑稗也，嘉谷以荒矣。夫士，有志、有行、有守，修此三者，而士道立焉。以志帅气，则气正；以气动志，则志骄；以行舒气，则气达；以气鼓行，则行躁；以守植气，则气刚；以气为守，则守窒。养气者，不守其约，而亟以加物，是助长也。激天下之祸，导风俗之浇，而还以自罹于死辱；斯其为气也，习气而已矣。

且夫气者，人各有之，具于当体之中，以听心之所使，而不相为贷。不相为贷者，己之气，不以人之动之而增；人之气，亦非己气之溢出以相鼓动而可伸者也。所谓士气者，合众人之气以为气。呜呼！岂有合众气以为气而得其理者哉？今使合老少、羸壮、饥饱、劳佚之数十百人，以哄然与人相搏，其不为敌所挠败者鲜矣。故气者，用独者也。使士也以天下为志，以道义为行，以轻生死、忘贫贱为守；于以忧君父之危，伤彝伦之斁，恤生民之苦，愤忠贤之黜，而上犯其君、下触权奸之大臣以求直；则一与一相当，捐顶踵以争得失，虽起草茅(于)[干]九阍，越其畔矣，而气固盈也。乃忧其独之不足以胜，贷于众以袭义而矜其(君)[群]，是先馁也。于己不足，而资哄然之气以兴，夫岂有九死不回之义哉？以为名高，以为势盛，惟名与势，初无定在，而强有力者得乘权以居胜地。于是死与辱及其身，而益彼之恶，以为天下害，斯岂足为士气之浩然者乎？

宋之多有此也，不审者以为士气之昌也，不知其气之已枵也。当李伯纪之见废，而学宫之士哄然一起矣；逮史嵩之之复起，哄然再起矣；徐元杰、刘汉弼以毒死，而蔡德润等哄然三起矣；丁大全之逐董槐，而陈宜中等哄然四起矣。凡其所言，皆忧国疾谗、饬彝伦、正风化者也。理以御气，而气固可伸；乃以理御气，而气配理，亦从乎人之独心而已。己正而邪者屈，己直而枉者伏。乃凡此群竞而起者，揣其志，果皆忧国如家，足以胜诸奸之诬上行私者乎？稽其行，果皆孝于而亲，信于而友，足以胜诸奸之污辱风化者乎？度其守，果皆可贫可贱，可穷可死，而一介必严，足以胜诸奸之贪叨无厌者乎？倡之者，或庶几焉。而闻风而起，见影而驰，如骛如奔，逐行随队者之不可保，十且八九也。诸奸且目笑而视之，如飞鸟之集林；庸主亦厌听之，如群蛙之喧夜。则弋获国士之名，自诩清流之党，浸令任之，固不足以拯阽危之祸，国家亦何赖有此士哉？政之不纲也，君之不德也，奸之不戢而祸至之无日也，无能拯救。而徒大声以号之，怨诅下逮于编氓，秽迹彰闻于强敌，群情摇动，而堕其亲上死长之情。则国势之衰，风俗之薄，实自此贻之矣。辑辑翻翻，游谈之习胜，物极必反，烖必逮身。迨至蒙古入杭，群驱北徙，瘃足堕指，啼饥僦食于原野；曾无一人焉，捐此蟪蛄之生，就孔子之堂，择干净土以为死所。则向之浮气坌兴、山摇川决者，今安往邪？

先王之造士也，宾之于饮，序之于射，节之以礼，和之以乐。其尊之也，乞之而后言；其观之也，旅而后语。分之于党塾、州序，以静其志；升之于司马，而即试以功。其以立国体也，即以敦士行也。驯其气而使安也，即以专其气而使昌也。使之求诸己而无待于物也，即以公诸天下而允协于众也。故虽有乱世暴君、奸人逆党，而不能加以非道之刑戮。战国之士气张，而来嬴政之坑；东汉之士气竞，而致奄人之害；南宋之士气嚣，而召蒙古之辱。诚以先王之育士者待士，士亦诚以先王之育士者自育，岂至此哉？诗云：“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。”各安于其所，而作人之化成。鱼乱于下，鸟乱于上，则网罟兴焉。气机之发，无中止之势，何轻言气哉！

八恃险，亡道也；弃险，尤必亡之道也。恃险而亡，非险使之亡也。任非其人，行非其政，民怨而非其民，兵窳而非其兵，积金粟而糜之，非其金粟，险无与守，均于无险，恃险之亡，亦弃险亡之也。易曰：“王公设险以守其国。”是故守国者，不可以不知险。知险者，明乎险与非险之数，非一山之岝崿，一水之波涛，足以为险也。有可据之险，而居高积厚，以下应乎广衍之神皋，如手足处末而卫其头目，夫是之谓真险。善攻者期于争此，善守者亦守此而已矣。

江东自孙氏以来，东晋、南宋因之以立国者皆百余年。长淮、大江为其障蔽，“天堑”之号，繇此而兴。而以实求之，险固不在是也。曹魏临濡须而退，石勒至寿春而返，苻坚渡淝水而奔，拓拔饮江水而止，周世宗破滁阳而罢，完颜亮窥采石而溃，则既已全有长淮而分江之险。乃至兀术直捣建康，立马金山，东陷四明，南驰豫章，终以寝不安席，遽求北走。盖一苇之可杭，无重关之足，江东之险，不在此悠悠之带水明矣。

险不在此，则其立国而不可拔者，固有在也。昭烈有汉中，而曹仁乃却；刘弘镇襄、汉，而琅邪乃兴；桓温缚李势，而氐、羌不敢内犯；张浚督荆、襄，二吴争秦、巩，而女直息其南窥。其亡也：秦灭巴蜀，而捍关破，鄢郢举，走楚于吴，而楚以熸；魏灭蜀汉，迫西陵，王浚因以兴师东指，而孙氏以亡；宇文氏灭萧纪，下萧岿，而隋人南渡之师长驱无忌；宋俘孟昶，下高季兴，而南唐之灭易于摧枯。以是验之，江东之险在楚，楚之险在江与汉之上流。恃大江者非所恃，弃上流者弃其所依。得失之枢，未有爽焉者也。

盖吴、越，委也；江、汉之上流，源也。以攻者言，从源而输于委，顺也；不得其源而求诸委，逆也。应援之相踵，刍粮之相济，甲仗车牛之相辅，顺以及之，而军无中匮之忧。顺而下攻，易也；逆而上退，难也。知进之易于攻，而退之难于却，则人有致死之心。此横江而渡者之无成功，而凭高以下者之得胜算也。以守者言，击其头而手足应，制其手足而头不能援。江与汉之上流，刍粮之所给也，材勇之所生也。故吴、越虽已糜烂，而巴、蜀、湘、粤，可阻险以争衡；上游已就沉沦，则吴、会、越、闽，先魂夺而坐毙。苏峻据石头，而陶侃、温峤率江、湘之义旅，掩取之如笼鸟；侯景陷台城，而王僧辩、陈霸先以脃弱之粤人，网举之如游鲦。险在千里之外，而机应于桴鼓之捷，古今辙迹，无有不同焉者。

然则宋当理宗之世，岂其必亡哉？弃险以自亡，而贾似道之罪，不可胜诛。非但其纳款(拖雷)[忽必烈]而背之以召寇也。以贿赂望阃帅，以柔媚掌兵权，以伉直为仇仇，以爱憎为刑赏；于是余玠死而川蜀之危不支，刘整叛而川蜀之亡以必，吕文焕之援绝而阳逻之渡不可复遏。迨及临安已破，江南瓦解，扬州之守犹岿然而存。江、淮之堑，不足以固江东，势所不趋，非存亡之纽明矣。故知险者，知天下之大险也，非一山一水在眉睫之闲，见为可恃，以使人骄玩者也。以南为守，而失汉中、巴、蜀，以孤江、湘；以北为守，而失朔方、云中，以危河朔。北倚南之资粮，而徐、泗无衔尾之运；南恃北之捍蔽，而相、魏无屯练之兵；虽英主不能以抚中夏，况中材而际运会之屯者乎？故险者，非可恃也，尤非可弃也；此千秋之永鉴也。

　　度宗一宋迨理宗之末造，其亡必矣。然使嗣立之主，愤耻自强，固结众志，即如刘继元之乘城坚守，屡攻而不下，犹有待也。抑不能然，跳身而出，收溃散之卒，勉以忠义，如苻登之誓死以搏姚苌，身虽死，国虽亡，犹足为中原存生人之气。而偷一日之安富，怀拥立之私恩，委国以授之权奸，至于降席稽颡，恬不知怍，而后赵氏之宗祊瓦解灰飞，莫之能挽。呜呼！迹其为君，盖周赧、晋惠之流，得死牖闲，犹为幸矣。

晋惠之立也，议者犹咎武帝之托非其人。以分则适，以年则长，嗣国之常经在焉，苟非通识，莫能易也。而度宗异是。理宗无子，谋立之于吴潜，潜曰：“臣无弥远之才，忠王无陛下之福。”夫岂言之无择而卤戆若斯哉？度宗之不任为君而足以亡宋者，臣民具知之矣。出自庶支，名位未正，非有不可废者存也。选于太祖之裔孙，岂无愈者，而必此是与；则理宗晚多内宠，宦寺内荧，奸臣外拥，度宗以柔选无骨，貌似仁孝，宵小以此惑上，幸其得立，而居门生天子之功也。故吴潜以为不可者，正似道之所深可。一立乎位，而屈膝无惭，江万里莫能掖止，果以遂小人之愿欲，其所以得立者可知已。河山虚掷，庙社邱墟，岂似道之所置诸怀抱者乎？则甚矣理宗之愚以召亡也。

夫选贤以建元良，谋之大臣，以致慎也。而决之于独断者，大臣不敢尸焉。故与闻定策以相翼戴，虽优以恩礼，而必不可怀之以为私恩。非是，则权柄下移，而祸必中于家国。故昭子不赏竖牛，而叔孙太去安。汉文之于周勃，汉宣之于霍光，虽曰寡恩，亦宰制纲维之大义，不可徇矣。天子者，极乎尊而无上者也。有提之携之以致之上者，则德可市，功可居，而更临其上。故小人乐以其身任废立之大权，而贪立菲才，以唯己之志欲。乱之所繇生，莫可救药，必然之券也。

且夫拔起而登天位，遗大投艰于眇躬，亦甚难矣。况在强寇压境之日，其难尤倍。锦衣玉食处堂之嬉，亦奚足为惠而怀之？即令膺祚以及子孙，抑亦宗庙之灵，先君之义，天下臣民之所推戴，岂赞我[以]立者之可鬻贩以为厚德哉？自宁宗委废立于弥远，而理宗感之以为恩；弥远以享厚利，奸人垂涎而思效之，无足怪者。吴潜曰“臣无弥远之才”。非无其才也，无其市天位以擅大权之奸谋也。夫弥远避祸之情，深于邀福。虽怀私以废济王，犹知密访理宗之器识以冀得人。故理宗虽闇，早岁之设施，犹有可观者。其隙既开，其流愈下，似道乃利建此行尸坐肉之童昏，匍伏以听己；于是而一丝九鼎之残疆，唯其所弃掷，而莫敢谁何。要其祸之所自生，则宁宗始之，理宗成之，非旦夕之(效)[故]也。夫以韩魏公之公忠，而两朝定策，引退不遑，岂可望之史、贾之流者乎？孝宗嗣而娄寅亮、张焘之赏不行。小人怀惠，而天下随倾，亦烈矣！故王圭之言曰：“陛下有富贵传子孙，皆先帝之恩。”君子甚恶其言。以有天下享崇高之奉，而感之以为恩，此乡里小生得一举而感举主者，尊之为师，戴之如父，寒乞之情也。然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

恭宗端宗祥兴帝一文信国之言曰：“父母病，知不可起，无不下药之理。”悲哉！身履其时，为其事，同其无成，而后知其言之切也。今夫父母之病，当其未笃，则无妄之药，不敢轻试；无所补而或有所伤，宁勿药也。故春秋传曰：“于许世子止，见孝子之至。”言孝子之情，不敢不慎也。迨及革矣，望其愈而终不可愈，冀其生而不可得生。于斯时也，苟有以疗之者，不以药之珍而患贫也，不以炮制之难而惮劳也，不以迂而罔济而忽之也，不以缓而弗及而辍之也，不以前之屡试无功而中沮也，不以后之追悔太过而怀疑也。其求之也，瞿瞿乎其若贪也；其营之也，惘惘乎其若愚也。夫岂不知有命自天之不可强哉？欲已之，而心不我许，抑竭力殚心以为其所能为而已矣。然而或为之谋者，留鸡刲豕，以媚山巢妖狐之神而乞命，则孝子弗为。其弗为也，非有所吝也，不敢以辱吾亲，不忍以辱吾亲也。

夫忠臣于君国之危亡，致命以与天争兴废，亦如是焉而已。当德祐时，蒙古兵压临安，亡在旦夕，求所以存宋者终无术矣。诚不忍国亡而无能为救，则婴城死守，君臣毕命以殉社稷，可也。奉君出走，收余烬以借一，不胜，则委骨于原隰，可也。死不我值，求先君之遗裔，联草泽之英雄，有一日之生，尽一日之瘁，则信国他日者亦屡用之矣。乃仓卒之下，听女主乞活之谋，衔称臣纳贡之命，徼封豕长蛇之恩，以为属国于江介。爱君而非所以爱，存国而固不可存，信国之忠，洵忠而过矣。

曾元请及旦以易篑，而曾子斥之曰：“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。”姑息云者，姑贷须臾之安，以求活鲋于沾濡，妇寺之忠孝也。以堂堂十五叶中国之天子，匍伏丐尺土于他族，生不如死，存不如亡，久矣。信国自处以君子，而以细人之道爱其君乎？且夫为降附称臣之说，其愚甚矣。即令蒙古之许之与！萧岿臣于宇文，以保一州，而旋以灭亡；钱俶臣于宋，以免征伐，而终于纳土。朝菌之晦朔，奚有于国祚之短长？况乎徐铉之辨言，徒供姗笑；徽、钦之归命，祗取俘囚。已入虎吻，而犹祝其勿吞，词愈哀，志愈辱，其亡愈可伤矣！信国之为此也，摇惑于妇人之柔靡，震动于通国之狂迷，欲以曲遂其成仁取义之心，而择之不精，执之不固，故曰忠而过也。

或曰：句践之请命于吴也，自请为臣，妻请为妾，而卒以沼吴。信国之志，其在斯乎！而奚为不可？

曰：巽以行权者，惟其理也；屈而能伸者，惟其势也。吴之与越，以爵土言，皆诸侯也；以五服言，皆蛮夷也；以先世言，一为泰伯之裔，一为大禹之胄也。春秋之世，友邦相伐，力不敌而请降者多矣。受其降者，不得而臣之，已而复与于会盟，仍友邦也。上有守府之天子，其以强大相役属，同是冠带之伦，而义可以相服者也。故句践即不沼吴，而终不为吴之臣妾。宋之于蒙古，岂其比哉？宋之亡，亡于屈而已。澶渊一屈矣，东京再屈矣，秦桧请和而三屈矣。至于此，而屈至于无可屈。以哀鸣望瓦全，弗救于亡，而徒为万世羞。时异而势异，势异而理亦异。句践之所为，非宋所得假以掩其耻也。故杨后之命可以不受，而后信国之忠，纯白而无疵。择义以行仁，去其姑息者而得矣。

二汉、唐之亡，皆自亡也。宋亡，则举黄帝、尧、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。是岂徒徽、钦以降之多败德，蔡、秦、贾、史之挟奸私，遂至于斯哉？其所繇来者渐矣。

古之言治者，曰“觌文匿武”。匿云者，非其销之之谓也，藏之也固，用之也密，不待觌而自成其用之谓也。故书曰：“迪惟有夏，乃有室大竞。”竞之不大，栋折榱崩，欲支之也难矣！其竞之也，非必若汉武、隋炀穷兵远塞而以自疲也。一室之栋，一二而已，欂、栌、榱、桷，相倚以安，而不任竞之力。故用之专者，物莫能胜；守之壹者，寇莫能侵。率万人以相搏，而其相敌也，一与一相当，而群无所用。自辽海以西，迄于夏、朔；自贺兰以南，垂于洮、岷；其外之逐水草、工骑射、好战乐杀、以睥睨中土者，地犹是地，人犹是族，自古迄今，岂有异哉？

三代之治，千有余岁，天子不以为忧，其制之之道，无所考矣。自春秋以及战国，中国自相争战，而燕、赵独以二国之力，控制北陲。秦人外应关东，而以余力独捍西圉，东不贷力于齐，南不藉援于韩、魏。江、淮以南，则尤耳不闻朔漠之有(天)骄[虏]也。及秦灭燕、代，并六合，率天下之力以防胡，而匈奴始大。汉竭力以御之，而终莫之能抑。至于灵、献之世，中国复分，而刘虞、公孙瓒、袁绍，不闻有北塞之忧。曹操起而抚之，鲜卑、匈奴皆内徙焉。蜀、吴不相闻也。晋兼三国，而五胡竞起。垂及于唐，突厥、奚、契丹相仍内扰。及安、史之乱，河北叛臣各据数州之土以抗天子，而蓟、云之烽燧不闻者百年。繇此言之，合天下以求竞而不竞，控数州以匿武，而竞莫加焉。则中国所以卫此觌文之区者，大略可知矣。

东汉之强，不敌西汉，而无北顾之忧者，有黎阳之屯在也。天宝以后，内乱方兴，不敌开元以前，而无山后之警者，有魏博之牙兵在也。外重渔阳、上郡、云中之守，而黎阳承其后；外建卢龙、定难、振武之节，而魏博辅其威。以其地任其人，以其人守其地。金粟自赡也，士马自简也，险隘自固也，甲仗自营也。无巡边之大使以督其簿责，无遥制之廷臣以掣其进止，虽寡而众矣，虽弱而强矣。故曰“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”。言四裔之边臣各自守，而不待天子之守之也。牵帅海内以守非所自守之地，则漫不关情而自怠；奔走远人以战非所习战之方，则其力先竭而必颓。然而庸主具臣之谋，固必出于此者，事已迫，则不容不疲中国以争；难未形，则唯恐将帅之倚兵而侵上也。

呜呼！宋之所以裂天维、倾地纪、乱人群、贻无穷之祸者，此而已矣。其得天下也不正，而厚疑攘臂之仍；其制天下也无权，而深怀尾大之忌。前之以赵普之佞，逢其君猜妒之私；继之以毕士安之庸，徇愚氓姑息之逸。于是关南、河北数千里阒其无人。迨及勍敌介马而驰，乃驱南方不教之兵，震惊海内，而与相枝距。未战而耳目先迷于向往，一溃而奔保其乡曲。无可匿也，斯亦无能竞也。而自轩辕迄夏后以力挽天纲者，糜散于百年之内。呜呼！天不可问，谁为为之而令至此极乎？向令宋当削平僭伪之日，宿重兵于河北，择人以任之，君释其猜嫌，众宽其指摘，临三关以扼契丹；即不能席卷燕、云，而契丹已亡，女直不能内蹂。亦何至弃中州为完颜归死之穴，而召蒙古以临淮、泗哉？

人本自竞，无待吾之竞之也，不挫之而亦足以竞矣。均此同生并育于声名文物之地，以相为主辅，而视若芒刺之在背。威之弗能也，信之弗固也，宰之弗法也。弃其人，旷其土，以榱支宇，而栋之折也已久。孰令宋之失道若斯其愚邪？天地之气，五百余年而必复。周亡而天下一，宋兴而割据绝。后有起者，鉴于斯以立国，庶有待乎！平其情，公其志，立其义以奠其维。斯则继轩辕、大禹而允为天地之肖子也夫！

　　原道上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固谆谆然命之乎？曰：天地之前，则吾不得而知也；天地生人，斯有道矣，而未形也；三人居室，而道形矣，犹未著也；人有什伍而至百千，一室所不能容，部别班分，而道著矣。仁义忠孝之名，刑政礼乐之制，皆其不碍已而后起者也。

人生有道，人不自知；三人居室，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，饔飧取给于樵汲，既非一身，则必有分任者矣。或各司其事，或番易其班，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，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。又恐交委而互争焉，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，亦不得不然之势也，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。至于什伍千百，部别班分，亦必各长其什伍，而积至于千百，则人众而赖于干济，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，势纷而须于率俾，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，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，而作君、作师。

画野、分州，井田、封建、学校之意著矣。故道者，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，皆其事势自然，渐形渐著，不得已而出之，故曰“天”也。

《易》曰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”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。继之者善，成之者性。是天著于人，而理附于气，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，皆道之故，而非道也。

道者，万事万物之所以然，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。人可得而见者，则其当然而已矣。人之初主，至于什伍千百，以及作君作师，分州画野，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，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，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。羲、农、轩、颛之制作，初意不过如是尔。法积美备，至唐、虞而尽善焉；殷因夏监，至成周而无憾焉。

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，培◆积而至于山岳，亦其理势之自然；而非尧、舜之圣，过乎羲、轩，文、武之神，胜于禹、汤也。

后圣法前圣，非法前圣也，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。三皇无为而自化，五帝开物而成务，三王立制而垂法，后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。当日圣人创制，则犹暑之必须为葛，寒之必须为裘，而非有所容心，以谓吾必如是而后可以异于圣人，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。此皆一阴一阳往复循环所必至，而非可即是以为一阴一阳之道也。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，犹车轮也；圣人创制，一似暑葛寒裘，犹轨辙也。

道有自然，圣人有不得不然，其事同乎？曰：不同。道无所为而自然，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。圣人有所见，故不得不然；众人无所见，则不知其然而然。

孰为近道？曰：不知其然而然，即道也。非无所见也，不可见也。

不得不然者，圣人所以合乎道，非可即以为道也。圣人求道，道无可见，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，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。故不知其然而然，一阴一阳之迹也。

学于圣人，斯为贤人；学于贤人，斯为君子；学于众人，斯为圣人。

非众可学也，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。自有天地，而至唐、虞、夏、商，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。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，而适当积古留传、道法大备之时，是以经纶制作，集千古之大成，则亦时会使然，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。盖自古圣人，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，而同公又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，而知其然也。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，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，时会使然也。譬如春夏秋冬，各主一时，而冬令告一岁之成，亦其时会使然，而非冬令胜于三时也。故创制显庸之圣，千古所同也。集大成者，周公所独也。时会适当然而然，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。

孟子曰：“孔子之谓集大成。”今言集大成者为周公，毋乃悖于孟子之指欤？曰：集之为言，萃众之所有而一之也。自有天地，而至唐、虞、夏、商，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，经纶治化，一出于道体之适然。周公成文、武之德，适当帝全王备，殷因夏监，至于无可复加之际，故得藉为制作典章，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，斯乃所谓集大成也。孔子有德无位，即无从得制作之权，不得列于一成，安有大成可集乎？非孔子之圣，逊于周公也，时会使然也。

孟子所谓集大成者，乃对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而言之也。恐学者疑孔子之圣，与三子同，无所取譬，譬于作乐之大成也。故孔子大成之说，可以对三子，而不可以尽孔子也。以之尽孔子，反小孔子矣，何也？周公集羲、轩、尧、舜以来之大成，周公固学于历圣而集之，无历圣之道法，则固无以成其周公也，孔子非集伯夷、尹、惠之大成，孔子固未尝学于伯夷、尹、惠，且无伯夷、尹、惠之行事，岂将无以成其孔子乎？夫孟子之言，各有所当而已矣，岂可以文害意乎？

达巷党人曰：“大哉孔子！博学而无所成名。”今人皆嗤党人不知孔子矣，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？以谓天纵生知之圣，不可言思拟议，而为一定之名也，于是援天与神，以为圣不可知而已矣。斯其所见，何以异于党人乎？

天地之大，可一言尽。孔子虽大，不过天地，独不可以一言尽乎？或问何以一言尽之，则曰：学周公而已矣。周公之外，别无所学乎？曰：非有学而孔子有所不至，周公既集群圣之成，则周公之外，更无所谓学也。周公集群圣之大成，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，斯一言也，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。“祖述尧、舜”，周公之志也。“宪章文、武”，周公之业也。一则曰：“文王既殁，文不在兹。”再则曰：“甚矣吾衰，不复梦见周公。”又曰：“吾学《周礼》，今用之。”又曰：“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哀公问政，则曰：“文、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”或问“仲尼焉学？”子贡以谓“文、武之道，未坠于地”。

“述而不作”，周公之旧典也。“好古敏求”，周公之遗籍也。党人生同时而不知，乃谓无所成名，亦非全无所见矣。后人观载籍，而不知夫子之所学，是不如党人所见矣。而犹嗤党人为不知，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？故自古圣人，其圣虽同，而其所以为圣，不必尽同，时会使然也。惟孔子与周公，俱生法积道备无可复加之后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，孔子尽其道以明其教，符节匢合，如出于一人，不复更有毫末异同之致也。然则欲尊孔子者，安在援大与神，而为恍惚难凭之说哉？

或曰：孔子既与周公同道矣，周公集大成，而孔子独非大成欤？曰：孔子之大成，亦非盂子所谓也，盖与周公同其集羲、农、轩、顼、唐、虞、三代之成，而非集夷、尹、柳下之成也。盖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，气数之出于天者也。周公集治统之成，而孔子明立教之极，皆事理之不得不然，而非圣人异于前人，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。故隋唐以前，学校并祀周、孔，以周公为先圣，孔子为先师，盖言制作之为圣，而立教之为师。故孟子曰：“周公、仲尼之道一也。”然则周公、孔子，以时会而立统宗之极，圣人固藉时会欤？宰我以谓夫子“贤于尧、舜”，子贡以谓“主民未有如夫子”，有若以夫子较古圣人，则谓“出类拔萃”，三子皆舍周公，独尊孔氏。朱子以谓事功有异，是也。然而治见实事，教则垂空言矣。后人因三子之言，而盛推孔子，过于尧、舜，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，于是千圣之经纶，不足当儒生之坐论矣。伊川论禹、稷、颜子，谓禹、稷较颜子为粗。朱子又以二程与颜、孟切比长短。盖门户之见，贤者不免，古今之通患，夫尊夫子者，莫若切近人情。不知其实，而但务推崇，则玄之又玄。圣人一神天之通号耳，世教何补焉？故周、孔不可优劣也，尘垢秕糠，陶铸尧、舜，庄生且谓寓言，曾儒者而袭其说欤？故欲知道者，必先知周、孔之所以为周、孔。

原道中韩退之曰：“由周公而上，上而为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，下而为臣，故其说长。”夫说长者，道之所由明，而说长者，亦即道之所由晦也。

夫子明教于万世，夫子未尝自为说也。表章六籍，存周公之旧典，故曰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”又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”“子所雅言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执《礼》”，所谓明先王之道以导之也。非夫子推尊先王，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，夫子本无可作也。有德无位，即无制作之权。空言不可以教人，所谓无征不信也。教之为事，羲、轩以来，盖已有之。观《易。大传》之所称述，则知圣人即身示法，因事立教，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，别有所谓教法也。虞廷之教，则有专官矣；司徒之所敬敷，典乐之所咨命；以至学校之设，通于四代；司成师保之职，详于周官。然既列于有司，则肄业存于掌故，其所习者，修齐治平之道，而所师者，守官典法之人。治教无二，官师合一，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？儒家者流，尊奉孔子，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，则亦不知孔子矣。孔子立人道之极，岂有意于立儒道之极耶？儒也者，贤士不遇明良之盛，不得位而大行，于是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后之学者，出于势之无可如何尔。人道所当为者，广矣，大矣。岂当身皆无所遇，而必出于守先待后，不复涉于人世哉？学《易》原于羲画，不必同其卉服野处也。观《书》始于虞典，不必同其呼天号泣也。以为所处之境，各有不同也。然则学夫子者，岂曰屏弃事功，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？

《易》曰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道不离器，犹影不离形。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，以谓六经载道之书，而不知六经皆器也。

《易》之为书，所以开物成务，掌于《春官》太卜，则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。《书》在外史，《诗》领大师，《礼》自宗伯，乐有司成，《春秋》各有国史。三代以前，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，未尝不以教人，不如后世尊奉六经，别为儒学一门，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。盖以学者所习，不出官司典守，国家政教；而其为用，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。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，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。

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，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，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。后人不见先王，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。故表章先王政教，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，而不自著为说，以致离器言道也。夫子自述《春秋》之所以作，则云：“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。”则政教典章，人伦日用之外，更无别出著述之道，亦已明矣。秦人禁偶语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而云“欲学法令，以吏为师”。夫秦之悖于古者，禁《诗》、《书》耳。至云学法令者，以吏为师，则亦道器合一，而官师治教，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。其后治学既分，不能合一，天也。官司守一时之掌故，经师传授受之章句，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。然而历代相传，不废儒业，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。而儒家者流，守其六籍，以渭是特载道之书耳。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，离形存影者哉？彼舍天下事物、人伦日用，而守六籍以言道，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。

《易》曰：“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”矣。

然而不知道而道存，见谓道而道亡。大道之隐也，不隐于庸愚，而隐于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。盖官师治教合，而天下聪明范于一，故即器存道，而人心无越思。官师治教分，而聪明才智，不入于范围，则一阴一阳，入千受性之偏，而各以所见为固然，亦势也。夫礼司乐职，各守专官，虽有离娄之明，师旷之聪，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。今云官守失传，而吾以道德明其教，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，故夫子述而不作，而表章六艺，以存周公旧典也，不敢舍器而言道也。而诸子纷纷，则已言道矣。庄生譬之为耳目口鼻，司马谈别之为六家，刘向区之为九流，皆自以为至极，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。由君子观之，皆仁智之见而谓之，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，夫道因器而显，不因人而名也。自人有谓道者，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。仁见谓仁，智见谓智，是也。人自率道而行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。自人各谓其道，而各行其所谓，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。墨者之道，许子之道，其类皆是也。

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，而大备于周公、孔子，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，盖犹一门之内，不自标其姓氏也。至百家杂出而言道，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。一则曰尧、舜之道，再则曰周公、仲尼之道，故韩退之谓“道与德为虚位”也。夫“道与德为虚位”者，道与德之衰也。

原道下人之萃处也，困宾而立主之名；言之庞出也，因非而立是之名。自诸子之纷纷言道，而为道病焉，儒家者流，乃尊尧、舜、周、孔之道，以为吾道矣。道本无吾，而人自吾之，以谓庶几别于非道之道也。而不知各吾其吾，犹三军之众，可称我军，对敌国而我之也；非临敌国，三军又各有其我也。

夫六艺者，圣人郎器而存道；而三家之《易》，四氏之《诗》，攻且习者，不胜其入主而出奴也。不知古人于六艺，被服如衣食，人人习之为固然，未尝专门以名家者也。后儒但即一经之隅曲，而终身殚竭其精力，犹恐不得一当焉，是岂古今人不相及哉？其势有然也。古者道寓于器，官师合一，学士所肄，非国家之典章，即有司之故事，耳目习而无事深求，故其得之易也。

后儒即器求道，有师无官，事出传闻，而非目见，文须训故而非质言，是以得之难也。夫六艺并重，非可止守一经也；经旨闳深，非可限于隅曲也。而诸儒专攻一经之隅曲，必倍古人兼通六经之功能，则去圣久远，于事固无足怪也。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，则必于中独见天地之高深，因谓天地之大，人莫我尚也，亦人之情也。而不知待为一经之隅曲，未足窥古人之全体也。

训诂章句，疏解义理，考求名物，皆不足以言道也。取三者而兼用之，则以萃聚之力，补遥溯之功，或可庶几耳。而经师先已不能无牴牾，传其学者，又复各分其门户，不啻儒墨之辨焉。则因宾定主，而又有主中之宾；因非立是，而又有是中之非；门径愈歧，而大道愈隐矣。

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。”夫文字之用，为治为察，古人未尝取以为著述也；以文字为著述，起于官师之分职，治教之分途也。夫子曰：“予欲无言。”欲无言者，不能不有所言也。

孟子曰：“予岂好辨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”后世载笔之士，作为文章，将以信今而传后，其亦尚念欲无言之旨，与夫不得已之情，庶几哉言出于我，而所以为言，初非由我也。夫道备于六经，义蕴之匿于前者，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。事变之出于后者，六经不能言，固贵约六经之旨，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。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，立言与立功相准。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，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，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，而非徒夸声音采色，以为一己之名也。《易》曰：“神以知来，智以藏往。”知来，阳也；藏往，阴也；一阴一阳，道也。文章之用，或以述事，或以明理。事溯已往，阴也；理阐方来，阳也。其至焉者，则述事而理以昭焉，言理而事以范焉，则主适不偏，而文乃衷于道矣。迁、固之史，董、韩之文，庶几哉有所不得已于言者乎？不知其故，而但溺文辞，其人不足道已。即为高论者，以谓文贵明道，何取声情色采以为愉悦，亦非知道之言也。夫无为之治而奏薰风，灵台之功而乐钟鼓，以及弹琴遇文，风雩言志，则帝王致治，贤圣功修，未尝无悦目娱心之适；而谓文章之用，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？

子贡曰：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盖夫子所言，无非性与天道，而未尝表而著之曰，此性此天道也。故不曰性与天道，不可得闻；而曰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闻也。所言无非性与天道，而不明著此性与天道者，恐人舍器而求道也。夏礼能言，殷礼能言，皆曰“无征不信”。

则夫子所言，必取征于事物，而非徒托空言，以为明道也。

曾子真积力久，则曰：“一以贯之。”子贡多学而识，则曰：“一以贯之。”非真积力久，与多学而识，则固无所据为一之贯也。训诂名物，将以求古圣之迹也，而侈记诵者，如货殖之市矣。撰述文辞，欲以阐古圣之心也，而溺光采者，如玩好之弄矣。异端曲学，道其所道，而德其所德，固不足为斯道之得失也。记诵之学，文辞之才，不能不以斯道为宗主，而市且弄者之纷纷忘所自也。宋儒起而争之，以谓是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。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，亦即器而示之以道，斯可矣；而其弊也，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。夫子教人博学于文，而宋儒则曰：“玩物而丧志。”曾子教人辞远鄙倍，而宋儒则曰：“工文则害道。”夫宋儒之言，岂非末流良药石哉？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，宋儒之意，似见疾在脏腑，遂欲并脏腑而去之。将求性天，乃薄记诵而厌辞章，何以异乎？然其析理之精，践履之笃，汉唐之儒，未之闻也。

孟子曰：“义理之悦我心，犹刍豢之悦我口。”义理不可空言也，博学以实之，文章以达之，三者合于一，庶几哉周、孔之道虽远，不啻累译而通矣。

顾经师互诋，文人相轻，而性理诸儒，又有朱、陆之同异，从朱从陆者之交攻，而言学问与文章者，又逐风气而不悟，庄生所谓“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”，悲夫！

邵氏晋涵曰：是篇初出，传稿京师，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，谓蹈宋人语录习气，不免陈腐取憎，与其平日为文不类，至有移书相规诫者。余谛审之，谓朱少白名锡庾。曰：“此乃明其《通义》所著一切，创言别论，皆出自然，无矫强耳。语虽浑成，意多精湛，未可议也。”族子廷枫曰：叔父《通义》，平日脍炙人口，岂尽得其心哉？不过清言高论，类多新奇可喜，或资为掌中之谈助耳。不知叔父尝自恨其名隽过多，失古意也。

是篇题目，虽似迂阔，而意义实多创辟。如云道始三人居室，而君师政教，皆出乎天；贤智学于圣人，圣人学于百姓；集大成者，为周公而非孔子，学者不可妄分周孔；学孔子者，不当先以垂教万世为心；孔子之大，学周礼一言，可以蔽其全体；皆乍闻至奇，深思至确，《通义》以前，从未经人道过，岂得谓陈腐耶？

诸君当日诋为陈腐，恐是读得题目太熟，未尝详察其文字耳。

原学上《易》曰：“成象之谓乾，效法之谓坤。”学也者，效法之谓也；道也者，成象之谓也。夫子曰：“下学而上达。”盖言学于形下之器，而自达于形上之道也。士希贤，贤希圣，圣希天。希贤希圣，则有其理矣。“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”，圣如何而希天哉？盖天之生人，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，天德也；莫不纳之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，天位也。以天德而修天位，虽事物未交隐微之地，已有适当其可，而无过与不及之准焉，所谓成象也。

平日体其象，事至物交，一如其准以赴之，所谓效法也。此圣人之希天也，此圣人之下学上达也。伊尹曰：“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觉后知，使先觉觉后觉也。”人生禀气不齐，固有不能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者，则先知先觉之人，从而指示之，所谓教也。教也者，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，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。故士希贤，贤希圣，希其效法于成象，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。然则何以使知适当其可之准欤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欤？则必观于生民以来，备天德之纯，而造天位之极者，求其前言往行，所以处夫穷变通久者而多识之，而后有以自得所谓成象者，而善其效法也。故效法者，必见于行事。

《诗》、《书》诵读，所以求效法之资，而非可即为效法也。然古人不以行事为学，而以《诗》、《书》诵读为学者，何邪？盖谓不格物而致知，则不可以诚意，行则如其知而出之也。故以诵读为学者，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，非谓此外无学也，子路曰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”夫子斥以为佞者，盖以子羔为宰，不若是说，非谓学必专于诵读也。专于诵读而言学，世儒之陋也。

原学中古人之学，不遗事物，盖亦治教未分，官师合一，而后为之较易也。司徒敷五教，典乐教胄子，以及三代之学校，皆见于制度。彼时从事于学者，入而申其占毕，出而即见政教典章之行事，是以学皆信而有征，而非空言相为授受也。然而其知易入，其行难副，则从古已然矣。尧之斥共工也，则曰：“静言庸违。”夫静而能言，则非不学者也。试之于事而有违，则与效法于成象者异矣。傅说之启高宗也，则曰：“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”高宗旧学于甘盘，久劳于外，岂不学者哉？未试于事，则恐行之而未孚也。又曰：“人求多闻，时惟建事，学于古训乃有获。”说虽出于古文，其言要必有所受也。

夫求多闻而实之以建事，则所谓学古训者，非徒诵说，亦可见矣。夫治教一而官师未分，求知易而实行已难矣，何况官师分，而学者所肄，皆为前人陈迹哉？

夫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又曰：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”夫思，亦学者之事也；而别思于学，若谓思不可以言学者，盖未必习于事，而后可以言学，此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。诸子百家之言，起于徒思而不学也。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禀，而不能无敝耳。刘歆所谓某家者流，其源出于古者某官之掌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，其失而为某事之敝。夫某官之掌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。流为某家之学，则官守失传，而各以思之所至，自为流别也。失为某事之敝，则极思而未习于事，虽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。是以三代之隆，学出于一，所谓学者，皆言人之功力也。统言之，“十年曰幼学”是也；析言之，则“十三学乐，二十学礼”是也。国家因人功力之名，而名其制度，则曰“乡学国学”，“学则三代共之”是也。未有以学属乎人，而区为品诣之名者。

官师分而诸子百家之言起，于是学始因人品诣以名矣，所谓某甲家之学，某乙家之学是也。学因人而异名，学斯舛矣；是非行之过而至于此也，出于思之过也。故夫子言学思偏废之弊，即继之曰：“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”夫异端之起，皆思之过，而不习于事者也。

原学下诸子百家之患，起于思而不学：世儒之患，起于学而不思；盖官师分而学不同于古人也。后王以谓儒术不可废，故立博士，置弟子，而设科取士，以为诵法先王者劝焉。盖其始也，以利禄劝儒术；而其究也，以儒术徇利禄；斯固不足言也。而儒宗硕师，由此辈出，则亦不可谓非朝廷风教之所植也。

夫人之情，不能无所歆而动，既已为之，则思力致其实，而求副乎名。中人以上，可以勉而企焉者也。学校科举，奔走千百才俊，岂无什一出于中人以上者哉？去古久远，不能学古人之所学，则既已诵习儒业，即为学之究竟矣。

而攻取之难，势亦倍于古人。故于专门攻习儒业者，苟果有以自见，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几，吾无责焉耳。学博者长于考索，岂非道中之实积，而骛于博者，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，不思博之何所取也？才雄者健于属文，岂非道体之发挥？而擅于文者，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，不思文之何所用也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。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，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。此皆知其然，而不知所以然也。程子曰：“凡事思所以然，天下第一学问。”人亦竟求所以然者思之乎？天下不能无风气，风气不能无循环，一阴一阳之道，见于气数者然也；所贵君子之学术，为能持世而救偏，一阴一阳之道，宜于调剂者然也。风气之开也，必有所以取，学问文辞与义理，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，风气之成也，必有所以敝，人情趋时而好名，徇末而不知本也。是放开者虽不免于偏，必取其精者，为新气之迎；敝者纵名为正，必袭其伪者，为末流之托；此亦自然之势也。而世之言学者，不知持风气，而惟知徇风气，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，则亦弗思而已矣。

博约上沈枫墀以书问学，自愧通人广座，不能与之问答。余报之以学在自立，人所能者，我不必以不能愧也。因取譬于货殖，居布帛者，不必与知粟菽，藏药饵者，不必与闻金珠；患己不能自成家耳。譬市布而或阙于衣材，售药而或欠于方剂，则不可也。或曰：此即苏子瞻之教人读《汉书》法也，今学者多知之矣。余曰：言相似而不同，失之毫厘，则谬以千里矣。或问苏君曰：“公之博赡，亦可学乎？”苏君曰：“可。吾尝读《汉书》矣，凡数过而尽之。如兵、农、礼、乐，每过皆作一意求之，久之而后贯彻。”因取譬于市货，意谓货出无穷，而操贾有尽，不可不知所择云尔。学者多诵苏氏之言，以为良法，不知此特寻常摘句，如近人之纂类策括者尔。问者但求博赡，固无深意。苏氏答之，亦不过经生决科之业，今人稍留意于应举业者，多能为之，未可进言于学问也。而学者以为良法，则知学者鲜矣。夫学必有所专，苏氏之意，将以班书为学欤？则终身不能竟其业也，岂数过可得而尽乎？将以所求之礼、乐、兵、农为学欤？则每类各有高深，又岂一过所能尽一类哉？

就苏氏之所喻，比于操贾求货，则每过作一意求，是欲初出市金珠，再出市布帛，至于米粟药饵，以次类求矣。如欲求而尽其类欤？虽陶朱、猗顿之富，莫能给其贾也。如约略其贾，而每种姑少收之，则是一无所成其居积也。苏氏之言，进退皆无所据，而今学者方奔走苏氏之不暇，则以苏氏之言，以求学问则不足，以务举业则有余也。举业比户皆知诵习，未有能如苏氏之所为者，偶一见之，则固矫矫流俗之中，人亦相与望而畏之；而其人因以自命，以谓是学问，非举业也，而不知其非也。苏氏之学，出于纵横，其所长者，揣摩世务，切实近于有用，而所凭以发挥者，乃策论也。策对必有条目，论锋必援故实，苟非专门夙学，必须按册而稽；诚得如苏氏之所以读《汉书》者尝致力焉，则亦可以应猝备求，无难事矣。韩昌黎曰：“记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钩其玄。”钩玄提要，千古以为美谈；而韩氏所自为玄要之言，不但今不可见，抑且当日绝无流传，亦必寻章摘句，取备临文摭拾者耳。而人乃欲仿钩玄提要之意而为撰述，是亦以苏氏类求，误为学问，可例观也。或曰：如子所言，韩、苏不足法欤？曰：韩、苏用其功力，以为文辞助尔，非以此谓学也。

博约中或曰：举业所以觇人之学问也。举业而与学问科殊，末流之失耳。苟有所备以俟举，即《记》之所谓博学强识以待问也，宁得不谓之学问欤？余曰：博学强识，儒之所有事也；以谓自立之基，不在是矣。学贵博而能约，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。以言陋儒荒俚，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，不得谓专家也。

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。以言俗儒记诵漫漶，至于无极，妄求遍物，而不知尧、舜之知所不能也。博学强识，自可以待问耳，不知约守，而只为待问设焉，则无问者，儒将无学乎？且问者固将闻吾名而求吾实也，名有由立，非专门成学不可也，故未有不专而可成学者也。

或曰：苏氏之类求，韩氏之钧玄提要，皆待问之学也，子谓不足以成家矣。王伯厚氏搜罗摘抉，穷幽极微，其于经、传、子、史，名物制数，贯串旁骛，实能讨先儒所未备。其所纂辑诸书，至今学者资衣被焉，岂可以待问之学而忽之哉？答曰：王伯厚氏，盖因名而求实者也。昔人谓韩昌黎因文而见道，既见道，则超乎文矣。王氏因待问而求学，既知学，则超乎待问矣。

然王氏诸书，谓之纂辑可也；谓之著述则不可也；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，谓之成家之学术，则未可也。今之博雅君子，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，而终身无得于学者，正坐宗仰王氏，而误执求知之功力，以为学即在是尔。学与功力，实相似而不同。学不可以骤几，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。指功力以谓学，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。

夫学有天性焉，读书服古之中，有入识最初，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。

学又有至情焉，读书服古之中，有欣慨会心，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。

功力有余，而性情不足，未可谓学问也。性情自有，而不以功力深之，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。夫子曰：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。”不知孰为功力，熟为柱情。斯固学之究竟，夫子何以致是？则曰：“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”今之俗儒，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《春秋》，又憾戴公得《商颂》，而不存七篇之阙目，以谓高情胜致，至相赞叹。充其僻见，且似夫子删修，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。盖逐于时趋，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。幸而生后世也，如生秦火未毁以前，典籍具存，无事补辑，彼将无所用其学矣。

博约下或曰：子言学术，功力必兼性情，为学之方，不立规矩，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，而施其功力，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。夫古者教学，自数与方名，诵诗舞勺，各有一定之程，不问人之资近与否，力能勉否。而子乃谓人各有能有所不能，不相强也，岂古今人有异教与？答曰：今人为学，不能同于古人，非才不相及也，势使然也。自官师分，而教法不合于一，学者各以已之所能私相授受，其不同者一也。且官师既分，则肄习惟资简策，道不著于器物，事不守于职业，其不同者二也。故学失所师承，六书九数，古人幼学，皆已明习，而后世老师宿儒，专门名家，殚毕生精力求之，犹不能尽合于古，其不同者三也。天时人事，今古不可强同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。

然而六经大义，昭如日星；三代损益，可推百世。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，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。资之近而力能勉者，人人所有，则人人可自得也，岂可执定格以相强欤？王氏“致良知”之说，即孟子之遗言也。良知曰致，则固不遗功力矣。朱子欲人因所发而遂明，孟子所谓察识其端而扩充之，胥是道也。而世儒言学，辄以良知为讳，无亦惩于末流之失，而谓宗指果异于古所云乎？

或曰：孟子所谓扩充，固得仁、义、礼、智之全体也。子乃欲人自识所长，遂以专其门而名其家，且戒人之旁骛焉，岂所语于通方之道欤？答曰：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。道欲通方，而业须专一，其说并行而不悖也。圣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，然自颜、曾、赐、商，所由不能一辙；再传而后，荀卿言《礼》，孟子长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或疏或密，途径不同，而同归于道也。

后儒途径所由寄，则或于义理，或于制数，或于文辞，三者其大较矣。三者致其一，不能不缓其二，理势然也。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，而不以所缓之二为可忽，则于斯道不远矣。徇于一偏，而谓天下莫能尚，则出奴入主，交相胜负，所谓物而不化者也。是以学必求其心得，业必贵于专精，类必要于扩充，道必抵于全量，性情喻于忧喜愤乐，理势达于穷变通久，博而不杂，约而不漏，庶几学术醇固，而于守先待后之道，如或将见之矣。

言公上古人之言，所以为公也，未尝矜于文辞，而私据为已有也。志期于道，言以明志，文以足言。其道果明于天下，而所志无不申，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。《虞书》曰：“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。”此以言语观人之始也。必于试功而庸服，则所贵不在言辞也。誓诰之体，言之成文者也；苟足立政而敷治，君臣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。周公曰：“王若曰多方。”诰四国之文也。

说者以为周公将王之命，不知斯言固本于周公，成王允而行之，是即成王之言也。盖圣臣为贤主立言，是谓贤能任圣，是亦圣人之治也。曾氏巩曰：“典谟载尧、舜功绩，并其精微之意而亦载之，是岂寻常所及哉？当时史臣载笔，亦皆圣人之徒也。”由是观之，贤臣为圣主述事，是谓贤能知圣，是亦圣人之言也。

文与道为一贯，言与事为同条，犹八音相须而乐和，不可分属一器之良也；五味相调而鼎和，不可标识一物之甘也。故曰：古人之言，所以为公也，未尝矜于文辞，而私据为已有也。

司马迁曰：“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所为作也。”是则男女慕悦之辞，思君怀友之所托也；征夫离妇之怨，忠国忧时之所寄也。必泥其辞，而为其人之质言，则《鸱鸮》实鸟之哀音，何怪鲋鱼忿诮于庄周；《苌楚》乐草之无家，何怪雌风慨叹于宋玉哉？夫诗人之旨，温柔而敦厚，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戒；舒其所愤懑，而有裨于风教之万一焉，是其所志也。因是以为名，则是争于艺术之工巧，古人无是也。故曰：古人之言，所以为公也，未尝矜于文辞，而私据为己有也。

夫子曰：“述而不作。”六艺皆周公之旧典，夫子无所事作也。《论语》则记夫子之言矣。“不恒其德”，证义巫医，未尝明著《易》文也：“不忮不求”之美季路，“诚不以富”之叹夷齐，未尝言出于《诗》也：“允执厥中”之述尧言，“玄牡昭告”之述汤誓，未尝言出于《书》也。《墨子》引《汤誓》。《论语》记夫子之微言，而《诗》、《书》初无识别，盖亦述作无殊之旨也。王伯厚常据古书出孔子前者，考证《论语》所记夫子之言，多有所本。古书或有伪托，不尽可凭，要之古人引用成说，不甚拘别。夫子之言，见于诸家之称述，诸家不无真伪之参，而子思、孟子之书，所引精粹之言，亦多出于《论语》所不载。而《论语》未尝兼收，盖亦详略互托之旨也。

夫六艺为文字之权舆，《论语》为圣言之荟粹，创新述故，未尝有所庸心，盖取足以明道而立教，而圣作明述，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。故曰：古人之言，所以为公也，未尝矜其文辞，而私据为己有也。

周衰文弊，诸子争鸣，盖在夫子既殁，微言绝而大义之已乖也。然而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，固将以其所谓道者，争天下之莫可加，而语言文字，未尝私其所出也。先民旧章，存录而不为识别者，《幼官》、《弟子》之篇，《月令》、《土方》之训是也。《管子。地圆》，《淮南。地形》，皆土训之遗。辑其言行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，管仲之述其身死后事，韩非之载其李斯《驳议》是也。《庄子。让王》、《渔父》之篇，苏氏谓之伪托；非伪托也，为庄氏之学者所附益尔。《晏子春秋》，柳氏以谓墨者之言。非以晏子为墨，为墨学者述晏子之事，以名其书，犹孟子之《告子》、《万章》名其篇也。《吕氏春秋》，先儒与《淮南鸿烈》之解同称，盖谓集众宾客而为之，不能自命专家，斯固然矣。然吕氏、淮南，未尝以集众为讳，如后世之掩人所长以为己有也。二家固以裁定之权，自命家言，故其宗旨，未尝不约于一律，吕氏将为一代之典要，刘安托于道家之支流，斯又出于宾客之所不与也。诸子之奋起，由于道术既裂，而各以聪明才力之所偏，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，而遂欲以之易天下。其持之有故，而言之成理者，故将推衍其学术，而传之其徒焉。苟足显其术而立其宗，而援述于前，与附衍于后者，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。故曰：古人之言，所以为公也，未尝矜其文辞，而私据为己有也。

夫子因鲁史而作《春秋》，孟子曰：“其事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”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。载笔之士，有志《春秋》之业，固将惟义之求，其事与文，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。世之讥史迁者，责其裁裂《尚书》、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之文，以谓割裂而无当，出苏明允《史论》。世之讥班固者，责其孝武以前之袭迁书，以谓盗袭而无耻，出郑渔仲《通志》。此则全不通乎文理之论也。迁史断始五帝，沿及三代、周、秦，使舍《尚书》、《左》、《国》，岂将为凭虚、亡是之作赋乎？必谓《左》、《国》而下，为迁所自撰，则陆贾之《楚汉春秋》，高祖孝文之《传》，皆迁之所采摭，其书后世不传，而徒以所见之《尚书》、《左》、《国》，怪其割裂焉，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。

固书断自西京一代，使孝武以前，不用迁史，岂将为经生决科之同题而异文乎？必谓孝武以后，为固之自撰，则冯商、扬雄之纪，刘歆、贾护之书，皆固之所原本，其书后人不见，而徒以所见之迁史，怪其盗袭焉，可谓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。以载言为翻空欤？扬、马词赋，尤空而无实者也。马、班不为文苑传，藉是以存风流文采焉，乃述事之大者也。以叙事为征实欤？年表传目，尤实而无文者也。《屈贾》、《孟荀》、《老庄申韩》之标目，《同姓侯王》、《异姓侯王》之分表，初无发明，而仅存题目，褒贬之意，默寓其中，乃立言之大者也。作史贵知其意，非同于掌故，仅求事文之末也。夫子曰：“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此则史氏之宗旨也。苟足取其义而明其志，而事次文篇，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。故曰：古人之言，所以为公也，未尝矜其文辞，而私据为己有也。

汉初经师，抱残守缺，以其毕生之精力，发明前圣之绪言，师授渊源，等于宗支谱系；观弟子之术业，而师承之传授，不啻凫鹄黑白之不可相淆焉，学者不可不尽其心也。公、榖之于《春秋》，后人以谓假设问答以阐其旨尔。

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，而后著之竹帛焉，非如后人作经义，苟欲名家，必以著述为功也。商瞿受《易》于夫子，其后五传而至田何。施、孟、梁邱，皆田何之弟子也。然自田何而上，未尝有书，则三家之《易》，著于《艺文》，皆悉本于田何以上口耳之学也。是知古人不著书，其言未尝不传也。治韩《诗》者，不杂齐、鲁；传伏《书》者，不知孔学；诸学章句训诂，有专书矣。门人弟子，据引称述，杂见传纪章表者，不尽出于所传之书也，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师说。则诸儒著述成书之外，别有微言绪论，口授其徒，而学者神明其意，推衍变化，著于文辞，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。而人之观之者，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，不复辨其孰为师说，孰为徒说也。盖取足以通其经而传其学，而口耳竹帛，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。故曰：古人之言，所以为公也，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。

言公中呜呼！世教之衰也，道不足而争于文，则言可得而私矣；实不充而争于名，则文可得而矜矣。言可得而私，文可得而矜，则争心起而道术裂矣。古人之言，欲以喻世；而后人之言，欲以欺世；非心安于欺世也，有所私而矜焉，不得不如是也。古人之言，欲以淑人；后人之言，欲以炫己；非古人不欲炫，而后人偏欲炫也，有所不足与不充焉，不得不如是也。孟子曰：“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？操术不可不慎也。”古人立言处其易，后人立言处其难。

何以明之哉？古人所欲通者，道也。不得已而有言，譬如喜于中而不得不笑，疾被体而不能不呻，岂有计于工拙敏钝，而勉强为之效法哉？若夫道之所在，学以趋之，学之所在，类以聚之，古人有言，先得我心之同然者，即我之言也。何也？其道同也。传之其人，能得我说而变通者，即我之言也。何也？

其道同也。穷毕生之学问思辨于一定之道，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为之藉，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为之辅，其立言也，不易然哉？惟夫不师之智，务为无实之文，则不喜而强为笑貌，无病而故为呻吟，已不胜其劳困矣。而况挟恐见破之私意，窃据自擅之虚名，前无所藉，后无所援，处世孤危而不可安也，岂不难哉？

夫外饰之言，与中出之言，其难易之数可知也；不欲争名之言，与必欲争名之言，其难易之数，又可知也；通古今前后，而相与公之之言，与私据独得，必欲己出之言，其难易之数，又可知也。立言之士，将有志于道，而从其公而易者欤？抑徒竞于文，而从其私而难者欤？公私难易之间，必有辨矣。呜呼！安得知言之士，而与之勉进于道哉？

古未有窃人之言以为己有者，伯宗梁山之对，既受无后之诮，而且得蔽贤之罪矣；古未有窃人之文以为己有者，屈平属草稿未定，上官大夫见而欲夺，既思欺君，而且以谗友矣。窃人之美，等于窃财之盗，老氏言之断断如也。其弊由于自私其才智，而不知归公于道也。向令伯宗荐辇者之贤，而用缟素哭祠之成说，是即伯宗兴邦之言也，功不止于梁山之事也。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赞助所为宪令焉，是即上官造楚之言也，功不止于宪令之善也。韩琦为相，而欧阳修为翰林学士，或谓韩公无文章，韩谓“琦相而用修为学士，天下文章，孰大于琦？”呜呼！若韩氏者，可谓知古人言公之旨矣。

窃人之所言以为己有者，好名为甚，而争功次之。功欺一时，而名欺千古也。以已之所作伪托古人者，奸利为甚，而好事次之；好事则罪尽于一身，奸利则效尤而蔽风俗矣。齐邱窃《化书》于谭峭，郭象窃《庄》注于向秀，君子以谓儇薄无行矣。作者如有知，但欲其说显白于天下，而不必明之自我也。然而不能不恫心于窃之者，盖穿窬箧箧之智，必有审易更张以就其掩著，而因以失其本指也。刘炫之《连山》，梅赜之《古文尚书》，应诏入献，将以求禄利也。侮圣人之言，而窃比河间、河内之搜讨，君子以为罪不胜诛矣。

夫坟、典既亡，而作伪者之搜辑补苴，如古文之采辑逸书，散见于记传者，几无遗漏。亦未必无什一之存也。然而不能不深恶于作伪者，遗篇逸句，附于阙文，而其义犹存；附会成书，而其义遂亡也。向令易作伪之心力，而以采辑补缀为己功，则功岂下于河间之《礼》，河内之《书》哉？王伯厚之《三家诗考》，吴草庐之《逸礼》，生于宋、元之间，去古浸远，而尚有功于经学。六朝古书不甚散亡，其为功，较之后人，必更易为力，惜乎计不出此，反藉以作伪。郭象《秋水》、《达生》之解义，非无精言名理可以为向之亚也；向令推阐其旨，与秀之所注，相辅而行，观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，岂至遽等穿窬之术哉？不知言公之旨，而欲自私自利以为功，大道隐而心术不可复问矣。

学者莫不有志于不朽，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？言公于世，则书有时而亡，其学不至遽绝也。盖学成其家，而流衍者长，观者考求而能识别也。孔氏古文虽亡，而史迁问故于安国；今迁书具存，而孔氏之《书》，未尽亡也。

韩氏之《诗》虽亡，而许慎治《诗》兼韩氏；今《说文》具存，而韩婴之《诗》，未尽亡也。刘向《洪范五行传》，与《七略别录》虽亡，而班固史学出刘歆；歆之《汉记》，《汉书》所本。今《五行》、《艺文》二志具存，而刘氏之学未亡也。亦有后学托之前修者，褚少孙之藉灵于马迁，裴松之之依光于陈寿，非缘附骥，其力不足自存也。又有道同术近，其书不幸亡逸，藉同道以存者，《列子》残阙，半述于庄生，杨朱书亡，多存于《韩子》；盖庄、列同出于道家，而杨朱为我，其术自近名法也。又有才智自骋，未足名家，有道获亲，幸存斧琢之质者，告子杞柳湍水之辨，藉孟子而获传；惠施白马三足之谈，因庄生而遂显；虽为射者之鹄，亦见不羁之才，非同泯泯也。又有琐细之言，初无高论，而幸入会心，竟垂经训。孺子濯足之歌，通于家国；时俗苗硕之谚，证于身心。其喻理者，即浅可深；而获存者，无俗非雅也。

凡若此者，非必古人易而后人难也，古人巧而后人拙也，古人是而后人非也；名实之势殊，公私之情异，而有意于言与无意于言者，不可同日语也。故曰：无意于文而文存，有意于文而文亡。

今有细民之讼，两造具辞，有司受之，必据其辞而赏罚其直枉焉。所具之辞，岂必乡曲细民能自撰哉？而曲直赏罚，不加为之辞者，而加之讼者，重其言之之意，而言固不必计其所出也。墓田陇亩，祠庙宗支，履勘碑碣，不择鄙野，以谓较论曲直，舍是莫由得其要焉。岂无三代钟鼎，秦、汉石刻，款识奇古，文字雅奥，为后世所不可得者哉？取辨其事，虽庸而不可废；无当于事，虽奇而不足争也。然则后之学者，求工于文字之末，而欲据为一己之私者，其亦不足与议于道矣。

或曰：指远辞文，《大传》之训也；辞远鄙倍，贤达之言也。“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”，辞之不可以已也。今曰求工于文字之末者非也，其何以为立言之则欤？曰：非此之谓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修辞立其诚。”诚不必于圣人至诚之极致，始足当于修辞之立也。学者有事于文辞，毋论辞之如何，其持之必有其故，而初非徒为文具者，皆诚也。有其故，而修辞以副焉，是其求工于是者，所以求达其诚也。“《易》奇而法，《诗》正而葩”，“《易》以道阴阳”，《诗》以道性情也。其所以修而为奇与葩者，则固以谓不如是，则不能以显阴阳之理与性情之发也。故曰：非求工也。无其实而有其文，即六艺之辞，犹无所取，而况其他哉？

文，虚器也；道，实指也。文欲其工，犹弓矢欲其良也。弓矢可以御寇，亦可以为寇，非关弓矢之良与不良也；文可以明道，亦可以叛道，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。陈琳为袁绍草檄，声曹操之罪状，辞采未尝不壮烈也；他日见操，自比矢之不得不应弦焉。使为曹操檄袁绍，其工亦必犹是尔。然则徒善文辞，而无当于道，譬彼舟车之良，洵便于乘者矣，适燕与粤，未可知也。

圣人之言，贤人述之，而或失其指；贤人之言，常人述之，而或失其指；人心不同，如其面焉。而曰言托于公，不必尽出于己者，何也？盖谓道同而德合，其究终不至于背驰也。且赋诗断章，不啻若自其口出，而本指有所不拘也。引言互辨，与其言意或相反，而古人并存不废也。前人有言，后人援以取重焉，是同古人于己也；前人有言，后人从而扩充焉，是以己附古人也。

仁者见仁，知者见知，言之从同而异，从异而同者，殆如秋禽之毛，不可遍举也。是以后人述前人，而不废前人之旧也；以为并存于天壤，而是非失得，自听知者之别择，乃其所以为公也。君子恶夫盗人之言，而遽铲去其迹，以遂掩著之私也。若夫前人已失其传，不得已而取裁后人之论述，是乃无可如何，譬失祀者，得其族属而主之，亦可通其魂魄尔。非喻言公之旨，不足以知之。

言公下于是泛滥文林，回翔艺苑；离形得似，弛羁脱韅；上窥作者之指，下挹时流之撰。口耳之学既微，竹帛之功斯显。窟巢托足，遂启璇雕；毛叶御寒，终开组纂。名言忘于太初，流别生于近晚。譬彼◆沸酌于觞窦，斯褰裳以厉津；堤防拯于横流，必方舟而济乱。推言公之宗旨，得吾道之一贯。惟日用而不知，◆炙忘乎飞弹。试一揽夫沿流，蔚春畦之葱茜。

若乃九重高拱，六合同风。王言纶綍，元气寰中。秉钧燮鼎之臣，襄谟殿柏；珥笔执简之士，承旨宸枫。于是西掖挥麻，北门视草。天风四方，渊雷八表。

敷洋溢之德音，述忧勤之怀抱。崇文则山《韶》海《濩》，厉武则泰秣汃驱；敷政则云龙就律，恤灾则鸠鹄回腴。斯并石室金縢，史宬尊藏掌故；而缥函缃轴，学士辑为家书。左史右史之纪，王者无私；内制外制之集，词臣非擅。虽木天清閟，公言自有专官；而竹簟茅檐，存互何妨于外传也。

制诰之公。

至于右文稽古，购典延英。鸾台述史，虎观谈经。议簧校帜，六天、五帝、三统、九畴之论，专家互执；《礼》仇《书》讼，齐言、鲁故、孔壁、梁坟之说，称制以平。《正义》定著乎一家，《晋史》约删以百卷。六百年之解诂章疏，《五经正义》，取两汉六朝专家之说而定于一。十八家之编年纪传。《晋史》一十八家。譬彼漳分江合，济伏河横，淮申沔曲，汩兮朝宗于谷王；翡翠空青，蔚蓝芝紫，水碧砂丹，烂兮章施于采绚。凡以统车书而一视听，齐钧律而抑邪滥，虽统名乎敕定，实举职于儒臣。领袖崇班，表进勒名首简；群公集事，一时姓氏俱湮。盖新庙献功，岂计众匠奔趋，而将作用纪？明禋成礼，何论庖人治俎，而尸祝辞陈！馆局之公。

尔其三台八座，百职庶司，节镇统部，郡县分治。罗群星于秋旻，茁百谷于东菑。簿书稠匝，卷牒纷披。文昌武库，礼司乐署之灿烂，若辐凑由运轴于车轮；甲兵犴讼，钱货农田之条理，若棋置而列枰以方罫，雁行进蓝田之牒，准令式而文行；牛耳招平原之徒，奉故事而画诺。是则命笔为刀，称书曰隶。遣言出自胥徒，得失归乎长吏。盖百官治而万民察，所以易结绳而为书契。昧者徒争于末流，知者乃通其初意。文移之公。

若夫侯王将相，岳牧群公。铃閤启事，戟门治戎。称崇高之富贵，具文武之威风。则有书记翩翩，风流名士，幕府宾客，文学掾史。鹞击海滨，仲连飞书于沙漠；鹰扬河朔，孔璋驰檄于当涂。王粲慷慨而依刘，赋传荆阙；班固倜傥以从窦，铭勒狼居。刍毁涂摧，死魄感惠连之吊；莺啼花发，生魂归希范之书。斯或精诚贯金石之坚，忠烈奋风云之气。输情则青草春生，腾说则黄涛夏沸；感幽则山鬼夜啼，显明则海灵朝霁。并能追杳入冥，传心达志。变化从人，曲屈如意。

盖利禄之途既广，则揣摩之功微至。中晚文人之集，强半捉刀之技。既合驭而和鸾，岂分途而争帜？书记之公。

盖闻富贵愿足，则慕神仙。黄白之术既绌，文章之尚斯专。度生人之不朽，久视弗著名传；既惩愚而显智，遂以后而胜前。则有爵擅七貂，抑或户封十万，当退食之委蛇，或休沐之闲宴，耻汩没于世荣，乃雅羡乎述赞。于是西园集雅，东阁宾儒，列铅置椠，纷墨披朱。求艺林之胜事，遂合力而并图。或抱荆山之璞，或矜隋侯之珠，或宝燕市之石，或滥齐门之竽，皆怀私而自媚，视匠指而奔趋。既取多而用闳，譬峙粮而聚稿。藉大力以赅存，供善学之搜讨。立功固等乎立言，何尝少谢于专家之独造也哉？募集之公。

至如《诗》、《骚》体变，乐府登场。《朱鹭》、《悲翁》，《上邪》、《如张》之篇题，学士无征于诠解；呼豨、瑟二，存吾、几令之音拍，工师惟记乎铿锵。则有拟议形容，敷陈推表，好事者为之说辞，伤心人别有怀抱。

金羁白马，酒市钗楼，年少之乐也；关山杨柳，行李风烟，离别之情也，草茜禽肥，马骄弓逸；游猎之快也；陇水呜咽，塞日昏黄，征戍之行也。或以感愤而申征夫之怨，或以悒郁而抒去妾之悲；或以旷怀而恢游宴之兴，或以古意而托艳冶之词。盖传者未达其旨，遂谓《子夜》乃女子之号，《木兰》为自叙之诗。

苟不背于六艺之比兴，作者岂欲以名姓而自私！乐府之公。

别有辞人点窜，略仿史删。因袭成文，或稍加点窜，惟史家义例有然。

诗文集中，本无此例。间有同此例者，大有神奇臭腐之别，不可不辨，凤困荆墟，悲迷阳于南国；庄子改《凤兮歌》。《鹿鸣》萍野，诵宵《雅》于《东山》。魏武用《小雅》诗。女萝薛荔，陌上演山鬼之辞；绮流黄，狭斜袭妇艳之故。乐府《陌上桑》与《三妇艳》之辞也。梁人改《陇头》之歌，增减古辞为之。

韩公删《月蚀》之句，删改卢仝之诗。岂惟义取断章，不异宾筵奏赋。歌古人诗，见己意也。以至河分冈势，乃联春草青痕；宋诗僧用唐句。

积雨空林，爰入水田白鹭。譬之古方今效，神加减于刀圭；赵壁汉师，变旌旗于节度。艺林自有雅裁，条举难穷其数者也。苟为不然，效出于尤。仿《同谷》之七歌，宋后诗人颇多。拟河间之《四愁》，傅玄、张载，尚且为之，大可骇怪。非由中以出话，如随声而助讴。直是孩提学语，良为有识所羞者矣。点窜之公。

又有诗人流别，怀抱不同，变韵言兮裁文体，拟古事兮达私衷。旨原诸子之寓辞，文人沿袭而成风；后人不得其所自，因疑作伪而相攻。盖伤心故国，斯传塞外之书；李陵《答苏武书》，自刘知几以后，众口一辞，以为伪作。以理推之，伪者何所取乎？当是南北朝时，有南人羁北，而事类李陵，不忍明言者，拟此书以见志耳。灰志功名，乃托河边之喻；世传鬼谷子《与苏秦张仪书》，言河边之树，处非其地，故招剪伐，托喻以招二子归隐，疑亦功高自危之人所托言也。

读者以意逆志，不异骚人之赋。出之本人，其意反浅，出之拟作，其意甚深，同于骚也。其后词科取士，用拟文为掌故。庄严则诏诰章表，威猛则文檄露布。作颂准于王褒，著论裁于贾傅。兹乃为矩为规，亦趋亦步。庶几他有心而予忖，亦足阐幽微而互著。拟文之公。

又如文人假设，变化不拘。《诗》通比兴，《易》拟象初。庄入巫咸之座，屈造詹尹之庐。楚太子疾，有客来吴。乌有、子虚之徒，争谈于较猎；凭虚、安处之属，讲议于京都。《解嘲》、《客难》、《宾戏》之篇衍其绪，镜机、玄微、冲漠之类浚其途。此则寓言十九，诡说万殊者也。乃其因事著称，缘人生义。

譬若酒袭杜康之名，钱用邓通之字。空槐落火，桓温发叹于仲文之迁；庾信《枯树赋》所借用者。其实般仲文迁东阳，在桓温久卒之后。

素月流天，王粲抽毫于应、刘之逝。谢庄《月赋》所借用者，其实王粲卒于应、刘之前。斯则善愁即为宋玉，岂必楚廷？旷达自是刘伶，何论晋世？善读古人之书，尤贵心知其意。愚者介介而争，古人不以为异也已。假设之公。

及夫经生制举，演义为文，虽源出于训故，实解主于餐新。截经书兮命题，制变化兮由人。长或连篇累章，短或片言只字。脱增减兮毫厘，即步移兮影徙。

为圣贤兮立言，或庸愚兮申志。并欲描情摩态，设身处地，或语全而意半，或神到而形未。如云去而尚留，如马跃而未逝。纵收俄顷之间，刻画几希之际。水平剂量，何足喻其充周；历算交躔，曾莫名其微至。《易》奇《诗》正，《礼》节乐和，以至《左》夸《庄》肆，屈幽《史》洁之文理，无所不包；天人性命，经济闳通，以及儒纷墨俭，名◆法深之学术，无乎不备。惟制颁于功令，而义得于师承。严民生之三事，约智力于规绳。守共由之义法，申各尽之精能。体会为言，曾何嫌乎拟圣；因心作则，岂必纵己说而成名。制义之公。

凡此区分类别，鳞次部周。夭华媚春，硕果酣秋。极浅深之殊致，标左右之分流。其匿也几括，其争也寇雠。其同也交誉，其异也互纠。其合也沾沾而自喜，其违也耿耿而孤忧。孰鸿鹄而高举，孰鸿鹊而啁啾？孰梧桐于高冈，孰茅苇于平洲？众自是而人非，喜伐异而党俦。饮齐井而相捽，曾不知伏泉之在幽。由大道而下览夫群言，奚翅激、謞、叱、吸、叫、嚎、袀、咬之殊声，而酝酿于鼻、口、耳、枅、圈、臼、洼、污之异窍。厉风济而为虚，知有据而有者，一土囊之噫啸。能者无所竞其名，黠者无所事其剽。核者无所恃其辨，夸者无所争其耀。识言公之微旨，庶自得于道妙。或疑著述不当入辞赋，不知著述之体，初无避就，荀卿有《赋篇》矣，但无实之辞赋，自不宜溷著述尔。

文史通义–卷三内篇三

文史通义–卷四内篇四

文史通义–卷五内篇五

文史通义–卷六外篇一

文史通义–卷七外篇二